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的春天，在金融寒潮与行业震荡的双重夹击下，步履显得格外蹒跚。
然而，对于已然找准航向的“星海”而言，这弥漫的寒意与不确定性，反而成了淬炼内功、加速成长的催化剂。
外部世界的惶惑与收缩，与我们内部愈发清晰的战略和坚定的执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
高军彻底展现了他作为“星海”掌舵人的价值。
他像一位精明的船长，在风高浪急的海域中，紧紧把住“现金为王、内功为要、伺机而动”的舵轮，将我那“加快自主化”的战略意图，分解为一个个可执行、可量化的具体步骤。
“星海音乐”的独立制作能力建设被提到了最优先的级别。
高军利用行业收缩期人才流动加剧的机会，以相对合理的薪酬，成功挖来了一位在京城小有名气、对音乐品质有执着追求但此前在大公司郁郁不得志的年轻制作人，名叫林浩。
同时，他以“星海”的名义，与一家因业务萎缩而愿意低价出租部分时段的中等规模录音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这意味着，“星海”终于拥有了一定程度上自主可控的制作基地，不再完全依赖红星生产社那永远排期紧张的棚子。
王斐的首张完整专辑《流光絮语》成为了这个新生制作体系的试金石。
这张专辑完全由“星海”独立投资、制作，林浩担任制作人，我深度参与了从选曲、编曲到后期混音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没有追求宏大叙事或流行爆款，而是紧紧围绕王斐空灵、疏离的嗓音特质，打造了一张概念完整、氛围感极强的民谣电子风格专辑。
录制过程近乎一种奢侈的打磨，为了一个理想的吉他音色，我们可以反复调试一整天；为了捕捉王斐某一瞬间最真实的情感流露，一段录了二十几遍。
当专辑母带最终完成，在录音棚的监听音箱里缓缓流淌而出时，那种浑然天成的艺术质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静默了。
高军长长舒了一口气，眼中闪着光：“小田总，成了！这张专辑，就是‘星海’音乐的品格！”
专辑的发行，我们再次采用了“限量 精准”的策略。
首批只生产五千张CD，主要通过“星海现场”的演出现场、几家深度合作的独立唱片店以及刚刚开始萌芽的网络音乐论坛进行销售。
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只有精心设计的专辑封面和文案，以及依靠口碑的缓慢发酵。
然而，正是这种“反市场”的操作，使得《流光絮语》在特定圈层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被一些乐评人誉为“九七年内地独立音乐最意外的惊喜”。
五千张唱片在两个月内售罄，不得不再次加印。
王斐的“仙嗓”名头，就此打响。
几乎与此同时，“经典新声”计划也悄然启动。
高军组织人手，对之前低价收购的那批九十年代初的老歌版权进行梳理，挑选出几首旋律优美但编曲略显过时的作品，交由“麦田守望者”乐队进行重新编曲和演绎。
年轻的乐队给这些老歌注入了新鲜的摇滚活力，录制了几支单曲，以数字形式（主要通过刚兴起不久的MP3格式在论坛分享）和限量EP的形式推出，竟然也吸引了不少怀旧又追求新潮的年轻乐迷，为“星海”开辟了一条盘活版权资产的新路。
“星海文渊”这边，我也没有放松。
《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帝国黄昏》在初夏时节正式出版。
正如聂老所料，这一册以其对王朝末世悲凉图景的深刻描绘和人性挣扎的细腻刻画，引发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又一轮热议。
销量依旧稳健，而“口四文三”作为严肃历史通俗化书写标杆的地位，也愈发稳固。
我更借此机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一份更具前瞻性的补充协议。
协议明确了我对《明朝那些事儿》系列除传统纸质图书出版外的电子版权、海外翻译版权以及未来影视、游戏等衍生改编权的主导权。
聂老在签署时，半是感慨半是提醒地说：“浩彣啊，你这一步看得可真远。这些权利，现在看着还不值什么钱，但未来的事，谁说得准呢？你可要把它们经营好。”
“聂老师放心，”我郑重承诺，“它们在我手里，绝不会被埋没。”
这一切的进展，都通过清晰的周报、月报以及定期会议，汇总到我这里。
我看着“星海”这株幼苗，在春寒料峭中，不仅没有枯萎，反而将根系扎得更深，抽出了新的枝桠，心中充满了欣慰。
高军和他的小团队，用实际的业绩，证明了我当初眼光没错，也让我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战略层面和个人的创作积累上。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星海”按部就班地深化内功之时，一场源于红星生产社内部、却可能波及到我的风波，骤然袭来。
