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进驻的次日，看守所内的空气明显不同了。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和窥视感并未消失，但多了一种紧绷的、公事公办的秩序。看守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即便是最刻板的管教，言语举止间也多了几分谨慎，少了几分随意。
放风恢复了。当苏清越再次踏入那个熟悉的天井时，阳光刺眼，她微微眯起了眼睛。天空是北方冬日少见的湛蓝，空气冷冽而清新。她沿着固定的路线慢慢走着，每一步都踩得坚实。她知道，无数道目光正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她——有工作组的，有看守所的，也有隐藏在暗处、属于对手的。
她看到对面监区，刘芳也被带出来放风了。两人隔着一道铁丝网和宽阔的隔离带，距离很远，无法交流。但苏清越注意到，刘芳身边多了两名陌生的女看守，看似陪同，实则可能是工作组安排的临时保护或监视。刘芳的脸色依旧苍白，但走路时背挺直了一些，眼神偶尔会快速扫过周围，带着警惕，却也有一丝之前没有的、极其微弱的活气。
工作组没有食言。下午，李管教通知她：“苏清越，你的律师陈佩文申请会见，已经批准。现在过去。”
会见室内，玻璃隔板后的陈佩文看起来比上次更加疲惫，但双眼却亮得惊人，那是找到关键线索后的锐利光芒。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卷宗和笔记本电脑。
“苏清越同志，时间有限，我长话短说。” 陈佩文开门见山，语速快而清晰，“你上次提供的信息——关于那笔资金‘身份编码’和‘起点’的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
苏清越精神一振，身体微微前倾。
“我们通过合法渠道，调取了工行江A支行在涉案时间段的内部监控录像和柜台操作日志。” 陈佩文压低声音，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监控显示，上月十五日，确有一名叫李娟的女性，持相关证件和手续，提取了五十万美元现金，号码段为B至B，与你之前获悉的完全一致。”
果然！
“但是，”陈佩文话锋一转，眼神锐利，“关键点在于取款后的监控盲区。银行外部监控显示，李娟提着装现金的银行专用袋离开后，步行进入了隔壁一条小巷，巷口停着一辆无牌照的灰色面包车。李娟上车后约三分钟，车辆驶离。我们追踪了这辆车的轨迹，它并未驶向你在北京的住处方向，也没有前往任何与王志可能交接的地点，而是直接开往了城郊结合部的一个物流仓储区，进入了其中一个仓库。该仓库的租赁方，是一个注册在东州的空壳贸易公司，法人代表与王洪生有间接关联。”
“现金没有直接交给王志？而是去了东州关联的仓库？” 苏清越立刻抓住了核心。
“没错。更关键的是，我们对仓库进行了秘密调查（通过其他合规途径），发现那里有专业的现金处理设备，包括点钞机和塑封机。也就是说，那五十万美金在进入你办公室之前，很可能在那个仓库里被重新清点、塑封，甚至可能进行了某些‘加工’——比如，如何让你的指纹‘自然’地出现在包装上。” 陈佩文语气沉重，“这是典型的事后栽赃预备环节。如果现金是正常行贿交接，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
“王志的供述……”
“王志的家属已经向我们求助，称王志被带走后曾短暂回家一次，神情恍惚，身上有不明淤青，随后再无消息。我们已正式向办案机关提出对王志进行伤情鉴定和核实其供述自愿性的申请，并指出其供述中关于交接地点、方式的描述，与银行及仓库监控反映的现金实际流向存在根本矛盾。”陈佩文顿了顿，“另外，关于刘芳。”
苏清越屏住呼吸。
“我们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关于刘芳可能被胁迫作伪证、及其掌握关键账本副本线索的紧急情况反映。工作组介入后，已将她列为重点保护证人。目前她暂时安全，但对手对她的压力肯定还在。我们正在依法申请调取她藏匿的账本副本，并推动对她所谓‘挪用公款’案的重新审查。”陈佩文看了一眼手表，“今天会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工作组同意，在严格监控下，安排你与刘芳进行一次简短的、目的仅限于核实相关情况的当面谈话。这可能是打破僵局的机会。”
