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创作契机：前线的哭声与后方的骂声
胡风是踏着暮色来的。
他推开七星岗小楼院门时，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正沉入长江，暮霭像淡墨般从江面漫上来，将山城的轮廓晕染得朦胧而沉重。
冯四爷在院中警戒，见是他，默默点头，侧身让开路。
堂屋里已经点了灯。油灯的光晕在青砖地上摊开一片暖黄，贾玉振坐在桌边，面前摊着几封刚拆开的信。
苏婉清正替他沏茶，茶香混着墨香，在略显滞闷的空气里袅袅盘旋。
“玉振兄。”胡风唤了一声，声音有些发涩。
贾玉振抬起头。灯光下，他的脸比前些日子更清瘦了些，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却亮得灼人，像两簇在风中不肯熄灭的火苗。
“胡兄来了。”他站起身，并未寒暄，直截了当地问：“有消息？”
胡风点点头，从怀里取出一个油纸包。
那纸包不大，边缘被摩挲得起了毛，沾着些褐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又像是战壕里的泥。
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系绳，里面是厚厚一叠信。
“这是三天前，从鄂西野三关送出来的。”胡风的声音压得很低，“送信的卫生员叫小刘，左腿被炸断了，硬是爬了二十里山路，把这一包东西交到后方医院。
他说……这是他们全连弟兄，临死前托他带的。”
贾玉振的手微微一顿。
他接过那叠信。纸是各种劣质的纸张：烟盒拆开的衬纸、缴获的日军笔记本内页、粗糙的草纸，甚至有一张是用军服内衬的白布写的。
字迹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工整，有的歪斜，有的用铅笔，有的用钢笔水，还有的干脆是用木炭写的。
他翻开第一封。
信写在半张《中央日报》的边栏空白处，字迹潦草，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贾先生，我叫王大柱，河北沧州人。我们连昨天打没了，只剩我一个。
连长死前说，要是我能活着出去，一定给您带句话：我们不怕死，就怕死得不明不白。
您的《黄粱梦》我们传看了，认字的念给不认字的听。
有个弟兄听完哭了，说他妹妹十二岁就被卖给人当童养媳，去年难产死了，一尸两命。
他说，原来他扛枪打仗，不只是为打鬼子，也是为不让他妹妹那样的苦，再落在别的女娃身上。”
信在这里断了，后面是大片的空白，只最后补了一行，字迹虚浮：
“贾先生，我们是为这个死的。值。”
贾玉振盯着那“值”字，看了很久。墨迹很淡，像写信的人最后已没什么力气。
他翻开第二封。这是用日军笔记本纸写的，背面还能看见日文的表格。
字很工整，像读过书的人：
“醒狮先生，我是学生兵，北大历史系肄业。
昨夜我们守阵地，鬼子的炮火像要把山都犁平。
冲锋前，全连弟兄一起吼您文章里那句话：‘自由从来不是赐予的，是争来的！’吼完就冲上去了。
现在活着的，连我在内，还剩七个。
我左手没了，不碍事，右手还能写字。
就想告诉您：您那根‘针’，扎得好。我们这些当兵的，好多都是泥腿子，不懂大道理。可您把阿伊莎的罩袍、楚云的剪刀、我们姐妹的裹脚布扯到一起，我们忽然就明白了——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什么‘党国’，是为了不让我们的母亲、姐妹、女儿，再活成那个样子！”
第三封更短，写在巴掌大的草纸上，字歪得像蝌蚪：
“贾先生，我叫狗剩，不识字，这是请排长代写的。
我就想说：下次鬼子再来，我就喊‘不做楚云’！喊完就跟他们拼了！”
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
贾玉振一封一封地读。堂屋里静极了，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遥远的轮船汽笛。
油灯的火苗在信纸上跳跃，那些或工整或歪斜的字迹，在光影里仿佛有了生命，像一双双从战壕里伸出来的、沾满血和泥的手，紧紧攥着他的笔。
胡风在一旁看着，眼镜后的眼睛泛着水光。
他想起送信的小刘躺在担架上，断腿处简单包扎着，纱布渗着血，却死死抓着那油纸包不放，直到确认交到他手里，才昏死过去。
“玉振兄，”胡风哑声说，“这些信……是拿命换来的。”
贾玉振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他的手指拂过最后那封信——那封写在白布上的信，布已经发黄变脆，边缘有烧灼的痕迹。信很短，只有一行：
“告诉醒狮，他的歌，我们在战壕里唱。唱给死去的弟兄听，唱给还没出生的娃听——告诉他们，爹为啥死。”
落款是：“一群等不到黎明的人。”
贾玉振的手停在那行字上，久久不动。
就在这时，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冯四爷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手里捏着一封信。
