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京，终于有了春天的实感。
护城河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在风中轻轻摆动，像少女梳理长发。玉渊潭的樱花开了第一茬，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引来拍照的游客和写生的学生。胡同里的老人们又搬出小板凳，坐在院门口晒太阳、下象棋、扯闲篇儿，阳光把他们的白发染成银色。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味道——刚翻新的泥土味、早点摊炸油条的油香、还有从公园飘来的丁香花的淡淡香气，混合成北京春天独有的气息。
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清晨的胡同里。
这是最近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不坐车，不跑步，就骑着这辆半旧的二八大杠，从东棉花胡同的中戏招待所出发，绕到鼓楼、什刹海、南锣鼓巷，再穿过几条不知名的小胡同，最后到达位于东四附近的“星海文化”新办公室。
这一路，能看到最鲜活的北京，听到最生动的市声。
在鼓楼大街，我看见早点摊前排起的长队。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背着书包的学生、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都挤在一起，等着买刚出锅的糖油饼、焦圈和豆汁儿。蒸汽从大锅里升腾起来，在晨光中形成朦胧的光晕。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围着白围裙，手脚麻利得让人眼花缭乱，一边炸油条一边和熟客唠嗑，京片子又快又脆：
“张师傅，今儿个还是俩糖油饼？”
“对喽！多加点儿糖！”
“得嘞！知道您好这口儿！”
“李婶儿，豆汁儿一碗，焦圈俩？”
“嗯呐，孩子爱吃……”
在什刹海边，晨练的老人打着太极，动作慢得像电影慢放，但每个姿势都稳如磐石。几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在湖边空地上练着滑板——那是京城刚兴起的新玩意儿，他们穿着宽大的T恤和牛仔裤，动作还生涩，摔倒了就哈哈大笑，爬起来继续，笑声在清晨的空气中传得很远。
穿过南锣鼓巷时，我注意到有几间老房子正在装修。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小心翼翼地翻新。木工在刨木头，空气中弥漫着木屑的清香；瓦工在修补青砖墙，一块一块，极其仔细。
透过没关严的门缝，能看见里面的人在讨论怎么保留原来的木结构，怎么修复那些有年头的雕花窗棂。
“这地方，以后怕是要火。”一个装修的工人叼着烟说，烟灰掉在工具包上。
“可不嘛，离后海近，老外就爱逛这种胡同。”另一个工人应道，手里拿着卷尺，“老板说了，要修旧如旧，不能弄成假古董。”
我放慢车速，多看了两眼。
我知道，这些胡同未来会成为北京最贵的商业区之一，酒吧、咖啡馆、文创小店扎堆，游客摩肩接踵，一杯咖啡卖到三四十块。
但现在，它们还保留着最质朴的市井气息——晾衣绳横跨胡同，上面挂着洗得发白的床单，在春风中微微摆动；大妈在公用自来水龙头前洗菜，水花四溅；收音机里传来单田芳的评书《白眉大侠》，那沙哑而富有魅力的声音在胡同里回荡：“话说徐良这一刀……”
这就是1999年春天的北京。
传统与变革在这里微妙地共存，像一场缓慢而坚定的化学反应，每一天都在发生着肉眼难以察觉的改变。你能同时看到穿旗袍的老人和穿牛仔裤的年轻人，听到京剧唱段和摇滚乐，闻到豆汁儿的酸味和咖啡馆的咖啡香。
骑到东四，我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
这就是“星海文化”的新总部。一个月前，公司用《明朝那些事儿》的版税和“Aurora Music”第一笔海外分成，买下了这栋位置不错但略显陈旧的小楼。简单装修后，上个月刚搬进来。
老陈也以“方便交流”为由，将红星生产社搬到了隔壁。他说：“反正你这边地方大，我那边人不多，凑一块儿热闹。”其实我知道，他是想离得近些，能多照应。
比起原来租的三十平米小办公室，这里简直宽敞得奢侈——一楼是接待区和公共办公区，二楼是各部门办公室和一个小型会议室，三楼则是我的独立办公室和一个小型音乐制作室。
“小田总早！”
刚进门，前台的小姑娘就站起来打招呼。她是新招的，叫小雨，刚满二十岁，梳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声音清脆。
“早。”我点头，把自行车钥匙放在前台的篮子里，“高总来了吗？”
“来了，在二楼会议室。王总也来了。”小雨说，眼睛亮晶晶的。她知道“王总”就是王斐，现在公司里好多人都崇拜王斐。
我上楼，推开会议室的门。里面已经坐着几个人——高军、王斐、还有王斐的经纪人李姐。