那是一个闷热的六月傍晚，陈健添先生一个电话将我紧急召至红星。
他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气氛凝重。
除了陈健添，郑钧和许巍两位师兄也在，脸色都很难看。
“浩彣，你看看吧。”陈健添将一份传真件推到我面前，语气中充满了疲惫和愤怒。
我拿起传真，是香港一家名为“风行唱片”的公司发来的。
内容是指控红星生产社旗下歌手许巍即将发表的新专辑主打歌《远方》，旋律与该公司旗下一位新加坡歌手半年前发表的一首冷门作品《旅程》有高度雷同之处，涉嫌抄袭。
对方措辞强硬，要求红星立即停止《远方》的一切宣传发行计划，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远方》这首歌，是我为许巍新专辑创作的三首作品之一，也是我个人颇为满意的一首，充满了对理想和未来的追寻感。
我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完全源自我脑海中的“曲库”，绝无可能抄袭那首我连听都没听过的《旅程》。
“荒谬！”郑钧率先拍了桌子，“这分明是看我们红星现在困难，故意找茬！《远方》这歌我听过，完全是耗子自己的风格，跟什么狗屁《旅程》八竿子打不着！”
许巍紧锁着眉头，声音低沉：“陈叔，浩彣，我相信浩彣的为人。但这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对专辑、对公司，还有对浩彣的名声，都是很大的打击。”
陈健添用力掐灭了烟头：“我已经让人去找那首《旅程》来听了。但问题是，对方抢先发难，舆论上我们很被动。尤其是浩彣你，‘音乐神童’的名头太响，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笑话，一旦沾上抄袭的污点，之前所有的成绩都可能被质疑！”
我心中凛然。陈健添说得没错，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种指控无疑是致命的。
它攻击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我立足的根本——“原创性”。
尽管我心中有底，但如何证明？
在这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跨国维权、音乐鉴定都是极其复杂和耗时的事情。
等到水落石出，恐怕舆论早已将我定性。
一股寒意沿着脊椎爬升。
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纠纷，更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狙击。
无论是红星潜在的竞争对手，还是眼红我快速崛起的某些势力，都有可能借此发难。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
超前的记忆里，似乎并没有关于这首歌抄袭纠纷的印象，这说明在前世，这件事要么没发生，要么被妥善解决了。
但今生因为我的出现，蝴蝶效应已经改变了太多。
“陈叔，钧哥，巍哥，”我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他们，“我以人格担保，《远方》绝对是我独立创作的，不存在任何抄袭。当务之急，有几件事必须立刻做。”
“第一，立刻找到《旅程》这首歌，我们内部先进行仔细比对，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请张律师，不，请赵振律师立刻介入，以‘星海’和我个人的名义，准备法律应对方案，研究跨国诉讼的可能性和流程。对方是香港公司，法律关系更复杂。”
“第三，对外口径必须统一：坚决否认抄袭指控，强调《远方》是我独立的艺术创作，相信法律和行业的公正。在事实澄清前，建议红星暂时放缓《远方》的宣传，但绝不承认对方指控。”
“第四，”我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我们不能被动挨打。要主动寻找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比如，我创作《远方》时的手稿、在录音棚讨论的记录、甚至早期的小样，看看能不能找到时间戳之类的证明。同时，也可以请一些权威的、中立的音乐人、乐评人私下聆听比对，争取业内的声音支持。”
我的条分缕析，让原本有些焦躁的陈健添和郑钧都慢慢镇定下来。
“浩彣说得对！”陈健添重重一拍桌子，“就按这个思路来！我马上安排人找歌，联系律师！老郑，你在圈内人脉广，找几个信得过的老炮儿帮忙听听看！”
郑钧点头：“包在我身上！”
从红星出来，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我心头的凝重。
