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宣判后第三天。
持续二十三个月的“7·26”专案工作并未因一审宣判而结束。相反，指挥中心里的忙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系统复盘。中央工作组的要求很明确：不仅要办成铁案，还要总结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国重案侦办模式。
杨洛站在大屏幕前，屏幕上显示着刚刚汇总完成的《“7·26”特大跨国武装劫持杀人案全案时间轴与证据链图谱》。这张复杂的图谱横跨2016年7月至2018年11月，涉及四国、十几个执法部门、上百名侦查人员、上千份证据材料。
“同志们，今天开始系统复盘。”杨洛的声音在指挥室里响起，“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案件侦办全过程回顾；第二部分，经验与教训总结；第三部分，对跨国执法合作机制的建设性建议。每个人都要发言，每个环节都要深挖。”
他首先看向敖钦：“情报侦查组先开始。”
敖钦站起身，走到大屏幕前调出情报工作流程图：“情报组的经验主要有四点：第一，多源情报互补。在本案中，我们动用了技术侦察、人力情报、金融监控、卫星影像、开源情报等至少七种情报来源。每种来源都有局限性，但相互补充后形成了完整的情报网络。”
他放大几个关键节点：“比如在锁定塔昆藏身地时，技术侦察提供了加密通讯信号的大致区域，卫星影像发现了‘翡翠山庄’的异常活动，人力情报从岩吞处获得了具体位置，三源印证后才最终确认。”
“教训呢？”杨洛问。
“人力情报的长期经营不足。”敖钦坦承，“本案中，我们在缅甸、老挝的线人网络虽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大多是临时建立或激活的关系。如果能有更长期、更深入的人力情报布局，前期侦查可能会更快。建议今后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常态化的情报工作站。”
接下来是技术组的龙鑫。他推了推眼镜，面前的三台显示器同步展示着技术证据的分析过程。
“技术组最大的经验是：电子证据的国际标准化。”龙鑫调出一份对比图表，“本案中，我们提取的通讯记录、资金流水、卫星定位等电子证据，全部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电子证据标准》进行处理和固定。这确保了证据在四国司法体系中都能被采信。”
他放大了声纹鉴定的技术细节：“比如塔昆的录音证据，我们不仅做了声纹比对，还进行了背景环境音分析、设备特征分析、录音完整性验证等七项技术鉴定。三家独立实验室的结论完全一致，这让辩护律师团队在技术上无懈可击。”
“教训在于技术手段的更新速度。”龙鑫话锋一转，“塔昆集团后期使用了更先进的量子加密通讯，我们的破解花了太长时间。建议建立跨国犯罪技术动态监测机制，及时更新技术侦查手段。”
周涛检察官从法律角度进行复盘：“本案的法律经验在于‘程序正义的极致化’。从证据提取到证人保护，从引渡程序到庭审质证，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国内法、国际法和所在国法律操作。特别是引渡阶段，我们准备了超过两千页的法律文书，预判了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法律抗辩。”
他调出法律文书的目录：“教训也很明显——涉外法律人才的储备不足。整个专案组只有陈默参赞等少数人精通东南亚国家法律体系。建议公安部建立涉外法律专家库，按区域和法系进行分类储备。”
陆振华代表国际合作战线发言：“本案的国际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双边、多边和专项。双边合作是基础，我们与缅、老、泰三国分别建立了工作层沟通机制；多边合作是平台，通过中国-东盟、湄公河次区域等机制施加影响；专项合作是突破，针对具体案件成立联合调查组。”
他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最关键的经验是‘差异化策略’。对缅甸，我们以政治压力为主，辅以经济利益；对泰国，以专业证据推动内部清理；对老挝，以援助换合作。没有一刀切的方案，每个国家都要量身定制合作策略。”
刘建国副厅长从属地工作角度补充：“边境地区的社会基础工作至关重要。沧澜市公安局岩保副局长之所以能获取关键情报，是因为他在边境工作二十八年积累的人脉和信任。建议加强边境地区警力建设，培养更多‘懂语言、通民俗、知边境’的复合型人才。”
王斌和张华分别从安全保障和后勤支撑角度进行了总结。每个组的发言都既有扎实的数据支撑，又有深刻的反思。
复盘会持续了整整一天。晚上七点，杨洛做总结发言。
“各位的总结很到位。”他环视着指挥室里这些并肩作战两年多的战友，“‘7·26’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不是我们有多强的个人能力，而是国家意志、系统作战、专业分工、法治精神的结合。”
