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北京，已然彻底褪去了秋日的温存，凛冽的北风呼啸着扫过光秃秃的枝桠，带来一种属于北方的、硬朗而清澈的寒意。
一九九七年，一个变革的气息在空气中悄然积聚，却又被冬日严寒暂时封冻的年份。
那天下午，天空呈现出一种北京秋冬特有的、高远而淡漠的灰蓝色。
云层很薄，阳光费力地穿透下来，失去了温度，只在冰冷的玻璃窗上投下几缕苍白无力的光斑。
我坐在招待所的书桌前，面前摊开着写满笔记的稿纸和几本厚重的明史资料，其中一本是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首版——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书页间密密麻麻贴满了各色标签。
钢笔搁在墨水瓶旁，笔尖的墨水似乎也因这低温而显得有些凝滞。窗外的中戏校园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自行车铃响，划破这午后特有的沉寂。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清冷的气息，混合着老旧楼房里特有的、微带霉味的暖气管道的味道。
就在这片寂静中，床头那部老式转盘电话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铃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心头莫名地一跳，放下手中那本关于万历朝矿税之争的论述，伸手拿起听筒。
“喂，您好，我是田浩彣。”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沉稳的声音，带着一丝长辈特有的温和：“浩彣啊，是我，聂震宁。”
是聂老！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但今天，这语气里却似乎少了几分往常的轻松随意，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
那是一种混合着关切、斟酌，甚至可能是一点点试探的微妙情绪。
“聂老，您好。”我立刻在床边端正了坐姿，仿佛他能透过电话线看到我似的。
“嗯，最近忙吗？手头的事情要是能放一放，方便的话，来社里一趟吧。有点事情，想当面跟你聊聊。”他的措辞很客气，但那份“当面聊聊”的请求，本身就透着不寻常。
“方便的，聂老。我这就过去。”我没有多问，干脆地答应下来。
放下电话，我回到书桌前静坐了片刻。窗外，那片灰蓝色的天空似乎又深沉了几分。
聂老亲自打电话，语气又如此正式……是为了《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的后续发行？还是……关于我近来在音乐圈里越来越活跃的动向？心中各种念头纷至沓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清冷的空气让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无论如何，去了便知。
裹上那件覆盖到脚踝的半旧军绿色棉大衣，围上母亲手织的灰色羊毛围巾，我走出了中戏的大门。寒风立刻像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从中戏到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段路我已记不清走过多少次。
沿途是灰扑扑的街景，行人们裹紧棉衣，行色匆匆。
身旁经过的自行车，碾过干燥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的思绪也随着这节奏起伏不定。
抵达出版社那栋苏式风格的厚重建筑时，身上已带了一层外面的寒气。
熟门熟路地走上楼梯，木质地板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空气中漂浮着陈旧书籍、印刷油墨和消毒水混合的独特气味，这是文人精神圣殿里特有的芬芳。
敲开聂老办公室那扇深棕色的木门，熟悉的复合气息扑面而来——更浓郁的墨香、旧纸张的沉香，以及今天格外明显的、一股醇厚馥郁的茉莉花茶的香气。
这间办公室永远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四壁顶天立地的书架被各种书籍塞得满满当当，地上也堆着一摞摞的书稿和校样，只留下窄窄的过道。
聂老正坐在他那张宽大的、铺着玻璃板的办公桌后，见我进来，抬起眼，脸上露出了惯常的、带着长辈慈和的笑容，但镜片后的眼神，却比往日多了些审视的意味。
“浩彣来了，快坐，外面冷吧？”他起身，从暖水瓶里给我沏了一杯浓酽的茉莉花茶。
茶叶在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样的白色瓷杯里翻滚舒展，瞬间释放出更加浓郁的香气，氤氲的热气升腾起来，模糊了他那副深度近视眼镜片，也让他眼神中可能流露的任何情绪都变得有些朦胧难辨。
我道了谢，双手接过茶杯，温暖的触感从指尖传来。我在他对面那张有些年头的皮质沙发上坐下，沙发内部弹簧发出轻微的呻吟。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寒暄天气或者最近的趣闻，而是静待他开口。我知道，聂老今天找我来，绝不是为了喝茶闲聊。
他沉吟了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温热的杯壁，似乎在斟酌措辞。
然后，他抬起眼，目光透过已渐渐散去的蒸汽，落在我脸上，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聊闲篇，而是直接切入了主题。