“先生，刚在门缝里塞进来的。”他把信递过来。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没写抬头，没贴邮票。贾玉振拆开，抽出一张白纸。纸上只有一行字，是用报纸上剪下的铅字拼贴成的：
“你每写一字，前线多死百人。”
字拼得歪歪扭扭，像一条毒蛇，盘踞在纸上。
堂屋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苏婉清倒吸一口凉气，手按在胸口。
胡风脸色煞白，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贾玉振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他慢慢站起身，走到墙边——那里贴着《黄粱梦》发表后各界反应的剪报、读者来信摘抄、还有楚云那幅血染歌谱的拓印。
他找了一枚图钉，将那张恐吓信，钉在了墙的正中央。
接着，他从桌上拿起王大柱那封写在报纸边栏的信，找来另一枚图钉，钉在恐吓信的旁边。
两封信，一左一右，并排贴在墙上。
一封是剪贴的铅字，冰冷，恶毒，匿名的诅咒。
一封是战壕里的血书，滚烫，赤诚，用命换来的托付。
贾玉振退后两步，看着这两封并排的信。
灯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像一个沉默的十字架。
苏婉清走到他身边，轻声唤：“玉振……”
贾玉振转过头，看着她，眼神异常平静。那平静底下，却有种惊涛骇浪般的决绝。
“婉清，”他说，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你看，笔与枪，都在抉择。”
他指了指那封恐吓信：“这支笔说：闭嘴，否则更多人死。”
又指了指王大柱的信：“那杆枪说：写下去，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死。”
他顿了顿，目光在两封信之间来回移动，像在天平两端称量：
“写，可能真会多死人。不写——”他笑了，那笑容苦涩而坚定，“不写，人照样死，只是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像楚云，像阿伊莎，像千年来所有被捂住嘴、捆住脚、钉在囚笼里的女人。”
他伸出手，轻轻抚过王大柱信上那个“值”字，指尖能感觉到纸张粗糙的纹理，和那力透纸背的笔迹。
“我选这支笔。”他说。
胡风是踏着暮色来的。
他推开七星岗小楼院门时，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正沉入长江，暮霭像淡墨般从江面漫上来，将山城的轮廓晕染得朦胧而沉重。
冯四爷在院中警戒，见是他，默默点头，侧身让开路。
堂屋里已经点了灯。油灯的光晕在青砖地上摊开一片暖黄，贾玉振坐在桌边，面前摊着几封刚拆开的信。
苏婉清正替他沏茶，茶香混着墨香，在略显滞闷的空气里袅袅盘旋。
“玉振兄。”胡风唤了一声，声音有些发涩。
贾玉振抬起头。灯光下，他的脸比前些日子更清瘦了些，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却亮得灼人，像两簇在风中不肯熄灭的火苗。
“胡兄来了。”他站起身，并未寒暄，直截了当地问：“有消息？”
胡风点点头，从怀里取出一个油纸包。
那纸包不大，边缘被摩挲得起了毛，沾着些褐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又像是战壕里的泥。
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系绳，里面是厚厚一叠信。
“这是三天前，从鄂西野三关送出来的。”胡风的声音压得很低，“送信的卫生员叫小刘，左腿被炸断了，硬是爬了二十里山路，把这一包东西交到后方医院。
他说……这是他们全连弟兄，临死前托他带的。”
贾玉振的手微微一顿。
他接过那叠信。纸是各种劣质的纸张：烟盒拆开的衬纸、缴获的日军笔记本内页、粗糙的草纸，甚至有一张是用军服内衬的白布写的。
字迹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工整，有的歪斜，有的用铅笔，有的用钢笔水，还有的干脆是用木炭写的。
他翻开第一封。
信写在半张《中央日报》的边栏空白处，字迹潦草，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贾先生，我叫王大柱，河北沧州人。我们连昨天打没了，只剩我一个。
连长死前说，要是我能活着出去，一定给您带句话：我们不怕死，就怕死得不明不白。
您的《黄粱梦》我们传看了，认字的念给不认字的听。
有个弟兄听完哭了，说他妹妹十二岁就被卖给人当童养媳，去年难产死了，一尸两命。
他说，原来他扛枪打仗，不只是为打鬼子，也是为不让他妹妹那样的苦，再落在别的女娃身上。”
信在这里断了，后面是大片的空白，只最后补了一行，字迹虚浮：
