某日，临沣区统计局高峻局长正埋首整理一场经济会议的记录，办公室内只有纸张翻动和键盘敲击的细微声响。突然，桌面上手机尖锐的“叮铃叮铃”声打破了宁静，屏幕骤然亮起，弹出一条来自重要媒体的推送。
醒目的黑色标题赫然映入眼帘——“都是统计造假惹的祸！”高局长的心猛地一紧，指尖点开细看。报道详述了省内某地在一项重要普查中，因涉嫌统计数据严重造假而被彻底曝光，目前一大批涉事干部正接受组织调查，此事已被定性为统计造假的典型反面教材。
文章强调，事发后省委高度重视，要求全省各地市立即开展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高峻一字不落地读完，后背渗出冷汗，长长倒吸一口凉气，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再也无法平静。他放下手机，望向窗外，喃喃自语：这场风暴，终究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如此猛烈。
很快，临沣区紧急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通报学习这一典型案例，专题部署专项整治工作。主席台上，分管统计工作的白副区长面色凝重，语气严厉地明确提出要求：务必深刻汲取教训，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数据质量意识，坚守底线，严禁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
在高峻局长的记忆里，白副区长自分管统计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鲜明、如此强硬地强调“质量导向”这四个字。此时此刻，坐在会场中的高峻百感交集，种种往事涌上心头。自从被组织安排到这个岗位，他无时无刻不如履薄冰。区领导对经济指标增速排名的日日追问、时时紧盯，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头上的紧箍咒只有紧，从未松。
三年前，高峻还是区里经济第一大镇——龙泉镇的党委书记，因发展实绩突出，得到组织重用，调任区统计局局长。当时许多老同事祝贺他“脱离乡镇苦海，进了县级衙门”，然而只有高峻自己清楚，他更像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火坑。经济指标在全市的排名，直接关系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政绩和政治前途，是毫无悬念的“头等大事”。
在高峻的记忆中，对标经济指标考核，区里每年召开最频繁、最被重视的会议，必定是区统计局牵头承办的经济运行分析会。而年初的“开门红”部署会与年尾的“冲刺收官”会，则是规格最高、气氛最紧张的两个战场。每次会上，区委书记、区长和白副区长总是三令五申，要求各乡镇、部门拿硬邦邦的经济指标来检验发展成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全区排名靠前。
领导在台上部署完毕，签下最严厉的军令状，台下的千斤重担就彻底压到了区统计局肩上，需要高峻他们去“运筹帷幄”。压力层层传导，最终落在直接承担数据入统任务的各个乡镇和部门身上。为了完成任务，大家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高峻不禁回想起自己在乡镇工作时，那时经济指标虽也重要，但远未到如今这般疯狂的地步。他当时所在的龙泉镇产业基础好，完成指标还算轻松。而现在，根据区领导指示，他这位统计局长不得不每月发布经济指标增速的“红黄黑榜”，亲自扮演令人憎恶的“判官”角色。
不堪重负的基层单位，为了不上黑榜——连续两次上榜便意味着全年工作归零，主要领导晋升无望——只能绞尽脑汁挖掘潜力，甚至创造“增长点”。乡镇之间互相抢夺资源、交叉统计、重复上报的现象屡见不鲜，各类五花八门、变着戏法的“统计创新”为全区经济指标贡献着“最大值”。对于这一切，区领导心知肚明，却看破不说破，高峻也只能无奈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场数据迷城的游戏中，区、镇两级国有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知从何时起，区里以一纸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要求辖区内民营企业乃至个体商户的经营收入，都必须通过指定的国企账户“过一道手”。甚至连街边摆地摊的小贩都不能例外。