“浩彣，你的《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上市快两个月了，市场反响依然非常火爆，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编辑部的几个大纸箱都快装不下了，还有不少寄到我这里来的。”他先是语气平稳地肯定了成绩，这是事实，第五册延续了前几部的热潮，甚至因为触及万历中兴及后期的朝政纷争，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很多读者都在信里追问，第六册什么时候能出来？他们对后续的‘帝国黄昏’充满了期待。”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气，呷了一小口，随即话锋发生了极其微妙的转折，语气依旧温和，仿佛只是随口一提，但话里的含义却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中漾开了一圈圈涟漪。
“不过，浩彣啊，”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一个准备深入交谈的姿态，“最近社里，包括上面一些关心你的领导、朋友，私下里也跟我聊起过几次。大家呢，都挺关注你的。觉得你现在的重心，似乎……更多地放在了音乐上？我听说，你这半年多，参加了不少演出，还跟唱片公司签了约，甚至跟香港那边的音乐人也有了合作，搞得风生水起，名声都快传到南洋去了。”
他用的词是“风生水起”，听起来是褒义，但结合前面的“重心转移”和“领导、朋友的关心”，其背后的意味就值得反复玩味了。
这不是简单的询问，更像是一种来自传统文学圈内部的、隐晦的关切，甚至可能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和警示。
我心中了然。在这个依然崇尚“文以载道”、“立德立言”的严肃文学殿堂里，一个年仅十三岁就在历史通俗写作领域展现出惊人天赋和巨大市场潜力的少年作者，如果最终“沦落”为流行音乐舞台上的“弄潮儿”，在一些秉持传统观念的师长、前辈看来，这或许确实是一种“不务正业”，是一种被名利场浮华迷了眼、丢了安身立命之“根”的短视行为。
他们爱惜我的才华，担心我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迷失方向，浪费了在历史写作上展现出的独特禀赋。这种担忧，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心怀感激。
我轻轻放下手中一直捧着的茶杯，茉莉花的香气依旧萦绕在鼻尖。我将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表示郑重和坦诚的姿态。
目光迎向聂老那双隐藏在镜片后、试图看清我内心真实想法的眼睛，语气诚恳而坦然：“聂老，首先，非常感谢您和各位领导、前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完全理解大家的担忧。”
我首先肯定了他们的出发点，然后清晰地道出我的想法，“关于音乐和文学，在我心里，它们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更像是支撑我前行的两条并行的腿，缺了任何一条，我都会觉得行走不便，甚至失去平衡。我从未想过，也绝不会舍弃其中任何一条。”
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让措辞更精准：“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它的表达更直接，更富有即时性，旋律和节奏能瞬间叩击人心，让我能最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呼吸的节奏。它是我与更广阔世界、与同龄人沟通的一座非常高效的桥梁。而文学，尤其是像《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历史写作，则完全不同。它需要更深的沉淀，需要对史料反复地爬梳剔抉，需要沉浸在历史语境中去感受那种悲欢离合、兴衰荣辱。它是一项更孤独、更需要绵长耐心的耕耘。”
说到这里，我决定更深入地剖析自己，以换取真正的理解：“聂老师，不瞒您说，在初步构思《帝国黄昏》——也就是后续关于晚明的卷册时，我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是笔力上的不足。晚明那个时代，积重难返，矛盾错综复杂，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压抑、悲怆而又带着几分诡异绮丽的气韵。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末世感，那种理想主义者如史可法、黄道周等人的绝望抗争，那种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扭曲与闪光……要准确地把握并生动地呈现出来，对我目前的阅历和学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坦诚的目光没有一丝闪烁：“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不足，我才刻意放缓了出版的节奏。我需要走出去，不仅仅是沉浸在故纸堆里，更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虽然我去的地方还不多，但多看看当下的社会，多听听不同领域的声音，包括在音乐上进行一些看似与历史写作不相干的实验和探索，比如尝试用不同的节奏、和声去表达复杂的情感，这些都是在锻炼我的感受力和表达能力。在我看来，音乐和文学这两种创作形式，在底层是相通的，它们的核心都是在探索如何理解并表达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以及世界中永恒的人性。只是它们使用的工具不同，音乐是旋律、节奏、和声，文学是文字、结构、叙事，最终呈现的方式也不同而已。”
