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贸易的议题，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帝国看似稳固的新秩序下，激起了层层涟漪。夜宸力排众议，决意将新政的触角延伸至边关，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开拓，更是政治与战略上的深远布局。然而，任何超越常规的举措，都必然面临内外的双重考验。
圣意已决，以林墨轩为首的筹备班子迅速运转起来。他们并未沿用历代模糊不清的“互市”旧例，而是直接套用皇家银行、盐政漕运改革中积累的“制定标准、明确规则、强化监管”的新政逻辑。
《边贸榷场管理总则》在集贤阁的深度参与下，很快成型。其核心要义在于“官营主导，准入管理，定价透明，税厘合一”。朝廷将在镇北关外择险要处，兴建固定的榷场城寨，由户部、兵部、理藩院共同派员管理。所有参与贸易的商人，无论中原还是草原部落，均需向榷场衙门申请“贸易许可”，登记货物种类、数量，并缴纳定额的“榷税”。严禁场外交易与走私，违者货物没收，人犯严惩。
对于敏感物资如铁器、铜料、书籍等，实行严格的“特许经营”与“数量管控”，交易记录需详细在案，定期核查。而对于茶叶、布匹、瓷器等大宗商品，则由榷场衙门根据供需情况，发布指导价格区间，避免恶意压价或抬价。税收方面，取消以往层层盘剥的陋规，实行一次性缴纳的“综合税厘”，标准明确，减少胥吏贪墨空间。
这套充满“新政”风格的边贸管理体系，其严谨与细致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时期的边境政策。当细则草案在朝堂公布时，支持者赞叹其“法度严明，可绝弊窦”，而反对者则私下讥其为“以商贾之道驭夷狄，有失天朝体统”。
新政边贸的风声，同样传到了草原。一直通过零散、混乱的走私渠道获取中原物资的各大部落首领，反应各异。部分与中原关系较为缓和、渴望稳定贸易渠道的部落，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明确了规则总好过在黑市提心吊胆。而一些实力强大、习惯于通过走私和劫掠获取暴利、并借此维持自身地位的部落首领，则深感不悦与警惕。他们不习惯被条条框框约束，更担忧朝廷借此加强对草原的渗透与控制。
草原王庭的态度则显得暧昧不明。那位年迈而精明的大汗，既看到了规范贸易可能带来的稳定收益，也警惕着中原王朝随之而来的影响力。他并未公开反对，却默许甚至暗中纵容那些不满的部落，对即将建立的榷场进行试探与干扰。
筹备榷场的先遣官员与护卫军队在镇北关外选址筑城时，便不时遭到小股“马匪”的骚扰，物资被劫，工匠受伤。边关守将虽加强了巡逻，但茫茫草原，难以根除。这些“马匪”来去如风，装备精良，其背后显然有部落势力的支持。林墨轩在京城接到奏报，深知这是草原势力给新政边贸的“下马威”，也是对新朝掌控能力的试探。
就在边关榷场建设遭遇阻力之际，京城的文化战场上，一场新的风波悄然兴起。针对格物书院与实务官员“不谙经典、有失风雅”的暗讽，苏浅月授意集贤阁，并未组织言辞激烈的反驳，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高明的方式回应。
她亲自为《格物实务初编》第二辑作序，在序言中，她并未直接谈论实务与经典的优劣，而是巧妙地将“格物致知”的儒学古训，与书院所倡导的探究事物规律、经世致用的精神联系起来，论证“实务之学”并非背离圣人之道，而是真正践行“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必经之路。她写道：“空谈性理，无异画饼充饥；坐论玄虚，何如悬镜照形？格物书院所求，非是弃经典如敝履，乃是欲以经典之精神，烛照实务之幽微，使圣贤之道，不徒托于空言，而能泽被于天下。”
