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土地秩序，从来不是“政令一纸空文”，而是被《唐律疏议》《令》《格》《式》织成的“法律红线”牢牢框定的生存契约。从“永业田不得随意买卖”的刚性禁令，到“狭乡迁宽乡可卖田”的弹性空间；从“田界纠纷需官府丈量定夺”的具体规矩，到“盗耕公田按亩量刑”的梯度处罚，唐代法律像一把精准的标尺，既死死守住了“均田制的根基”，防止土地过度私有化动摇国本，又给民间土地流转留了“透气的缝隙”，适配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
吐鲁番出土的“田讼案卷”里，小到两亩田界的争执，大到数十亩田产的归属，都有官府依律裁决的痕迹；敦煌文书中的“卖田契”，从田亩位置、面积到交易金额，甚至“卖后永不争讼”的承诺，都写得一清二楚，契尾还盖着县衙的红印；陕西碑林留存的“界碑铭文”，则把官府裁定的田界永久刻在石上，避免后世纠纷。这些埋在沙下、刻在石上的遗存，不是孤立的文字，而是唐代法律红线“落地生根”的鲜活证据——它们让我们真切看见，唐代的土地不是“无主的荒野”，而是被法律层层规范的“有规矩的家园”。
第一节：“永业”与“口分”的法律分野——所有权的刚性边界
唐代法律对土地的第一个“红线”，是给“永业田”与“口分田”贴上了截然不同的“身份标签”：永业田是“可传家的私产”，农户对其拥有相对完整的处置权；口分田则是“国家借你耕种的公田”，使用权归农户，但所有权牢牢握在官府手中。二者的法律属性天差地别，这种划分不是随意设定，而是唐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骨架。
《唐令·田令》开篇就立下明确规矩：“凡授田者，丁男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八十亩为口分”（注：丁男指18-60岁具备劳动能力的男性）。这看似简单的“二十亩”与“八十亩”的数量划分，实则是一份所有权的“法律宣言”。其背后藏着唐代统治者的深层考量：既要通过永业田稳定农户生计，让农民有“恒产”而“恒心”；又要通过口分田掌控土地分配权，保障国家税收和劳役来源，最终实现社会稳定与财政安全的双重目标。在唐代前期，均田制能成为核心土地制度并推行百年，正是依赖于对永业田和口分田这种清晰的法律界定——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土地的流转、继承、使用乃至处置方式，是当时社会经济秩序得以运转的重要基石。
一、永业田：法律赋予的“私有空间”
永业田的“私有属性”，被唐代法律写得明明白白，从流转、继承到抵押典当，再到日常经营，每一项权利都有具体条文支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
在土地流转上，《田令》明确规定“永业田听卖其盈，亦听买所不足”。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农户家中的永业田超过了法定的二十亩（比如因立功获得的勋田叠加），可以卖掉多余的部分；如果家中永业田不足二十亩，也能花钱买田补足。这一规定看似简单，实则有双重作用：既保障了土地所有者对自有土地的合法处置权，让“多田者”能变现多余土地，“少田者”能补足份额；又通过“限盈补欠”的原则，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维持了土地占有格局的相对平衡。
敦煌出土的《唐咸亨四年卖田契》，就生动还原了永业田买卖的实际场景：某农户因家贫需筹钱，“卖永业田五亩与邻人”，契约上不仅写明了田亩的具体位置（“东至张三家，西至李四家”）、交易价格（“得钱五十贯”），还特意注明“此田系永业，官册有载，卖后永不争讼”。更关键的是，这份契约的末尾盖着“沙州敦煌县印”——这说明永业田的买卖不是农户私下交易，而是要经过官府审核认证，官府盖章后，这笔交易才算合法有效。这种官方认证机制，把永业田买卖纳入了国家法律监管体系，既减少了因产权不清引发的纠纷，也让民间土地交易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在土地继承上，唐代法律实现了一定突破，《户婚律》明确规定“永业田父死子继，户绝（无男性后代）则女承”。这一条文在当时具有进步性：它打破了“父权至上”且“传男不传女”的单一继承局限，在户绝情况下赋予女性对永业田的继承权，且未嫁女继承份额优先于出嫁女，体现了唐代法律在土地继承方面的相对公平性。