与刘芳当面谈话！这无疑是工作组释放的强力信号，也是反击的关键一步！
“时间定在明天上午。地点在看守所的特别谈话室，工作组和双方律师都会在场。”陈佩文叮嘱，“你需要做好准备，问题要聚焦，直指核心矛盾，尤其是现金流转的 contradiction（矛盾），以及张为民逼迫她的具体细节。不要给她太大压力，她现在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但她的证词至关重要。”
“我明白。” 苏清越重重点头，心中迅速盘算着要问的问题。
“最后，还有个消息。”陈佩文表情有些复杂，“周维同志……已经恢复自由，并接受了内部审查，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他现在正配合吴正平厅长，在外围全力开展工作。他让我转告你，” 陈佩文模仿着周维的语气，低沉而坚定，“‘坚持住，我们都在。东州的账，一笔也跑不了。’”
周维没事了！还在外部行动！这个消息像一剂强心针，让苏清越多日来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内外联动，局面正在逆转。
“谢谢您，陈律师。也请转告周维和吴厅长，我这里，顶得住。” 苏清越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
会见结束。苏清越回到监室，心潮澎湃。证据链的伪造环节已经被抓住尾巴，刘芳这个关键证人被保护起来并即将对质，周维在外虎视眈眈……反击的序幕，已经由外而内，悄然拉开。
但她也深知，对手绝不会坐以待毙。张恒、赵卫国，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在遭受如此重击后，必然会疯狂反扑。明天的对质，绝不会一帆风顺。
她需要为明天做好万全准备。她开始在心里一遍遍模拟与刘芳对话的场景，预判对方可能出现的各种反应（恐惧、犹豫、甚至再次翻供），并思考如何用最清晰、最有力的问题引导出真相，同时避免刺激刘芳或被对手抓住把柄。
夜晚，她睡得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和反复推演中度过。
第二天上午，天气阴沉。苏清越被带到一间比普通谈话室更宽敞、设备更齐全的特别谈话室。房间中间是一张长条桌，一侧坐着工作组的三名代表（检、警、政法委各一），以及陈佩文律师。另一侧，坐着刘芳，她身边也有一名指派的援助律师和一名女工作人员（可能是心理辅导员或保护人员）。苏清越被安排坐在长桌的一端，与刘芳斜向相对。
刘芳穿着干净的囚服，头发梳得整齐，但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放在腿上，指节发白。她始终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身体微微颤抖。
气氛凝重。
主持对质的是那位最高检的检察官。“今天，依照法律规定和工作组决定，就苏清越涉嫌教唆伪证案及相关事实，组织当事人苏清越与证人刘芳进行一次当面核实。请双方保持冷静，如实陈述。苏清越，你可以向刘芳提问，问题需经工作组审核，不得含有诱导、威胁或与本案无关的内容。刘芳，你有权回答问题，也有权保持沉默或由律师代为回答。明白吗？”
“明白。” 苏清越平静道。
刘芳幅度极小地点了点头，嘴唇紧闭。
苏清越看向刘芳，目光平和但专注：“刘芳，第一个问题：上月十五日，你是否在工行江A支行，为王洪生的洪生建筑公司提取了五十万美元现金，号码段B至B？”
问题直接、具体，基于已知证据。
刘芳身体一颤，头埋得更低，沉默。
她的律师轻声提醒：“刘芳，如实回答。”
过了好几秒，刘芳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是。”
“取出现金后，你是否直接将现金交给了名为王志的男子，或者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苏清越问出关键。
刘芳猛地摇头，幅度很大：“没有！没有！我取了钱，按照张……张副处长的电话指示，把钱送到城西物流区的一个仓库，交给了那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说是‘公司临时存放点’！”
“张副处长？是张为民吗？”工作组检察官追问。
“……是。”刘芳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他是我表哥……他让我进的公司，我……我不敢不听他的……”