“小田总！”王斐看见我，眼睛一亮，站起身。
半年不见，王斐的变化很大。去年秋天在香港那两场小剧场演出大获成功，被港媒誉为“内地独立音乐最美的声音”。回来后，她在国内独立音乐圈的地位直线上升，现在已经有了固定的乐迷群体，甚至有了后援会。
但最大的变化在气质上——她剪短了头发，染成了亚麻色，清爽利落；穿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外面套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脸上带着一种经历过舞台洗礼后的自信，那种紧张和羞涩褪去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底气。
“坐。”我在她对面坐下，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柑橘味香水，“香港演出后，感觉怎么样？”
“像做了一场梦。”王斐的眼睛发亮，声音里还带着回味，“那些观众……他们真的在听，真的在感受。不是来凑热闹，不是来追星，是真的来听音乐的。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情绪……谢幕的时候，有人喊我的名字，还有人哭了，举着我EP的封面……”
她顿了顿，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茶杯：“田总，我以前觉得，唱歌就是唱歌。但在那里，我感觉到……音乐真的可以连接人。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刻，有了同样的感动。”
高军笑着补充，翻开笔记本：“周生那边反馈，演出录像在港澳的音乐频道播放后，王斐的EP又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补了三千张货。现在已经有台湾的演出商在接触我们，想请王斐去台北开专场。另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电台也开始播放她的歌。”
我点点头，看向高军：“‘共荣音乐’那边情况怎么样？”
“共荣音乐”，是我和李宗盛、杨峻荣联合成立的，取“共同繁荣”之意。现在作为“星海”支点，与香港的“原点音乐”、台湾一家独立厂牌“种子音乐”又开始尝试整合两岸三地的独立音乐资源，目标是打造一个跨区域的音乐发行和演出平台。
“进展顺利。”高军翻开另一份文件，“演出公司股权结构已经敲定，我们占40%，‘原点’和‘种子’各占30%。办公地点设在香港，首任CEO由‘原点’的周生兼任。首批签约艺人除了王斐，还有香港的电子音乐人阿Sa台湾的民谣组合‘野火’。”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另外，‘共荣’的第一个项目已经启动了——‘华语独立音乐巡演季’。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组织三组艺人（内地、香港、台湾各一），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五个城市巡回演出。每个城市两场，一场在小型Livehouse，一场在大学礼堂，目标是接触核心乐迷和年轻学生群体。”
王斐插话，身体微微前倾：“我要参加！”语气坚定。
“你就是内地代表。”高军笑了，转向我，“‘共荣’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这些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的独立音乐人，能有一个更大的舞台，能被更多人听到。虽然规模不能和主流演唱会比，但每一步都很扎实。”
我听着汇报，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心中暗自点头。
“星链计划”正在从概念变为现实。从最初王斐EP的港澳试水，到台湾金曲奖的提名，到香港小剧场演出，再到如今的“共荣音乐”平台……每一步都在夯实基础，拓展版图。像织一张网，一开始只有几根线，现在渐渐有了形状。
“对了，”高军想起什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传真，“‘原点’的周生昨天来电话，说Jive的David下个月可能要去亚洲。David特意问起，能不能来北京见见你。他说很想见见写出《My Heart Will Go On》，《The Cup of Life》，《…Baby One More Ti》的‘神秘东方少年’。”
高军笑道，把传真递给我：“另外，Britney的专辑销量已经突破三百万张了，他们想尽快启动第二张专辑。David希望当面和你讨论后续歌曲的方向，也看看‘Aurora Music’的总部——虽然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小楼。”
