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七月初七，七夕。
北京的晨光带着夏末的温软，漫过紫禁城的琉璃瓦，将乾清宫的金砖地照得亮堂。朱由检没像往年那样，留在坤宁宫陪周皇后过乞巧节——天还没亮，他就披了件半旧的青缎常服，坐在御案后翻查外阜司的奏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角那方“敬天爱人”的玉印，眼底藏着几分按捺不住的期待。
“陛下，外阜司总司尚书张维贤、辅政文官温体仁，带着第一批税银和账册，在午门外候着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承恩轻手轻脚进来，声音压得极低——他知道，陛下等这一天，等了快四个月。
朱由检猛地抬头，眼中的倦意瞬间消散，手指在奏报上顿了顿：“宣。让他们直接到乾清宫来，带着税银和账册，朕要亲自看。”
“嗻。”王承恩躬身退下，心里也跟着紧了几分。自今年三月外阜司挂牌，朝堂上的争议就没断过——东林党人说海贸“乱纲常”，勋贵里也有不少人暗地抱怨“查税过严”，连周延儒都曾劝陛下“缓推新政”。如今第一批税银上缴，若是数目不及预期，恐怕又要引来一场风波。
没过多久，乾清宫的殿门外传来脚步声。张维贤穿着绯色官袍，腰间挂着外阜司的银鱼袋，手里捧着一个暗红色的木匣；温体仁则跟在后面，怀里抱着厚厚的账册，两人走到殿中，齐齐跪下：“臣张维贤、温体仁，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朱由检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税银和账册呢？呈上来。”
张维贤起身，双手捧着木匣上前，将匣子放在御案上。木匣上雕着缠枝莲纹，锁扣是纯银打造，上面刻着“外阜司总衙”四个字。朱由检伸手打开匣子，里面铺着一层明黄色的绸缎，绸缎上整齐地码着一锭锭官银——每锭五十两，银锭上印着“漳州分司”“泉州分司”的字样，还带着淡淡的海腥味，像是刚从商船上卸下来不久。
“陛下，”张维贤躬身道，“此次上缴的，是漳州、泉州两分司四月至六月的海贸税与工商税。其中，漳州分司收海贸税银七万三千两，工商税银二万一千两；泉州分司收海贸税银六万八千两，工商税银一万九千两——合计共十九万三千两。另外，泉州分司还带回南洋苏木、胡椒等货物，已交由内库清点，折合白银约三万两，算入下次上缴的税银中。”
“十九万三千两？”朱由检拿起一锭银锭，放在手里掂了掂，银锭的重量压得掌心微微发沉。他记得去年同期，江南织造府和市舶司加起来，也只缴了六万多两税银——如今外阜司刚运行三个月，就缴了近二十万两，比预期的还多了三万两。
温体仁见陛下神色松动，连忙将账册递上前：“陛下，这是两分司的明细账册，每一笔税银的来源、商户的姓名、商船的引票编号，都记录在案。臣已与内库司的官员核对过，数目无误，绝无虚瞒。”
朱由检翻开账册，只见上面的字迹工整，每一页都盖着外阜司分司的朱印。他翻到漳州分司的一页，看到“福兴号商船，运载生丝三百担，出海引票编号外阜漳字第001号，缴纳海贸税银四千五百两”的记录，突然想起三月挂牌那天，他对张维贤说的话——“朕要的不是虚数，是能填边饷、养士兵的实银”。
“好，好！”朱由检合上册子，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张卿，温卿，你们做得好！外阜司没辜负朕的信任，没辜负大明朝的百姓！”
张维贤和温体仁连忙再次跪下：“此乃陛下圣明，臣等只是尽了分内之事。”
“分内之事？”朱由检站起身，走到两人面前，亲手将他们扶起，“若是换了旁人，恐怕还在跟江南士绅周旋，哪能这么快缴上税银？朕知道，你们在漳州、泉州，没少受气——那些商户仗着有东林党撑腰，故意拖延缴税；还有些勋贵的家奴，借着身份阻挠查税，你们能压下来，不容易。”
张维贤心里一暖，眼眶微微发红：“陛下明察。漳州分司刚设的时候，江南盐商林万山故意拖欠税银三万两，还说‘有钱孝敬钱大人（钱谦益），没钱缴给外阜司’。臣让人查了他的盐场，发现他私藏盐引两千张，按律应罚银五万两——最后他不仅缴了欠税，还多缴了两万两罚款，其他商户见了，也就不敢再拖延了。”