“他后来有没有再就这笔现金找过你？或者让你做其他事？”苏清越继续。
“有……过了几天，他把我叫去，很凶，说公司账目有问题，说我经手的钱少了，还说……还说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就让我去坐牢，还要让我妈在医院待不下去……”刘芳开始抽泣，“他让我……让我在警察问的时候，说是把现金交给了王志，送到了你办公室……还给了我一份写好的‘经过’，让我背下来……”
“你之前给看守所写的翻供笔录，说是受我教唆，那是真的吗？”苏清越问出最核心的问题。
“不是！不是真的！”刘芳突然抬起头，满脸是泪，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一种豁出去的激动，“是赵主任……还有看守所的人，他们把我关在小黑屋里，不停问我，吓唬我，说不按他们说的写，就要加重判我，还要让我永远见不到我妈……那份笔录，是他们写好了让我抄的！我……我没办法啊！” 她崩溃地哭出声来。
真相，伴随着泪水与恐惧，终于冲破桎梏，暴露在阳光之下。
工作组成员迅速记录，陈佩文律师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锐光。
苏清越没有再追问。她知道，这些已经足够。张为民的胁迫，赵卫国的逼供，现金的真实流向，伪证的制造过程……刘芳的证词，结合银行和仓库的监控，构成了击碎诬陷的第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
对质结束后，刘芳被工作人员搀扶离开，情绪几乎失控。工作组检察官对苏清越点了点头：“你的问题很关键。今天的情况，我们会详细记录并立即核查。”
苏清越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刘芳的当庭翻供（虽然是在谈话室），势必引发对手最激烈的反弹。张恒、赵卫国等人，此刻恐怕已如热锅上的蚂蚁。
她走回监室的路上，感觉脚步轻快了许多。尽管前路依然艰险，但笼罩在头顶最厚的那片乌云，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阳光正透进来。
反击的序曲已经奏响，正曲即将到来。而她的角色，将从困守待援的囚徒，逐渐转向主动进攻的斗士。下一次走出这扇铁门时，或许，就是走向法庭，走向那场决定命运的“绝地反击”之战。
放风恢复了。当苏清越再次踏入那个熟悉的天井时，阳光刺眼，她微微眯起了眼睛。天空是北方冬日少见的湛蓝，空气冷冽而清新。她沿着固定的路线慢慢走着，每一步都踩得坚实。她知道，无数道目光正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她——有工作组的，有看守所的，也有隐藏在暗处、属于对手的。
她看到对面监区，刘芳也被带出来放风了。两人隔着一道铁丝网和宽阔的隔离带，距离很远，无法交流。但苏清越注意到，刘芳身边多了两名陌生的女看守，看似陪同，实则可能是工作组安排的临时保护或监视。刘芳的脸色依旧苍白，但走路时背挺直了一些，眼神偶尔会快速扫过周围，带着警惕，却也有一丝之前没有的、极其微弱的活气。
工作组没有食言。下午，李管教通知她：“苏清越，你的律师陈佩文申请会见，已经批准。现在过去。”
会见室内，玻璃隔板后的陈佩文看起来比上次更加疲惫，但双眼却亮得惊人，那是找到关键线索后的锐利光芒。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卷宗和笔记本电脑。
“苏清越同志，时间有限，我长话短说。” 陈佩文开门见山，语速快而清晰，“你上次提供的信息——关于那笔资金‘身份编码’和‘起点’的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
苏清越精神一振，身体微微前倾。
“我们通过合法渠道，调取了工行江A支行在涉案时间段的内部监控录像和柜台操作日志。” 陈佩文压低声音，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监控显示，上月十五日，确有一名叫李娟的女性，持相关证件和手续，提取了五十万美元现金，号码段为B至B，与你之前获悉的完全一致。”
果然！