“贾先生，我们是为这个死的。值。”
贾玉振盯着那“值”字，看了很久。墨迹很淡，像写信的人最后已没什么力气。
他翻开第二封。这是用日军笔记本纸写的，背面还能看见日文的表格。
字很工整，像读过书的人：
“醒狮先生，我是学生兵，北大历史系肄业。
昨夜我们守阵地，鬼子的炮火像要把山都犁平。
冲锋前，全连弟兄一起吼您文章里那句话：‘自由从来不是赐予的，是争来的！’吼完就冲上去了。
现在活着的，连我在内，还剩七个。
我左手没了，不碍事，右手还能写字。
就想告诉您：您那根‘针’，扎得好。我们这些当兵的，好多都是泥腿子，不懂大道理。可您把阿伊莎的罩袍、楚云的剪刀、我们姐妹的裹脚布扯到一起，我们忽然就明白了——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什么‘党国’，是为了不让我们的母亲、姐妹、女儿，再活成那个样子！”
第三封更短，写在巴掌大的草纸上，字歪得像蝌蚪：
“贾先生，我叫狗剩，不识字，这是请排长代写的。
我就想说：下次鬼子再来，我就喊‘不做楚云’！喊完就跟他们拼了！”
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
贾玉振一封一封地读。堂屋里静极了，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遥远的轮船汽笛。
油灯的火苗在信纸上跳跃，那些或工整或歪斜的字迹，在光影里仿佛有了生命，像一双双从战壕里伸出来的、沾满血和泥的手，紧紧攥着他的笔。
胡风在一旁看着，眼镜后的眼睛泛着水光。
他想起送信的小刘躺在担架上，断腿处简单包扎着，纱布渗着血，却死死抓着那油纸包不放，直到确认交到他手里，才昏死过去。
“玉振兄，”胡风哑声说，“这些信……是拿命换来的。”
贾玉振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他的手指拂过最后那封信——那封写在白布上的信，布已经发黄变脆，边缘有烧灼的痕迹。信很短，只有一行：
“告诉醒狮，他的歌，我们在战壕里唱。唱给死去的弟兄听，唱给还没出生的娃听——告诉他们，爹为啥死。”
落款是：“一群等不到黎明的人。”
贾玉振的手停在那行字上，久久不动。
就在这时，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冯四爷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手里捏着一封信。
“先生，刚在门缝里塞进来的。”他把信递过来。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没写抬头，没贴邮票。贾玉振拆开，抽出一张白纸。纸上只有一行字，是用报纸上剪下的铅字拼贴成的：
“你每写一字，前线多死百人。”
字拼得歪歪扭扭，像一条毒蛇，盘踞在纸上。
堂屋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苏婉清倒吸一口凉气，手按在胸口。
胡风脸色煞白，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贾玉振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他慢慢站起身，走到墙边——那里贴着《黄粱梦》发表后各界反应的剪报、读者来信摘抄、还有楚云那幅血染歌谱的拓印。
他找了一枚图钉，将那张恐吓信，钉在了墙的正中央。
接着，他从桌上拿起王大柱那封写在报纸边栏的信，找来另一枚图钉，钉在恐吓信的旁边。
两封信，一左一右，并排贴在墙上。
一封是剪贴的铅字，冰冷，恶毒，匿名的诅咒。
一封是战壕里的血书，滚烫，赤诚，用命换来的托付。
贾玉振退后两步，看着这两封并排的信。
灯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像一个沉默的十字架。
苏婉清走到他身边，轻声唤：“玉振……”
贾玉振转过头，看着她，眼神异常平静。那平静底下，却有种惊涛骇浪般的决绝。
“婉清，”他说，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你看，笔与枪，都在抉择。”
他指了指那封恐吓信：“这支笔说：闭嘴，否则更多人死。”
又指了指王大柱的信：“那杆枪说：写下去，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死。”
他顿了顿，目光在两封信之间来回移动，像在天平两端称量：
“写，可能真会多死人。不写——”他笑了，那笑容苦涩而坚定，“不写，人照样死，只是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像楚云，像阿伊莎，像千年来所有被捂住嘴、捆住脚、钉在囚笼里的女人。”
他伸出手，轻轻抚过王大柱信上那个“值”字，指尖能感觉到纸张粗糙的纹理，和那力透纸背的笔迹。
“我选这支笔。”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