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半岛酒店的小型会议室。
窗帘拉开一半，阳光与维港海景被框成一幅过于明丽的画，与投影幕布上冷峻的亚洲地图形成微妙对峙。
空气里飘着美式咖啡的焦香，椭圆红木长桌光可鉴人，倒映着天花板的射灯。
我与高军分坐两端，眼前的空旷正适合思维的触角无拘束地延展——从昨夜淬火的余温，到今晨亟待规划的蓝图。
他用激光笔指着那些被标记的节点：
北京（总部）→ 香港（出版/影视/技术）→ ？
那个问号在闪烁，像一颗等待被点亮的心跳。
“小田总，根据我们之前的讨论，‘星链计划’第二阶段有两个主要延伸方向。”高军的激光笔在地图上移动，红色光点划过海洋，“第一，向台湾延伸。第二，向东南亚华人市场延伸。”
“台湾先来。”我说，语气坚定，“那里有我们最需要的音乐人才和创作能量。周杰伦只是一个开始，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沉淀了三十年，从校园民歌时代到滚石飞碟的黄金年代，再到现在的多元化格局……那里是华语音乐的创意引擎。”
“同意。”高军切换幻灯片，是台湾音乐产业的架构图，“但我们需要选择切入点。‘种子音乐’那边，自从签了那个民谣组合‘野火’之后，后续就没有更多动作。他们的重心还在本土市场，对大陆合作持观望态度。”
“那就找不观望的。”
下一张幻灯片，是三家台湾音乐公司的详细资料：
1. 华研国际音乐
成立时间：1999年3月（刚满两个月）
创始人：三位从滚石出来的资深制作人
定位：“精品音乐公司”，签约艺人不多，但质量要求极高
已知动作：正在秘密筹备一个女子演唱团体，风格未明
2. 丰华唱片
成立时间：1995年
特点：以挖掘新人着称，有“造星工厂”之称
旗下艺人：张惠妹（1999年初已解约）、陶喆（1997年发行首张专辑）、以及一批新人
现状：张惠妹解约后陷入短暂低迷，正在寻找新方向
3. 魔岩唱片（台湾滚石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0年代初期
特点：以摇滚和另类音乐见长，曾推出伍佰、张震岳等
现状：1999年已显颓势，母公司滚石正在调整战略
激光笔的红点停留在“华研国际”上。
“我建议从华研开始接触。”高军分析道，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他们刚成立，急需项目证明自己，合作意愿可能更强。而且他们的理念——‘重质不重量’——和我们的方向高度一致。我们不做流水线偶像，我们要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和艺人。”
幕布上的文字在光线中微微浮动。我看着那行“1999年3月成立”，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熟悉感。
华研国际。
前世，我知道这家公司。我知道它后来打造了S.H.E，知道它成为台湾音乐产业的中坚力量，知道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创作人和制作人。但在1999年的春天，它还只是一个刚满两个月的婴儿，在襁褓中摸索方向。
这种“先知”的感觉又来了——但这一次，我没有感到得意，反而有种沉重的责任感。我知道它未来会成功，那么我现在介入，是加速它的成功？还是可能改变它的轨迹？
“可以。”我点头，压下那些纷杂的思绪，“通过什么渠道接触？”
“李宗盛老师有熟人。”高军切到下一张幻灯片，是人物关系图，“华研的创始人之一，姓林，是李老师以前在滚石的同事，合作过不少专辑。可以先安排一次非正式交流——不谈具体合作，就聊音乐理念、市场观察、行业趋势。建立信任，再看有没有合作空间。”
这个思路很老道。商业合作，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合作，最忌一上来就谈钱谈合同。先成为“懂行的人”，再成为“合作伙伴”。
“这个思路好。”我说，“你让李老师安排，时间越快越好。地点可以在台北，也可以约在香港——如果他们有人过来出差的话。”
“明白。”高军记下，“那另一个方向，东南亚……”
“稍后再说。”我抬手打断，“先把台湾的路径理清楚。除了华研，我们还要建立更广泛的网络。台湾那些独立音乐人、地下乐队、校园创作歌手……这些人可能还没被大公司签下，但他们的创造力是最鲜活的。我们要找到他们。”
高军眼睛一亮：“小田总的意思是，在台湾也做‘星海现场’？”