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继承案卷》，就记录了一个典型案例：某户男丁因病亡故，家中无儿子，仅有一未嫁女儿。按照旧俗，女儿可能无法继承田产，但里正（基层官吏）在处理时，依据《户婚律》条文，让其女“依律承永业田十亩”。有人质疑时，里正直接回应“律有明文，不可违”。这个案例生动说明，唐代法律在土地继承上落到了实处，即使是基层官吏，也必须严格依据条文办事，而女性依法继承永业田，不仅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保障了户绝家庭的土地财产不流失，维持了家庭的基本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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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流转和继承，永业田的私有属性还体现在融资和经营上。在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户遇到资金短缺（如家人重病、春耕缺粮）时，常常会将永业田作为抵押品，向富户或官府借贷，这就是“永业田抵押”。
敦煌文书中留存的《唐天宝年间永业田抵押契》，就详细记录了这样一起案例：某农户因母亲重病需巨额医药费，“将自家永业田三亩抵押给当地富户王某”，契约中明确约定：抵押期限为一年，到期需偿还本金三十贯及利息五贯；若到期无法偿还，抵押的三亩永业田则归王某所有，农户不得争讼。这份契约不仅写清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还请了“保人”签字作证，确保交易能按约执行。这种以永业田为抵押的融资方式，为农户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周转渠道，避免了因临时困境陷入绝境，也间接促进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
而在土地经营上，永业田所有者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既可以选择“自主经营”，自己耕种、雇佣家人劳作；也可以“出租经营”，把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耕种，收取租金。安史之乱后，均田制逐渐瓦解，土地兼并加剧，一些拥有较多永业田的地主，开始大规模采用“租佃”模式：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农，佃农每年按约定缴纳租金（通常是粮食或钱币）。
法律对这种租佃关系也有规范，比如《唐律疏议》规定“租佃双方需立契为证，租金数额、支付时间需明确写入契约”，若地主随意涨租或佃农拖欠租金，都可向官府申诉。这种规范既保障了地主的土地收益，也防止了佃农被过度剥削，让租佃关系能稳定运转。
二、口分田：法律严守的“公有底线”
与永业田的“私有属性”相反，口分田被唐代法律死死摁在“公有底线”上，从买卖、还授到用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管控，其核心目的是“保障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确保口分田能循环分配，给更多无地农户提供耕种机会。
在买卖上，《田令》定下了严格的禁令：“口分田不得买卖”。这一规定的背后，是唐代政府的深层考量——口分田是国家掌握的“公田”，若允许自由买卖，很容易被豪强地主兼并，导致无地农户增多，最终动摇国家税收和社会稳定。
但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而是留了极特殊的“例外通道”：只有“家贫无以供葬”时，狭乡（人多地少的核心区域，如关中、河南）的口分田，经县衙层层审核批准后才能买卖，且卖出田亩数量有上限。
陕西出土的《唐贞观口分田卖案》，就记录了一起“违规卖口分田”的案例：某农户未申请批准，偷偷将三亩口分田卖给邻人，得钱二十贯。里正发现后立刻上报县衙，县令依据《户婚律》中“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的条文，判“田产收回官府，卖田农户杖六十”。这个案例足以说明，唐代法律对私自买卖口分田的打击有多严厉——即使是少量买卖，也会受到刑事处罚，而这正是为了守住“口分田公有”的底线。
除了买卖，口分田的“还授制度”更是法律管控的核心：《田令》规定“丁男年满60岁（转为老男）、亡故、逃匿或犯罪时，口分田需退田还官，重新授给无田者”。也就是说，口分田不能像永业田那样继承，只要农户失去“丁男”身份，其名下口分田就必须交还给官府，官府再将这些收回的口分田，重新授给符合条件的无地或少地农户（如成年丁男、新迁入户）。
