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盛夏，如同一锅逐渐煮沸的水，京城的气温节节攀升，蝉鸣声嘶力竭，仿佛要将积蓄了一年的生命力在短短数月内尽情释放。
于我而言，这个夏天同样是耕耘与等待的季节。
生日的短暂休整与战略复盘之后，我重新投入到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像一位耐心的农夫，在“星海”这片新开垦的田地里，精心播种，细心浇灌，静待秋收。
“星海文化”的执照静静地躺在招待所抽屉里，像一颗已然埋入土壤的种子，暂时无需过多关注，但其存在本身，却为我后续的许多行动提供了无形的底气和合法性依据。
我的重心，暂时回归到内容创作与核心人脉的巩固上，这是“星海”未来能够扬帆远航的根本动力。
在红星生产社，高校原创音乐大赛的筹备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海报贴满了京城各大高校的布告栏，报名信件和de小样如同雪片般飞来。
陈健添先生忙得脚不沾地，既要协调媒体宣传，又要组织初选评审。
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具体事务，但作为提议者和红星的重要创作力量，自然被赋予了“艺术顾问”的角色。
我花了几个下午，泡在红星那间堆满参赛作品的房间里，戴着耳机，一份份地聆听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充满青春躁动与真诚梦想的声音。
大部分作品还显稚嫩，模仿痕迹较重，但偶尔也能听到几首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或是旋律独特，或是歌词犀利，或是演唱充满感染力。
我会将这些“潜力股”特别标注出来，附上简短的评语和建议，交给陈健添参考。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在为红星选拔新人，更是对我自身音乐审美和市场判断力的一次锤炼。
我需要在海量的、未经打磨的原始素材中，快速甄别出那些可能经过雕琢后能绽放光彩的“原石”。
脑中的“AI外挂”此时更像一个庞大的风格数据库，能帮助我迅速将听到的作品与未来成功的音乐类型进行比对分析，但最终的判断，仍需结合这个时代的具体语境和我个人的艺术直觉。
一天下午，我正在埋头听小样，郑钧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拿起我桌上标注着“重点关注”的几份资料翻了翻。
“嘿，耗子，眼光可以啊！”他拿起其中一份，是一个来自西安的、名叫“王斐”的女生的作品，风格空灵，嗓音极具辨识度，“这姑娘的嗓子，是块料子，就是这曲子写得……太飘了，不接地气。”
我点点头：“钧哥说得对，声音条件很好，创作上还需要打磨。不过这种特质，如果找到合适的制作人，说不定能闯出一条新路。”
郑钧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有点意思。回头我跟老陈说说，这姑娘可以重点接触一下。”
这种与成熟音乐人的交流，让我对人才的评判维度更加丰富立体。
大赛，不仅是一个挖掘新人的平台，也成了我融入行业、建立专业话语权的契机。
与此同时，我与高军的接触也进入了更实质性的阶段。
在陈健添的撮合下，我们又进行了两次深入的面谈。
一次是在什刹海边的茶楼，一次是在“星海”那间尚未正式启用的办公室里（依旧借用红星的地方）。
高军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来了一份详尽的、针对“星海文化”初期发展的商业计划书草案，涵盖了市场分析、竞争对手研究、短期业务规划、财务预测以及组织架构建议。
“浩彣，”高军已经习惯直接叫我的名字，语气严肃，“我仔细研究了你的资源和构想。‘星海’的优势在于你个人的品牌和创作能力，以及初期与红星的紧密绑定。但劣势也很明显：缺乏独立的运营体系、品牌认知度为零、资金规模有限。”
他指着计划书上的SWOT分析图，条分缕析：“我的建议是，初期采取‘轻资产、强运营’的模式。核心聚焦两点：第一，精细化运营你个人的音乐和文学版权，开拓除传统版税外的授权收入，比如商业广告、影视剧插曲，甚至可以考虑为你个人的作品发行限量版黑胶或精装书籍，提升品牌溢价。第二，依托红星的高校大赛和现有渠道，以较低成本签约、孵化2-3个最具潜力的新人，进行个性化定制和推广，打造‘星海系’艺人的初步概念。”
他的思路清晰务实，与我的设想不谋而合，甚至在某些细节上考虑得更加周全。
比如，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小型的“版权信息库”，用于追踪和管理授权情况；还建议与京城的几家Live house建立合作关系，为新人提供演出机会。
“关于薪酬和激励，”高军合上计划书，目光锐利地看着我，“我希望我的收入能与公司的业绩紧密挂钩。我可以接受一个低于市场水平的底薪，但要求较高的业绩分红比例，以及公司未来增资时，有权以优惠价格认购一定比例的股权。”
这是一个有野心也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才提出的条件。我欣赏他的直接和魄力。
经过与张律师的沟通，以及和陈健添的商议，我们最终拟定了一份为期三年的CEO聘用合同，基本满足了高军的要求，同时也设置了明确的业绩考核目标。
合同的签署，定在了七月初。
另一方面，与赵振律师的沟通也愈发顺畅。他对我提出的“构建数字音乐版权预判模型”的想法表现出极大兴趣，虽然觉得目前实施起来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都不成熟，但他已经开始着手研究相关的国际法律案例和协议框架，为“星海”未来的数字化转型做着前瞻性的法律储备。
我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在完成手头几个项目后，能作为外部高级法律顾问，为“星海”提供支持，赵振欣然应允。