他调出案件成功要素分析图：“第一，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跨部委协调机制，为我们扫清了国内障碍；第二，专业化的侦查团队和技术支撑，打造了铁的证据链；第三，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撬开了国际合作的缺口；第四，对程序正义的坚守，让案件经得起任何 scrutiny（审视）。”
杨洛顿了顿，语气变得凝重：“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成功付出了巨大代价。十三名同胞的生命无法挽回，十三个家庭永远破碎。我们侦办案件用了二十三个月，但如果事前预防机制更完善，这样的悲剧也许能够避免。”
他指向大屏幕上新调出的湄公河流域地图：“所以，复盘的最后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如何从‘事件驱动’的专案侦办，转向‘机制保障’的常态治理？”
指挥室里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他们知道，这才是复盘的核心价值。
“我提议，专案组在解散前，完成一份《关于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报告》。”杨洛说出了思考已久的构想，“报告要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四国警方常设协调机构；第二，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平台；第三，联合巡逻和应急响应机制；第四，执法人员培训和装备标准化；第五，跨国案件联合侦办规程。”
陆振华立即响应：“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可以以‘7·26’案件的成功合作为基础，推动机制化建设。外交部可以牵头，将这份报告作为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的重要提案。”
“报告由专案组集体撰写。”杨洛看向周涛，“周检察官负责法律部分，陆局负责国际合作部分，敖钦负责侦查实务部分，龙鑫负责技术标准部分。其他人按专业分工参与。一周内完成初稿。”
“明白！”众人齐声回应。
散会后，杨洛独自留在指挥室。他打开保密邮箱，看到王柔发来的邮件：“思洛今天期中考试得了第一名，她说要等爸爸回来亲自告诉你。你那边……快结束了吗？”
杨洛回复：“案件一审结束了，但还有总结工作。告诉思洛，爸爸为她骄傲，周末一定回家。”
点击发送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两年多的日日夜夜在脑海中闪过：从案发时的震惊愤怒，到侦查中的艰难突破，从国际合作的曲折博弈，到法庭上的激烈交锋……一幕幕如同电影。
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响起。杨洛接起，是周振国副部长。
“杨洛，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已经启动。”周副部长的声音传来，“按照程序，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这期间专案组可以进入收尾阶段，但核心成员要保持待命状态。”
“明白。”杨洛回答，“我们正在准备案件总结和机制建设报告。”
“很好。中央领导对专案组的工作高度评价，特别肯定了你们‘依法办案、国际合作、系统作战’的做法。”周副部长顿了顿，“等报告完成后，部里要开庆功会。但我知道，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安慰不是庆功，而是正义得到了伸张。”
“是的。”杨洛看向窗外渐深的夜色，“对那十三个家庭来说，对湄公河上跑船的千万中国人来说，平安就是最大的功绩。”
挂断电话，杨洛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经过走廊时，他看到敖钦和龙鑫还在技术室里讨论着什么，周涛和陆振华在会议室里修改报告提纲，其他工作人员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战斗，虽然一审宣判画上了句号，但影响还在延续——对法治的信仰，对生命的敬畏，对跨国犯罪的不妥协，都将通过这个案件，成为更多人坚守的信念。
走出公安厅大楼，春城的夜风带着凉意。杨洛抬头看了看星空，想起女儿思洛曾经问过他：“爸爸，坏人为什么要做坏事？”
他当时回答：“因为有些人忘记了，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地对待。”
现在他想补充一句：“而法律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忘记的人重新记起。”
手机震动，是王柔发来的思洛的照片。小姑娘拿着奖状，笑得像春天的花朵。
杨洛微微一笑，坐进车里。方向盘上，是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里的他们年轻而充满希望。
车子驶向家的方向。而对于“7·26”专案组来说，一段历史已经完成，而新的征程——从专案到机制，从应对到预防——即将开始。