这种所谓的“过账”，美其名曰让国企统一扮演“收银员”，实则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巨大困扰。货款长期滞留国企账户，迟迟无法回流，即便最终到账，也要被扣除各种名目的费用，其中不少本应是国企自身承担的成本。高峻曾在内部会议上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其不合理性，却遭到区领导毫不客气的批评，被指“缺乏大局观”、“思维僵化”、“斤斤计较”。
领导们深知这套操作无法真正创造财富，却能迅速做大国企营收规模，最关键的是，所有流水都能成为漂亮的数据并入统计。高峻在一次基层走访中了解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案例：一个售卖小吃的商户，每份收入仅五毛钱，顾客扫码支付后，货款直接进入某镇属企业账户。半年后，历经繁琐的审批流程，货款才返还到商户手中，扣除各类费用后，实际到手的不足一半。
国企自身缺乏产品，日常经营大多依赖向民企采购。然而，其提供的终端产品因价格虚高（成本往往包含不合理的“管理费”），在开放市场中毫无竞争力，根本卖不出去。一位与高峻相熟的民营企业家曾无奈地调侃道，他本想做公益，帮助某镇果农销售滞销水果，却被当地政府告知必须通过国企购买。询价后他惊呆了：市价六十元一盒的水果，国企报价竟高达一百六十元。经负责人“请示镇长”后，给了他一个“内部优惠价”——一百三十元。最终，这些由国企“采购”又无法对外销售的产品，大量流向了各级党政机关，成为福利或采购物品，其高昂的成本最终由区财政埋单。政府贴了钱，却换来了国企账面上对经济指标的“巨大贡献”。
早在高峻担任镇党委书记时，区政府就在冬瓜上市季节组建销售专班赴外地促销，这一模式已运行多年。专班人员由镇属公司管理层和政府干部混编组成。高峻清楚记得，他刚调任区统计局那年，区里召开专班工作总结会，各乡镇均上报亏损，理由五花八门：途耗、运费高、品相差等等。
为“扭亏为盈”，区长指派白副区长带队，远赴沿海某大型果蔬交易市场暗访专班工作。暗访组“潜伏”一周，发现每天各乡镇公司将冬瓜发到市场后，专班人员便直接交给中间商销售。在中间商和批发商一唱一和的操控下，专班人员生怕滞销或价格暴跌，只能忍痛低价抛售。其中，某镇五吨冬瓜竟以八百元的白菜价成交。在后来的总结会上，该镇书记硬着头皮请示区领导，是否能为专班干部启动“容错机制”。最终，亏损全部由财政补贴填平，干部无人被追责。理由很“充分”：冬瓜卖出去了，农民“增收”了，经济指标“上来”了。区长听取暗访汇报后，只淡淡表示“清楚了”，再无下文。
政府曾投入上亿元巨资，在某镇打造了一个高标准农业观光示范园，大面积种植果蔬花卉，修建了豪华配套设施。不久后却被发现项目竟违规占用基本农田。于是，刚种下的苗木被紧急铲除，换种上高粱，所有地上设施被限期拆除。这一建一拆，造成巨大浪费，百姓骂声一片，却戏剧性地为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产出”了两次入统数据。白副区长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对此评价道：“不要狭隘看待区委决策，领导干部要学会用经济学思维做好统计工作。”
还有那条屡次翻修的城市中轴线，干部中流传着各种说法，有的说是书记嫌不够气派，有的说是区长觉得风水不佳。直到一次酒后，白副区长才一语道破天机：“修一次，就多一次固投数据，指标就好看了！”
不久，一项重要的全省性普查工作全面启动。区里召开动员大会，白副区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强调本次普查必须坚持鲜明的“目标导向”。高峻敏锐地注意到，领导的口径已从以往常提的“结果导向”升级为更具紧迫感的“目标导向”。原因不言自明：本次普查数据不仅反映当年成绩，更涵盖整个任期，普查结束恰逢区县班子换届。区委主要领导在内部会议上已定下调子：本次普查GDP指标必须领先全市。
