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次短暂的手势接触后，苏清越和老妇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极其脆弱、隐秘的联系纽带。接下来的两天，苏清越在放风时更加留意天井的环境。那是一个大约二十平米、四面高墙、头顶用厚重铁丝网封死的小空间，地面是水泥的，角落里有些枯败的杂草和苔藓。守卫通常站在唯一的铁门外，背对着里面，并不时时盯着，但任何异常的声响或过久的停留都会引起注意。
苏清越发现，老妇人的放风时间似乎在她之后，或者更早，两人从未在天井遇见过。这可能是对方刻意安排的隔离。
必须创造交流的机会，或者找到一种无需直接见面的信息传递方式。
苏清越将目光投向那个每天使用的塑料水杯和那个小塑料脸盆。她开始有意识地“损坏”它们。在一次放风时，她“不小心”将水杯掉在水泥地上，杯壁裂开了一道不明显的细缝，但尚未完全破碎。下一次送饭时，她将裂了缝的水杯放在托盘显眼的位置，对进来收碗筷的老妇人低声、快速地说了一句：“杯坏了，漏水。”
老妇人收拾的动作顿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飞快地瞟了一眼水杯的裂缝，又看了看苏清越，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将坏杯子和其他餐具一并收走了。
当天下午，老妇人送晚饭时，带来了一个新的、同样款式的塑料水杯。在放下托盘的瞬间，苏清越注意到，新水杯的杯底外侧，用某种油脂（可能是饭菜里的油）粘着一小片几乎透明的塑料膜，上面似乎有极细微的划痕。
苏清越心中一动。她如常吃饭，然后拿起新水杯去洗手池接水。借着水流声的掩护，她小心地揭下那片塑料膜。膜很薄，是某种食品包装袋的内层。对着头顶刺眼的白炽灯，她眯起眼睛仔细辨认上面的划痕。
是用指甲或尖锐物刻上去的，字迹比火柴梗更模糊，但勉强能读：
“工行江A支行，段号B-，5捆。张为民，后勤副处。儿在精神病院，被控纵火，冤。”
信息更具体了！
工行江A支行，这应该是江东省分行下属的某个支行。段号指明了钞票的号码范围，正好是五千张一百元面额美元（一捆一千张，五捆五十万）。这为追查资金来源提供了极其精准的线索！栽赃用的现金果然是从银行流出的“新钱”！
张为民，后勤处副处长，全名和职务对上号了。果然是他！
老妇人的儿子被关在精神病院，罪名是纵火，她声称是冤枉的。这解释了老妇人为何被控制——儿子成了人质。
这片塑料膜比纸条更隐蔽，但也更难书写和阅读。老妇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传递出了关键信息，其决心和风险都极大。
苏清越将塑料膜撕成更小的碎片，分几次冲入马桶。信息已经牢牢刻在她脑子里。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如何验证信息的真实性？第二，如何将信息传递出去？第三，如何利用这个信息，在接下来的审讯或可能的接触中，发起反击？
验证需要外部调查。传递需要渠道。反击需要时机和策略。
苏清越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守卫的换岗和日常行为。她发现，每天深夜（根据身体疲劳度判断）约莫两三点钟，会有一个短暂的换岗间隙，大约十分钟。新来的守卫会先在值班室（她推测的位置）停留片刻，似乎是在交接记录或闲聊几句。这段时间，走廊尽头的监控（如果存在）可能注意力相对分散。
她还注意到，送饭老妇人的囚服虽然破旧，但相对干净。这里应该有简单的洗衣条件。老妇人能接触到洗涤用品吗？也许可以利用清洗衣物的机会？
机会出现在她被关押的第八天。那天早上，老妇人送饭时，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不同于往常消毒水味的肥皂清香。苏清越在她放下托盘时，迅速将自己事先写好、用唾液粘合成小米粒大小的一小团纸条（写在撕下的囚服标签布上，用烧过的牙刷柄烫出焦痕写字），弹进了老妇人囚服那略显宽大、袖口磨损的卷边里。
她的动作极快，手指只是轻轻一拂。老妇人身体一震，但没有声张，只是收拢了一下手臂，迅速离开了。
苏清越写下的信息是：
“信收到。谢。设法告之：查工行江A支行B起新钞流向；张为民近期账户及联系人；核实你儿案情。保重。”