“不一定用同样的名字，但模式可以借鉴。”我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台湾的音乐场景和大陆、香港都不一样。那里有成熟的Live house文化，有校园民歌的传统，有地下社会边缘的摇滚精神……我们要做的不是复制，是融合。”
我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校园巡演计划
独立音乐人孵化
两岸创作交流营
“具体方案回北京后细化。”我放下笔，“但思路要清楚：台湾不是‘市场’，是‘伙伴’。我们要的是双向流动——把台湾的好音乐引入大陆，也把大陆的新声音带到台湾。最终，形成华语音乐的共同体。”
“共同体……”高军重复这个词，若有所思，“这个词用得精准。不是谁吞并谁，是共同生长。”
“对。”我走回座位，咖啡已经凉了，但我还是喝了一口，“另外，关于香港本地落地。‘星海现场’香港版的选址，何生那边有什么新建议？”
高军切换回香港地图的幻灯片：“根据何生的建议，我昨天下午抽空去看了三个地方：铜锣湾、旺角、尖沙咀。这是对比分析。”
他详细讲解，我仔细听：
铜锣湾
优势：人流最大，时尚年轻人聚集，商业氛围成熟
劣势：租金是天文数字（每平米月租超过500港币），空间难找，而且竞争激烈——周边已有多个Live house和酒吧
氛围：过于商业化，可能失去音乐空间的纯粹性
旺角
优势：租金中等（约300港币/平米），本港文化气息浓厚——庙街夜市、老式音像店、街头小吃摊，是香港草根文化的核心区
劣势：空间确实难找，旺角地少人多，合适的铺位一放出就被抢；环境嘈杂，可能需要做很好的隔音
氛围：真实、生猛、有烟火气
尖沙咀
优势：租金较高但低于铜锣湾，游客多，国际化程度高
劣势：可能失去本地特色，变成又一个“游客打卡点”；空间以商场铺位为主，缺少独立建筑的个性
氛围：精致但可能流于表面
高军讲完后，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投影仪散热扇的嗡嗡声变得清晰。
“我建议旺角。”高军给出结论，语气很坚定，“虽然空间难找，但那里是香港真正的‘心脏’。我们要做的不是另一个高端演出场所，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根系的音乐社群空间。在那里，音乐不是奢侈品，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看着幕布上旺角街区的照片：拥挤的招牌、狭窄的街道、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路边摊冒着热气……那种蓬勃的、混乱的、真实的生命力，透过照片扑面而来。
“同意。”我说，心里已经浮现出画面，“面积不用大，200-300平米足够。关键是要有特色——可以结合香港的本土元素，比如老式茶餐厅风格的门面、霓虹灯艺术装置、粤语歌主题夜、甚至邀请本地漫画家在墙上创作……”
我越说越快，高军飞速记录。
“装修风格要‘粗粝但有质感’——暴露的红砖墙、旧木板、锈铁件，但音响设备必须是最好的。要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懂音乐的人’做的地方。”
“还有一个想法。”高军眼睛一亮，插话道，“我们可以和香港的大学合作——港大、中大、浸会大学都有音乐系或相关专业。定期举办‘校园创作人专场’，给学生提供演出机会。这既能发掘新人，又能培养年轻观众。学生票可以优惠，甚至免费，但需要提前预约。”
“很好。”我点头，这个想法很接地气，“这件事你全权负责，预算控制在200万港币以内。另外，要找本地的设计团队，不要用我们北京的——他们不懂香港的气味。”
“明白。”
会议进行到中午十二点半。阳光已经从海面移动到中环的楼群间，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斑。我们收拾资料，准备去吃午饭。
中环，威灵顿街，一家老字号茶餐厅。
餐厅门面窄小，招牌上的漆字已经斑驳。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油烟、奶茶、菠萝包香气的热浪扑面而来。正是午餐高峰，店里坐满了上班族——穿衬衫打领带的银行职员、西装套裙的女白领、还有几个看起来像律师的中年男人。
我们等了三分钟才等到角落的卡座。高军显然常来，熟络地用粤语点了餐：“两份常餐，奶茶走甜，再加一份奶油多。”
