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新老师，也有新的空缺。
班上少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开学报到那天就没来的，后来听说，有的跟着亲戚去了南方的工厂，有的留在镇上跟着木匠或厨师学手艺去了。
女生则多半去学了裁缝、甜点、理发、美容……
人生的岔路，在这个年纪，已开始依据模糊的性别脚本，悄然铺开。
而教室里的空位，很快被另一些面孔填补了——那是从初一留级下来的“新”同学。
班里因此多了三个女生，两个男生。
女生里，最打眼的是刘月鹅。
细长的单眼皮，一笑起来便弯成两弯可爱的月牙，亮晶晶的。
她属兔，比我们大了三岁，个子却已经窜到了一米七，在女生堆里简直是“鹤立鸡群”。
她总扎着高高的马尾，走路时辫梢一甩一甩的，带着一种利落的朝气。
可人却一点也不“鹤”的孤高，随和得很。
圆圆的脸蛋上好像总挂着笑，那笑意从月牙眼里溢出来，暖融融的。
她就安排坐在孙建国旁边。
孙建国这学期个子也蹿得吓人，像雨后的春笋，不知不觉竟成了班里最高的男生，肩膀也宽了不少。
我还是和班长同桌，我们这一角，因此成了教室里海拔最高的“山头”。
刘月鹅没几天就和我们这群“原班人马”打成了一片。
我们亲昵地叫她“鹅蛋”，她也乐呵呵地应着，那绰号里没有恶意，只有因为她名字和圆脸而生的、自然而然的亲切。
另一个女生叫林水水，皮肤白得晃眼，在总是灰扑扑的乡村中学里，那种白有种不真实感，像上好的细瓷。她也十七岁。
她和鹅蛋都是住校生，常常同进同出。
男生方面，有一个我可是“熟悉”得很——贾云龙。
这份“熟悉”竟是如此不堪：几年前的那个暑假，正是他家的汪汪（一条凶猛的大黑狗）将我的肩膀咬得鲜血四溅，惊得我不知所措！
现在肩膀还留着浅浅的疤痕。
因为这，我俩小时候没少互相瞪眼。
可论起父辈，他爸和我爸却是光屁股玩到大的交情，同年同岁，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这份复杂的“世交”加“狗咬之仇”，让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
另一个新男生则安静得多，名字一时没记住，总是低着头，话很少，像墙角一株沉默的阴影。
高霞这学期也辍学了。
回家帮她妈妈喂猪、养鸡、放羊——她家可有一百来头羊呢，还学着做饭。
福鹅更是三年级就不读了。
平时在家，两个人倒可有伴了。
想起小时候，我们曾像一群山雀，一起飞跑着上山，一起在山林里玩寻宝游戏。
如今，大家都飞向了不同的树林。
那时候，分数是一道冷酷而坚硬的闸门，严格执行。
不及格便意味着留级，而更多人，在闸门落下前，便主动或被动地调转了方向，汇入了另一条更为务实、却也似乎更早凝固的人生溪流。
教室里的我们，是闯过了最初闸门的一批，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前方还有更多的闸门，更陡的坡度。
新的知识山峰陡然隆起在眼前，课本像不断增厚的砖石。
这一切都像河床上突然出现的礁石与湍流，明确而冷酷地告诉我们：童年那些可以光着脚丫嬉闹、无所顾忌的卵石滩已经永远留在身后。
水流正变得湍急、冰冷，携着我们，无可回头地冲向名为“成长”与“分化”的狭窄航道。
在这里，每一次考试都是一次悄无声息的筛选，每一次排名都是一次命运的微调。
而我的家里，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们都被时代这股更为宏大的洪流裹挟着，在各自的河床上颠簸、挣扎，或奋力向前……
班上少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开学报到那天就没来的，后来听说，有的跟着亲戚去了南方的工厂，有的留在镇上跟着木匠或厨师学手艺去了。
女生则多半去学了裁缝、甜点、理发、美容……
人生的岔路，在这个年纪，已开始依据模糊的性别脚本，悄然铺开。
而教室里的空位，很快被另一些面孔填补了——那是从初一留级下来的“新”同学。
班里因此多了三个女生，两个男生。
女生里，最打眼的是刘月鹅。
细长的单眼皮，一笑起来便弯成两弯可爱的月牙，亮晶晶的。
她属兔，比我们大了三岁，个子却已经窜到了一米七，在女生堆里简直是“鹤立鸡群”。
她总扎着高高的马尾，走路时辫梢一甩一甩的，带着一种利落的朝气。
可人却一点也不“鹤”的孤高，随和得很。
圆圆的脸蛋上好像总挂着笑，那笑意从月牙眼里溢出来，暖融融的。
她就安排坐在孙建国旁边。
孙建国这学期个子也蹿得吓人，像雨后的春笋，不知不觉竟成了班里最高的男生，肩膀也宽了不少。
我还是和班长同桌，我们这一角，因此成了教室里海拔最高的“山头”。
刘月鹅没几天就和我们这群“原班人马”打成了一片。
我们亲昵地叫她“鹅蛋”，她也乐呵呵地应着，那绰号里没有恶意，只有因为她名字和圆脸而生的、自然而然的亲切。
另一个女生叫林水水，皮肤白得晃眼，在总是灰扑扑的乡村中学里，那种白有种不真实感，像上好的细瓷。她也十七岁。
她和鹅蛋都是住校生，常常同进同出。
男生方面，有一个我可是“熟悉”得很——贾云龙。
这份“熟悉”竟是如此不堪：几年前的那个暑假，正是他家的汪汪（一条凶猛的大黑狗）将我的肩膀咬得鲜血四溅，惊得我不知所措！
现在肩膀还留着浅浅的疤痕。
因为这，我俩小时候没少互相瞪眼。
可论起父辈，他爸和我爸却是光屁股玩到大的交情，同年同岁，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这份复杂的“世交”加“狗咬之仇”，让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
另一个新男生则安静得多，名字一时没记住，总是低着头，话很少，像墙角一株沉默的阴影。
高霞这学期也辍学了。
回家帮她妈妈喂猪、养鸡、放羊——她家可有一百来头羊呢，还学着做饭。
福鹅更是三年级就不读了。
平时在家，两个人倒可有伴了。
想起小时候，我们曾像一群山雀，一起飞跑着上山，一起在山林里玩寻宝游戏。
如今，大家都飞向了不同的树林。
那时候，分数是一道冷酷而坚硬的闸门，严格执行。
不及格便意味着留级，而更多人，在闸门落下前，便主动或被动地调转了方向，汇入了另一条更为务实、却也似乎更早凝固的人生溪流。
教室里的我们，是闯过了最初闸门的一批，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前方还有更多的闸门，更陡的坡度。
新的知识山峰陡然隆起在眼前，课本像不断增厚的砖石。
这一切都像河床上突然出现的礁石与湍流，明确而冷酷地告诉我们：童年那些可以光着脚丫嬉闹、无所顾忌的卵石滩已经永远留在身后。
水流正变得湍急、冰冷，携着我们，无可回头地冲向名为“成长”与“分化”的狭窄航道。
在这里，每一次考试都是一次悄无声息的筛选，每一次排名都是一次命运的微调。
而我的家里，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们都被时代这股更为宏大的洪流裹挟着，在各自的河床上颠簸、挣扎，或奋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