我接过传真，快速浏览。David的措辞很客气，但能看出急切。Britney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现在Jive需要更多好歌来巩固这个现象级新人。
“可以。”我爽快答应，“时间定下来通知我。告诉周生，我们欢迎David来北京。另外，准备一份‘Aurora Music’的介绍材料，中英文都要，要突出我们的创作理念和作品案例。”
“明白。”高军记下。
会议继续，讨论着“共荣音乐”的细节、王斐新专辑的筹备、以及“星海”下一步的发展方向。窗外的阳光渐渐升高，透过老式的木格窗洒进来，在会议室的长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灰尘在光柱中跳舞。
中午，我没有在公司吃饭，而是又骑上自行车，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馆子。
这是家老字号，叫“张记炸酱面”，门脸不大，但生意很好。红底黄字的招牌已经有些褪色，木门上的漆也斑驳了，但里面永远坐满了人。
我推门进去时，里面已经坐满了——有附近写字楼的白领，西装革履，一边吃面一边看报纸；有刚放学的中学生，校服还没换，叽叽喳喳讨论着漫画；也有像我这样不想做饭的“单身汉”，安静地吃着自己的饭。
“一碗炸酱面，一盘拍黄瓜。”我在角落找了个位置坐下，桌子是旧的，上面铺着一次性塑料布，印着俗气的花纹。
“得嘞！炸酱面一碗，拍黄瓜一盘——”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姓张，嗓门洪亮，声音能从厨房传到街对面。
等待的间隙，我听着周围的聊天，像在听一场鲜活的生活交响曲。
隔壁桌是两个中年男人，穿着略显过时的西装，领带松开了些，正在谈生意：
“王哥，我那批货真不能再便宜了，现在钢材一天一个价，我这也是小本买卖……”
“李总，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你这价儿让我怎么跟厂里交代……”
“唉，王哥，这么着，我再让两个点，这真是底价了……”
另一桌是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两男两女，讨论的是电影，声音兴奋：
“《泰坦尼克号》我看了三遍，每次Rose说‘I’ll never let go’的时候我都哭，纸巾都用完了……”
“我觉得莱昂纳多太帅了！比香港那些明星帅多了！那个眼神，那个笑……”
“你们女生就知道看脸，我觉得电影拍得真好，那种灾难面前的人性……”
“得了吧，你不也盯着凯特·温斯莱特看？”
还有一对老夫妻，安静地吃着面，偶尔低声交流两句，声音温柔：
“今儿个天儿真好，吃完去北海逛逛？听说琼岛春阴的桃花开了。”
“成，听你的。带上相机，给你拍几张。”
“都老太婆了，拍什么拍……”
“老太婆怎么了？在我眼里永远好看。”
这就是1999年普通北京人的日常——为生计奔波，为电影感动，为春天的花开而喜悦。在宏大的时代叙事背后，是无数这样具体而微的生活片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期待、小小的快乐。
炸酱面端上来了。粗瓷大碗，面条筋道，炸酱香浓，黄瓜丝、豆芽、青豆、萝卜丝码得整整齐齐。我慢慢地吃着，感受着食物最本真的味道——小麦的香，黄豆酱的醇，黄瓜的脆。简单的食物，却能带来最扎实的满足感。
手机响了，是姐姐田雪雪打来的。
“浩彣！你猜我今天看到什么了？”姐姐的声音兴奋不已，像只快乐的小鸟，“我们学校门口的音像店，在放Britney的歌！就是那首《…Baby One More Ti》！店主还说这是现在最火的英文歌，好多学生来买磁带！”
我笑了，把嘴里的面条咽下去：“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同学说，这首歌是我弟弟写的！”姐姐的声音带着自豪，我能想象她昂着头的样子，“他们一开始都不信，说我吹牛。后来我拿出杂志——就那本《当代歌坛》，最新一期，上面有介绍，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中国的Aurora Music公司！虽然没写你的中文名字，但我知道是你！Howard.Tian！我就指着那个名字说，看，这就是我弟弟的英文名！”
“低调点。”我提醒，但心里是暖的。姐姐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永远是背后最坚实的力量。
“知道知道。”姐姐压低声音，但兴奋劲儿没减，“不过浩彣，你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班同学现在都在听这首歌，说特别好听，特别带劲儿。还有人问我，你弟弟长什么样？是不是特别帅？我说，那当然，我弟弟最帅了！”
挂断电话，我继续吃面，嘴角的笑意一直没下去。