敦煌文书中的《唐开元受田簿》，就详细记录了这一制度的日常实践：“张二（丁男，59岁）年满60岁转为老男，其名下口分田八十亩收归官；李三（新成丁男，18岁）无田，县衙将此八十亩口分田授与李三，注于簿册”。这种“失丁则还、缺丁则授”的动态机制，让口分田始终处于国家掌控之下，能循环分配给需要的农户，保障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也让均田制能长期推行。
在土地用途和耕种上，口分田也受严格限制。法律规定：口分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如种粮、种菜），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比如不能用来建房、筑坟、挖塘。若农户违反规定，将会受到严厉处罚。
《唐律疏议》中就有明确条文：“诸占口分田为园宅者，一亩笞五十，三亩加一等，十亩杖一百”。吐鲁番出土的《唐神龙年间口分田违规案》，就记录了一起“改口分田为宅基地”的案例：某农户为扩大自家宅基地，擅自将两亩口分田圈占建房，里正发现后上报，县衙判“拆除房屋，恢复田土耕种，农户笞五十”。这一规定的核心，是保障国家的“耕地数量”——在以农为本的唐代，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根本，口分田作为“公田”，自然要优先保障农业生产。
同时，官府还会定期对农户的口分田耕种情况进行检查，防止土地荒废。《田令》规定“诸口分田，不得荒废，违者一亩笞二十，五亩加一等”。比如某农户因懒惰，让五亩口分田长满杂草，官府查验后，会先责令其在限期内耕种；若到期仍未耕种，不仅会收回荒废的口分田，还会对农户处以“笞三十”的刑罚。这种“耕种监督”机制，确保了口分田能得到充分利用，避免了土地资源浪费。
嗯三、特殊通道与人文关怀：法律的“刚柔并济”
虽然口分田以“公有”为原则，但唐代法律也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留了“特殊通道”和“人文关怀”，体现了制度的务实与温度。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殊通道”，就是“狭乡农户经官府批准迁宽乡，口分田可卖”。唐代的“狭乡”，指人口密集、土地稀少的核心区域（如关中、河南）；“宽乡”则是人口稀少、土地充足的边远区域（如陇右、西州）。为了缓解狭乡的土地压力，同时开发宽乡的土地资源，《田令》特意规定：“狭乡农户向官府申请徙乡，经审核符合条件（狭乡过剩人口、宽乡需开发）获批后，其口分田可卖，所得钱财可作路费及安家之用”。
吐鲁番出土的《唐永徽迁户卖田契》，就记录了这样一起合法交易：某农户家住京兆府（狭乡），因“地少人多，难以糊口”，向县衙申请迁往西州（宽乡），经审核获批后，“将名下口分田五十亩卖给同村农户，得钱三百贯，作迁徙路费及西州安家之资”。这份契约的末尾，不仅有里正、保人的签字，还有“县司批文：准迁卖，契有效”的字样。这种“原则禁止 例外放开”的设计，既防了“口分田私有化”的漏洞（仅获批迁宽乡可卖），又给了农民“迁徙自由”的可能，让狭乡的过剩人口能流向宽乡，既缓解了局部土地矛盾，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恰是唐代法律务实性的体现。
除了“迁宽乡卖田”，法律还规定了其他特殊情况：比如农户因犯罪被流放或贬谪到边远地区，无法继续耕种家乡的口分田，可向官府申请卖掉；又如农户因从军出征，长期（三年以上）无法回家耕种，也可申请卖口分田。这些特殊规定，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灵活条款”，避免了农户因客观原因失去生活来源。
而法律的“人文关怀”，则集中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上。《田令》规定：“老男（60岁以上）、笃疾（重病无法劳作）、废疾（肢体残疾）者，口分田四十亩，免还官”。这些群体失去了主要劳动能力，若口分田死后还官，很可能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因此法律特意规定，他们名下的四十亩口分田，不用在失去丁男身份后收回，可永久保留，作为养老或生活的保障。
敦煌文书中的《唐天宝老男受田簿》，就有这样的记录：70岁的王阿婆（老男，无子女），名下口分田四十亩，簿册上特意注“永留，免还官”。有了这四十亩田，王阿婆可以将其出租给邻人耕种，每年收取粮食作为生活费，不用依赖他人救济。而官府对这类群体的土地权益，也会特殊保护：若有人试图侵占他们的“免还官”口分田，官府会依法严厉打击，责令归还土地并处罚侵占者。