我略微停顿了一下，仔细观察了一下聂老的脸色。他听得非常专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眼神中之前的审视和疑虑似乎淡化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思考的神情。这给了我继续阐述的信心。
“而且，聂老师，”我继续说道，语气中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通过音乐，尤其是最近与香港音乐圈的一些交流合作，我接触到了一些新的媒介形式、制作流程和传播理念。这让我跳出原有的框架，对《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作品的未来，产生了一些新的、或许可以称之为‘野心’的想法。”
聂老眼中瞬间闪过一抹浓厚的兴趣，他身体不自觉地更加前倾，几乎要离开椅背：“哦？说说看。我就知道你这个小脑袋瓜里，肯定没闲着，又琢磨出什么新点子了？”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期待。
我知道，关键的转折点到了。我深吸一口气，抛出了思考酝酿已久的构想：
“比如，广播剧。”我清晰地吐出这三个字，然后解释道，“我们现在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文本，有血肉丰满的人物，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为什么不尝试用声音的形式，将它立体化、情境化呢？邀请专业的播音员、配音演员，配上恰到好处的音乐和丰富的音响效果，通过声音的演绎，让朱元璋不再只是文字描述里的‘姿貌雄杰’，让徐达、常遇春的征战不再是平面叙述，让于谦保卫北京城的壮举能通过声音让人身临其境。”
我越说思路越清晰，语速也稍稍加快：“您想，现在电台依然是覆盖范围最广、渗透力最强的媒体之一，从城市到乡村，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工人、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如果能制作出精良的、忠于原着精神和历史氛围的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者各省市电台的黄金时段播出，这无疑是普及历史知识、激发大众对明史兴趣、同时吸引大量潜在新读者的一种绝佳方式！这比单纯的文字宣传，影响力可能要大得多！”
看到聂老眼中闪烁的光芒，我趁热打铁，将设想进一步延伸：“甚至，我们再往远了想，等未来某一天，影像技术更加成熟，电视更加普及，制作成本也降低到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的时候，《明朝那些事儿》未尝不能考虑影视化的可能。我们要让历史活起来，走出来，不仅仅是安静地躺在书架上的铅字，更应该成为回荡在千家万户的声音，乃至未来荧幕上生动的画卷。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一代人，让古老历史真正‘接地气’，焕发新生命的方式。”
我一口气说完，办公室内陷入了一片短暂的寂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噪音，以及暖气管中水流潺潺的微弱声响。
聂老没有说话，他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身前，目光投向窗外那片灰蓝色的天空，似乎在消化、权衡我这一番长篇大论。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的心跳略微有些加速，但并不慌张。我相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时代脉搏的。
终于，聂老缓缓转过头，目光重新聚焦在我脸上。那眼神中最后的一丝疑虑已然尽去，取而代之的是焕发的神采和难以掩饰的赞赏。他忽然抚掌，发出了一声轻快的笑声：
“好！好！好一个让历史‘活起来，走出来’！”他连说了三个“好”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浩彣啊浩彣，我就知道！你没忘本！心里始终揣着你这块文学的宝！没有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心窍！好，很好！”
他显得有些激动，拿起茶杯又放下，继续说道：“广播剧这个想法，非常好！非常接地气，也很有前瞻性！这确实是一个把我们优秀的历史作品，推广到更广泛受众中去的好办法！我们出版社早年也配合一些文学名着，做过一些广播剧的尝试，比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的片段，但那时候投入不大，制作也比较简单，影响相对有限。”