我能想象那个画面——西南小县城的高中门口，几个女生围着小小的音像店，听着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旋律，随着节奏轻轻摇摆。她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商业博弈、理念碰撞，但她们感受到了音乐最直接的力量——那种让人想跳舞、想微笑的力量。
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跨越千山万水，跨越文化差异，连接起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在美国成名的女孩，一个在北京创作的少年，一群在四川小县城读书的学生……因为一首歌，在某个时刻，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下午回到公司，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是聂老打来的。
“浩彣，发布会的时间定下来了。”聂老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但能听出些许郑重，“四月二十八日，下周三，上午十点，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
“好，我准时到。”我说，心跳微微加速。即使经历了许多大场面，人民大会堂依然是个有分量的地方。
“另外，”聂老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有个事得提前跟你说。发布会后，社里想安排一个小型的庆功宴，请了一些文化界的领导和前辈，还有几位作家、评论家。到时候，可能有人会问起你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我明白了聂老的言外之意——《明朝那些事儿》完结了，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个十五岁就完成六卷本历史巨着的少年，接下来要写什么。是继续写历史？还是尝试别的？出版社需要知道，读者在期待，媒体也在观望。
“我明白。”我说，声音平稳，“我有想法，会准备好的。”
“那就好。”聂老放心了，“好好准备，这是你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时刻。对了，记得穿正式点，有媒体拍照。”
“知道，谢谢聂老师。”
挂断电话，我走进三楼的音乐制作室。
这是新办公室里我最
护城河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在风中轻轻摆动，像少女梳理长发。玉渊潭的樱花开了第一茬，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引来拍照的游客和写生的学生。胡同里的老人们又搬出小板凳，坐在院门口晒太阳、下象棋、扯闲篇儿，阳光把他们的白发染成银色。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味道——刚翻新的泥土味、早点摊炸油条的油香、还有从公园飘来的丁香花的淡淡香气，混合成北京春天独有的气息。
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清晨的胡同里。
这是最近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不坐车，不跑步，就骑着这辆半旧的二八大杠，从东棉花胡同的中戏招待所出发，绕到鼓楼、什刹海、南锣鼓巷，再穿过几条不知名的小胡同，最后到达位于东四附近的“星海文化”新办公室。
这一路，能看到最鲜活的北京，听到最生动的市声。
在鼓楼大街，我看见早点摊前排起的长队。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背着书包的学生、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都挤在一起，等着买刚出锅的糖油饼、焦圈和豆汁儿。蒸汽从大锅里升腾起来，在晨光中形成朦胧的光晕。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围着白围裙，手脚麻利得让人眼花缭乱，一边炸油条一边和熟客唠嗑，京片子又快又脆：
“张师傅，今儿个还是俩糖油饼？”
“对喽！多加点儿糖！”
“得嘞！知道您好这口儿！”
“李婶儿，豆汁儿一碗，焦圈俩？”
“嗯呐，孩子爱吃……”
在什刹海边，晨练的老人打着太极，动作慢得像电影慢放，但每个姿势都稳如磐石。几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在湖边空地上练着滑板——那是京城刚兴起的新玩意儿，他们穿着宽大的T恤和牛仔裤，动作还生涩，摔倒了就哈哈大笑，爬起来继续，笑声在清晨的空气中传得很远。