此外，唐代法律还对老男、笃疾、废疾者的土地税收进行了减免。《唐令·赋役令》规定：“老男、笃疾、废疾者，免课役”，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能保留四十亩口分田，还不用缴纳这部分土地的税收，也不用服劳役。这种“土地保障 税收减免”的组合，给了弱势群体最直接的生活支持，让他们在法律的“红线”之外，有了一块“生存底线”的空地——这正是唐代法律既有“刚性”，又有“温度”的体现。
吐鲁番出土的“田讼案卷”里，小到两亩田界的争执，大到数十亩田产的归属，都有官府依律裁决的痕迹；敦煌文书中的“卖田契”，从田亩位置、面积到交易金额，甚至“卖后永不争讼”的承诺，都写得一清二楚，契尾还盖着县衙的红印；陕西碑林留存的“界碑铭文”，则把官府裁定的田界永久刻在石上，避免后世纠纷。这些埋在沙下、刻在石上的遗存，不是孤立的文字，而是唐代法律红线“落地生根”的鲜活证据——它们让我们真切看见，唐代的土地不是“无主的荒野”，而是被法律层层规范的“有规矩的家园”。
第一节：“永业”与“口分”的法律分野——所有权的刚性边界
唐代法律对土地的第一个“红线”，是给“永业田”与“口分田”贴上了截然不同的“身份标签”：永业田是“可传家的私产”，农户对其拥有相对完整的处置权；口分田则是“国家借你耕种的公田”，使用权归农户，但所有权牢牢握在官府手中。二者的法律属性天差地别，这种划分不是随意设定，而是唐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骨架。
《唐令·田令》开篇就立下明确规矩：“凡授田者，丁男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八十亩为口分”（注：丁男指18-60岁具备劳动能力的男性）。这看似简单的“二十亩”与“八十亩”的数量划分，实则是一份所有权的“法律宣言”。其背后藏着唐代统治者的深层考量：既要通过永业田稳定农户生计，让农民有“恒产”而“恒心”；又要通过口分田掌控土地分配权，保障国家税收和劳役来源，最终实现社会稳定与财政安全的双重目标。在唐代前期，均田制能成为核心土地制度并推行百年，正是依赖于对永业田和口分田这种清晰的法律界定——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土地的流转、继承、使用乃至处置方式，是当时社会经济秩序得以运转的重要基石。
一、永业田：法律赋予的“私有空间”
永业田的“私有属性”，被唐代法律写得明明白白，从流转、继承到抵押典当，再到日常经营，每一项权利都有具体条文支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
在土地流转上，《田令》明确规定“永业田听卖其盈，亦听买所不足”。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农户家中的永业田超过了法定的二十亩（比如因立功获得的勋田叠加），可以卖掉多余的部分；如果家中永业田不足二十亩，也能花钱买田补足。这一规定看似简单，实则有双重作用：既保障了土地所有者对自有土地的合法处置权，让“多田者”能变现多余土地，“少田者”能补足份额；又通过“限盈补欠”的原则，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维持了土地占有格局的相对平衡。
敦煌出土的《唐咸亨四年卖田契》，就生动还原了永业田买卖的实际场景：某农户因家贫需筹钱，“卖永业田五亩与邻人”，契约上不仅写明了田亩的具体位置（“东至张三家，西至李四家”）、交易价格（“得钱五十贯”），还特意注明“此田系永业，官册有载，卖后永不争讼”。更关键的是，这份契约的末尾盖着“沙州敦煌县印”——这说明永业田的买卖不是农户私下交易，而是要经过官府审核认证，官府盖章后，这笔交易才算合法有效。这种官方认证机制，把永业田买卖纳入了国家法律监管体系，既减少了因产权不清引发的纠纷，也让民间土地交易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在土地继承上，唐代法律实现了一定突破，《户婚律》明确规定“永业田父死子继，户绝（无男性后代）则女承”。这一条文在当时具有进步性：它打破了“父权至上”且“传男不传女”的单一继承局限，在户绝情况下赋予女性对永业田的继承权，且未嫁女继承份额优先于出嫁女，体现了唐代法律在土地继承方面的相对公平性。
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继承案卷》，就记录了一个典型案例：某户男丁因病亡故，家中无儿子，仅有一未嫁女儿。按照旧俗，女儿可能无法继承田产，但里正（基层官吏）在处理时，依据《户婚律》条文，让其女“依律承永业田十亩”。有人质疑时，里正直接回应“律有明文，不可违”。这个案例生动说明，唐代法律在土地继承上落到了实处，即使是基层官吏，也必须严格依据条文办事，而女性依法继承永业田，不仅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保障了户绝家庭的土地财产不流失，维持了家庭的基本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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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流转和继承，永业田的私有属性还体现在融资和经营上。在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户遇到资金短缺（如家人重病、春耕缺粮）时，常常会将永业田作为抵押品，向富户或官府借贷，这就是“永业田抵押”。