等餐时，周遭的嘈杂声像一层厚厚的音墙：碗碟碰撞声、伙计的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后厨的炒菜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香港特有的市井交响。我靠在卡座的皮质椅背上，看着这忙碌的场景，突然觉得，这才是香港的真相——不是维港的夜景，不是半岛的奢华，而是这拥挤的茶餐厅里，为了生存而匆忙进食的人们。
高军压低声音，提到了一个敏感话题：“小田总，大使馆事件……会不会影响我们和国际公司的合作？特别是David马上就要来了。”
我搅拌着面前的冻奶茶，塑料吸管在杯中划出漩涡。这个问题我昨晚就想过了。
“短期可能会有影响，情绪上。”我缓缓说，“David是美国人，他的同事、朋友里，可能有支持北约行动的人。见面时，气氛可能会微妙。”
“那我们要回避这个话题吗？”
“不回避，但也不主动触碰。”我看着奶茶的褐色液体，“如果他提起，我们要表达‘愤慨’，但不要把话题上升到政治辩论。重点是——我们是商业伙伴，不是外交官。”
高军点头：“那合作本身呢？Jive会不会因此调整对中国市场的策略？”
“从商业逻辑看，不会。”我说，“中国市场有十几亿人，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这个基本盘，不会因为一次国际事件就改变。Jive看中的是未来十年的市场潜力，不是当下的政治氛围。”
“但David个人会不会有顾虑？”
“他是专业人士。”我喝了一口奶茶，甜度刚好，“在华尔街和好莱坞，有一条铁律：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只要我们不主动把生意和政治捆绑，他就不会。当然，见面时我们需要更谨慎——多谈音乐，多谈市场数据，少谈文化差异。”
高军若有所思。这时，伙计端来了常餐：煎蛋、火腿、通心粉，还有两片涂了黄油的烤面包。简单的食物，在忙碌的中午显得格外实在。
我们开始吃饭。通心粉煮得软硬适中，汤汁浓郁。我吃着，脑子里却在梳理下午的安排。
“下午两点，香港艺术馆。”高军看了眼手表，“吴冠中画展的特别展览，我约了导览。”
“好。”
“小田总，”高军突然问，语气有些犹豫，“你……
窗帘拉开一半，阳光与维港海景被框成一幅过于明丽的画，与投影幕布上冷峻的亚洲地图形成微妙对峙。
空气里飘着美式咖啡的焦香，椭圆红木长桌光可鉴人，倒映着天花板的射灯。
我与高军分坐两端，眼前的空旷正适合思维的触角无拘束地延展——从昨夜淬火的余温，到今晨亟待规划的蓝图。
他用激光笔指着那些被标记的节点：
北京（总部）→ 香港（出版/影视/技术）→ ？
那个问号在闪烁，像一颗等待被点亮的心跳。
“小田总，根据我们之前的讨论，‘星链计划’第二阶段有两个主要延伸方向。”高军的激光笔在地图上移动，红色光点划过海洋，“第一，向台湾延伸。第二，向东南亚华人市场延伸。”
“台湾先来。”我说，语气坚定，“那里有我们最需要的音乐人才和创作能量。周杰伦只是一个开始，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沉淀了三十年，从校园民歌时代到滚石飞碟的黄金年代，再到现在的多元化格局……那里是华语音乐的创意引擎。”
“同意。”高军切换幻灯片，是台湾音乐产业的架构图，“但我们需要选择切入点。‘种子音乐’那边，自从签了那个民谣组合‘野火’之后，后续就没有更多动作。他们的重心还在本土市场，对大陆合作持观望态度。”
“那就找不观望的。”
下一张幻灯片，是三家台湾音乐公司的详细资料：
1. 华研国际音乐
成立时间：1999年3月（刚满两个月）
创始人：三位从滚石出来的资深制作人
定位：“精品音乐公司”，签约艺人不多，但质量要求极高
已知动作：正在秘密筹备一个女子演唱团体，风格未明
2. 丰华唱片
成立时间：1995年
特点：以挖掘新人着称，有“造星工厂”之称
旗下艺人：张惠妹（1999年初已解约）、陶喆（1997年发行首张专辑）、以及一批新人
现状：张惠妹解约后陷入短暂低迷，正在寻找新方向
3. 魔岩唱片（台湾滚石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0年代初期
特点：以摇滚和另类音乐见长，曾推出伍佰、张震岳等
现状：1999年已显颓势，母公司滚石正在调整战略
激光笔的红点停留在“华研国际”上。
