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春末，空气中开始弥漫起暑热与躁动，而我的内心，却如同风暴眼中那片奇异的宁静，清晰、冷静，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力量。
“星海文化”的蓝图已然绘就，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在现实的土壤中精准丈量，谨慎落子。
与陈健添先生在茶馆达成初步共识后，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法律文件的起草、股权结构的细化、注册流程的推进，每一项都繁琐而关键。
陈先生这次引荐的律师姓张，是个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言辞谨慎的中年人。
听说在京圈是个小有名气的律师，经验丰富、尤其熟悉国内商业法规和注册流程，是处理当前具体法律手续的合适人选。
在我们第一次正式会面时，他看着我，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疑虑。
“田……同学，”他斟酌着用词，显然对一个孩子作为主要谈判方感到极度不适，“陈先生大致说明了情况。但成立公司涉及诸多法律和财务问题，尤其是您提出的这种……代持和委托管理模式，结构比较复杂，我需要确保所有安排都合法合规，并且能够充分保障各方，特别是您父亲的权益。”他的目光扫过坐在我旁边，显得有些局促的父亲。
我理解他的顾虑，也早有准备。我没有急于辩解，而是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
那是我花了几个晚上，结合超前记忆中对公司法、合同法以及未来常见商业架构的理解，梳理出的核心诉求和原则性框架。
“张律师，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我开口，语气平和而坚定，“正因为涉及家人，我才更需要最专业的法律保障。这是我整理的一些初步想法，请您过目。”
我将稿纸推过去。上面清晰地列明了我设想的股权结构：父亲田盛忠作为显名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51%的股份；我通过一份详尽且经过公证的家族内部资产代持协议，实际拥有这51%股份的完整权益；剩余49%的股份，暂时预留，作为未来引入战略投资者（如陈健添）或核心员工的期权池。同时，草案中还明确规定了父亲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管理，其签字权仅限于我事先书面同意的事项，日常运营将全权委托给未来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并设立由我、陈健添及未来CEO组成的决策委员会，重大事项需委员会一致通过。
张律师起初只是随意浏览，但越看神色越是凝重。他扶了扶眼镜，仔细地研读着每一个条款，不时抬起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我。
这份架构草案，不仅考虑到了我未成年身份的限制，更在法理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确保了控制权的集中和运营的专业性，其成熟和老练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这……这些都是你写的？”他最终忍不住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震撼。
“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主要是不想给父亲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也希望公司能规范发展。”我谦逊地回答，“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合规性，还需要张律师您这样专业人士来把关和完善。”
张律师深吸一口气，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最初的审视变成了真正的重视。“田同学，你这份……构思，非常周全。虽然有些细节需要根据现行法律进行调整，比如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方式需要更迂回和严密的信托或协议设计，但大方向是可行的。我会尽快起草正式的协议文本。”
接下来的几周，便是在与张律师反复沟通、修改协议草案中度过的。每一次会面，都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我需要确保我的核心意图不被曲解，同时也要尊重法律的边界。
父亲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在需要他表态时，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简单说一句：“我听浩彣的。”
他的信任，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与此同时，人才的寻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与赵振律师的接触逐渐深入，我与他探讨了国际版权公约、数字版权的未来等前沿话题，他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开放思维让我基本认定他是未来“星海”法务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但我还需要一个掌舵的CEO，一个既懂文化行业，又有商业头脑，并且能够理解并执行我战略意图的经理人。
机会在一个略显闷热的下午悄然降临。陈健添带我参加一个文化产业的沙龙，与会者多是些唱片公司老板、独立制作人和媒体人。
沙龙上，一个约莫三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言辞犀利却不失分寸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正在与几人争论音乐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认为单纯依赖唱片销售是死路，必须拓展授权、演出、衍生品乃至与新兴媒体结合的多元化盈利模式。
“那是高军，”陈健添低声向我介绍，“以前在海外一家传媒集团做过市场总监，回国后自己搞过演出经纪，有点想法，但性子比较倔，不太合群。”
高军？我记忆中似乎没有这个名字的深刻印记，但这正说明他可能是这个时代被埋没的实干派。我主动走过去，加入了讨论。
“高先生的观点我很赞同，”我开口道，“未来的音乐，或许会变成一种服务，而不仅仅是商品。版权运营会是核心。”
高军有些惊讶地低头看我，显然认出了我。“田浩彣？”他笑了笑，“你的歌很棒。不过，你说版权运营是核心，具体指什么？现在国内这块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从版权分级授权谈到艺人品牌价值挖掘，从线下演出运营谈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在线音乐模式。
高军的思路清晰，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而且不囿于传统观念。
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年龄而轻视我的观点，反而对我的某些“前瞻性”想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深入的追问。