我立刻联系了高军和赵振，通报了情况，要求“星海”全力配合应对此次危机。
高军表示会调动一切资源协助搜集证据和进行公关应对，赵振则连夜开始研究相关法律条文和案例。
接下来的几天，气氛紧张而压抑。
对方似乎铁了心要将事情闹大，不仅向媒体散播消息，还向几家行业组织发出了正式的投诉函。
一些小报开始捕风捉影地报道“音乐神童陷抄袭门”，虽然主流媒体还在观望，但负面舆论已然开始发酵。
我照常去红星、去“星海”，表面平静，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直接和凶险的声誉危机。
它不同于经济寒潮，可以用收缩和深耕来抵御；也不同于家庭麻烦，可以靠人脉和规则去化解。
它攻击的是我最核心的立身之本——才华的真实性。
在巨大的压力下，我甚至开始下意识地审视自己脑海中的那个“曲库”。
那些清晰无比的旋律，它们真的完全属于“这个我”吗？
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自我质疑，比外界的攻击更让人感到恐惧和孤独。
关键时刻，身边人的信任成为了我最坚实的支柱。
许巍顶着压力，坚持不改动新专辑曲目顺序，明确对前来探听口风的记者表示：“我相信浩彣，就像相信我自己。《远方》是一首好歌，它值得被听到。”
郑钧更是利用自己的江湖地位，在圈内四处奔走，找来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音乐人聆听比对。
其中一位精通律学、以治学严谨着称的老教授，在反复聆听两首歌后，私下对郑钧表示：“从音乐动机、发展手法和和声进行来看，虽偶有相似之音型（这在不同创作者间本就常见），但整体构架和神韵截然不同，《远方》的创作是独立的、完整的。所谓抄袭，站不住脚。”
陈健添也利用他在港台的人脉，侧面了解到，“风行唱片”本身经营状况不佳，此次指控颇有“碰瓷”讹诈的嫌疑。
赵振律师那边，也拿出了初步的法律意见：鉴于两地法律差异和举证难度，直接诉讼成本高、周期长。
但我们可以依据《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向对方发出严正的法律函件，驳斥其指控，并表明我方保留反诉其诋毁商誉的权利，这往往能对意在讹诈的公司形成有效威慑。
最重要的转机，来自高军那边不懈的证据搜集。
他带着人几乎翻遍了我留在红星录音棚的所有杂物，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用于记录灵感的本子夹页里，找到了一张皱巴巴的五线谱纸，上面正是《远方》主旋律的最初草稿，落款日期赫然比那首《旅程》的发表时间，早了整整三个月！
当高军将那张泛黄的纸片放在我面前时，我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将积压在胸口的巨石终于吐了出去。
这铁一般的物证，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力。
证据在手，我们立刻转守为攻。
赵振律师起草了措辞强硬的法律函件，连同草稿照片复印件，一并传真至“风行唱片”。
同时，陈健添安排相熟的权威媒体，发布了澄清声明，并展示了关键证据。
雷声大雨点小。“风行唱片”在收到我们的法律函件和确凿证据后，迅速偃旗息鼓，没有再做出任何回应，之前的指控如同从未发生过一般。
一场来势汹汹的风波，就这样在有惊无险中悄然平息。
风波过后，许巍的新专辑如期发行，《远方》作为主打歌，因其历经风波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传播得更广。
而经过这次考验，“田浩彣”这个名字在圈内外的分量，似乎更重了一些。
人们不仅惊叹于他的才华，也看到了他背后逐渐成型的、能够应对危机的团队力量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沉稳。
盛夏的雷雨，洗刷了京城的尘埃，也涤荡了我心中的些许阴霾。
站在“星海”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雨后天边出现的那道绚丽彩虹，我心中感慨万千。
这次抄袭风波，如同一次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
它检验了“星海”的应急能力，检验了我身边人的忠诚，也更深刻地让我认识到，随着我走得越高、名声越响，未来需要面对的明枪暗箭只会更多、更复杂。
“星海”的星轨已然既定，但航行途中，绝不会只有顺风。
然而，经过这番洗礼，我这艘船的龙骨似乎更加坚韧，船员们的配合也更加默契。
御风而行，虽难免遇逆流暗礁，
但舵盘在手，罗盘在心，星轨在前，
便无惧任何风浪。
九七年的征程，过半而已。
更大的时代浪潮，正在不远处酝酿。
而我和我的“星海”，已经做好了继续深潜、并随时准备乘风破浪的准备。
然而，对于已然找准航向的“星海”而言，这弥漫的寒意与不确定性，反而成了淬炼内功、加速成长的催化剂。