穿过南锣鼓巷时，我注意到有几间老房子正在装修。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小心翼翼地翻新。木工在刨木头，空气中弥漫着木屑的清香；瓦工在修补青砖墙，一块一块，极其仔细。
透过没关严的门缝，能看见里面的人在讨论怎么保留原来的木结构，怎么修复那些有年头的雕花窗棂。
“这地方，以后怕是要火。”一个装修的工人叼着烟说，烟灰掉在工具包上。
“可不嘛，离后海近，老外就爱逛这种胡同。”另一个工人应道，手里拿着卷尺，“老板说了，要修旧如旧，不能弄成假古董。”
我放慢车速，多看了两眼。
我知道，这些胡同未来会成为北京最贵的商业区之一，酒吧、咖啡馆、文创小店扎堆，游客摩肩接踵，一杯咖啡卖到三四十块。
但现在，它们还保留着最质朴的市井气息——晾衣绳横跨胡同，上面挂着洗得发白的床单，在春风中微微摆动；大妈在公用自来水龙头前洗菜，水花四溅；收音机里传来单田芳的评书《白眉大侠》，那沙哑而富有魅力的声音在胡同里回荡：“话说徐良这一刀……”
这就是1999年春天的北京。
传统与变革在这里微妙地共存，像一场缓慢而坚定的化学反应，每一天都在发生着肉眼难以察觉的改变。你能同时看到穿旗袍的老人和穿牛仔裤的年轻人，听到京剧唱段和摇滚乐，闻到豆汁儿的酸味和咖啡馆的咖啡香。
骑到东四，我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
这就是“星海文化”的新总部。一个月前，公司用《明朝那些事儿》的版税和“Aurora Music”第一笔海外分成，买下了这栋位置不错但略显陈旧的小楼。简单装修后，上个月刚搬进来。
老陈也以“方便交流”为由，将红星生产社搬到了隔壁。他说：“反正你这边地方大，我那边人不多，凑一块儿热闹。”其实我知道，他是想离得近些，能多照应。
比起原来租的三十平米小办公室，这里简直宽敞得奢侈——一楼是接待区和公共办公区，二楼是各部门办公室和一个小型会议室，三楼则是我的独立办公室和一个小型音乐制作室。
“小田总早！”
刚进门，前台的小姑娘就站起来打招呼。她是新招的，叫小雨，刚满二十岁，梳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声音清脆。
“早。”我点头，把自行车钥匙放在前台的篮子里，“高总来了吗？”
“来了，在二楼会议室。王总也来了。”小雨说，眼睛亮晶晶的。她知道“王总”就是王斐，现在公司里好多人都崇拜王斐。
我上楼，推开会议室的门。里面已经坐着几个人——高军、王斐、还有王斐的经纪人李姐。
“小田总！”王斐看见我，眼睛一亮，站起身。
半年不见，王斐的变化很大。去年秋天在香港那两场小剧场演出大获成功，被港媒誉为“内地独立音乐最美的声音”。回来后，她在国内独立音乐圈的地位直线上升，现在已经有了固定的乐迷群体，甚至有了后援会。
但最大的变化在气质上——她剪短了头发，染成了亚麻色，清爽利落；穿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外面套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脸上带着一种经历过舞台洗礼后的自信，那种紧张和羞涩褪去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底气。
“坐。”我在她对面坐下，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柑橘味香水，“香港演出后，感觉怎么样？”
“像做了一场梦。”王斐的眼睛发亮，声音里还带着回味，“那些观众……他们真的在听，真的在感受。不是来凑热闹，不是来追星，是真的来听音乐的。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情绪……谢幕的时候，有人喊我的名字，还有人哭了，举着我EP的封面……”
她顿了顿，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茶杯：“田总，我以前觉得，唱歌就是唱歌。但在那里，我感觉到……音乐真的可以连接人。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刻，有了同样的感动。”
高军笑着补充，翻开笔记本：“周生那边反馈，演出录像在港澳的音乐频道播放后，王斐的EP又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补了三千张货。现在已经有台湾的演出商在接触我们，想请王斐去台北开专场。另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电台也开始播放她的歌。”
我点点头，看向高军：“‘共荣音乐’那边情况怎么样？”
“共荣音乐”，是我和李宗盛、杨峻荣联合成立的，取“共同繁荣”之意。现在作为“星海”支点，与香港的“原点音乐”、台湾一家独立厂牌“种子音乐”又开始尝试整合两岸三地的独立音乐资源，目标是打造一个跨区域的音乐发行和演出平台。