这篇文采斐然、理据充足的序言，经由官方渠道刊印流传，在士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原本对实务之学抱有偏见的读书人，在阅读后也不得不承认其言之成理，部分开明者甚至开始重新审视格物书院的价值。
与此同时，由几位致仕大儒（其中不乏曾被旧党利用者）牵头，一批在文学、史学上有造诣、却对朝堂党争感到厌倦的学者，在苏浅月的暗中支持和集贤阁的联络下，开始筹备编纂一部《皇朝经世文综》。此书旨在收录历代乃至本朝有关国计民生、兵刑钱谷等经世致用的优秀文章策论，旨在说明“学问之根本，在于利济苍生”，为“实务之学”提供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依据。此举，无异于在旧学体系内部，为新风气的生长，开辟了一块坚实的阵地。
养心殿内，夜宸听着林墨轩关于边关榷场受阻的汇报，以及苏浅月关于士林舆论微妙变化的分析。
“草原上的豺狼，总是要先嗅嗅味道，试探一下猎人的弓矢是否锋利。”夜宸语气平静，对此并不意外，“令镇北关守将，增派精骑，扩大巡边范围，对敢于靠近榷场旧址的‘马匪’，不必请示，坚决击溃！同时，让理藩院派人，接触那些愿意合作的部落，可以给予其首批贸易许可的优先权，以及些许价格上的优惠。要让草原上的人明白，跟着朝廷的规矩走，有肉吃；想掀桌子，就得做好被敲掉牙的准备。”
“至于京城这清风……”他看向苏浅月，眼中带着赞许，“拂得好。道理越辩越明，人心需以文化之。彼等既以‘斯文’自居，我便以更堂皇正大之‘斯文’应之。待《皇朝经世文综》编成，天下士子自会看清，何为真学问，何为假清高。”
帝后二人，一个以雷霆手段应对边关的武力试探，一个以文化策略化解朝野的舆论偏见，配合无间。他们都明白，改革已进入“深耕”与“外拓”并行的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也更为复杂多元。榷场新策遭遇的北风暗涌，与京城内拂过的文化清风，共同构成了帝国前行道路上交织的变奏曲。前路虽仍有险阻，但帝国的航向未曾偏离，正以其独有的节奏与方式，坚定地驶向那未知而广阔的深水区。
圣意已决，以林墨轩为首的筹备班子迅速运转起来。他们并未沿用历代模糊不清的“互市”旧例，而是直接套用皇家银行、盐政漕运改革中积累的“制定标准、明确规则、强化监管”的新政逻辑。
《边贸榷场管理总则》在集贤阁的深度参与下，很快成型。其核心要义在于“官营主导，准入管理，定价透明，税厘合一”。朝廷将在镇北关外择险要处，兴建固定的榷场城寨，由户部、兵部、理藩院共同派员管理。所有参与贸易的商人，无论中原还是草原部落，均需向榷场衙门申请“贸易许可”，登记货物种类、数量，并缴纳定额的“榷税”。严禁场外交易与走私，违者货物没收，人犯严惩。
对于敏感物资如铁器、铜料、书籍等，实行严格的“特许经营”与“数量管控”，交易记录需详细在案，定期核查。而对于茶叶、布匹、瓷器等大宗商品，则由榷场衙门根据供需情况，发布指导价格区间，避免恶意压价或抬价。税收方面，取消以往层层盘剥的陋规，实行一次性缴纳的“综合税厘”，标准明确，减少胥吏贪墨空间。
这套充满“新政”风格的边贸管理体系，其严谨与细致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时期的边境政策。当细则草案在朝堂公布时，支持者赞叹其“法度严明，可绝弊窦”，而反对者则私下讥其为“以商贾之道驭夷狄，有失天朝体统”。
新政边贸的风声，同样传到了草原。一直通过零散、混乱的走私渠道获取中原物资的各大部落首领，反应各异。部分与中原关系较为缓和、渴望稳定贸易渠道的部落，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明确了规则总好过在黑市提心吊胆。而一些实力强大、习惯于通过走私和劫掠获取暴利、并借此维持自身地位的部落首领，则深感不悦与警惕。他们不习惯被条条框框约束，更担忧朝廷借此加强对草原的渗透与控制。