这是她目前最需要外部核实和调查的方向。她不知道老妇人是否有办法、有渠道将信息送出去，但这是唯一能想到的尝试。老妇人既然能知道连号信息，或许也有某种极其有限的对外联系途径，哪怕只是通过其他被胁迫的、不那么核心的看守人员。
风险极大，但值得一搏。
做完这一切，苏清越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紧张和后怕。如果被发现，不仅老妇人会遭殃，她自己也会面临更严厉的看管和可能的刑讯。但她别无选择。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
接下来的两天，气氛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赵卫国没有再提审她，连例行谈话也取消了。送饭的老妇人眼神更加躲闪，几乎不敢与她对视，但送来的食物里，偶尔会多出一点点咸菜或半个煮鸡蛋。这是一种无言的信号，或许表示信息已经收到，或许只是老妇人微薄的感激。
苏清越更加谨慎，每天除了必要的活动和思考，大部分时间都保持静坐或躺卧，保存体力，减少一切可能引起怀疑的行为。她在心里反复演练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再次提审时如何应对？如果对方拿出“证据”质问她连号的问题，她该如何回答才不暴露信息来源？如果外部调查有了结果，吴厅长或其他人如何能接触到她？
她甚至开始模拟自己作为辩护律师，如何为这个“案子”辩护，寻找栽赃证据链上的每一个可能薄弱点。
就在她被关押的第十一天下午，变化突如其来。
囚室的门被打开，进来的不是赵卫国，也不是平常的守卫，而是两个完全陌生的、穿着标准检察院制服的中年男子，神情严肃，胸前别着检徽。
“苏清越？” 其中一人确认道。
“我是。” 苏清越站起身，心中惊疑不定。检察院的人？是来批捕？还是情况有变？
“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检察官。” 来人亮出证件，“根据相关法律程序，现对你涉嫌职务犯罪一案进行初步讯问。请配合。”
最高检？反贪总局？苏清越瞬间意识到，案件可能升级了，或者……出现了转机？最高检直接介入，意味着案件可能已经引起了更高层的关注，跳过了省纪委的环节？还是说，这是张恒等人为了进一步坐实案件、防止翻案而推动的程序？
“我配合。” 苏清越冷静地说。
她被带出了这间囚禁她十多天的囚室，穿过熟悉的昏暗走廊，但没有走向之前的谈话室，而是被带出了这栋小楼，坐上另一辆没有标识的商务车。车窗被窗帘遮住，她无法判断去向。
车子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最终驶入一个正规的、有武警站岗的大院。苏清越被带进一栋办公楼，进入一间符合规范的标准化讯问室。这里有同步录音录像设备，有规范的桌椅，气氛依然严肃，但比起那个幽闭的非标囚室，这里至少遵循着明面的法律程序。
两位高检的检察官开始讯问。问题依旧围绕那五十万美元和违规操作电脑，但问得更细致，更侧重于细节和逻辑矛盾。他们出示了部分“证据”的复印件，包括包装袋上指纹的鉴定报告（只显示有苏清越指纹），以及电脑操作日志的截图。
苏清越的回答依旧坚定否认，并提出了几点质疑：
第一，关于现金：她强调自己从未经手如此巨额外币，要求对现金包装进行更全面的痕迹鉴定，并追查现金实物（而非仅看报告），特别是核查钞票号码，以确定其来源是否合法。
第二，关于指纹：她指出，自己日常工作生活接触物品众多，指纹被他人获取并移植的可能性存在，要求鉴定指纹的新鲜度、遗留方式（是自然握持还是粘贴复制），以及包装物上是否还有其他潜在指纹被忽略。
第三，关于电脑记录：她质疑日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由中立的、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对电脑硬盘进行底层数据恢复和操作痕迹分析，以排除被黑客入侵或后台篡改的可能。
她的质疑专业、具体，直指证据链的薄弱环节。两位检察官记录得很仔细，不时追问一些细节，但态度相对客观，没有赵卫国那种隐含的逼迫感。
