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已是1953年初春。
红星轧钢厂敌特破坏案的成功侦破，让易瑞东在东城分局乃至市局都小有名气。
工作逐渐回归常态，除了日常的值班、巡逻，更多的是处理些邻里纠纷、盗窃扒窃等案件，生活仿佛又回到了紧张却有序的轨道上。
这天下午，易瑞东刚处理完一起投机倒把案的材料，准备下班。
李铁山局长推门走进他的办公室，脸上带着少有的、略带促狭的笑容。
“瑞东啊，忙完了？”李局长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局长，您找我有事？”易瑞东放下笔，站起身。
“坐，坐，没啥紧急公事。”
李局长摆摆手，示意他放松，然后打量了他几眼，开口道：“瑞东，你今年……有二十四了吧？”
易瑞东心里大概猜到局长要说什么了，点点头：“是，局长，虚岁二十四了。”
“嗯，年纪不小了。”
李局长点点头，语气变得语重心长，“工作重要，个人问题也得考虑啊，你看咱们局里，像你这年纪的，好几个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啊老这么单着，也不是个事儿。”
“再说了，你这家庭生活上不稳定，组织上也没办法给你加担子，你说是这个理儿不是？”
易瑞东笑了笑，“李局，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嘛！”
他这个年纪，在后世还是个刚大学毕业的小青年，但是在现在的五十年代初，确实算是“大龄青年”了。
李局长见他没有反对，便直接切入正题：“我跟你师娘商量了一下，觉得有个女同志挺适合你。是市立医院的护士，叫周晓白，今年二十二，党员，她父亲是部队里的干部，根正苗红。”
“姑娘人品端正，模样也周正，你看……要不要抽空见个面？”
易瑞东心里有些无奈，但知道这是师父的好意，也是这个年代的常态。
组织上关心干部的婚姻问题，甚至帮忙介绍对象，是常有的事。
他沉吟了一下，没有立刻拒绝：“师父，谢谢您和师娘费心，只是……我现在工作刚稳定，敌特活动还很猖獗，怕没太多精力顾及个人问题，也怕耽误了人家女同志。”
“哎，这话说的！”
李局长不以为然，“革命工作要干，个人生活也要有嘛！成了家，有了稳定的后方，更能安心工作！见个面，认识一下，又不费什么事，万一觉得合适呢？我看就这么定了，这个星期天下午，让你婶子安排，你们在中山公园见个面，怎么样？”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推辞就显得不识抬举了。
易瑞东只好点点头：“那……就听您的安排吧，麻烦师娘了。”
“这就对了嘛！”李铁山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膀，“年轻人，要有点朝气！星期天穿精神点！”
李铁山又叮嘱了几句，这才背着手走了。
易瑞东坐在椅子上，揉了揉眉心，对于相亲，他其实没什么抵触，只是作为一个拥有后世灵魂的人，对这种近乎“组织包办”的见面方式，多少有点不适应。
但他也明白，在这个年代，这也算是是最普遍、也是最“靠谱”的婚恋途径。
就在易瑞东与李局长谈话的当天晚上，城西一处部队大院里，周家也正进行着一场类似的对话。
周晓白的父亲周镇南，一位面容严肃、肩章显示着不低军衔的中年军人，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报纸，而周母则在一旁织着毛衣。
周晓白刚下班回家，换下护士服，穿着一身干净的便装走出来。
周母放下毛线，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眼丈夫，开口道：“晓白啊，今天李局长爱人，就是王阿姨，又跟我提了那个小易同志的事，你看……人家那边已经答应星期天见面了，你的意思呢？”
周晓白脸微微一红，低下头整理着衣角：“妈，我都听您和爸的安排。”
周镇南放下报纸，目光锐利地看向女儿：“什么我们的安排，只要你相中的，不是坏人，我和你妈不会反对的。再说了婚姻大事，中间人只能牵线，最后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他语气严肃，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李铁山跟我通过电话了，他那个徒弟，易瑞东，二十三岁，东城分局的治安科长，党员，家庭成分是工人，没问题，工作上，听说刚破了几个大案，能力是有的。”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但是，晓白，你要想清楚，公安工作，尤其是治安和反特这条线，危险性高，任务重，作息不规律，将来成了家，聚少离多是常态，你能不能接受？”
周晓白抬起头，眼神清澈而坚定：“爸，我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斗争形势复杂，公安战士冲在第一线，他们更需要支持和理解。我觉得，能为这样的同志分担后顾之忧，也是为国家做贡献。”
她的这些话带着这个时代青年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
周母在一旁插话，语气带着关切：“老周，晓白说得在理，不过，咱也得替女儿想想。那孩子人品到底怎么样？脾气好不好？这些光听介绍可不行。”
周镇南点点头：“李铁山的人品我信得过，他一手带出来的兵，差不了，至于具体性情，还得接触了才知道。”
说着，他转向了女儿，“你星期天正好休息，见面的时候，大大方方的，主要看看谈不谈得来。记住，咱们家不搞封建包办，尊重你的意见，觉得合适就处处看，觉得不合适，就直接说，不要有顾虑。”
“我周震南的女儿，只要你不只无理取闹，爸爸都护着你！”周震南霸气的说道。
“我知道了，爸。”周晓白轻声应道，心里有些紧张，也有些许对未知的期待。
“你这老头子，说啥无理取闹，我女儿平时可听话了，你看看大院里哪家的孩子不胡闹，也就是咱们晓白最听话了。”周母瞪了一眼周震南说道。
