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的光芒并没能驱散笼罩在北平城上空的沉重阴霾。
易瑞东回到南锣鼓巷时，明显感觉到城内的气氛比往日更加肃杀，街头巡逻的日本兵和伪警察数量大增，眼神凶狠，盘查也变得格外粗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和恐惧。
他小心翼翼地回到四合院，院内似乎也比往常安静些，邻居们碰面时只是匆匆点头，少了往日的寒暄，眼神里都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惶然。
易中海今天没有去上工，脸色凝重地坐在屋里，张桂芬在一旁也是愁眉不展。
“大伯，大娘，怎么了？厂里出事了？”易瑞东心中一紧，连忙问道。
易中海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出大事了！石景山制铁所（注：即石景山制铁厂，当时俗称）那边，昨儿夜里……劳工暴动了！”
“什么？”易瑞东虽然有所预料，但亲耳听到还是心头一震。
“听说……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易中海声音沉重，“鬼子根本不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往死里使唤，吃的猪狗食，动不动就打杀……”
“几百号人，被逼急了，砸了机器，想冲出去……结果……”
他顿了顿，脸上露出痛惜和愤怒，“结果鬼子兵开了枪，还调了铁甲车……死了好多人，血流成河啊……被抓回来的工人，估计也活不成了……”
张桂芬在一旁抹眼泪：“造孽啊……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易中海继续道：“咱们娄氏轧钢厂今天也戒严了，日本监工和汉奸工头跟疯了一样，看谁都不顺眼，活儿干得稍慢点非打即骂，还从外面调来了更多的护厂队，主要都是由伪警察或保安团组成，枪都上了膛！我怕出事，借口家里有事，提前回来了。”
他看向易瑞东，语气严肃地叮嘱：“瑞东，这几天去丰泽园上工，千万要小心，在外面少说话，别惹事，下了工就赶紧回家！这世道……太不太平了！”
易瑞东重重地点点头，心情无比沉重，石景山劳工的鲜血，他能想象那是何等惨烈的景象。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北平城都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
日伪当局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镇压，报纸上充斥着“镇压暴徒”、“恢复秩序”的谎言，但私下里，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通过隐秘的渠道流传开来：
不仅是石景山，日军在城外的“清剿”变得更加残忍。
平谷鱼子山一带的几个村庄被怀疑“通匪”，遭到日军反复扫荡，房屋被烧光，粮食被抢光，来不及逃走的村民被残忍杀害，制造了新的鱼子山惨案。
通县平家疃等地也传来噩耗，日军以“清乡”为名，大肆抓捕、屠杀无辜百姓，制造了“三·二六”惨案（注：此处时间略作文学调整），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
这些消息像冰冷的刺，扎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
四合院里，邻居们私下议论时，无不咬牙切齿，却又敢怒不敢言。
何雨柱好几次气得眼睛通红，捏紧了拳头，恨不得去找鬼子拼命，被易瑞东死死拉住。连一向精于算计的阎埠贵，听到这些消息时，也忍不住摇头叹息，面露悲戚。
易瑞东在丰泽园后厨，也能感受到这种压抑。
来往的日本军官和汉奸官员们似乎更加趾高气扬，而中国伙计和食客们则更加沉默，眼神中隐藏着愤怒和恐惧。
他更加留意倾听那些零碎的交谈，试图从中捕捉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但内心却因同胞的苦难而备受煎熬。
他想起李铁山的话：“活下去，就是胜利。”
哪怕是有金手指，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渺小的，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他属于一个集体，一个正在黑暗中顽强战斗的组织。
石景山的血与火，以及城外不断传来的惨案消息，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易瑞东心头。那本记录着贾仁贵罪证的笔记本已经上交，组织上自然会去处理那些藏匿的财物，他不能再打那些东西的主意。
但“取之于敌，用之于我”的念头，如同野草般在他心中疯长。
组织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他亲耳听过李铁山他们说山上的同志们缺医少药。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平日里在丰泽园见到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商人和汉奸买办。
这些混蛋玩意儿，靠着侵略和压榨，一个个脑满肠肥，他们的不义之财，正是自己的最佳理想的目标。
但他没有冲动。
李铁山的叮嘱言犹在耳：“潜伏工作，耐心和谨慎比勇气更重要。”
他深知，任何鲁莽的行动，不仅会葬送自己，更可能牵连组织和家人。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目标，并且必须进行周密的准备。
首先放弃了风险极高的银行和大公司，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常来丰泽园宴请客户、名为“阪田洋行”的小型日本商社。
其经理名叫小野次郎，是个四十多岁、身材微胖、总是带着虚伪笑容的日本人。
易瑞东在端菜倒水时，多次听到他吹嘘生意、抱怨“支那工人懒惰”，并曾无意中瞥见他皮包里有大量现金和票据。更重要的是，阪田洋行规模不大，位于一条相对不那么繁华的街道，安保措施应该远不如大银行或日军机构严密。
他利用送外卖、采购、甚至是下班后“闲逛”的机会，多次从阪田洋行门前经过，默默观察。
商行是一栋临街的二层小楼，一楼是办公室和样品间，二楼似乎是经理室和仓库。晚上只有一个看门的日本老头，住在门房，似乎并不怎么尽责，常早早熄灯。
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人都是胆小鬼，根本没有人敢来偷东西。
小野次郎通常晚上八点左右离开，有时会带着鼓鼓的公文包。
易瑞东经过多次侦查，他反复在脑海中模拟潜入路线：深夜，从商行背街的一面，借助排水管和窗台攀上二楼。