在白副区长扎实深入的动员后，普查工作的千斤重担再次压到高峻和他的团队身上。为了达成“领先全市”的终极目标，普查人员白天走访填表，晚上加班整理数据，区统计局日夜不停地接受区领导调度。一次次调度会上，区领导反复强调“目标导向”，并对其他区县传出的“先进经验”闻风而动，要求高峻立即想办法“学习取经”，实现“普查效益最大化”。
工作中期，市级反馈初步排名，临沣区的多项数据不仅领先，甚至遥遥凌驾于其他区县之上。这种异常情况立刻引起市统计部门的强烈质疑，要求临沣区认真核查，严把质量关。一天晚上，白副区长再次紧急召开调度会。他对“目标导向”的强调丝毫未变，只是要求大家把“基础工作做扎实”，让已有的漂亮结果“更具说服力”，“更经得起检验”。
会上，高峻硬着头皮汇报了抽查发现的离谱样本：某餐馆采购额仅两万元，却上报营收过百万；某百货店进货十万元，自称营收高达五百余万。白副区长听取后，指示道：“要在成本上想办法挖潜，把成本做上去！营收数据既然企业和商户都认可了，就不要动了！”于是，按照统一的方法和口径，普查人员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数据复核”与“规范整理”。最终，临沣区以远超平均水平的“辉煌战绩”，摘取了全市领先的“桂冠”。
普查暂告段落后，一位民营企业家向高峻大倒苦水：普查人员前后联系他二十多次，反复要求配合修改数据，每次修改都需签字确认。不堪其扰的他最后直接告诉普查员：“数据你们自己看着改吧，改好了直接拿来我签字，别再反复找我了！”
不久后，邻省某县因普查数据造假东窗事发，引发轩然大波。一场声势浩大的统计数据造假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席卷全省。在此背景下，临沣区统计工作的指导原则，似乎终于要从曾经的“结果导向”、“目标导向”，艰难地转向真正的“质量导向”。
然而，看着窗外依旧熟悉的风景，高峻局长的心中并无太多轻松。他知道，统计工作的正本清源之路，道阻且长。他这位统计局长肩上的担子，依然沉重无比。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醒目的黑色标题赫然映入眼帘——“都是统计造假惹的祸！”高局长的心猛地一紧，指尖点开细看。报道详述了省内某地在一项重要普查中，因涉嫌统计数据严重造假而被彻底曝光，目前一大批涉事干部正接受组织调查，此事已被定性为统计造假的典型反面教材。
文章强调，事发后省委高度重视，要求全省各地市立即开展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高峻一字不落地读完，后背渗出冷汗，长长倒吸一口凉气，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再也无法平静。他放下手机，望向窗外，喃喃自语：这场风暴，终究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如此猛烈。
很快，临沣区紧急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通报学习这一典型案例，专题部署专项整治工作。主席台上，分管统计工作的白副区长面色凝重，语气严厉地明确提出要求：务必深刻汲取教训，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数据质量意识，坚守底线，严禁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
在高峻局长的记忆里，白副区长自分管统计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鲜明、如此强硬地强调“质量导向”这四个字。此时此刻，坐在会场中的高峻百感交集，种种往事涌上心头。自从被组织安排到这个岗位，他无时无刻不如履薄冰。区领导对经济指标增速排名的日日追问、时时紧盯，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头上的紧箍咒只有紧，从未松。