外部世界的惶惑与收缩，与我们内部愈发清晰的战略和坚定的执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
高军彻底展现了他作为“星海”掌舵人的价值。
他像一位精明的船长，在风高浪急的海域中，紧紧把住“现金为王、内功为要、伺机而动”的舵轮，将我那“加快自主化”的战略意图，分解为一个个可执行、可量化的具体步骤。
“星海音乐”的独立制作能力建设被提到了最优先的级别。
高军利用行业收缩期人才流动加剧的机会，以相对合理的薪酬，成功挖来了一位在京城小有名气、对音乐品质有执着追求但此前在大公司郁郁不得志的年轻制作人，名叫林浩。
同时，他以“星海”的名义，与一家因业务萎缩而愿意低价出租部分时段的中等规模录音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这意味着，“星海”终于拥有了一定程度上自主可控的制作基地，不再完全依赖红星生产社那永远排期紧张的棚子。
王斐的首张完整专辑《流光絮语》成为了这个新生制作体系的试金石。
这张专辑完全由“星海”独立投资、制作，林浩担任制作人，我深度参与了从选曲、编曲到后期混音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没有追求宏大叙事或流行爆款，而是紧紧围绕王斐空灵、疏离的嗓音特质，打造了一张概念完整、氛围感极强的民谣电子风格专辑。
录制过程近乎一种奢侈的打磨，为了一个理想的吉他音色，我们可以反复调试一整天；为了捕捉王斐某一瞬间最真实的情感流露，一段录了二十几遍。
当专辑母带最终完成，在录音棚的监听音箱里缓缓流淌而出时，那种浑然天成的艺术质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静默了。
高军长长舒了一口气，眼中闪着光：“小田总，成了！这张专辑，就是‘星海’音乐的品格！”
专辑的发行，我们再次采用了“限量 精准”的策略。
首批只生产五千张CD，主要通过“星海现场”的演出现场、几家深度合作的独立唱片店以及刚刚开始萌芽的网络音乐论坛进行销售。
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只有精心设计的专辑封面和文案，以及依靠口碑的缓慢发酵。
然而，正是这种“反市场”的操作，使得《流光絮语》在特定圈层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被一些乐评人誉为“九七年内地独立音乐最意外的惊喜”。
五千张唱片在两个月内售罄，不得不再次加印。
王斐的“仙嗓”名头，就此打响。
几乎与此同时，“经典新声”计划也悄然启动。
高军组织人手，对之前低价收购的那批九十年代初的老歌版权进行梳理，挑选出几首旋律优美但编曲略显过时的作品，交由“麦田守望者”乐队进行重新编曲和演绎。
年轻的乐队给这些老歌注入了新鲜的摇滚活力，录制了几支单曲，以数字形式（主要通过刚兴起不久的MP3格式在论坛分享）和限量EP的形式推出，竟然也吸引了不少怀旧又追求新潮的年轻乐迷，为“星海”开辟了一条盘活版权资产的新路。
“星海文渊”这边，我也没有放松。
《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帝国黄昏》在初夏时节正式出版。
正如聂老所料，这一册以其对王朝末世悲凉图景的深刻描绘和人性挣扎的细腻刻画，引发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又一轮热议。
销量依旧稳健，而“口四文三”作为严肃历史通俗化书写标杆的地位，也愈发稳固。
我更借此机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一份更具前瞻性的补充协议。
协议明确了我对《明朝那些事儿》系列除传统纸质图书出版外的电子版权、海外翻译版权以及未来影视、游戏等衍生改编权的主导权。
聂老在签署时，半是感慨半是提醒地说：“浩彣啊，你这一步看得可真远。这些权利，现在看着还不值什么钱，但未来的事，谁说得准呢？你可要把它们经营好。”
“聂老师放心，”我郑重承诺，“它们在我手里，绝不会被埋没。”
这一切的进展，都通过清晰的周报、月报以及定期会议，汇总到我这里。
我看着“星海”这株幼苗，在春寒料峭中，不仅没有枯萎，反而将根系扎得更深，抽出了新的枝桠，心中充满了欣慰。
高军和他的小团队，用实际的业绩，证明了我当初眼光没错，也让我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战略层面和个人的创作积累上。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星海”按部就班地深化内功之时，一场源于红星生产社内部、却可能波及到我的风波，骤然袭来。
那是一个闷热的六月傍晚，陈健添先生一个电话将我紧急召至红星。
他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气氛凝重。