易瑞东回到南锣鼓巷时，明显感觉到城内的气氛比往日更加肃杀，街头巡逻的日本兵和伪警察数量大增，眼神凶狠，盘查也变得格外粗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和恐惧。
他小心翼翼地回到四合院，院内似乎也比往常安静些，邻居们碰面时只是匆匆点头，少了往日的寒暄，眼神里都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惶然。
易中海今天没有去上工，脸色凝重地坐在屋里，张桂芬在一旁也是愁眉不展。
“大伯，大娘，怎么了？厂里出事了？”易瑞东心中一紧，连忙问道。
易中海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出大事了！石景山制铁所（注：即石景山制铁厂，当时俗称）那边，昨儿夜里……劳工暴动了！”
“什么？”易瑞东虽然有所预料，但亲耳听到还是心头一震。
“听说……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易中海声音沉重，“鬼子根本不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往死里使唤，吃的猪狗食，动不动就打杀……”
“几百号人，被逼急了，砸了机器，想冲出去……结果……”
他顿了顿，脸上露出痛惜和愤怒，“结果鬼子兵开了枪，还调了铁甲车……死了好多人，血流成河啊……被抓回来的工人，估计也活不成了……”
张桂芬在一旁抹眼泪：“造孽啊……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易中海继续道：“咱们娄氏轧钢厂今天也戒严了，日本监工和汉奸工头跟疯了一样，看谁都不顺眼，活儿干得稍慢点非打即骂，还从外面调来了更多的护厂队，主要都是由伪警察或保安团组成，枪都上了膛！我怕出事，借口家里有事，提前回来了。”
他看向易瑞东，语气严肃地叮嘱：“瑞东，这几天去丰泽园上工，千万要小心，在外面少说话，别惹事，下了工就赶紧回家！这世道……太不太平了！”
易瑞东重重地点点头，心情无比沉重，石景山劳工的鲜血，他能想象那是何等惨烈的景象。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北平城都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
日伪当局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镇压，报纸上充斥着“镇压暴徒”、“恢复秩序”的谎言，但私下里，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通过隐秘的渠道流传开来：
不仅是石景山，日军在城外的“清剿”变得更加残忍。
平谷鱼子山一带的几个村庄被怀疑“通匪”，遭到日军反复扫荡，房屋被烧光，粮食被抢光，来不及逃走的村民被残忍杀害，制造了新的鱼子山惨案。
通县平家疃等地也传来噩耗，日军以“清乡”为名，大肆抓捕、屠杀无辜百姓，制造了“三·二六”惨案（注：此处时间略作文学调整），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
这些消息像冰冷的刺，扎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
四合院里，邻居们私下议论时，无不咬牙切齿，却又敢怒不敢言。
何雨柱好几次气得眼睛通红，捏紧了拳头，恨不得去找鬼子拼命，被易瑞东死死拉住。连一向精于算计的阎埠贵，听到这些消息时，也忍不住摇头叹息，面露悲戚。
易瑞东在丰泽园后厨，也能感受到这种压抑。
来往的日本军官和汉奸官员们似乎更加趾高气扬，而中国伙计和食客们则更加沉默，眼神中隐藏着愤怒和恐惧。
他更加留意倾听那些零碎的交谈，试图从中捕捉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但内心却因同胞的苦难而备受煎熬。
他想起李铁山的话：“活下去，就是胜利。”
哪怕是有金手指，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渺小的，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他属于一个集体，一个正在黑暗中顽强战斗的组织。
石景山的血与火，以及城外不断传来的惨案消息，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易瑞东心头。那本记录着贾仁贵罪证的笔记本已经上交，组织上自然会去处理那些藏匿的财物，他不能再打那些东西的主意。
但“取之于敌，用之于我”的念头，如同野草般在他心中疯长。
组织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他亲耳听过李铁山他们说山上的同志们缺医少药。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平日里在丰泽园见到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商人和汉奸买办。
这些混蛋玩意儿，靠着侵略和压榨，一个个脑满肠肥，他们的不义之财，正是自己的最佳理想的目标。
但他没有冲动。
李铁山的叮嘱言犹在耳：“潜伏工作，耐心和谨慎比勇气更重要。”
他深知，任何鲁莽的行动，不仅会葬送自己，更可能牵连组织和家人。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目标，并且必须进行周密的准备。
首先放弃了风险极高的银行和大公司，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常来丰泽园宴请客户、名为“阪田洋行”的小型日本商社。
其经理名叫小野次郎，是个四十多岁、身材微胖、总是带着虚伪笑容的日本人。
易瑞东在端菜倒水时，多次听到他吹嘘生意、抱怨“支那工人懒惰”，并曾无意中瞥见他皮包里有大量现金和票据。更重要的是，阪田洋行规模不大，位于一条相对不那么繁华的街道，安保措施应该远不如大银行或日军机构严密。
他利用送外卖、采购、甚至是下班后“闲逛”的机会，多次从阪田洋行门前经过，默默观察。
商行是一栋临街的二层小楼，一楼是办公室和样品间，二楼似乎是经理室和仓库。晚上只有一个看门的日本老头，住在门房，似乎并不怎么尽责，常早早熄灯。
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人都是胆小鬼，根本没有人敢来偷东西。
小野次郎通常晚上八点左右离开，有时会带着鼓鼓的公文包。
易瑞东经过多次侦查，他反复在脑海中模拟潜入路线：深夜，从商行背街的一面，借助排水管和窗台攀上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