“林万山？”朱由检眉头一皱，“就是去年给钱谦益送了十船绸缎的那个盐商？”
“正是。”温体仁补充道，“此事臣已记录在案，待下次朝会，臣会将这些抗税商户的名单呈上，恳请陛下严惩，以儆效尤。”
朱由检点了点头，目光又落回御案上的银锭：“这些税银，朕已有安排。十万两拨给关宁军，解他们的欠饷之困；五万两拨给陕西灾区，救济饥民；剩下的四万三千两，留给外阜司，用于扩充漳州、泉州的码头，再添派些人手，盯着宁波、松江两分司——那两处靠近江南，东林党人的势力更重，不能出岔子。”
“臣遵旨！”两人齐声应道。
就在这时，王承恩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奏折：“陛下，东林党左都御史曹于汴，递了奏折，说外阜司‘横征暴敛，扰民生计’，还说漳州分司有官员‘借查税之名，勒索商户’，恳请陛下‘罢黜外阜司，还江南安宁’。”
张维贤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陛下，这是曹于汴故意抹黑！漳州分司的官员都是臣亲自挑选的，每一笔税银都有账册可查，绝无勒索之事！曹于汴这是见税银数额可观，想故意搅乱新政！”
温体仁也道：“陛下，曹于汴与钱谦益是同乡，去年钱谦益下狱时，他就多次上书求情。如今外阜司成效显着，他怕陛下进一步清查江南税银，断了东林党人的财路，才故意造谣生事。”
朱由检接过奏折，快速扫了几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曹于汴的奏折里，只说“横征暴敛”，却没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只说“勒索商户”，却没提商户的姓名——显然是凭空捏造。他将奏折扔在御案上：“曹于汴这是老糊涂了！外阜司的账册摆在这，税银也摆在这，他不看事实，反而听信谣言，真是辜负了朕的信任！”
他顿了顿，对王承恩道：“传朕的旨，将曹于汴的奏折发至六部九卿，让他们都看看——再把外阜司的税银和账册，搬到文华殿外的广场上，让文武百官都去查验。朕倒要看看，谁还敢说外阜司‘横征暴敛’！”
“嗻！”王承恩连忙领旨，心里暗自佩服——陛下这是要借税银的事，彻底堵住东林党人的嘴。
当天上午，文华殿外的广场上挤满了官员。十九万三千两官银被倒在铺着绸缎的长桌上，阳光照在银锭上，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温体仁站在一旁，手里拿着账册，随时准备解答官员们的疑问。
东林党人看到这么多税银，脸色都变了。曹于汴站在人群里，看着银锭上的“漳州分司”字样，嘴唇动了动，却没敢说话——他昨天刚收到林万山的信，说自己被外阜司罚了两万两，本想借着奏折逼陛下停了外阜司，没想到税银数额这么大，反而把自己架在了火上。
“曹大人，”户部尚书毕自严走过来，手里拿着一锭银锭，语气带着几分嘲讽，“您说外阜司‘横征暴敛’，可这税银都是按陛下定的章程收的——海贸税抽十税一，工商税抽二十税一，比江南士绅私下收的‘佃租’还低。您要是不信，不如看看这账册？”
曹于汴的脸涨得通红，只能含糊道：“毕大人，我只是担心商户负担过重，并非有意诋毁外阜司。”
“担心商户负担？”张维贤走过来，手里拿着泉州分司的商户名单，“泉州的商户陈万山，四月到六月做了三趟南洋生意，缴了税银五千两，却赚了三万两——您要是觉得他负担重，不如问问他愿不愿意停了海贸？”
周围的官员都笑了起来。曹于汴再也待不下去，转身挤出人群，匆匆离开了广场。其他东林党人见势不妙，也纷纷找借口溜走，只剩下支持外阜司的官员，围着税银和账册，讨论着如何进一步推进新政。
消息传到乾清宫时，朱由检正在看陕西灾区的奏报。王承恩把广场上的事一说，朱由检放下奏报，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东林党人总说‘新政害民’，如今税银摆在眼前，他们再想阻挠，也没那么容易了。”