持续二十三个月的“7·26”专案工作并未因一审宣判而结束。相反，指挥中心里的忙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系统复盘。中央工作组的要求很明确：不仅要办成铁案，还要总结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国重案侦办模式。
杨洛站在大屏幕前，屏幕上显示着刚刚汇总完成的《“7·26”特大跨国武装劫持杀人案全案时间轴与证据链图谱》。这张复杂的图谱横跨2016年7月至2018年11月，涉及四国、十几个执法部门、上百名侦查人员、上千份证据材料。
“同志们，今天开始系统复盘。”杨洛的声音在指挥室里响起，“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案件侦办全过程回顾；第二部分，经验与教训总结；第三部分，对跨国执法合作机制的建设性建议。每个人都要发言，每个环节都要深挖。”
他首先看向敖钦：“情报侦查组先开始。”
敖钦站起身，走到大屏幕前调出情报工作流程图：“情报组的经验主要有四点：第一，多源情报互补。在本案中，我们动用了技术侦察、人力情报、金融监控、卫星影像、开源情报等至少七种情报来源。每种来源都有局限性，但相互补充后形成了完整的情报网络。”
他放大几个关键节点：“比如在锁定塔昆藏身地时，技术侦察提供了加密通讯信号的大致区域，卫星影像发现了‘翡翠山庄’的异常活动，人力情报从岩吞处获得了具体位置，三源印证后才最终确认。”
“教训呢？”杨洛问。
“人力情报的长期经营不足。”敖钦坦承，“本案中，我们在缅甸、老挝的线人网络虽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大多是临时建立或激活的关系。如果能有更长期、更深入的人力情报布局，前期侦查可能会更快。建议今后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常态化的情报工作站。”
接下来是技术组的龙鑫。他推了推眼镜，面前的三台显示器同步展示着技术证据的分析过程。
“技术组最大的经验是：电子证据的国际标准化。”龙鑫调出一份对比图表，“本案中，我们提取的通讯记录、资金流水、卫星定位等电子证据，全部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电子证据标准》进行处理和固定。这确保了证据在四国司法体系中都能被采信。”
他放大了声纹鉴定的技术细节：“比如塔昆的录音证据，我们不仅做了声纹比对，还进行了背景环境音分析、设备特征分析、录音完整性验证等七项技术鉴定。三家独立实验室的结论完全一致，这让辩护律师团队在技术上无懈可击。”
“教训在于技术手段的更新速度。”龙鑫话锋一转，“塔昆集团后期使用了更先进的量子加密通讯，我们的破解花了太长时间。建议建立跨国犯罪技术动态监测机制，及时更新技术侦查手段。”
周涛检察官从法律角度进行复盘：“本案的法律经验在于‘程序正义的极致化’。从证据提取到证人保护，从引渡程序到庭审质证，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国内法、国际法和所在国法律操作。特别是引渡阶段，我们准备了超过两千页的法律文书，预判了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法律抗辩。”
他调出法律文书的目录：“教训也很明显——涉外法律人才的储备不足。整个专案组只有陈默参赞等少数人精通东南亚国家法律体系。建议公安部建立涉外法律专家库，按区域和法系进行分类储备。”
陆振华代表国际合作战线发言：“本案的国际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双边、多边和专项。双边合作是基础，我们与缅、老、泰三国分别建立了工作层沟通机制；多边合作是平台，通过中国-东盟、湄公河次区域等机制施加影响；专项合作是突破，针对具体案件成立联合调查组。”
他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最关键的经验是‘差异化策略’。对缅甸，我们以政治压力为主，辅以经济利益；对泰国，以专业证据推动内部清理；对老挝，以援助换合作。没有一刀切的方案，每个国家都要量身定制合作策略。”
刘建国副厅长从属地工作角度补充：“边境地区的社会基础工作至关重要。沧澜市公安局岩保副局长之所以能获取关键情报，是因为他在边境工作二十八年积累的人脉和信任。建议加强边境地区警力建设，培养更多‘懂语言、通民俗、知边境’的复合型人才。”
王斌和张华分别从安全保障和后勤支撑角度进行了总结。每个组的发言都既有扎实的数据支撑，又有深刻的反思。
复盘会持续了整整一天。晚上七点，杨洛做总结发言。
“各位的总结很到位。”他环视着指挥室里这些并肩作战两年多的战友，“‘7·26’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不是我们有多强的个人能力，而是国家意志、系统作战、专业分工、法治精神的结合。”
他调出案件成功要素分析图：“第一，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跨部委协调机制，为我们扫清了国内障碍；第二，专业化的侦查团队和技术支撑，打造了铁的证据链；第三，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撬开了国际合作的缺口；第四，对程序正义的坚守，让案件经得起任何 scrutiny（审视）。”