三年前，高峻还是区里经济第一大镇——龙泉镇的党委书记，因发展实绩突出，得到组织重用，调任区统计局局长。当时许多老同事祝贺他“脱离乡镇苦海，进了县级衙门”，然而只有高峻自己清楚，他更像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火坑。经济指标在全市的排名，直接关系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政绩和政治前途，是毫无悬念的“头等大事”。
在高峻的记忆中，对标经济指标考核，区里每年召开最频繁、最被重视的会议，必定是区统计局牵头承办的经济运行分析会。而年初的“开门红”部署会与年尾的“冲刺收官”会，则是规格最高、气氛最紧张的两个战场。每次会上，区委书记、区长和白副区长总是三令五申，要求各乡镇、部门拿硬邦邦的经济指标来检验发展成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全区排名靠前。
领导在台上部署完毕，签下最严厉的军令状，台下的千斤重担就彻底压到了区统计局肩上，需要高峻他们去“运筹帷幄”。压力层层传导，最终落在直接承担数据入统任务的各个乡镇和部门身上。为了完成任务，大家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高峻不禁回想起自己在乡镇工作时，那时经济指标虽也重要，但远未到如今这般疯狂的地步。他当时所在的龙泉镇产业基础好，完成指标还算轻松。而现在，根据区领导指示，他这位统计局长不得不每月发布经济指标增速的“红黄黑榜”，亲自扮演令人憎恶的“判官”角色。
不堪重负的基层单位，为了不上黑榜——连续两次上榜便意味着全年工作归零，主要领导晋升无望——只能绞尽脑汁挖掘潜力，甚至创造“增长点”。乡镇之间互相抢夺资源、交叉统计、重复上报的现象屡见不鲜，各类五花八门、变着戏法的“统计创新”为全区经济指标贡献着“最大值”。对于这一切，区领导心知肚明，却看破不说破，高峻也只能无奈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场数据迷城的游戏中，区、镇两级国有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知从何时起，区里以一纸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要求辖区内民营企业乃至个体商户的经营收入，都必须通过指定的国企账户“过一道手”。甚至连街边摆地摊的小贩都不能例外。
这种所谓的“过账”，美其名曰让国企统一扮演“收银员”，实则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巨大困扰。货款长期滞留国企账户，迟迟无法回流，即便最终到账，也要被扣除各种名目的费用，其中不少本应是国企自身承担的成本。高峻曾在内部会议上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其不合理性，却遭到区领导毫不客气的批评，被指“缺乏大局观”、“思维僵化”、“斤斤计较”。
领导们深知这套操作无法真正创造财富，却能迅速做大国企营收规模，最关键的是，所有流水都能成为漂亮的数据并入统计。高峻在一次基层走访中了解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案例：一个售卖小吃的商户，每份收入仅五毛钱，顾客扫码支付后，货款直接进入某镇属企业账户。半年后，历经繁琐的审批流程，货款才返还到商户手中，扣除各类费用后，实际到手的不足一半。
国企自身缺乏产品，日常经营大多依赖向民企采购。然而，其提供的终端产品因价格虚高（成本往往包含不合理的“管理费”），在开放市场中毫无竞争力，根本卖不出去。一位与高峻相熟的民营企业家曾无奈地调侃道，他本想做公益，帮助某镇果农销售滞销水果，却被当地政府告知必须通过国企购买。询价后他惊呆了：市价六十元一盒的水果，国企报价竟高达一百六十元。经负责人“请示镇长”后，给了他一个“内部优惠价”——一百三十元。最终，这些由国企“采购”又无法对外销售的产品，大量流向了各级党政机关，成为福利或采购物品，其高昂的成本最终由区财政埋单。政府贴了钱，却换来了国企账面上对经济指标的“巨大贡献”。
早在高峻担任镇党委书记时，区政府就在冬瓜上市季节组建销售专班赴外地促销，这一模式已运行多年。专班人员由镇属公司管理层和政府干部混编组成。高峻清楚记得，他刚调任区统计局那年，区里召开专班工作总结会，各乡镇均上报亏损，理由五花八门：途耗、运费高、品相差等等。