他顿了顿，又道：“传朕的旨，赏张维贤、温体仁各白银五百两，绸缎十匹；漳州、泉州两分司的官员，各升一级，赏银一百两——让他们知道，只要为朝廷办事，朕绝不会亏待他们。”
“嗻。”王承恩躬身应道。
当天傍晚，坤宁宫的殿里摆上了乞巧宴。周皇后亲自做了巧果，还在案上摆了针线笸箩，等着朱由检过来。可等了许久，也没见陛下的身影，倒是宫女来报，说陛下还在乾清宫，跟张维贤、温体仁商量宁波、松江分司的事。
“陛下这是把心都放在外阜司上了。”周皇后拿起一个巧果，放在嘴里，甜丝丝的味道却没让她露出笑容，“不过也好，只要外阜司能稳住，边饷有了着落，陕西的灾民有了救济，这大明朝的日子，总能好起来。”
宫女连忙道：“娘娘说得是。听说今天外阜司缴了十九万多两税银，比去年多了三倍还多，陛下高兴，大臣们也服了，以后再也没人敢说新政的坏话了。”
周皇后点了点头，目光望向乾清宫的方向。夜色渐浓，乾清宫的灯火还亮着，像一颗坚定的星辰，在漆黑的夜空里，闪烁着微弱却执着的光芒。
她知道，陛下心里装着的，不仅是这十九万两税银，更是整个大明朝的江山——从三月的外阜司挂牌，到七月的第一批税银上缴，陛下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可只要能守住这江山，能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再多的辛苦，陛下也愿意扛。
而此时的乾清宫里，朱由检还在跟张维贤、温体仁讨论着。御案上的银锭还没撤下去，灯光照在银锭上，映得陛下的眼睛格外明亮。
“宁波分司那边，要让张鹏翮去。”朱由检指着地图上的宁波，“他是江南人，熟悉当地的商户，而且为人刚正，不怕东林党人的威胁。松江分司就让李之藻去，他懂海贸，还会算账，能把税银管得明明白白。”
“陛下圣明。”张维贤道，“不过宁波的商户多跟东林党人有往来，张鹏翮去了，恐怕会遇到不少阻力。”
“阻力肯定有，但朕会给他撑腰。”朱由检的语气坚定，“朕已让骆养性派督查司的人，跟着张鹏翮、李之藻去宁波、松江，只要有人敢阻挠查税，不管是商户还是勋贵，一律严惩不贷！”
温体仁连忙道：“陛下有此决心，臣等定能把宁波、松江分司办好，下次上缴税银，定能比这次更多！”
朱由检点了点头，拿起一锭银锭，放在手里。银锭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像是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他想起三月初十那天，在乾清宫早朝，他掷下《外阜司章程草案》时，东林党人震惊的眼神；想起四月漳州分司遇到阻力，张维贤派人来京求援，他下旨“严查不怠”时的坚定；想起今天上午，文华殿外广场上，官员们看到税银时的惊讶与信服。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漫长的战役，而今天，他们终于打赢了第一仗。
“好。”朱由检放下银锭，目光望向窗外的夜空，“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只要外阜司能稳住，只要税银能源源不断地缴上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补足边饷，整顿军户，甚至……还能把后金赶出辽东！”
张维贤、温体仁齐齐跪下：“臣等定不负陛下所托，为大明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夜色渐深，乾清宫的灯火依旧明亮。那十九万三千两银锭，静静地躺在御案上，像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崇祯四年的七夕之夜，悄然在紫禁城的土壤里，扎下了根。而朱由检知道，这只是开始——他要走的路还很长，要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但只要有这外阜司的税银，有张维贤、温体仁这样的忠臣，他就有信心，能守住这大明朝的江山，能让煤山的雪，永远积不起来。