讯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结束时，其中一位检察官合上笔记本，看着苏清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苏清越同志，你的辩解和质疑，我们会如实记录并核查。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在最终结论出来之前，请你继续配合调查。考虑到案件情况，你的强制措施场所将变更。”
她被移送到一个正规的市级看守所，进行单独关押。这里的条件比那个非标囚室“规范”得多，有监控，有固定的作息，也有律师会见的规定通道。虽然依旧是失去自由，但至少回到了法律明面规定的程序中。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吗？还是对手以退为进、将游戏纳入更“正规”渠道以杜绝后续程序瑕疵的策略？
苏清越不得而知。但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律师会见可能性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将信息传递出去的一线曙光。
进入看守所的第一天，按照规定，她有权委托律师。她列出了一个简短的名字，其中第一个，是一位与她并无私交、但在业界以正直敢言、精通职务犯罪辩护着称的资深律师——陈佩文。她希望这位陈律师能够不畏压力，接受委托。
看守所的夜晚，同样有明亮的灯光，但窗外有高高的、挂着铁丝网的窗户，能透进些许月光。苏清越躺在坚硬的通铺上，看着那一方被铁栏分割的夜空。
无声的传递或许已经起了作用。老妇人冒死送出的信息，可能已经通过某种渠道，引起了外部力量的注意。最高检的介入，场所的变更，都预示着局面正在发生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战斗，从黑暗的囚室，转移到了相对光明但也更加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战场。她依然身陷囹圄，但手中，已经握住了一根或许能刺破谎言的尖针。
她需要等待律师，需要将工行连号新钞、张为民这些关键信息传递出去。她还需要知道，周维怎么样了？吴厅长是否还在努力？安安是否安全？
月光冰冷，但毕竟有了光。苏清越闭上眼睛，调整呼吸。下一场较量，或许就在律师会见室。她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苏清越发现，老妇人的放风时间似乎在她之后，或者更早，两人从未在天井遇见过。这可能是对方刻意安排的隔离。
必须创造交流的机会，或者找到一种无需直接见面的信息传递方式。
苏清越将目光投向那个每天使用的塑料水杯和那个小塑料脸盆。她开始有意识地“损坏”它们。在一次放风时，她“不小心”将水杯掉在水泥地上，杯壁裂开了一道不明显的细缝，但尚未完全破碎。下一次送饭时，她将裂了缝的水杯放在托盘显眼的位置，对进来收碗筷的老妇人低声、快速地说了一句：“杯坏了，漏水。”
老妇人收拾的动作顿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飞快地瞟了一眼水杯的裂缝，又看了看苏清越，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将坏杯子和其他餐具一并收走了。
当天下午，老妇人送晚饭时，带来了一个新的、同样款式的塑料水杯。在放下托盘的瞬间，苏清越注意到，新水杯的杯底外侧，用某种油脂（可能是饭菜里的油）粘着一小片几乎透明的塑料膜，上面似乎有极细微的划痕。
苏清越心中一动。她如常吃饭，然后拿起新水杯去洗手池接水。借着水流声的掩护，她小心地揭下那片塑料膜。膜很薄，是某种食品包装袋的内层。对着头顶刺眼的白炽灯，她眯起眼睛仔细辨认上面的划痕。
是用指甲或尖锐物刻上去的，字迹比火柴梗更模糊，但勉强能读：
“工行江A支行，段号B-，5捆。张为民，后勤副处。儿在精神病院，被控纵火，冤。”
信息更具体了！
工行江A支行，这应该是江东省分行下属的某个支行。段号指明了钞票的号码范围，正好是五千张一百元面额美元（一捆一千张，五捆五十万）。这为追查资金来源提供了极其精准的线索！栽赃用的现金果然是从银行流出的“新钱”！
张为民，后勤处副处长，全名和职务对上号了。果然是他！
老妇人的儿子被关在精神病院，罪名是纵火，她声称是冤枉的。这解释了老妇人为何被控制——儿子成了人质。