沙龙结束后，我通过陈健添要到了高军的联系方式。
几天后，我单独约他在国子监附近的一家茶馆见面。
这一次，我更加直接地阐述了我对“星海文化”的构想，以及我希望寻找一位能够统领全局的CEO的意愿。
高军听完，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很有意思的蓝图，也很大胆。但是，田浩彣，你毕竟才十二岁。我如何能确信，这不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异想天开？公司的实际决策权在哪里？我能获得多大的授权和资源支持？”
他的问题直接而尖锐，正中要害。我没有回避，将已经基本成型的股权架构和决策机制向他坦诚说明，强调他在日常运营中将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而战略方向由我和决策委员会共同把握。
同时，我也向他展示了初步的资金筹备情况和已经掌握的核心资源（我的版权、与红星、出版社的关系网等）。
“我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值得长期投入的事业平台。”高军坦诚道，“你的想法和资源让我很心动，但具体的权责和激励，需要在合同中明确。”
“这是自然。”我点点头，“张律师正在起草相关的文件。我们可以就您的薪酬结构（底薪 业绩分红 期权）、权限范围以及年度目标进行详细磋商。”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立刻达成协议，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知道，像高军这样的人才，需要时间和更具吸引力的方案来说服。
四月中旬，“星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注册手续在张律师的努力下，终于接近完成。
公司名称取“星辰大海”之意，既寓意着文化产业的广阔天地，也暗合我“田浩彣”之名中的“浩”字。
注册地址暂时借用红星生产社的一间闲置办公室。父亲在最终的文件上签下了名字，他的手有些颤抖，但眼神坚定。
与此同时，与朴树的接触也有了进展。红星派去的人反馈，这个清华学生性格内向甚至有些孤僻，对商业签约颇为抗拒，目前只愿意以松散的合作形式提供作品。
我让陈健添不必强求，保持友好联系，定期支付一些创作经费即可。我相信，对于真正的创作天才，尊重和耐心是最好的投资。
四月末的一天，我、陈健添、张律师，以及特意从老家赶来的父亲，在红星生产社那间临时充作会议室的房间里，进行了“星海文化”成立前的最后一次关键会议。
桌上摊开着厚厚的公司章程、股东协议、授权委托书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张律师逐条解释着最终条款，确保父亲完全理解他所签署内容的意义。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在需要签名的地方，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看着父亲未到不惑之年，已有星点白发的鬓角，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是感激，是责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所有文件签署完毕，陈健添笑着拍了拍手：“好了！从现在起，‘星海文化’就算正式启航了！浩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我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窗外湛蓝的天空上。
星海已启航，前方是未知的航道，潜藏着机遇，也暗流汹涌。
但我知道，我已经握住了舵轮。接下来的每一步，无论是乘风破浪，还是迂回前行，都将由我亲自引领。
这艘承载着梦想与谋划的航船，终于解开了缆绳，向着那片属于它的、星辰璀璨的海洋，缓缓驶去。
而站在船头的我，这个十二岁的船长，心中没有畏惧，只有一往无前的决然。
“星海文化”的蓝图已然绘就，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在现实的土壤中精准丈量，谨慎落子。
与陈健添先生在茶馆达成初步共识后，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法律文件的起草、股权结构的细化、注册流程的推进，每一项都繁琐而关键。
陈先生这次引荐的律师姓张，是个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言辞谨慎的中年人。
听说在京圈是个小有名气的律师，经验丰富、尤其熟悉国内商业法规和注册流程，是处理当前具体法律手续的合适人选。
在我们第一次正式会面时，他看着我，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疑虑。
“田……同学，”他斟酌着用词，显然对一个孩子作为主要谈判方感到极度不适，“陈先生大致说明了情况。但成立公司涉及诸多法律和财务问题，尤其是您提出的这种……代持和委托管理模式，结构比较复杂，我需要确保所有安排都合法合规，并且能够充分保障各方，特别是您父亲的权益。”他的目光扫过坐在我旁边，显得有些局促的父亲。
我理解他的顾虑，也早有准备。我没有急于辩解，而是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
那是我花了几个晚上，结合超前记忆中对公司法、合同法以及未来常见商业架构的理解，梳理出的核心诉求和原则性框架。
“张律师，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我开口，语气平和而坚定，“正因为涉及家人，我才更需要最专业的法律保障。这是我整理的一些初步想法，请您过目。”
我将稿纸推过去。上面清晰地列明了我设想的股权结构：父亲田盛忠作为显名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51%的股份；我通过一份详尽且经过公证的家族内部资产代持协议，实际拥有这51%股份的完整权益；剩余49%的股份，暂时预留，作为未来引入战略投资者（如陈健添）或核心员工的期权池。同时，草案中还明确规定了父亲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管理，其签字权仅限于我事先书面同意的事项，日常运营将全权委托给未来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并设立由我、陈健添及未来CEO组成的决策委员会，重大事项需委员会一致通过。
张律师起初只是随意浏览，但越看神色越是凝重。他扶了扶眼镜，仔细地研读着每一个条款，不时抬起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我。
这份架构草案，不仅考虑到了我未成年身份的限制，更在法理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确保了控制权的集中和运营的专业性，其成熟和老练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这……这些都是你写的？”他最终忍不住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震撼。
“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主要是不想给父亲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也希望公司能规范发展。”我谦逊地回答，“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合规性，还需要张律师您这样专业人士来把关和完善。”