他站起身，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然后转身，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并且愿意投入精力，社里可以全力支持你！别的不说，我们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少儿部（当时许多广播剧由少儿部制作）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可以亲自帮你牵线搭桥，联系他们最专业的播音员、最有经验的导演和制作团队！剧本改编方面，如果你需要，社里也可以找资深编辑协助你把关！”
他走回办公桌后，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语气充满了鼓舞：“浩彣，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后，可以先从《明朝那些事儿》里挑选一些适合改编成广播剧的精彩章节或者独立成篇的故事，比如‘鄱阳湖大战’、‘郑和下西洋’的某个片段，或者‘土木堡之变’这种戏剧冲突强的部分，先拿出一个初步的改编方案和剧本大纲。这边，我尽快去联系电台！这确实是个好方向，能把咱们的书，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这是一条全新的、充满潜力的衍生路径！”
听到“衍生路径”这个词，我心中微微一动。这不正是我潜意识里为“星海文渊”规划的蓝图吗？以优质文学内容为核心，向多种媒介形态拓展，构建一个立体的文化品牌。
“谢谢聂老！有您和社里的支持，我就有信心了！”我由衷地说道，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更涌起一股开拓新领域的兴奋感。
这次深入而坦诚的谈话，如同一场及时的春雨，不仅悄然化解了可能来自传统文学阵营的潜在误解和担忧，更重要的是，它为《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作品，乃至为我未来“星海文渊”文化品牌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清晰而可行的、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传播特色的衍生路径。
离开聂老办公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泛暗，但那片灰蓝色似乎不再显得淡漠，反而蕴藏着无限可能。
寒风依旧，但我心中却暖意融融，充满了力量。我知道，文学的根，不能丢，也绝不会丢。
而且，我们要用更现代、更富创意、更贴近这个时代的方式，让这棵扎根于古老历史土壤的文学之树，生长得更加枝繁叶茂，最终结出更加丰硕而多元的果实。
广播剧，或许就是这新征程上，嘹亮的第一声号角。这次谈话，如同一场及时的春雨，悄然化解了来自传统阵营的潜在误解和担忧，也为“星海文渊”未来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清晰而可行的衍生路径。
一九九七年，一个变革的气息在空气中悄然积聚，却又被冬日严寒暂时封冻的年份。
那天下午，天空呈现出一种北京秋冬特有的、高远而淡漠的灰蓝色。
云层很薄，阳光费力地穿透下来，失去了温度，只在冰冷的玻璃窗上投下几缕苍白无力的光斑。
我坐在招待所的书桌前，面前摊开着写满笔记的稿纸和几本厚重的明史资料，其中一本是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首版——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书页间密密麻麻贴满了各色标签。
钢笔搁在墨水瓶旁，笔尖的墨水似乎也因这低温而显得有些凝滞。窗外的中戏校园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自行车铃响，划破这午后特有的沉寂。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清冷的气息，混合着老旧楼房里特有的、微带霉味的暖气管道的味道。
就在这片寂静中，床头那部老式转盘电话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铃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心头莫名地一跳，放下手中那本关于万历朝矿税之争的论述，伸手拿起听筒。
“喂，您好，我是田浩彣。”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沉稳的声音，带着一丝长辈特有的温和：“浩彣啊，是我，聂震宁。”
是聂老！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但今天，这语气里却似乎少了几分往常的轻松随意，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
那是一种混合着关切、斟酌，甚至可能是一点点试探的微妙情绪。
“聂老，您好。”我立刻在床边端正了坐姿，仿佛他能透过电话线看到我似的。
“嗯，最近忙吗？手头的事情要是能放一放，方便的话，来社里一趟吧。有点事情，想当面跟你聊聊。”他的措辞很客气，但那份“当面聊聊”的请求，本身就透着不寻常。
“方便的，聂老。我这就过去。”我没有多问，干脆地答应下来。
放下电话，我回到书桌前静坐了片刻。窗外，那片灰蓝色的天空似乎又深沉了几分。
聂老亲自打电话，语气又如此正式……是为了《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的后续发行？还是……关于我近来在音乐圈里越来越活跃的动向？心中各种念头纷至沓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清冷的空气让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无论如何，去了便知。