敦煌文书中留存的《唐天宝年间永业田抵押契》，就详细记录了这样一起案例：某农户因母亲重病需巨额医药费，“将自家永业田三亩抵押给当地富户王某”，契约中明确约定：抵押期限为一年，到期需偿还本金三十贯及利息五贯；若到期无法偿还，抵押的三亩永业田则归王某所有，农户不得争讼。这份契约不仅写清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还请了“保人”签字作证，确保交易能按约执行。这种以永业田为抵押的融资方式，为农户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周转渠道，避免了因临时困境陷入绝境，也间接促进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
而在土地经营上，永业田所有者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既可以选择“自主经营”，自己耕种、雇佣家人劳作；也可以“出租经营”，把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耕种，收取租金。安史之乱后，均田制逐渐瓦解，土地兼并加剧，一些拥有较多永业田的地主，开始大规模采用“租佃”模式：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农，佃农每年按约定缴纳租金（通常是粮食或钱币）。
法律对这种租佃关系也有规范，比如《唐律疏议》规定“租佃双方需立契为证，租金数额、支付时间需明确写入契约”，若地主随意涨租或佃农拖欠租金，都可向官府申诉。这种规范既保障了地主的土地收益，也防止了佃农被过度剥削，让租佃关系能稳定运转。
二、口分田：法律严守的“公有底线”
与永业田的“私有属性”相反，口分田被唐代法律死死摁在“公有底线”上，从买卖、还授到用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管控，其核心目的是“保障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确保口分田能循环分配，给更多无地农户提供耕种机会。
在买卖上，《田令》定下了严格的禁令：“口分田不得买卖”。这一规定的背后，是唐代政府的深层考量——口分田是国家掌握的“公田”，若允许自由买卖，很容易被豪强地主兼并，导致无地农户增多，最终动摇国家税收和社会稳定。
但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而是留了极特殊的“例外通道”：只有“家贫无以供葬”时，狭乡（人多地少的核心区域，如关中、河南）的口分田，经县衙层层审核批准后才能买卖，且卖出田亩数量有上限。
陕西出土的《唐贞观口分田卖案》，就记录了一起“违规卖口分田”的案例：某农户未申请批准，偷偷将三亩口分田卖给邻人，得钱二十贯。里正发现后立刻上报县衙，县令依据《户婚律》中“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的条文，判“田产收回官府，卖田农户杖六十”。这个案例足以说明，唐代法律对私自买卖口分田的打击有多严厉——即使是少量买卖，也会受到刑事处罚，而这正是为了守住“口分田公有”的底线。
除了买卖，口分田的“还授制度”更是法律管控的核心：《田令》规定“丁男年满60岁（转为老男）、亡故、逃匿或犯罪时，口分田需退田还官，重新授给无田者”。也就是说，口分田不能像永业田那样继承，只要农户失去“丁男”身份，其名下口分田就必须交还给官府，官府再将这些收回的口分田，重新授给符合条件的无地或少地农户（如成年丁男、新迁入户）。
敦煌文书中的《唐开元受田簿》，就详细记录了这一制度的日常实践：“张二（丁男，59岁）年满60岁转为老男，其名下口分田八十亩收归官；李三（新成丁男，18岁）无田，县衙将此八十亩口分田授与李三，注于簿册”。这种“失丁则还、缺丁则授”的动态机制，让口分田始终处于国家掌控之下，能循环分配给需要的农户，保障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也让均田制能长期推行。