为“扭亏为盈”，区长指派白副区长带队，远赴沿海某大型果蔬交易市场暗访专班工作。暗访组“潜伏”一周，发现每天各乡镇公司将冬瓜发到市场后，专班人员便直接交给中间商销售。在中间商和批发商一唱一和的操控下，专班人员生怕滞销或价格暴跌，只能忍痛低价抛售。其中，某镇五吨冬瓜竟以八百元的白菜价成交。在后来的总结会上，该镇书记硬着头皮请示区领导，是否能为专班干部启动“容错机制”。最终，亏损全部由财政补贴填平，干部无人被追责。理由很“充分”：冬瓜卖出去了，农民“增收”了，经济指标“上来”了。区长听取暗访汇报后，只淡淡表示“清楚了”，再无下文。
政府曾投入上亿元巨资，在某镇打造了一个高标准农业观光示范园，大面积种植果蔬花卉，修建了豪华配套设施。不久后却被发现项目竟违规占用基本农田。于是，刚种下的苗木被紧急铲除，换种上高粱，所有地上设施被限期拆除。这一建一拆，造成巨大浪费，百姓骂声一片，却戏剧性地为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产出”了两次入统数据。白副区长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对此评价道：“不要狭隘看待区委决策，领导干部要学会用经济学思维做好统计工作。”
还有那条屡次翻修的城市中轴线，干部中流传着各种说法，有的说是书记嫌不够气派，有的说是区长觉得风水不佳。直到一次酒后，白副区长才一语道破天机：“修一次，就多一次固投数据，指标就好看了！”
不久，一项重要的全省性普查工作全面启动。区里召开动员大会，白副区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强调本次普查必须坚持鲜明的“目标导向”。高峻敏锐地注意到，领导的口径已从以往常提的“结果导向”升级为更具紧迫感的“目标导向”。原因不言自明：本次普查数据不仅反映当年成绩，更涵盖整个任期，普查结束恰逢区县班子换届。区委主要领导在内部会议上已定下调子：本次普查GDP指标必须领先全市。
在白副区长扎实深入的动员后，普查工作的千斤重担再次压到高峻和他的团队身上。为了达成“领先全市”的终极目标，普查人员白天走访填表，晚上加班整理数据，区统计局日夜不停地接受区领导调度。一次次调度会上，区领导反复强调“目标导向”，并对其他区县传出的“先进经验”闻风而动，要求高峻立即想办法“学习取经”，实现“普查效益最大化”。
工作中期，市级反馈初步排名，临沣区的多项数据不仅领先，甚至遥遥凌驾于其他区县之上。这种异常情况立刻引起市统计部门的强烈质疑，要求临沣区认真核查，严把质量关。一天晚上，白副区长再次紧急召开调度会。他对“目标导向”的强调丝毫未变，只是要求大家把“基础工作做扎实”，让已有的漂亮结果“更具说服力”，“更经得起检验”。
会上，高峻硬着头皮汇报了抽查发现的离谱样本：某餐馆采购额仅两万元，却上报营收过百万；某百货店进货十万元，自称营收高达五百余万。白副区长听取后，指示道：“要在成本上想办法挖潜，把成本做上去！营收数据既然企业和商户都认可了，就不要动了！”于是，按照统一的方法和口径，普查人员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数据复核”与“规范整理”。最终，临沣区以远超平均水平的“辉煌战绩”，摘取了全市领先的“桂冠”。
普查暂告段落后，一位民营企业家向高峻大倒苦水：普查人员前后联系他二十多次，反复要求配合修改数据，每次修改都需签字确认。不堪其扰的他最后直接告诉普查员：“数据你们自己看着改吧，改好了直接拿来我签字，别再反复找我了！”
不久后，邻省某县因普查数据造假东窗事发，引发轩然大波。一场声势浩大的统计数据造假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席卷全省。在此背景下，临沣区统计工作的指导原则，似乎终于要从曾经的“结果导向”、“目标导向”，艰难地转向真正的“质量导向”。
然而，看着窗外依旧熟悉的风景，高峻局长的心中并无太多轻松。他知道，统计工作的正本清源之路，道阻且长。他这位统计局长肩上的担子，依然沉重无比。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