裹上那件覆盖到脚踝的半旧军绿色棉大衣，围上母亲手织的灰色羊毛围巾，我走出了中戏的大门。寒风立刻像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从中戏到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段路我已记不清走过多少次。
沿途是灰扑扑的街景，行人们裹紧棉衣，行色匆匆。
身旁经过的自行车，碾过干燥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的思绪也随着这节奏起伏不定。
抵达出版社那栋苏式风格的厚重建筑时，身上已带了一层外面的寒气。
熟门熟路地走上楼梯，木质地板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空气中漂浮着陈旧书籍、印刷油墨和消毒水混合的独特气味，这是文人精神圣殿里特有的芬芳。
敲开聂老办公室那扇深棕色的木门，熟悉的复合气息扑面而来——更浓郁的墨香、旧纸张的沉香，以及今天格外明显的、一股醇厚馥郁的茉莉花茶的香气。
这间办公室永远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四壁顶天立地的书架被各种书籍塞得满满当当，地上也堆着一摞摞的书稿和校样，只留下窄窄的过道。
聂老正坐在他那张宽大的、铺着玻璃板的办公桌后，见我进来，抬起眼，脸上露出了惯常的、带着长辈慈和的笑容，但镜片后的眼神，却比往日多了些审视的意味。
“浩彣来了，快坐，外面冷吧？”他起身，从暖水瓶里给我沏了一杯浓酽的茉莉花茶。
茶叶在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样的白色瓷杯里翻滚舒展，瞬间释放出更加浓郁的香气，氤氲的热气升腾起来，模糊了他那副深度近视眼镜片，也让他眼神中可能流露的任何情绪都变得有些朦胧难辨。
我道了谢，双手接过茶杯，温暖的触感从指尖传来。我在他对面那张有些年头的皮质沙发上坐下，沙发内部弹簧发出轻微的呻吟。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寒暄天气或者最近的趣闻，而是静待他开口。我知道，聂老今天找我来，绝不是为了喝茶闲聊。
他沉吟了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温热的杯壁，似乎在斟酌措辞。
然后，他抬起眼，目光透过已渐渐散去的蒸汽，落在我脸上，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聊闲篇，而是直接切入了主题。
“浩彣，你的《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上市快两个月了，市场反响依然非常火爆，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编辑部的几个大纸箱都快装不下了，还有不少寄到我这里来的。”他先是语气平稳地肯定了成绩，这是事实，第五册延续了前几部的热潮，甚至因为触及万历中兴及后期的朝政纷争，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很多读者都在信里追问，第六册什么时候能出来？他们对后续的‘帝国黄昏’充满了期待。”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气，呷了一小口，随即话锋发生了极其微妙的转折，语气依旧温和，仿佛只是随口一提，但话里的含义却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中漾开了一圈圈涟漪。
“不过，浩彣啊，”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一个准备深入交谈的姿态，“最近社里，包括上面一些关心你的领导、朋友，私下里也跟我聊起过几次。大家呢，都挺关注你的。觉得你现在的重心，似乎……更多地放在了音乐上？我听说，你这半年多，参加了不少演出，还跟唱片公司签了约，甚至跟香港那边的音乐人也有了合作，搞得风生水起，名声都快传到南洋去了。”
他用的词是“风生水起”，听起来是褒义，但结合前面的“重心转移”和“领导、朋友的关心”，其背后的意味就值得反复玩味了。
这不是简单的询问，更像是一种来自传统文学圈内部的、隐晦的关切，甚至可能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和警示。
我心中了然。在这个依然崇尚“文以载道”、“立德立言”的严肃文学殿堂里，一个年仅十三岁就在历史通俗写作领域展现出惊人天赋和巨大市场潜力的少年作者，如果最终“沦落”为流行音乐舞台上的“弄潮儿”，在一些秉持传统观念的师长、前辈看来，这或许确实是一种“不务正业”，是一种被名利场浮华迷了眼、丢了安身立命之“根”的短视行为。
他们爱惜我的才华，担心我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迷失方向，浪费了在历史写作上展现出的独特禀赋。这种担忧，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心怀感激。
我轻轻放下手中一直捧着的茶杯，茉莉花的香气依旧萦绕在鼻尖。我将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表示郑重和坦诚的姿态。
目光迎向聂老那双隐藏在镜片后、试图看清我内心真实想法的眼睛，语气诚恳而坦然：“聂老，首先，非常感谢您和各位领导、前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完全理解大家的担忧。”