这片塑料膜比纸条更隐蔽，但也更难书写和阅读。老妇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传递出了关键信息，其决心和风险都极大。
苏清越将塑料膜撕成更小的碎片，分几次冲入马桶。信息已经牢牢刻在她脑子里。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如何验证信息的真实性？第二，如何将信息传递出去？第三，如何利用这个信息，在接下来的审讯或可能的接触中，发起反击？
验证需要外部调查。传递需要渠道。反击需要时机和策略。
苏清越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守卫的换岗和日常行为。她发现，每天深夜（根据身体疲劳度判断）约莫两三点钟，会有一个短暂的换岗间隙，大约十分钟。新来的守卫会先在值班室（她推测的位置）停留片刻，似乎是在交接记录或闲聊几句。这段时间，走廊尽头的监控（如果存在）可能注意力相对分散。
她还注意到，送饭老妇人的囚服虽然破旧，但相对干净。这里应该有简单的洗衣条件。老妇人能接触到洗涤用品吗？也许可以利用清洗衣物的机会？
机会出现在她被关押的第八天。那天早上，老妇人送饭时，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不同于往常消毒水味的肥皂清香。苏清越在她放下托盘时，迅速将自己事先写好、用唾液粘合成小米粒大小的一小团纸条（写在撕下的囚服标签布上，用烧过的牙刷柄烫出焦痕写字），弹进了老妇人囚服那略显宽大、袖口磨损的卷边里。
她的动作极快，手指只是轻轻一拂。老妇人身体一震，但没有声张，只是收拢了一下手臂，迅速离开了。
苏清越写下的信息是：
“信收到。谢。设法告之：查工行江A支行B起新钞流向；张为民近期账户及联系人；核实你儿案情。保重。”
这是她目前最需要外部核实和调查的方向。她不知道老妇人是否有办法、有渠道将信息送出去，但这是唯一能想到的尝试。老妇人既然能知道连号信息，或许也有某种极其有限的对外联系途径，哪怕只是通过其他被胁迫的、不那么核心的看守人员。
风险极大，但值得一搏。
做完这一切，苏清越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紧张和后怕。如果被发现，不仅老妇人会遭殃，她自己也会面临更严厉的看管和可能的刑讯。但她别无选择。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
接下来的两天，气氛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赵卫国没有再提审她，连例行谈话也取消了。送饭的老妇人眼神更加躲闪，几乎不敢与她对视，但送来的食物里，偶尔会多出一点点咸菜或半个煮鸡蛋。这是一种无言的信号，或许表示信息已经收到，或许只是老妇人微薄的感激。
苏清越更加谨慎，每天除了必要的活动和思考，大部分时间都保持静坐或躺卧，保存体力，减少一切可能引起怀疑的行为。她在心里反复演练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再次提审时如何应对？如果对方拿出“证据”质问她连号的问题，她该如何回答才不暴露信息来源？如果外部调查有了结果，吴厅长或其他人如何能接触到她？
她甚至开始模拟自己作为辩护律师，如何为这个“案子”辩护，寻找栽赃证据链上的每一个可能薄弱点。
就在她被关押的第十一天下午，变化突如其来。
囚室的门被打开，进来的不是赵卫国，也不是平常的守卫，而是两个完全陌生的、穿着标准检察院制服的中年男子，神情严肃，胸前别着检徽。
“苏清越？” 其中一人确认道。
“我是。” 苏清越站起身，心中惊疑不定。检察院的人？是来批捕？还是情况有变？
“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检察官。” 来人亮出证件，“根据相关法律程序，现对你涉嫌职务犯罪一案进行初步讯问。请配合。”
最高检？反贪总局？苏清越瞬间意识到，案件可能升级了，或者……出现了转机？最高检直接介入，意味着案件可能已经引起了更高层的关注，跳过了省纪委的环节？还是说，这是张恒等人为了进一步坐实案件、防止翻案而推动的程序？
“我配合。” 苏清越冷静地说。