除了陈健添，郑钧和许巍两位师兄也在，脸色都很难看。
“浩彣，你看看吧。”陈健添将一份传真件推到我面前，语气中充满了疲惫和愤怒。
我拿起传真，是香港一家名为“风行唱片”的公司发来的。
内容是指控红星生产社旗下歌手许巍即将发表的新专辑主打歌《远方》，旋律与该公司旗下一位新加坡歌手半年前发表的一首冷门作品《旅程》有高度雷同之处，涉嫌抄袭。
对方措辞强硬，要求红星立即停止《远方》的一切宣传发行计划，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远方》这首歌，是我为许巍新专辑创作的三首作品之一，也是我个人颇为满意的一首，充满了对理想和未来的追寻感。
我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完全源自我脑海中的“曲库”，绝无可能抄袭那首我连听都没听过的《旅程》。
“荒谬！”郑钧率先拍了桌子，“这分明是看我们红星现在困难，故意找茬！《远方》这歌我听过，完全是耗子自己的风格，跟什么狗屁《旅程》八竿子打不着！”
许巍紧锁着眉头，声音低沉：“陈叔，浩彣，我相信浩彣的为人。但这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对专辑、对公司，还有对浩彣的名声，都是很大的打击。”
陈健添用力掐灭了烟头：“我已经让人去找那首《旅程》来听了。但问题是，对方抢先发难，舆论上我们很被动。尤其是浩彣你，‘音乐神童’的名头太响，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笑话，一旦沾上抄袭的污点，之前所有的成绩都可能被质疑！”
我心中凛然。陈健添说得没错，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种指控无疑是致命的。
它攻击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我立足的根本——“原创性”。
尽管我心中有底，但如何证明？
在这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跨国维权、音乐鉴定都是极其复杂和耗时的事情。
等到水落石出，恐怕舆论早已将我定性。
一股寒意沿着脊椎爬升。
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纠纷，更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狙击。
无论是红星潜在的竞争对手，还是眼红我快速崛起的某些势力，都有可能借此发难。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
超前的记忆里，似乎并没有关于这首歌抄袭纠纷的印象，这说明在前世，这件事要么没发生，要么被妥善解决了。
但今生因为我的出现，蝴蝶效应已经改变了太多。
“陈叔，钧哥，巍哥，”我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他们，“我以人格担保，《远方》绝对是我独立创作的，不存在任何抄袭。当务之急，有几件事必须立刻做。”
“第一，立刻找到《旅程》这首歌，我们内部先进行仔细比对，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请张律师，不，请赵振律师立刻介入，以‘星海’和我个人的名义，准备法律应对方案，研究跨国诉讼的可能性和流程。对方是香港公司，法律关系更复杂。”
“第三，对外口径必须统一：坚决否认抄袭指控，强调《远方》是我独立的艺术创作，相信法律和行业的公正。在事实澄清前，建议红星暂时放缓《远方》的宣传，但绝不承认对方指控。”
“第四，”我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我们不能被动挨打。要主动寻找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比如，我创作《远方》时的手稿、在录音棚讨论的记录、甚至早期的小样，看看能不能找到时间戳之类的证明。同时，也可以请一些权威的、中立的音乐人、乐评人私下聆听比对，争取业内的声音支持。”
我的条分缕析，让原本有些焦躁的陈健添和郑钧都慢慢镇定下来。
“浩彣说得对！”陈健添重重一拍桌子，“就按这个思路来！我马上安排人找歌，联系律师！老郑，你在圈内人脉广，找几个信得过的老炮儿帮忙听听看！”
郑钧点头：“包在我身上！”
从红星出来，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我心头的凝重。
我立刻联系了高军和赵振，通报了情况，要求“星海”全力配合应对此次危机。
高军表示会调动一切资源协助搜集证据和进行公关应对，赵振则连夜开始研究相关法律条文和案例。
接下来的几天，气氛紧张而压抑。
对方似乎铁了心要将事情闹大，不仅向媒体散播消息，还向几家行业组织发出了正式的投诉函。