“进展顺利。”高军翻开另一份文件，“演出公司股权结构已经敲定，我们占40%，‘原点’和‘种子’各占30%。办公地点设在香港，首任CEO由‘原点’的周生兼任。首批签约艺人除了王斐，还有香港的电子音乐人阿Sa台湾的民谣组合‘野火’。”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另外，‘共荣’的第一个项目已经启动了——‘华语独立音乐巡演季’。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组织三组艺人（内地、香港、台湾各一），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五个城市巡回演出。每个城市两场，一场在小型Livehouse，一场在大学礼堂，目标是接触核心乐迷和年轻学生群体。”
王斐插话，身体微微前倾：“我要参加！”语气坚定。
“你就是内地代表。”高军笑了，转向我，“‘共荣’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这些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的独立音乐人，能有一个更大的舞台，能被更多人听到。虽然规模不能和主流演唱会比，但每一步都很扎实。”
我听着汇报，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心中暗自点头。
“星链计划”正在从概念变为现实。从最初王斐EP的港澳试水，到台湾金曲奖的提名，到香港小剧场演出，再到如今的“共荣音乐”平台……每一步都在夯实基础，拓展版图。像织一张网，一开始只有几根线，现在渐渐有了形状。
“对了，”高军想起什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传真，“‘原点’的周生昨天来电话，说Jive的David下个月可能要去亚洲。David特意问起，能不能来北京见见你。他说很想见见写出《My Heart Will Go On》，《The Cup of Life》，《…Baby One More Ti》的‘神秘东方少年’。”
高军笑道，把传真递给我：“另外，Britney的专辑销量已经突破三百万张了，他们想尽快启动第二张专辑。David希望当面和你讨论后续歌曲的方向，也看看‘Aurora Music’的总部——虽然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小楼。”
我接过传真，快速浏览。David的措辞很客气，但能看出急切。Britney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现在Jive需要更多好歌来巩固这个现象级新人。
“可以。”我爽快答应，“时间定下来通知我。告诉周生，我们欢迎David来北京。另外，准备一份‘Aurora Music’的介绍材料，中英文都要，要突出我们的创作理念和作品案例。”
“明白。”高军记下。
会议继续，讨论着“共荣音乐”的细节、王斐新专辑的筹备、以及“星海”下一步的发展方向。窗外的阳光渐渐升高，透过老式的木格窗洒进来，在会议室的长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灰尘在光柱中跳舞。
中午，我没有在公司吃饭，而是又骑上自行车，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馆子。
这是家老字号，叫“张记炸酱面”，门脸不大，但生意很好。红底黄字的招牌已经有些褪色，木门上的漆也斑驳了，但里面永远坐满了人。
我推门进去时，里面已经坐满了——有附近写字楼的白领，西装革履，一边吃面一边看报纸；有刚放学的中学生，校服还没换，叽叽喳喳讨论着漫画；也有像我这样不想做饭的“单身汉”，安静地吃着自己的饭。
“一碗炸酱面，一盘拍黄瓜。”我在角落找了个位置坐下，桌子是旧的，上面铺着一次性塑料布，印着俗气的花纹。
“得嘞！炸酱面一碗，拍黄瓜一盘——”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姓张，嗓门洪亮，声音能从厨房传到街对面。
等待的间隙，我听着周围的聊天，像在听一场鲜活的生活交响曲。
隔壁桌是两个中年男人，穿着略显过时的西装，领带松开了些，正在谈生意：
“王哥，我那批货真不能再便宜了，现在钢材一天一个价，我这也是小本买卖……”
“李总，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你这价儿让我怎么跟厂里交代……”
“唉，王哥，这么着，我再让两个点，这真是底价了……”
另一桌是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两男两女，讨论的是电影，声音兴奋：
“《泰坦尼克号》我看了三遍，每次Rose说‘I’ll never let go’的时候我都哭，纸巾都用完了……”
“我觉得莱昂纳多太帅了！比香港那些明星帅多了！那个眼神，那个笑……”
“你们女生就知道看脸，我觉得电影拍得真好，那种灾难面前的人性……”
“得了吧，你不也盯着凯特·温斯莱特看？”