在文学领域，《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的创作进入了关键阶段。
这一册主要讲述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和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情节跌宕，人物命运起伏巨大。
聂震宁副总编辑看完初稿后，特意把我叫到出版社，感叹道：“浩彣，这一册写得……格外有力量。尤其是于谦力挽狂澜那段，字里行间有种沉郁顿挫的悲壮感，读来令人动容。”
我知道，这种变化，或许也源于我自己经历的沉淀。
外公的离去，创业的艰难，都让我对历史中那些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有了更深的共鸣。
我将这份共鸣，悄然注入了笔下的文字之中。
七月的第一个周一，在红星生产社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签约仪式。
我、父亲田盛忠（作为星海法人）、陈健添、高军、张律师到场。
在高军正式在CEO聘用合同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我心中一块重要的石头落了地。
这意味着，“星海文化”终于不再是纸上蓝图，它有了第一位掌舵的职业经理人。
“高总，欢迎加入星海。”我向他伸出手。
“田总，希望不会让你失望。”高军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眼神中充满了挑战与期待。
他称呼我为“田总”，这是一种基于契约的正式认可。
签约仪式后，高军立刻进入了状态，与陈健添商讨借用红星办公位和行政支持的具体事宜，并开始着手组建一个小而精的初始团队（一名行政助理，一名版权专员）。
雷厉风行的作风，让我对“星海”的初期运作多了几分信心。
盛夏的夜晚，依旧闷热。我坐在招待所的书桌前，窗户大开，偶尔有微弱的穿堂风掠过。
桌上摊开着《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的修改稿，旁边放着高军提交的详细业务规划。
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窗外。
京城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暗红色，看不到几颗星星。
但我知道，在我亲手绘制的蓝图上，一颗名为“星海”的新星，已经点燃了引擎，正待积聚足够的能量，准备在未来的某一天，破开这尘世的迷雾，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盛夏是耕耘的季节，汗水浸透土地。
而我，在喧嚣的蝉鸣与城市的霓虹中，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与专注，默默积蓄着力量，耐心等待着那一阵能将“星海”推向更广阔天地的——时代之风。
于我而言，这个夏天同样是耕耘与等待的季节。
生日的短暂休整与战略复盘之后，我重新投入到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像一位耐心的农夫，在“星海”这片新开垦的田地里，精心播种，细心浇灌，静待秋收。
“星海文化”的执照静静地躺在招待所抽屉里，像一颗已然埋入土壤的种子，暂时无需过多关注，但其存在本身，却为我后续的许多行动提供了无形的底气和合法性依据。
我的重心，暂时回归到内容创作与核心人脉的巩固上，这是“星海”未来能够扬帆远航的根本动力。
在红星生产社，高校原创音乐大赛的筹备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海报贴满了京城各大高校的布告栏，报名信件和de小样如同雪片般飞来。
陈健添先生忙得脚不沾地，既要协调媒体宣传，又要组织初选评审。
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具体事务，但作为提议者和红星的重要创作力量，自然被赋予了“艺术顾问”的角色。
我花了几个下午，泡在红星那间堆满参赛作品的房间里，戴着耳机，一份份地聆听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充满青春躁动与真诚梦想的声音。
大部分作品还显稚嫩，模仿痕迹较重，但偶尔也能听到几首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或是旋律独特，或是歌词犀利，或是演唱充满感染力。
我会将这些“潜力股”特别标注出来，附上简短的评语和建议，交给陈健添参考。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在为红星选拔新人，更是对我自身音乐审美和市场判断力的一次锤炼。
我需要在海量的、未经打磨的原始素材中，快速甄别出那些可能经过雕琢后能绽放光彩的“原石”。
脑中的“AI外挂”此时更像一个庞大的风格数据库，能帮助我迅速将听到的作品与未来成功的音乐类型进行比对分析，但最终的判断，仍需结合这个时代的具体语境和我个人的艺术直觉。
一天下午，我正在埋头听小样，郑钧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拿起我桌上标注着“重点关注”的几份资料翻了翻。
“嘿，耗子，眼光可以啊！”他拿起其中一份，是一个来自西安的、名叫“王斐”的女生的作品，风格空灵，嗓音极具辨识度，“这姑娘的嗓子，是块料子，就是这曲子写得……太飘了，不接地气。”
我点点头：“钧哥说得对，声音条件很好，创作上还需要打磨。不过这种特质，如果找到合适的制作人，说不定能闯出一条新路。”
郑钧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有点意思。回头我跟老陈说说，这姑娘可以重点接触一下。”
这种与成熟音乐人的交流，让我对人才的评判维度更加丰富立体。