一些小报开始捕风捉影地报道“音乐神童陷抄袭门”，虽然主流媒体还在观望，但负面舆论已然开始发酵。
我照常去红星、去“星海”，表面平静，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直接和凶险的声誉危机。
它不同于经济寒潮，可以用收缩和深耕来抵御；也不同于家庭麻烦，可以靠人脉和规则去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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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压力下，我甚至开始下意识地审视自己脑海中的那个“曲库”。
那些清晰无比的旋律，它们真的完全属于“这个我”吗？
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自我质疑，比外界的攻击更让人感到恐惧和孤独。
关键时刻，身边人的信任成为了我最坚实的支柱。
许巍顶着压力，坚持不改动新专辑曲目顺序，明确对前来探听口风的记者表示：“我相信浩彣，就像相信我自己。《远方》是一首好歌，它值得被听到。”
郑钧更是利用自己的江湖地位，在圈内四处奔走，找来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音乐人聆听比对。
其中一位精通律学、以治学严谨着称的老教授，在反复聆听两首歌后，私下对郑钧表示：“从音乐动机、发展手法和和声进行来看，虽偶有相似之音型（这在不同创作者间本就常见），但整体构架和神韵截然不同，《远方》的创作是独立的、完整的。所谓抄袭，站不住脚。”
陈健添也利用他在港台的人脉，侧面了解到，“风行唱片”本身经营状况不佳，此次指控颇有“碰瓷”讹诈的嫌疑。
赵振律师那边，也拿出了初步的法律意见：鉴于两地法律差异和举证难度，直接诉讼成本高、周期长。
但我们可以依据《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向对方发出严正的法律函件，驳斥其指控，并表明我方保留反诉其诋毁商誉的权利，这往往能对意在讹诈的公司形成有效威慑。
最重要的转机，来自高军那边不懈的证据搜集。
他带着人几乎翻遍了我留在红星录音棚的所有杂物，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用于记录灵感的本子夹页里，找到了一张皱巴巴的五线谱纸，上面正是《远方》主旋律的最初草稿，落款日期赫然比那首《旅程》的发表时间，早了整整三个月！
当高军将那张泛黄的纸片放在我面前时，我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将积压在胸口的巨石终于吐了出去。
这铁一般的物证，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力。
证据在手，我们立刻转守为攻。
赵振律师起草了措辞强硬的法律函件，连同草稿照片复印件，一并传真至“风行唱片”。
同时，陈健添安排相熟的权威媒体，发布了澄清声明，并展示了关键证据。
雷声大雨点小。“风行唱片”在收到我们的法律函件和确凿证据后，迅速偃旗息鼓，没有再做出任何回应，之前的指控如同从未发生过一般。
一场来势汹汹的风波，就这样在有惊无险中悄然平息。
风波过后，许巍的新专辑如期发行，《远方》作为主打歌，因其历经风波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传播得更广。
而经过这次考验，“田浩彣”这个名字在圈内外的分量，似乎更重了一些。
人们不仅惊叹于他的才华，也看到了他背后逐渐成型的、能够应对危机的团队力量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沉稳。
盛夏的雷雨，洗刷了京城的尘埃，也涤荡了我心中的些许阴霾。
站在“星海”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雨后天边出现的那道绚丽彩虹，我心中感慨万千。
这次抄袭风波，如同一次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
它检验了“星海”的应急能力，检验了我身边人的忠诚，也更深刻地让我认识到，随着我走得越高、名声越响，未来需要面对的明枪暗箭只会更多、更复杂。
“星海”的星轨已然既定，但航行途中，绝不会只有顺风。
然而，经过这番洗礼，我这艘船的龙骨似乎更加坚韧，船员们的配合也更加默契。
御风而行，虽难免遇逆流暗礁，
但舵盘在手，罗盘在心，星轨在前，
便无惧任何风浪。
九七年的征程，过半而已。
更大的时代浪潮，正在不远处酝酿。
而我和我的“星海”，已经做好了继续深潜、并随时准备乘风破浪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