“但是，”陈佩文话锋一转，眼神锐利，“关键点在于取款后的监控盲区。银行外部监控显示，李娟提着装现金的银行专用袋离开后，步行进入了隔壁一条小巷，巷口停着一辆无牌照的灰色面包车。李娟上车后约三分钟，车辆驶离。我们追踪了这辆车的轨迹，它并未驶向你在北京的住处方向，也没有前往任何与王志可能交接的地点，而是直接开往了城郊结合部的一个物流仓储区，进入了其中一个仓库。该仓库的租赁方，是一个注册在东州的空壳贸易公司，法人代表与王洪生有间接关联。”
“现金没有直接交给王志？而是去了东州关联的仓库？” 苏清越立刻抓住了核心。
“没错。更关键的是，我们对仓库进行了秘密调查（通过其他合规途径），发现那里有专业的现金处理设备，包括点钞机和塑封机。也就是说，那五十万美金在进入你办公室之前，很可能在那个仓库里被重新清点、塑封，甚至可能进行了某些‘加工’——比如，如何让你的指纹‘自然’地出现在包装上。” 陈佩文语气沉重，“这是典型的事后栽赃预备环节。如果现金是正常行贿交接，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
“王志的供述……”
“王志的家属已经向我们求助，称王志被带走后曾短暂回家一次，神情恍惚，身上有不明淤青，随后再无消息。我们已正式向办案机关提出对王志进行伤情鉴定和核实其供述自愿性的申请，并指出其供述中关于交接地点、方式的描述，与银行及仓库监控反映的现金实际流向存在根本矛盾。”陈佩文顿了顿，“另外，关于刘芳。”
苏清越屏住呼吸。
“我们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关于刘芳可能被胁迫作伪证、及其掌握关键账本副本线索的紧急情况反映。工作组介入后，已将她列为重点保护证人。目前她暂时安全，但对手对她的压力肯定还在。我们正在依法申请调取她藏匿的账本副本，并推动对她所谓‘挪用公款’案的重新审查。”陈佩文看了一眼手表，“今天会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工作组同意，在严格监控下，安排你与刘芳进行一次简短的、目的仅限于核实相关情况的当面谈话。这可能是打破僵局的机会。”
与刘芳当面谈话！这无疑是工作组释放的强力信号，也是反击的关键一步！
“时间定在明天上午。地点在看守所的特别谈话室，工作组和双方律师都会在场。”陈佩文叮嘱，“你需要做好准备，问题要聚焦，直指核心矛盾，尤其是现金流转的 contradiction（矛盾），以及张为民逼迫她的具体细节。不要给她太大压力，她现在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但她的证词至关重要。”
“我明白。” 苏清越重重点头，心中迅速盘算着要问的问题。
“最后，还有个消息。”陈佩文表情有些复杂，“周维同志……已经恢复自由，并接受了内部审查，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他现在正配合吴正平厅长，在外围全力开展工作。他让我转告你，” 陈佩文模仿着周维的语气，低沉而坚定，“‘坚持住，我们都在。东州的账，一笔也跑不了。’”
周维没事了！还在外部行动！这个消息像一剂强心针，让苏清越多日来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内外联动，局面正在逆转。
“谢谢您，陈律师。也请转告周维和吴厅长，我这里，顶得住。” 苏清越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
会见结束。苏清越回到监室，心潮澎湃。证据链的伪造环节已经被抓住尾巴，刘芳这个关键证人被保护起来并即将对质，周维在外虎视眈眈……反击的序幕，已经由外而内，悄然拉开。
但她也深知，对手绝不会坐以待毙。张恒、赵卫国，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在遭受如此重击后，必然会疯狂反扑。明天的对质，绝不会一帆风顺。
她需要为明天做好万全准备。她开始在心里一遍遍模拟与刘芳对话的场景，预判对方可能出现的各种反应（恐惧、犹豫、甚至再次翻供），并思考如何用最清晰、最有力的问题引导出真相，同时避免刺激刘芳或被对手抓住把柄。
夜晚，她睡得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和反复推演中度过。
第二天上午，天气阴沉。苏清越被带到一间比普通谈话室更宽敞、设备更齐全的特别谈话室。房间中间是一张长条桌，一侧坐着工作组的三名代表（检、警、政法委各一），以及陈佩文律师。另一侧，坐着刘芳，她身边也有一名指派的援助律师和一名女工作人员（可能是心理辅导员或保护人员）。苏清越被安排坐在长桌的一端，与刘芳斜向相对。