大赛，不仅是一个挖掘新人的平台，也成了我融入行业、建立专业话语权的契机。
与此同时，我与高军的接触也进入了更实质性的阶段。
在陈健添的撮合下，我们又进行了两次深入的面谈。
一次是在什刹海边的茶楼，一次是在“星海”那间尚未正式启用的办公室里（依旧借用红星的地方）。
高军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来了一份详尽的、针对“星海文化”初期发展的商业计划书草案，涵盖了市场分析、竞争对手研究、短期业务规划、财务预测以及组织架构建议。
“浩彣，”高军已经习惯直接叫我的名字，语气严肃，“我仔细研究了你的资源和构想。‘星海’的优势在于你个人的品牌和创作能力，以及初期与红星的紧密绑定。但劣势也很明显：缺乏独立的运营体系、品牌认知度为零、资金规模有限。”
他指着计划书上的SWOT分析图，条分缕析：“我的建议是，初期采取‘轻资产、强运营’的模式。核心聚焦两点：第一，精细化运营你个人的音乐和文学版权，开拓除传统版税外的授权收入，比如商业广告、影视剧插曲，甚至可以考虑为你个人的作品发行限量版黑胶或精装书籍，提升品牌溢价。第二，依托红星的高校大赛和现有渠道，以较低成本签约、孵化2-3个最具潜力的新人，进行个性化定制和推广，打造‘星海系’艺人的初步概念。”
他的思路清晰务实，与我的设想不谋而合，甚至在某些细节上考虑得更加周全。
比如，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小型的“版权信息库”，用于追踪和管理授权情况；还建议与京城的几家Live house建立合作关系，为新人提供演出机会。
“关于薪酬和激励，”高军合上计划书，目光锐利地看着我，“我希望我的收入能与公司的业绩紧密挂钩。我可以接受一个低于市场水平的底薪，但要求较高的业绩分红比例，以及公司未来增资时，有权以优惠价格认购一定比例的股权。”
这是一个有野心也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才提出的条件。我欣赏他的直接和魄力。
经过与张律师的沟通，以及和陈健添的商议，我们最终拟定了一份为期三年的CEO聘用合同，基本满足了高军的要求，同时也设置了明确的业绩考核目标。
合同的签署，定在了七月初。
另一方面，与赵振律师的沟通也愈发顺畅。他对我提出的“构建数字音乐版权预判模型”的想法表现出极大兴趣，虽然觉得目前实施起来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都不成熟，但他已经开始着手研究相关的国际法律案例和协议框架，为“星海”未来的数字化转型做着前瞻性的法律储备。
我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在完成手头几个项目后，能作为外部高级法律顾问，为“星海”提供支持，赵振欣然应允。
在文学领域，《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的创作进入了关键阶段。
这一册主要讲述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和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情节跌宕，人物命运起伏巨大。
聂震宁副总编辑看完初稿后，特意把我叫到出版社，感叹道：“浩彣，这一册写得……格外有力量。尤其是于谦力挽狂澜那段，字里行间有种沉郁顿挫的悲壮感，读来令人动容。”
我知道，这种变化，或许也源于我自己经历的沉淀。
外公的离去，创业的艰难，都让我对历史中那些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有了更深的共鸣。
我将这份共鸣，悄然注入了笔下的文字之中。
七月的第一个周一，在红星生产社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签约仪式。
我、父亲田盛忠（作为星海法人）、陈健添、高军、张律师到场。
在高军正式在CEO聘用合同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我心中一块重要的石头落了地。
这意味着，“星海文化”终于不再是纸上蓝图，它有了第一位掌舵的职业经理人。
“高总，欢迎加入星海。”我向他伸出手。
“田总，希望不会让你失望。”高军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眼神中充满了挑战与期待。
他称呼我为“田总”，这是一种基于契约的正式认可。
签约仪式后，高军立刻进入了状态，与陈健添商讨借用红星办公位和行政支持的具体事宜，并开始着手组建一个小而精的初始团队（一名行政助理，一名版权专员）。
雷厉风行的作风，让我对“星海”的初期运作多了几分信心。
盛夏的夜晚，依旧闷热。我坐在招待所的书桌前，窗户大开，偶尔有微弱的穿堂风掠过。
桌上摊开着《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的修改稿，旁边放着高军提交的详细业务规划。
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窗外。
京城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暗红色，看不到几颗星星。
但我知道，在我亲手绘制的蓝图上，一颗名为“星海”的新星，已经点燃了引擎，正待积聚足够的能量，准备在未来的某一天，破开这尘世的迷雾，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盛夏是耕耘的季节，汗水浸透土地。
而我，在喧嚣的蝉鸣与城市的霓虹中，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与专注，默默积蓄着力量，耐心等待着那一阵能将“星海”推向更广阔天地的——时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