她被带出了这间囚禁她十多天的囚室，穿过熟悉的昏暗走廊，但没有走向之前的谈话室，而是被带出了这栋小楼，坐上另一辆没有标识的商务车。车窗被窗帘遮住，她无法判断去向。
车子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最终驶入一个正规的、有武警站岗的大院。苏清越被带进一栋办公楼，进入一间符合规范的标准化讯问室。这里有同步录音录像设备，有规范的桌椅，气氛依然严肃，但比起那个幽闭的非标囚室，这里至少遵循着明面的法律程序。
两位高检的检察官开始讯问。问题依旧围绕那五十万美元和违规操作电脑，但问得更细致，更侧重于细节和逻辑矛盾。他们出示了部分“证据”的复印件，包括包装袋上指纹的鉴定报告（只显示有苏清越指纹），以及电脑操作日志的截图。
苏清越的回答依旧坚定否认，并提出了几点质疑：
第一，关于现金：她强调自己从未经手如此巨额外币，要求对现金包装进行更全面的痕迹鉴定，并追查现金实物（而非仅看报告），特别是核查钞票号码，以确定其来源是否合法。
第二，关于指纹：她指出，自己日常工作生活接触物品众多，指纹被他人获取并移植的可能性存在，要求鉴定指纹的新鲜度、遗留方式（是自然握持还是粘贴复制），以及包装物上是否还有其他潜在指纹被忽略。
第三，关于电脑记录：她质疑日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由中立的、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对电脑硬盘进行底层数据恢复和操作痕迹分析，以排除被黑客入侵或后台篡改的可能。
她的质疑专业、具体，直指证据链的薄弱环节。两位检察官记录得很仔细，不时追问一些细节，但态度相对客观，没有赵卫国那种隐含的逼迫感。
讯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结束时，其中一位检察官合上笔记本，看着苏清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苏清越同志，你的辩解和质疑，我们会如实记录并核查。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在最终结论出来之前，请你继续配合调查。考虑到案件情况，你的强制措施场所将变更。”
她被移送到一个正规的市级看守所，进行单独关押。这里的条件比那个非标囚室“规范”得多，有监控，有固定的作息，也有律师会见的规定通道。虽然依旧是失去自由，但至少回到了法律明面规定的程序中。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吗？还是对手以退为进、将游戏纳入更“正规”渠道以杜绝后续程序瑕疵的策略？
苏清越不得而知。但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律师会见可能性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将信息传递出去的一线曙光。
进入看守所的第一天，按照规定，她有权委托律师。她列出了一个简短的名字，其中第一个，是一位与她并无私交、但在业界以正直敢言、精通职务犯罪辩护着称的资深律师——陈佩文。她希望这位陈律师能够不畏压力，接受委托。
看守所的夜晚，同样有明亮的灯光，但窗外有高高的、挂着铁丝网的窗户，能透进些许月光。苏清越躺在坚硬的通铺上，看着那一方被铁栏分割的夜空。
无声的传递或许已经起了作用。老妇人冒死送出的信息，可能已经通过某种渠道，引起了外部力量的注意。最高检的介入，场所的变更，都预示着局面正在发生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战斗，从黑暗的囚室，转移到了相对光明但也更加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战场。她依然身陷囹圄，但手中，已经握住了一根或许能刺破谎言的尖针。
她需要等待律师，需要将工行连号新钞、张为民这些关键信息传递出去。她还需要知道，周维怎么样了？吴厅长是否还在努力？安安是否安全？
月光冰冷，但毕竟有了光。苏清越闭上眼睛，调整呼吸。下一场较量，或许就在律师会见室。她必须做好万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