“我建议从华研开始接触。”高军分析道，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他们刚成立，急需项目证明自己，合作意愿可能更强。而且他们的理念——‘重质不重量’——和我们的方向高度一致。我们不做流水线偶像，我们要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和艺人。”
幕布上的文字在光线中微微浮动。我看着那行“1999年3月成立”，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熟悉感。
华研国际。
前世，我知道这家公司。我知道它后来打造了S.H.E，知道它成为台湾音乐产业的中坚力量，知道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创作人和制作人。但在1999年的春天，它还只是一个刚满两个月的婴儿，在襁褓中摸索方向。
这种“先知”的感觉又来了——但这一次，我没有感到得意，反而有种沉重的责任感。我知道它未来会成功，那么我现在介入，是加速它的成功？还是可能改变它的轨迹？
“可以。”我点头，压下那些纷杂的思绪，“通过什么渠道接触？”
“李宗盛老师有熟人。”高军切到下一张幻灯片，是人物关系图，“华研的创始人之一，姓林，是李老师以前在滚石的同事，合作过不少专辑。可以先安排一次非正式交流——不谈具体合作，就聊音乐理念、市场观察、行业趋势。建立信任，再看有没有合作空间。”
这个思路很老道。商业合作，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合作，最忌一上来就谈钱谈合同。先成为“懂行的人”，再成为“合作伙伴”。
“这个思路好。”我说，“你让李老师安排，时间越快越好。地点可以在台北，也可以约在香港——如果他们有人过来出差的话。”
“明白。”高军记下，“那另一个方向，东南亚……”
“稍后再说。”我抬手打断，“先把台湾的路径理清楚。除了华研，我们还要建立更广泛的网络。台湾那些独立音乐人、地下乐队、校园创作歌手……这些人可能还没被大公司签下，但他们的创造力是最鲜活的。我们要找到他们。”
高军眼睛一亮：“小田总的意思是，在台湾也做‘星海现场’？”
“不一定用同样的名字，但模式可以借鉴。”我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台湾的音乐场景和大陆、香港都不一样。那里有成熟的Live house文化，有校园民歌的传统，有地下社会边缘的摇滚精神……我们要做的不是复制，是融合。”
我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校园巡演计划
独立音乐人孵化
两岸创作交流营
“具体方案回北京后细化。”我放下笔，“但思路要清楚：台湾不是‘市场’，是‘伙伴’。我们要的是双向流动——把台湾的好音乐引入大陆，也把大陆的新声音带到台湾。最终，形成华语音乐的共同体。”
“共同体……”高军重复这个词，若有所思，“这个词用得精准。不是谁吞并谁，是共同生长。”
“对。”我走回座位，咖啡已经凉了，但我还是喝了一口，“另外，关于香港本地落地。‘星海现场’香港版的选址，何生那边有什么新建议？”
高军切换回香港地图的幻灯片：“根据何生的建议，我昨天下午抽空去看了三个地方：铜锣湾、旺角、尖沙咀。这是对比分析。”
他详细讲解，我仔细听：
铜锣湾
优势：人流最大，时尚年轻人聚集，商业氛围成熟
劣势：租金是天文数字（每平米月租超过500港币），空间难找，而且竞争激烈——周边已有多个Live house和酒吧
氛围：过于商业化，可能失去音乐空间的纯粹性
旺角
优势：租金中等（约300港币/平米），本港文化气息浓厚——庙街夜市、老式音像店、街头小吃摊，是香港草根文化的核心区
劣势：空间确实难找，旺角地少人多，合适的铺位一放出就被抢；环境嘈杂，可能需要做很好的隔音
氛围：真实、生猛、有烟火气
尖沙咀
优势：租金较高但低于铜锣湾，游客多，国际化程度高
劣势：可能失去本地特色，变成又一个“游客打卡点”；空间以商场铺位为主，缺少独立建筑的个性
氛围：精致但可能流于表面
高军讲完后，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投影仪散热扇的嗡嗡声变得清晰。