在土地用途和耕种上，口分田也受严格限制。法律规定：口分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如种粮、种菜），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比如不能用来建房、筑坟、挖塘。若农户违反规定，将会受到严厉处罚。
《唐律疏议》中就有明确条文：“诸占口分田为园宅者，一亩笞五十，三亩加一等，十亩杖一百”。吐鲁番出土的《唐神龙年间口分田违规案》，就记录了一起“改口分田为宅基地”的案例：某农户为扩大自家宅基地，擅自将两亩口分田圈占建房，里正发现后上报，县衙判“拆除房屋，恢复田土耕种，农户笞五十”。这一规定的核心，是保障国家的“耕地数量”——在以农为本的唐代，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根本，口分田作为“公田”，自然要优先保障农业生产。
同时，官府还会定期对农户的口分田耕种情况进行检查，防止土地荒废。《田令》规定“诸口分田，不得荒废，违者一亩笞二十，五亩加一等”。比如某农户因懒惰，让五亩口分田长满杂草，官府查验后，会先责令其在限期内耕种；若到期仍未耕种，不仅会收回荒废的口分田，还会对农户处以“笞三十”的刑罚。这种“耕种监督”机制，确保了口分田能得到充分利用，避免了土地资源浪费。
嗯三、特殊通道与人文关怀：法律的“刚柔并济”
虽然口分田以“公有”为原则，但唐代法律也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留了“特殊通道”和“人文关怀”，体现了制度的务实与温度。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殊通道”，就是“狭乡农户经官府批准迁宽乡，口分田可卖”。唐代的“狭乡”，指人口密集、土地稀少的核心区域（如关中、河南）；“宽乡”则是人口稀少、土地充足的边远区域（如陇右、西州）。为了缓解狭乡的土地压力，同时开发宽乡的土地资源，《田令》特意规定：“狭乡农户向官府申请徙乡，经审核符合条件（狭乡过剩人口、宽乡需开发）获批后，其口分田可卖，所得钱财可作路费及安家之用”。
吐鲁番出土的《唐永徽迁户卖田契》，就记录了这样一起合法交易：某农户家住京兆府（狭乡），因“地少人多，难以糊口”，向县衙申请迁往西州（宽乡），经审核获批后，“将名下口分田五十亩卖给同村农户，得钱三百贯，作迁徙路费及西州安家之资”。这份契约的末尾，不仅有里正、保人的签字，还有“县司批文：准迁卖，契有效”的字样。这种“原则禁止 例外放开”的设计，既防了“口分田私有化”的漏洞（仅获批迁宽乡可卖），又给了农民“迁徙自由”的可能，让狭乡的过剩人口能流向宽乡，既缓解了局部土地矛盾，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恰是唐代法律务实性的体现。
除了“迁宽乡卖田”，法律还规定了其他特殊情况：比如农户因犯罪被流放或贬谪到边远地区，无法继续耕种家乡的口分田，可向官府申请卖掉；又如农户因从军出征，长期（三年以上）无法回家耕种，也可申请卖口分田。这些特殊规定，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灵活条款”，避免了农户因客观原因失去生活来源。
而法律的“人文关怀”，则集中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上。《田令》规定：“老男（60岁以上）、笃疾（重病无法劳作）、废疾（肢体残疾）者，口分田四十亩，免还官”。这些群体失去了主要劳动能力，若口分田死后还官，很可能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因此法律特意规定，他们名下的四十亩口分田，不用在失去丁男身份后收回，可永久保留，作为养老或生活的保障。
敦煌文书中的《唐天宝老男受田簿》，就有这样的记录：70岁的王阿婆（老男，无子女），名下口分田四十亩，簿册上特意注“永留，免还官”。有了这四十亩田，王阿婆可以将其出租给邻人耕种，每年收取粮食作为生活费，不用依赖他人救济。而官府对这类群体的土地权益，也会特殊保护：若有人试图侵占他们的“免还官”口分田，官府会依法严厉打击，责令归还土地并处罚侵占者。
此外，唐代法律还对老男、笃疾、废疾者的土地税收进行了减免。《唐令·赋役令》规定：“老男、笃疾、废疾者，免课役”，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能保留四十亩口分田，还不用缴纳这部分土地的税收，也不用服劳役。这种“土地保障 税收减免”的组合，给了弱势群体最直接的生活支持，让他们在法律的“红线”之外，有了一块“生存底线”的空地——这正是唐代法律既有“刚性”，又有“温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