我首先肯定了他们的出发点，然后清晰地道出我的想法，“关于音乐和文学，在我心里，它们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更像是支撑我前行的两条并行的腿，缺了任何一条，我都会觉得行走不便，甚至失去平衡。我从未想过，也绝不会舍弃其中任何一条。”
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让措辞更精准：“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它的表达更直接，更富有即时性，旋律和节奏能瞬间叩击人心，让我能最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呼吸的节奏。它是我与更广阔世界、与同龄人沟通的一座非常高效的桥梁。而文学，尤其是像《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历史写作，则完全不同。它需要更深的沉淀，需要对史料反复地爬梳剔抉，需要沉浸在历史语境中去感受那种悲欢离合、兴衰荣辱。它是一项更孤独、更需要绵长耐心的耕耘。”
说到这里，我决定更深入地剖析自己，以换取真正的理解：“聂老师，不瞒您说，在初步构思《帝国黄昏》——也就是后续关于晚明的卷册时，我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是笔力上的不足。晚明那个时代，积重难返，矛盾错综复杂，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压抑、悲怆而又带着几分诡异绮丽的气韵。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末世感，那种理想主义者如史可法、黄道周等人的绝望抗争，那种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扭曲与闪光……要准确地把握并生动地呈现出来，对我目前的阅历和学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坦诚的目光没有一丝闪烁：“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不足，我才刻意放缓了出版的节奏。我需要走出去，不仅仅是沉浸在故纸堆里，更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虽然我去的地方还不多，但多看看当下的社会，多听听不同领域的声音，包括在音乐上进行一些看似与历史写作不相干的实验和探索，比如尝试用不同的节奏、和声去表达复杂的情感，这些都是在锻炼我的感受力和表达能力。在我看来，音乐和文学这两种创作形式，在底层是相通的，它们的核心都是在探索如何理解并表达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以及世界中永恒的人性。只是它们使用的工具不同，音乐是旋律、节奏、和声，文学是文字、结构、叙事，最终呈现的方式也不同而已。”
我略微停顿了一下，仔细观察了一下聂老的脸色。他听得非常专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眼神中之前的审视和疑虑似乎淡化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思考的神情。这给了我继续阐述的信心。
“而且，聂老师，”我继续说道，语气中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通过音乐，尤其是最近与香港音乐圈的一些交流合作，我接触到了一些新的媒介形式、制作流程和传播理念。这让我跳出原有的框架，对《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作品的未来，产生了一些新的、或许可以称之为‘野心’的想法。”
聂老眼中瞬间闪过一抹浓厚的兴趣，他身体不自觉地更加前倾，几乎要离开椅背：“哦？说说看。我就知道你这个小脑袋瓜里，肯定没闲着，又琢磨出什么新点子了？”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期待。
我知道，关键的转折点到了。我深吸一口气，抛出了思考酝酿已久的构想：
“比如，广播剧。”我清晰地吐出这三个字，然后解释道，“我们现在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文本，有血肉丰满的人物，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为什么不尝试用声音的形式，将它立体化、情境化呢？邀请专业的播音员、配音演员，配上恰到好处的音乐和丰富的音响效果，通过声音的演绎，让朱元璋不再只是文字描述里的‘姿貌雄杰’，让徐达、常遇春的征战不再是平面叙述，让于谦保卫北京城的壮举能通过声音让人身临其境。”
我越说思路越清晰，语速也稍稍加快：“您想，现在电台依然是覆盖范围最广、渗透力最强的媒体之一，从城市到乡村，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工人、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如果能制作出精良的、忠于原着精神和历史氛围的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者各省市电台的黄金时段播出，这无疑是普及历史知识、激发大众对明史兴趣、同时吸引大量潜在新读者的一种绝佳方式！这比单纯的文字宣传，影响力可能要大得多！”