“我建议旺角。”高军给出结论，语气很坚定，“虽然空间难找，但那里是香港真正的‘心脏’。我们要做的不是另一个高端演出场所，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根系的音乐社群空间。在那里，音乐不是奢侈品，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看着幕布上旺角街区的照片：拥挤的招牌、狭窄的街道、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路边摊冒着热气……那种蓬勃的、混乱的、真实的生命力，透过照片扑面而来。
“同意。”我说，心里已经浮现出画面，“面积不用大，200-300平米足够。关键是要有特色——可以结合香港的本土元素，比如老式茶餐厅风格的门面、霓虹灯艺术装置、粤语歌主题夜、甚至邀请本地漫画家在墙上创作……”
我越说越快，高军飞速记录。
“装修风格要‘粗粝但有质感’——暴露的红砖墙、旧木板、锈铁件，但音响设备必须是最好的。要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懂音乐的人’做的地方。”
“还有一个想法。”高军眼睛一亮，插话道，“我们可以和香港的大学合作——港大、中大、浸会大学都有音乐系或相关专业。定期举办‘校园创作人专场’，给学生提供演出机会。这既能发掘新人，又能培养年轻观众。学生票可以优惠，甚至免费，但需要提前预约。”
“很好。”我点头，这个想法很接地气，“这件事你全权负责，预算控制在200万港币以内。另外，要找本地的设计团队，不要用我们北京的——他们不懂香港的气味。”
“明白。”
会议进行到中午十二点半。阳光已经从海面移动到中环的楼群间，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斑。我们收拾资料，准备去吃午饭。
中环，威灵顿街，一家老字号茶餐厅。
餐厅门面窄小，招牌上的漆字已经斑驳。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油烟、奶茶、菠萝包香气的热浪扑面而来。正是午餐高峰，店里坐满了上班族——穿衬衫打领带的银行职员、西装套裙的女白领、还有几个看起来像律师的中年男人。
我们等了三分钟才等到角落的卡座。高军显然常来，熟络地用粤语点了餐：“两份常餐，奶茶走甜，再加一份奶油多。”
等餐时，周遭的嘈杂声像一层厚厚的音墙：碗碟碰撞声、伙计的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后厨的炒菜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香港特有的市井交响。我靠在卡座的皮质椅背上，看着这忙碌的场景，突然觉得，这才是香港的真相——不是维港的夜景，不是半岛的奢华，而是这拥挤的茶餐厅里，为了生存而匆忙进食的人们。
高军压低声音，提到了一个敏感话题：“小田总，大使馆事件……会不会影响我们和国际公司的合作？特别是David马上就要来了。”
我搅拌着面前的冻奶茶，塑料吸管在杯中划出漩涡。这个问题我昨晚就想过了。
“短期可能会有影响，情绪上。”我缓缓说，“David是美国人，他的同事、朋友里，可能有支持北约行动的人。见面时，气氛可能会微妙。”
“那我们要回避这个话题吗？”
“不回避，但也不主动触碰。”我看着奶茶的褐色液体，“如果他提起，我们要表达‘愤慨’，但不要把话题上升到政治辩论。重点是——我们是商业伙伴，不是外交官。”
高军点头：“那合作本身呢？Jive会不会因此调整对中国市场的策略？”
“从商业逻辑看，不会。”我说，“中国市场有十几亿人，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这个基本盘，不会因为一次国际事件就改变。Jive看中的是未来十年的市场潜力，不是当下的政治氛围。”
“但David个人会不会有顾虑？”
“他是专业人士。”我喝了一口奶茶，甜度刚好，“在华尔街和好莱坞，有一条铁律：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只要我们不主动把生意和政治捆绑，他就不会。当然，见面时我们需要更谨慎——多谈音乐，多谈市场数据，少谈文化差异。”
高军若有所思。这时，伙计端来了常餐：煎蛋、火腿、通心粉，还有两片涂了黄油的烤面包。简单的食物，在忙碌的中午显得格外实在。
我们开始吃饭。通心粉煮得软硬适中，汤汁浓郁。我吃着，脑子里却在梳理下午的安排。
“下午两点，香港艺术馆。”高军看了眼手表，“吴冠中画展的特别展览，我约了导览。”
“好。”
“小田总，”高军突然问，语气有些犹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