张律师深吸一口气，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最初的审视变成了真正的重视。“田同学，你这份……构思，非常周全。虽然有些细节需要根据现行法律进行调整，比如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方式需要更迂回和严密的信托或协议设计，但大方向是可行的。我会尽快起草正式的协议文本。”
接下来的几周，便是在与张律师反复沟通、修改协议草案中度过的。每一次会面，都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我需要确保我的核心意图不被曲解，同时也要尊重法律的边界。
父亲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在需要他表态时，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简单说一句：“我听浩彣的。”
他的信任，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与此同时，人才的寻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与赵振律师的接触逐渐深入，我与他探讨了国际版权公约、数字版权的未来等前沿话题，他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开放思维让我基本认定他是未来“星海”法务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但我还需要一个掌舵的CEO，一个既懂文化行业，又有商业头脑，并且能够理解并执行我战略意图的经理人。
机会在一个略显闷热的下午悄然降临。陈健添带我参加一个文化产业的沙龙，与会者多是些唱片公司老板、独立制作人和媒体人。
沙龙上，一个约莫三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言辞犀利却不失分寸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正在与几人争论音乐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认为单纯依赖唱片销售是死路，必须拓展授权、演出、衍生品乃至与新兴媒体结合的多元化盈利模式。
“那是高军，”陈健添低声向我介绍，“以前在海外一家传媒集团做过市场总监，回国后自己搞过演出经纪，有点想法，但性子比较倔，不太合群。”
高军？我记忆中似乎没有这个名字的深刻印记，但这正说明他可能是这个时代被埋没的实干派。我主动走过去，加入了讨论。
“高先生的观点我很赞同，”我开口道，“未来的音乐，或许会变成一种服务，而不仅仅是商品。版权运营会是核心。”
高军有些惊讶地低头看我，显然认出了我。“田浩彣？”他笑了笑，“你的歌很棒。不过，你说版权运营是核心，具体指什么？现在国内这块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从版权分级授权谈到艺人品牌价值挖掘，从线下演出运营谈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在线音乐模式。
高军的思路清晰，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而且不囿于传统观念。
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年龄而轻视我的观点，反而对我的某些“前瞻性”想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深入的追问。
沙龙结束后，我通过陈健添要到了高军的联系方式。
几天后，我单独约他在国子监附近的一家茶馆见面。
这一次，我更加直接地阐述了我对“星海文化”的构想，以及我希望寻找一位能够统领全局的CEO的意愿。
高军听完，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很有意思的蓝图，也很大胆。但是，田浩彣，你毕竟才十二岁。我如何能确信，这不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异想天开？公司的实际决策权在哪里？我能获得多大的授权和资源支持？”
他的问题直接而尖锐，正中要害。我没有回避，将已经基本成型的股权架构和决策机制向他坦诚说明，强调他在日常运营中将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而战略方向由我和决策委员会共同把握。
同时，我也向他展示了初步的资金筹备情况和已经掌握的核心资源（我的版权、与红星、出版社的关系网等）。
“我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值得长期投入的事业平台。”高军坦诚道，“你的想法和资源让我很心动，但具体的权责和激励，需要在合同中明确。”
“这是自然。”我点点头，“张律师正在起草相关的文件。我们可以就您的薪酬结构（底薪 业绩分红 期权）、权限范围以及年度目标进行详细磋商。”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立刻达成协议，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知道，像高军这样的人才，需要时间和更具吸引力的方案来说服。
四月中旬，“星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注册手续在张律师的努力下，终于接近完成。
公司名称取“星辰大海”之意，既寓意着文化产业的广阔天地，也暗合我“田浩彣”之名中的“浩”字。
注册地址暂时借用红星生产社的一间闲置办公室。父亲在最终的文件上签下了名字，他的手有些颤抖，但眼神坚定。
与此同时，与朴树的接触也有了进展。红星派去的人反馈，这个清华学生性格内向甚至有些孤僻，对商业签约颇为抗拒，目前只愿意以松散的合作形式提供作品。
我让陈健添不必强求，保持友好联系，定期支付一些创作经费即可。我相信，对于真正的创作天才，尊重和耐心是最好的投资。
四月末的一天，我、陈健添、张律师，以及特意从老家赶来的父亲，在红星生产社那间临时充作会议室的房间里，进行了“星海文化”成立前的最后一次关键会议。
桌上摊开着厚厚的公司章程、股东协议、授权委托书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张律师逐条解释着最终条款，确保父亲完全理解他所签署内容的意义。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在需要签名的地方，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看着父亲未到不惑之年，已有星点白发的鬓角，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是感激，是责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所有文件签署完毕，陈健添笑着拍了拍手：“好了！从现在起，‘星海文化’就算正式启航了！浩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我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窗外湛蓝的天空上。
星海已启航，前方是未知的航道，潜藏着机遇，也暗流汹涌。
但我知道，我已经握住了舵轮。接下来的每一步，无论是乘风破浪，还是迂回前行，都将由我亲自引领。
这艘承载着梦想与谋划的航船，终于解开了缆绳，向着那片属于它的、星辰璀璨的海洋，缓缓驶去。
而站在船头的我，这个十二岁的船长，心中没有畏惧，只有一往无前的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