刘芳穿着干净的囚服，头发梳得整齐，但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放在腿上，指节发白。她始终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身体微微颤抖。
气氛凝重。
主持对质的是那位最高检的检察官。“今天，依照法律规定和工作组决定，就苏清越涉嫌教唆伪证案及相关事实，组织当事人苏清越与证人刘芳进行一次当面核实。请双方保持冷静，如实陈述。苏清越，你可以向刘芳提问，问题需经工作组审核，不得含有诱导、威胁或与本案无关的内容。刘芳，你有权回答问题，也有权保持沉默或由律师代为回答。明白吗？”
“明白。” 苏清越平静道。
刘芳幅度极小地点了点头，嘴唇紧闭。
苏清越看向刘芳，目光平和但专注：“刘芳，第一个问题：上月十五日，你是否在工行江A支行，为王洪生的洪生建筑公司提取了五十万美元现金，号码段B至B？”
问题直接、具体，基于已知证据。
刘芳身体一颤，头埋得更低，沉默。
她的律师轻声提醒：“刘芳，如实回答。”
过了好几秒，刘芳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是。”
“取出现金后，你是否直接将现金交给了名为王志的男子，或者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苏清越问出关键。
刘芳猛地摇头，幅度很大：“没有！没有！我取了钱，按照张……张副处长的电话指示，把钱送到城西物流区的一个仓库，交给了那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说是‘公司临时存放点’！”
“张副处长？是张为民吗？”工作组检察官追问。
“……是。”刘芳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他是我表哥……他让我进的公司，我……我不敢不听他的……”
“他后来有没有再就这笔现金找过你？或者让你做其他事？”苏清越继续。
“有……过了几天，他把我叫去，很凶，说公司账目有问题，说我经手的钱少了，还说……还说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就让我去坐牢，还要让我妈在医院待不下去……”刘芳开始抽泣，“他让我……让我在警察问的时候，说是把现金交给了王志，送到了你办公室……还给了我一份写好的‘经过’，让我背下来……”
“你之前给看守所写的翻供笔录，说是受我教唆，那是真的吗？”苏清越问出最核心的问题。
“不是！不是真的！”刘芳突然抬起头，满脸是泪，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一种豁出去的激动，“是赵主任……还有看守所的人，他们把我关在小黑屋里，不停问我，吓唬我，说不按他们说的写，就要加重判我，还要让我永远见不到我妈……那份笔录，是他们写好了让我抄的！我……我没办法啊！” 她崩溃地哭出声来。
真相，伴随着泪水与恐惧，终于冲破桎梏，暴露在阳光之下。
工作组成员迅速记录，陈佩文律师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锐光。
苏清越没有再追问。她知道，这些已经足够。张为民的胁迫，赵卫国的逼供，现金的真实流向，伪证的制造过程……刘芳的证词，结合银行和仓库的监控，构成了击碎诬陷的第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
对质结束后，刘芳被工作人员搀扶离开，情绪几乎失控。工作组检察官对苏清越点了点头：“你的问题很关键。今天的情况，我们会详细记录并立即核查。”
苏清越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刘芳的当庭翻供（虽然是在谈话室），势必引发对手最激烈的反弹。张恒、赵卫国等人，此刻恐怕已如热锅上的蚂蚁。
她走回监室的路上，感觉脚步轻快了许多。尽管前路依然艰险，但笼罩在头顶最厚的那片乌云，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阳光正透进来。
反击的序曲已经奏响，正曲即将到来。而她的角色，将从困守待援的囚徒，逐渐转向主动进攻的斗士。下一次走出这扇铁门时，或许，就是走向法庭，走向那场决定命运的“绝地反击”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