北京的晨光带着夏末的温软，漫过紫禁城的琉璃瓦，将乾清宫的金砖地照得亮堂。朱由检没像往年那样，留在坤宁宫陪周皇后过乞巧节——天还没亮，他就披了件半旧的青缎常服，坐在御案后翻查外阜司的奏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角那方“敬天爱人”的玉印，眼底藏着几分按捺不住的期待。
“陛下，外阜司总司尚书张维贤、辅政文官温体仁，带着第一批税银和账册，在午门外候着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承恩轻手轻脚进来，声音压得极低——他知道，陛下等这一天，等了快四个月。
朱由检猛地抬头，眼中的倦意瞬间消散，手指在奏报上顿了顿：“宣。让他们直接到乾清宫来，带着税银和账册，朕要亲自看。”
“嗻。”王承恩躬身退下，心里也跟着紧了几分。自今年三月外阜司挂牌，朝堂上的争议就没断过——东林党人说海贸“乱纲常”，勋贵里也有不少人暗地抱怨“查税过严”，连周延儒都曾劝陛下“缓推新政”。如今第一批税银上缴，若是数目不及预期，恐怕又要引来一场风波。
没过多久，乾清宫的殿门外传来脚步声。张维贤穿着绯色官袍，腰间挂着外阜司的银鱼袋，手里捧着一个暗红色的木匣；温体仁则跟在后面，怀里抱着厚厚的账册，两人走到殿中，齐齐跪下：“臣张维贤、温体仁，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朱由检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税银和账册呢？呈上来。”
张维贤起身，双手捧着木匣上前，将匣子放在御案上。木匣上雕着缠枝莲纹，锁扣是纯银打造，上面刻着“外阜司总衙”四个字。朱由检伸手打开匣子，里面铺着一层明黄色的绸缎，绸缎上整齐地码着一锭锭官银——每锭五十两，银锭上印着“漳州分司”“泉州分司”的字样，还带着淡淡的海腥味，像是刚从商船上卸下来不久。
“陛下，”张维贤躬身道，“此次上缴的，是漳州、泉州两分司四月至六月的海贸税与工商税。其中，漳州分司收海贸税银七万三千两，工商税银二万一千两；泉州分司收海贸税银六万八千两，工商税银一万九千两——合计共十九万三千两。另外，泉州分司还带回南洋苏木、胡椒等货物，已交由内库清点，折合白银约三万两，算入下次上缴的税银中。”
“十九万三千两？”朱由检拿起一锭银锭，放在手里掂了掂，银锭的重量压得掌心微微发沉。他记得去年同期，江南织造府和市舶司加起来，也只缴了六万多两税银——如今外阜司刚运行三个月，就缴了近二十万两，比预期的还多了三万两。
温体仁见陛下神色松动，连忙将账册递上前：“陛下，这是两分司的明细账册，每一笔税银的来源、商户的姓名、商船的引票编号，都记录在案。臣已与内库司的官员核对过，数目无误，绝无虚瞒。”
朱由检翻开账册，只见上面的字迹工整，每一页都盖着外阜司分司的朱印。他翻到漳州分司的一页，看到“福兴号商船，运载生丝三百担，出海引票编号外阜漳字第001号，缴纳海贸税银四千五百两”的记录，突然想起三月挂牌那天，他对张维贤说的话——“朕要的不是虚数，是能填边饷、养士兵的实银”。
“好，好！”朱由检合上册子，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张卿，温卿，你们做得好！外阜司没辜负朕的信任，没辜负大明朝的百姓！”
张维贤和温体仁连忙再次跪下：“此乃陛下圣明，臣等只是尽了分内之事。”
“分内之事？”朱由检站起身，走到两人面前，亲手将他们扶起，“若是换了旁人，恐怕还在跟江南士绅周旋，哪能这么快缴上税银？朕知道，你们在漳州、泉州，没少受气——那些商户仗着有东林党撑腰，故意拖延缴税；还有些勋贵的家奴，借着身份阻挠查税，你们能压下来，不容易。”
张维贤心里一暖，眼眶微微发红：“陛下明察。漳州分司刚设的时候，江南盐商林万山故意拖欠税银三万两，还说‘有钱孝敬钱大人（钱谦益），没钱缴给外阜司’。臣让人查了他的盐场，发现他私藏盐引两千张，按律应罚银五万两——最后他不仅缴了欠税，还多缴了两万两罚款，其他商户见了，也就不敢再拖延了。”