红星轧钢厂敌特破坏案的成功侦破，让易瑞东在东城分局乃至市局都小有名气。
工作逐渐回归常态，除了日常的值班、巡逻，更多的是处理些邻里纠纷、盗窃扒窃等案件，生活仿佛又回到了紧张却有序的轨道上。
这天下午，易瑞东刚处理完一起投机倒把案的材料，准备下班。
李铁山局长推门走进他的办公室，脸上带着少有的、略带促狭的笑容。
“瑞东啊，忙完了？”李局长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局长，您找我有事？”易瑞东放下笔，站起身。
“坐，坐，没啥紧急公事。”
李局长摆摆手，示意他放松，然后打量了他几眼，开口道：“瑞东，你今年……有二十四了吧？”
易瑞东心里大概猜到局长要说什么了，点点头：“是，局长，虚岁二十四了。”
“嗯，年纪不小了。”
李局长点点头，语气变得语重心长，“工作重要，个人问题也得考虑啊，你看咱们局里，像你这年纪的，好几个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啊老这么单着，也不是个事儿。”
“再说了，你这家庭生活上不稳定，组织上也没办法给你加担子，你说是这个理儿不是？”
易瑞东笑了笑，“李局，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嘛！”
他这个年纪，在后世还是个刚大学毕业的小青年，但是在现在的五十年代初，确实算是“大龄青年”了。
李局长见他没有反对，便直接切入正题：“我跟你师娘商量了一下，觉得有个女同志挺适合你。是市立医院的护士，叫周晓白，今年二十二，党员，她父亲是部队里的干部，根正苗红。”
“姑娘人品端正，模样也周正，你看……要不要抽空见个面？”
易瑞东心里有些无奈，但知道这是师父的好意，也是这个年代的常态。
组织上关心干部的婚姻问题，甚至帮忙介绍对象，是常有的事。
他沉吟了一下，没有立刻拒绝：“师父，谢谢您和师娘费心，只是……我现在工作刚稳定，敌特活动还很猖獗，怕没太多精力顾及个人问题，也怕耽误了人家女同志。”
“哎，这话说的！”
李局长不以为然，“革命工作要干，个人生活也要有嘛！成了家，有了稳定的后方，更能安心工作！见个面，认识一下，又不费什么事，万一觉得合适呢？我看就这么定了，这个星期天下午，让你婶子安排，你们在中山公园见个面，怎么样？”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推辞就显得不识抬举了。
易瑞东只好点点头：“那……就听您的安排吧，麻烦师娘了。”
“这就对了嘛！”李铁山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膀，“年轻人，要有点朝气！星期天穿精神点！”
李铁山又叮嘱了几句，这才背着手走了。
易瑞东坐在椅子上，揉了揉眉心，对于相亲，他其实没什么抵触，只是作为一个拥有后世灵魂的人，对这种近乎“组织包办”的见面方式，多少有点不适应。
但他也明白，在这个年代，这也算是是最普遍、也是最“靠谱”的婚恋途径。
就在易瑞东与李局长谈话的当天晚上，城西一处部队大院里，周家也正进行着一场类似的对话。
周晓白的父亲周镇南，一位面容严肃、肩章显示着不低军衔的中年军人，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报纸，而周母则在一旁织着毛衣。
周晓白刚下班回家，换下护士服，穿着一身干净的便装走出来。
周母放下毛线，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眼丈夫，开口道：“晓白啊，今天李局长爱人，就是王阿姨，又跟我提了那个小易同志的事，你看……人家那边已经答应星期天见面了，你的意思呢？”
周晓白脸微微一红，低下头整理着衣角：“妈，我都听您和爸的安排。”
周镇南放下报纸，目光锐利地看向女儿：“什么我们的安排，只要你相中的，不是坏人，我和你妈不会反对的。再说了婚姻大事，中间人只能牵线，最后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他语气严肃，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李铁山跟我通过电话了，他那个徒弟，易瑞东，二十三岁，东城分局的治安科长，党员，家庭成分是工人，没问题，工作上，听说刚破了几个大案，能力是有的。”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但是，晓白，你要想清楚，公安工作，尤其是治安和反特这条线，危险性高，任务重，作息不规律，将来成了家，聚少离多是常态，你能不能接受？”
周晓白抬起头，眼神清澈而坚定：“爸，我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斗争形势复杂，公安战士冲在第一线，他们更需要支持和理解。我觉得，能为这样的同志分担后顾之忧，也是为国家做贡献。”
她的这些话带着这个时代青年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
周母在一旁插话，语气带着关切：“老周，晓白说得在理，不过，咱也得替女儿想想。那孩子人品到底怎么样？脾气好不好？这些光听介绍可不行。”
周镇南点点头：“李铁山的人品我信得过，他一手带出来的兵，差不了，至于具体性情，还得接触了才知道。”
说着，他转向了女儿，“你星期天正好休息，见面的时候，大大方方的，主要看看谈不谈得来。记住，咱们家不搞封建包办，尊重你的意见，觉得合适就处处看，觉得不合适，就直接说，不要有顾虑。”
“我周震南的女儿，只要你不只无理取闹，爸爸都护着你！”周震南霸气的说道。
“我知道了，爸。”周晓白轻声应道，心里有些紧张，也有些许对未知的期待。
“你这老头子，说啥无理取闹，我女儿平时可听话了，你看看大院里哪家的孩子不胡闹，也就是咱们晓白最听话了。”周母瞪了一眼周震南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