还有一对老夫妻，安静地吃着面，偶尔低声交流两句，声音温柔：
“今儿个天儿真好，吃完去北海逛逛？听说琼岛春阴的桃花开了。”
“成，听你的。带上相机，给你拍几张。”
“都老太婆了，拍什么拍……”
“老太婆怎么了？在我眼里永远好看。”
这就是1999年普通北京人的日常——为生计奔波，为电影感动，为春天的花开而喜悦。在宏大的时代叙事背后，是无数这样具体而微的生活片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期待、小小的快乐。
炸酱面端上来了。粗瓷大碗，面条筋道，炸酱香浓，黄瓜丝、豆芽、青豆、萝卜丝码得整整齐齐。我慢慢地吃着，感受着食物最本真的味道——小麦的香，黄豆酱的醇，黄瓜的脆。简单的食物，却能带来最扎实的满足感。
手机响了，是姐姐田雪雪打来的。
“浩彣！你猜我今天看到什么了？”姐姐的声音兴奋不已，像只快乐的小鸟，“我们学校门口的音像店，在放Britney的歌！就是那首《…Baby One More Ti》！店主还说这是现在最火的英文歌，好多学生来买磁带！”
我笑了，把嘴里的面条咽下去：“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同学说，这首歌是我弟弟写的！”姐姐的声音带着自豪，我能想象她昂着头的样子，“他们一开始都不信，说我吹牛。后来我拿出杂志——就那本《当代歌坛》，最新一期，上面有介绍，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中国的Aurora Music公司！虽然没写你的中文名字，但我知道是你！Howard.Tian！我就指着那个名字说，看，这就是我弟弟的英文名！”
“低调点。”我提醒，但心里是暖的。姐姐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永远是背后最坚实的力量。
“知道知道。”姐姐压低声音，但兴奋劲儿没减，“不过浩彣，你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班同学现在都在听这首歌，说特别好听，特别带劲儿。还有人问我，你弟弟长什么样？是不是特别帅？我说，那当然，我弟弟最帅了！”
挂断电话，我继续吃面，嘴角的笑意一直没下去。
我能想象那个画面——西南小县城的高中门口，几个女生围着小小的音像店，听着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旋律，随着节奏轻轻摇摆。她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商业博弈、理念碰撞，但她们感受到了音乐最直接的力量——那种让人想跳舞、想微笑的力量。
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跨越千山万水，跨越文化差异，连接起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在美国成名的女孩，一个在北京创作的少年，一群在四川小县城读书的学生……因为一首歌，在某个时刻，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下午回到公司，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是聂老打来的。
“浩彣，发布会的时间定下来了。”聂老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但能听出些许郑重，“四月二十八日，下周三，上午十点，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
“好，我准时到。”我说，心跳微微加速。即使经历了许多大场面，人民大会堂依然是个有分量的地方。
“另外，”聂老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有个事得提前跟你说。发布会后，社里想安排一个小型的庆功宴，请了一些文化界的领导和前辈，还有几位作家、评论家。到时候，可能有人会问起你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我明白了聂老的言外之意——《明朝那些事儿》完结了，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个十五岁就完成六卷本历史巨着的少年，接下来要写什么。是继续写历史？还是尝试别的？出版社需要知道，读者在期待，媒体也在观望。
“我明白。”我说，声音平稳，“我有想法，会准备好的。”
“那就好。”聂老放心了，“好好准备，这是你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时刻。对了，记得穿正式点，有媒体拍照。”
“知道，谢谢聂老师。”
挂断电话，我走进三楼的音乐制作室。
这是新办公室里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