看到聂老眼中闪烁的光芒，我趁热打铁，将设想进一步延伸：“甚至，我们再往远了想，等未来某一天，影像技术更加成熟，电视更加普及，制作成本也降低到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的时候，《明朝那些事儿》未尝不能考虑影视化的可能。我们要让历史活起来，走出来，不仅仅是安静地躺在书架上的铅字，更应该成为回荡在千家万户的声音，乃至未来荧幕上生动的画卷。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一代人，让古老历史真正‘接地气’，焕发新生命的方式。”
我一口气说完，办公室内陷入了一片短暂的寂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噪音，以及暖气管中水流潺潺的微弱声响。
聂老没有说话，他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身前，目光投向窗外那片灰蓝色的天空，似乎在消化、权衡我这一番长篇大论。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的心跳略微有些加速，但并不慌张。我相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时代脉搏的。
终于，聂老缓缓转过头，目光重新聚焦在我脸上。那眼神中最后的一丝疑虑已然尽去，取而代之的是焕发的神采和难以掩饰的赞赏。他忽然抚掌，发出了一声轻快的笑声：
“好！好！好一个让历史‘活起来，走出来’！”他连说了三个“好”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浩彣啊浩彣，我就知道！你没忘本！心里始终揣着你这块文学的宝！没有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心窍！好，很好！”
他显得有些激动，拿起茶杯又放下，继续说道：“广播剧这个想法，非常好！非常接地气，也很有前瞻性！这确实是一个把我们优秀的历史作品，推广到更广泛受众中去的好办法！我们出版社早年也配合一些文学名着，做过一些广播剧的尝试，比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的片段，但那时候投入不大，制作也比较简单，影响相对有限。”
他站起身，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然后转身，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并且愿意投入精力，社里可以全力支持你！别的不说，我们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少儿部（当时许多广播剧由少儿部制作）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可以亲自帮你牵线搭桥，联系他们最专业的播音员、最有经验的导演和制作团队！剧本改编方面，如果你需要，社里也可以找资深编辑协助你把关！”
他走回办公桌后，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语气充满了鼓舞：“浩彣，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后，可以先从《明朝那些事儿》里挑选一些适合改编成广播剧的精彩章节或者独立成篇的故事，比如‘鄱阳湖大战’、‘郑和下西洋’的某个片段，或者‘土木堡之变’这种戏剧冲突强的部分，先拿出一个初步的改编方案和剧本大纲。这边，我尽快去联系电台！这确实是个好方向，能把咱们的书，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这是一条全新的、充满潜力的衍生路径！”
听到“衍生路径”这个词，我心中微微一动。这不正是我潜意识里为“星海文渊”规划的蓝图吗？以优质文学内容为核心，向多种媒介形态拓展，构建一个立体的文化品牌。
“谢谢聂老！有您和社里的支持，我就有信心了！”我由衷地说道，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更涌起一股开拓新领域的兴奋感。
这次深入而坦诚的谈话，如同一场及时的春雨，不仅悄然化解了可能来自传统文学阵营的潜在误解和担忧，更重要的是，它为《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作品，乃至为我未来“星海文渊”文化品牌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清晰而可行的、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传播特色的衍生路径。
离开聂老办公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泛暗，但那片灰蓝色似乎不再显得淡漠，反而蕴藏着无限可能。
寒风依旧，但我心中却暖意融融，充满了力量。我知道，文学的根，不能丢，也绝不会丢。
而且，我们要用更现代、更富创意、更贴近这个时代的方式，让这棵扎根于古老历史土壤的文学之树，生长得更加枝繁叶茂，最终结出更加丰硕而多元的果实。
广播剧，或许就是这新征程上，嘹亮的第一声号角。这次谈话，如同一场及时的春雨，悄然化解了来自传统阵营的潜在误解和担忧，也为“星海文渊”未来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清晰而可行的衍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