“林万山？”朱由检眉头一皱，“就是去年给钱谦益送了十船绸缎的那个盐商？”
“正是。”温体仁补充道，“此事臣已记录在案，待下次朝会，臣会将这些抗税商户的名单呈上，恳请陛下严惩，以儆效尤。”
朱由检点了点头，目光又落回御案上的银锭：“这些税银，朕已有安排。十万两拨给关宁军，解他们的欠饷之困；五万两拨给陕西灾区，救济饥民；剩下的四万三千两，留给外阜司，用于扩充漳州、泉州的码头，再添派些人手，盯着宁波、松江两分司——那两处靠近江南，东林党人的势力更重，不能出岔子。”
“臣遵旨！”两人齐声应道。
就在这时，王承恩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奏折：“陛下，东林党左都御史曹于汴，递了奏折，说外阜司‘横征暴敛，扰民生计’，还说漳州分司有官员‘借查税之名，勒索商户’，恳请陛下‘罢黜外阜司，还江南安宁’。”
张维贤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陛下，这是曹于汴故意抹黑！漳州分司的官员都是臣亲自挑选的，每一笔税银都有账册可查，绝无勒索之事！曹于汴这是见税银数额可观，想故意搅乱新政！”
温体仁也道：“陛下，曹于汴与钱谦益是同乡，去年钱谦益下狱时，他就多次上书求情。如今外阜司成效显着，他怕陛下进一步清查江南税银，断了东林党人的财路，才故意造谣生事。”
朱由检接过奏折，快速扫了几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曹于汴的奏折里，只说“横征暴敛”，却没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只说“勒索商户”，却没提商户的姓名——显然是凭空捏造。他将奏折扔在御案上：“曹于汴这是老糊涂了！外阜司的账册摆在这，税银也摆在这，他不看事实，反而听信谣言，真是辜负了朕的信任！”
他顿了顿，对王承恩道：“传朕的旨，将曹于汴的奏折发至六部九卿，让他们都看看——再把外阜司的税银和账册，搬到文华殿外的广场上，让文武百官都去查验。朕倒要看看，谁还敢说外阜司‘横征暴敛’！”
“嗻！”王承恩连忙领旨，心里暗自佩服——陛下这是要借税银的事，彻底堵住东林党人的嘴。
当天上午，文华殿外的广场上挤满了官员。十九万三千两官银被倒在铺着绸缎的长桌上，阳光照在银锭上，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温体仁站在一旁，手里拿着账册，随时准备解答官员们的疑问。
东林党人看到这么多税银，脸色都变了。曹于汴站在人群里，看着银锭上的“漳州分司”字样，嘴唇动了动，却没敢说话——他昨天刚收到林万山的信，说自己被外阜司罚了两万两，本想借着奏折逼陛下停了外阜司，没想到税银数额这么大，反而把自己架在了火上。
“曹大人，”户部尚书毕自严走过来，手里拿着一锭银锭，语气带着几分嘲讽，“您说外阜司‘横征暴敛’，可这税银都是按陛下定的章程收的——海贸税抽十税一，工商税抽二十税一，比江南士绅私下收的‘佃租’还低。您要是不信，不如看看这账册？”
曹于汴的脸涨得通红，只能含糊道：“毕大人，我只是担心商户负担过重，并非有意诋毁外阜司。”
“担心商户负担？”张维贤走过来，手里拿着泉州分司的商户名单，“泉州的商户陈万山，四月到六月做了三趟南洋生意，缴了税银五千两，却赚了三万两——您要是觉得他负担重，不如问问他愿不愿意停了海贸？”
周围的官员都笑了起来。曹于汴再也待不下去，转身挤出人群，匆匆离开了广场。其他东林党人见势不妙，也纷纷找借口溜走，只剩下支持外阜司的官员，围着税银和账册，讨论着如何进一步推进新政。
消息传到乾清宫时，朱由检正在看陕西灾区的奏报。王承恩把广场上的事一说，朱由检放下奏报，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东林党人总说‘新政害民’，如今税银摆在眼前，他们再想阻挠，也没那么容易了。”
他顿了顿，又道：“传朕的旨，赏张维贤、温体仁各白银五百两，绸缎十匹；漳州、泉州两分司的官员，各升一级，赏银一百两——让他们知道，只要为朝廷办事，朕绝不会亏待他们。”