草原王庭的态度则显得暧昧不明。那位年迈而精明的大汗，既看到了规范贸易可能带来的稳定收益，也警惕着中原王朝随之而来的影响力。他并未公开反对，却默许甚至暗中纵容那些不满的部落，对即将建立的榷场进行试探与干扰。
筹备榷场的先遣官员与护卫军队在镇北关外选址筑城时，便不时遭到小股“马匪”的骚扰，物资被劫，工匠受伤。边关守将虽加强了巡逻，但茫茫草原，难以根除。这些“马匪”来去如风，装备精良，其背后显然有部落势力的支持。林墨轩在京城接到奏报，深知这是草原势力给新政边贸的“下马威”，也是对新朝掌控能力的试探。
就在边关榷场建设遭遇阻力之际，京城的文化战场上，一场新的风波悄然兴起。针对格物书院与实务官员“不谙经典、有失风雅”的暗讽，苏浅月授意集贤阁，并未组织言辞激烈的反驳，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高明的方式回应。
她亲自为《格物实务初编》第二辑作序，在序言中，她并未直接谈论实务与经典的优劣，而是巧妙地将“格物致知”的儒学古训，与书院所倡导的探究事物规律、经世致用的精神联系起来，论证“实务之学”并非背离圣人之道，而是真正践行“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必经之路。她写道：“空谈性理，无异画饼充饥；坐论玄虚，何如悬镜照形？格物书院所求，非是弃经典如敝履，乃是欲以经典之精神，烛照实务之幽微，使圣贤之道，不徒托于空言，而能泽被于天下。”
这篇文采斐然、理据充足的序言，经由官方渠道刊印流传，在士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原本对实务之学抱有偏见的读书人，在阅读后也不得不承认其言之成理，部分开明者甚至开始重新审视格物书院的价值。
与此同时，由几位致仕大儒（其中不乏曾被旧党利用者）牵头，一批在文学、史学上有造诣、却对朝堂党争感到厌倦的学者，在苏浅月的暗中支持和集贤阁的联络下，开始筹备编纂一部《皇朝经世文综》。此书旨在收录历代乃至本朝有关国计民生、兵刑钱谷等经世致用的优秀文章策论，旨在说明“学问之根本，在于利济苍生”，为“实务之学”提供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依据。此举，无异于在旧学体系内部，为新风气的生长，开辟了一块坚实的阵地。
养心殿内，夜宸听着林墨轩关于边关榷场受阻的汇报，以及苏浅月关于士林舆论微妙变化的分析。
“草原上的豺狼，总是要先嗅嗅味道，试探一下猎人的弓矢是否锋利。”夜宸语气平静，对此并不意外，“令镇北关守将，增派精骑，扩大巡边范围，对敢于靠近榷场旧址的‘马匪’，不必请示，坚决击溃！同时，让理藩院派人，接触那些愿意合作的部落，可以给予其首批贸易许可的优先权，以及些许价格上的优惠。要让草原上的人明白，跟着朝廷的规矩走，有肉吃；想掀桌子，就得做好被敲掉牙的准备。”
“至于京城这清风……”他看向苏浅月，眼中带着赞许，“拂得好。道理越辩越明，人心需以文化之。彼等既以‘斯文’自居，我便以更堂皇正大之‘斯文’应之。待《皇朝经世文综》编成，天下士子自会看清，何为真学问，何为假清高。”
帝后二人，一个以雷霆手段应对边关的武力试探，一个以文化策略化解朝野的舆论偏见，配合无间。他们都明白，改革已进入“深耕”与“外拓”并行的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也更为复杂多元。榷场新策遭遇的北风暗涌，与京城内拂过的文化清风，共同构成了帝国前行道路上交织的变奏曲。前路虽仍有险阻，但帝国的航向未曾偏离，正以其独有的节奏与方式，坚定地驶向那未知而广阔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