杨洛顿了顿，语气变得凝重：“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成功付出了巨大代价。十三名同胞的生命无法挽回，十三个家庭永远破碎。我们侦办案件用了二十三个月，但如果事前预防机制更完善，这样的悲剧也许能够避免。”
他指向大屏幕上新调出的湄公河流域地图：“所以，复盘的最后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如何从‘事件驱动’的专案侦办，转向‘机制保障’的常态治理？”
指挥室里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他们知道，这才是复盘的核心价值。
“我提议，专案组在解散前，完成一份《关于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报告》。”杨洛说出了思考已久的构想，“报告要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四国警方常设协调机构；第二，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平台；第三，联合巡逻和应急响应机制；第四，执法人员培训和装备标准化；第五，跨国案件联合侦办规程。”
陆振华立即响应：“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可以以‘7·26’案件的成功合作为基础，推动机制化建设。外交部可以牵头，将这份报告作为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的重要提案。”
“报告由专案组集体撰写。”杨洛看向周涛，“周检察官负责法律部分，陆局负责国际合作部分，敖钦负责侦查实务部分，龙鑫负责技术标准部分。其他人按专业分工参与。一周内完成初稿。”
“明白！”众人齐声回应。
散会后，杨洛独自留在指挥室。他打开保密邮箱，看到王柔发来的邮件：“思洛今天期中考试得了第一名，她说要等爸爸回来亲自告诉你。你那边……快结束了吗？”
杨洛回复：“案件一审结束了，但还有总结工作。告诉思洛，爸爸为她骄傲，周末一定回家。”
点击发送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两年多的日日夜夜在脑海中闪过：从案发时的震惊愤怒，到侦查中的艰难突破，从国际合作的曲折博弈，到法庭上的激烈交锋……一幕幕如同电影。
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响起。杨洛接起，是周振国副部长。
“杨洛，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已经启动。”周副部长的声音传来，“按照程序，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这期间专案组可以进入收尾阶段，但核心成员要保持待命状态。”
“明白。”杨洛回答，“我们正在准备案件总结和机制建设报告。”
“很好。中央领导对专案组的工作高度评价，特别肯定了你们‘依法办案、国际合作、系统作战’的做法。”周副部长顿了顿，“等报告完成后，部里要开庆功会。但我知道，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安慰不是庆功，而是正义得到了伸张。”
“是的。”杨洛看向窗外渐深的夜色，“对那十三个家庭来说，对湄公河上跑船的千万中国人来说，平安就是最大的功绩。”
挂断电话，杨洛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经过走廊时，他看到敖钦和龙鑫还在技术室里讨论着什么，周涛和陆振华在会议室里修改报告提纲，其他工作人员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战斗，虽然一审宣判画上了句号，但影响还在延续——对法治的信仰，对生命的敬畏，对跨国犯罪的不妥协，都将通过这个案件，成为更多人坚守的信念。
走出公安厅大楼，春城的夜风带着凉意。杨洛抬头看了看星空，想起女儿思洛曾经问过他：“爸爸，坏人为什么要做坏事？”
他当时回答：“因为有些人忘记了，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地对待。”
现在他想补充一句：“而法律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忘记的人重新记起。”
手机震动，是王柔发来的思洛的照片。小姑娘拿着奖状，笑得像春天的花朵。
杨洛微微一笑，坐进车里。方向盘上，是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里的他们年轻而充满希望。
车子驶向家的方向。而对于“7·26”专案组来说，一段历史已经完成，而新的征程——从专案到机制，从应对到预防——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