“嗻。”王承恩躬身应道。
当天傍晚，坤宁宫的殿里摆上了乞巧宴。周皇后亲自做了巧果，还在案上摆了针线笸箩，等着朱由检过来。可等了许久，也没见陛下的身影，倒是宫女来报，说陛下还在乾清宫，跟张维贤、温体仁商量宁波、松江分司的事。
“陛下这是把心都放在外阜司上了。”周皇后拿起一个巧果，放在嘴里，甜丝丝的味道却没让她露出笑容，“不过也好，只要外阜司能稳住，边饷有了着落，陕西的灾民有了救济，这大明朝的日子，总能好起来。”
宫女连忙道：“娘娘说得是。听说今天外阜司缴了十九万多两税银，比去年多了三倍还多，陛下高兴，大臣们也服了，以后再也没人敢说新政的坏话了。”
周皇后点了点头，目光望向乾清宫的方向。夜色渐浓，乾清宫的灯火还亮着，像一颗坚定的星辰，在漆黑的夜空里，闪烁着微弱却执着的光芒。
她知道，陛下心里装着的，不仅是这十九万两税银，更是整个大明朝的江山——从三月的外阜司挂牌，到七月的第一批税银上缴，陛下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可只要能守住这江山，能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再多的辛苦，陛下也愿意扛。
而此时的乾清宫里，朱由检还在跟张维贤、温体仁讨论着。御案上的银锭还没撤下去，灯光照在银锭上，映得陛下的眼睛格外明亮。
“宁波分司那边，要让张鹏翮去。”朱由检指着地图上的宁波，“他是江南人，熟悉当地的商户，而且为人刚正，不怕东林党人的威胁。松江分司就让李之藻去，他懂海贸，还会算账，能把税银管得明明白白。”
“陛下圣明。”张维贤道，“不过宁波的商户多跟东林党人有往来，张鹏翮去了，恐怕会遇到不少阻力。”
“阻力肯定有，但朕会给他撑腰。”朱由检的语气坚定，“朕已让骆养性派督查司的人，跟着张鹏翮、李之藻去宁波、松江，只要有人敢阻挠查税，不管是商户还是勋贵，一律严惩不贷！”
温体仁连忙道：“陛下有此决心，臣等定能把宁波、松江分司办好，下次上缴税银，定能比这次更多！”
朱由检点了点头，拿起一锭银锭，放在手里。银锭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像是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他想起三月初十那天，在乾清宫早朝，他掷下《外阜司章程草案》时，东林党人震惊的眼神；想起四月漳州分司遇到阻力，张维贤派人来京求援，他下旨“严查不怠”时的坚定；想起今天上午，文华殿外广场上，官员们看到税银时的惊讶与信服。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漫长的战役，而今天，他们终于打赢了第一仗。
“好。”朱由检放下银锭，目光望向窗外的夜空，“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只要外阜司能稳住，只要税银能源源不断地缴上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补足边饷，整顿军户，甚至……还能把后金赶出辽东！”
张维贤、温体仁齐齐跪下：“臣等定不负陛下所托，为大明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夜色渐深，乾清宫的灯火依旧明亮。那十九万三千两银锭，静静地躺在御案上，像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崇祯四年的七夕之夜，悄然在紫禁城的土壤里，扎下了根。而朱由检知道，这只是开始——他要走的路还很长，要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但只要有这外阜司的税银，有张维贤、温体仁这样的忠臣，他就有信心，能守住这大明朝的江山，能让煤山的雪，永远积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