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没有窗帘遮挡的玻璃窗，直直地照在林晚脸上。不是青河那种柔和的、带着水汽的晨光，而是南方特有的、明亮到近乎锋利的阳光，将宿舍里漂浮的微尘都照得纤毫毕现。上下铺铁架床轻微的晃动声、室友们混杂着各地口音的早起洗漱声、走廊里来来去去的脚步声……这些陌生的声响，代替了家中熟悉的、母亲在灶间轻手轻脚的动静和巷子里偶尔的自行车铃，将她从并不安稳的睡眠中拽了出来。
大学生活，就以这样一种不容分说的嘈杂与明亮，正式开始了。
头几天是新生入学教育。巨大的礼堂里，挤满了和林晚一样稚嫩而茫然的新鲜面孔。校领导、系主任在台上讲话，声音通过老式扩音器传出来，带着嗡嗡的回响，讲的是“时代使命”、“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台下，学生们仰着脸，眼神里有兴奋，有敬畏，也有掩饰不住的疲惫与走神。林晚坐在靠过道的位置，腰背挺直，努力去听清每一个字，试图将那些宏大的词汇与自己的未来、与晚秀坊的出路建立起某种模糊的联系，却总觉得隔着一层。
接着是领教材。厚厚一摞书抱在怀里，沉甸甸的。《政治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会计学基础》、《大学英语》……油墨的味道扑面而来。翻开《管理学原理》的扉页，里面是全然陌生的概念、图表和外国人的名字。她用手指抚过那些铅印的字句，心中既有一种即将触碰新知识的悸动，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惶惑——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理论，与母亲手中那枚细小的绣针、与晚秀坊盈尺之间的经营，究竟有多远的距离？
课程排得很快。第一节《政治经济学》在大阶梯教室。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板书写得飞快，从商品二重性讲到价值规律，旁征博引。周围不少同学埋头记笔记，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连成一片。林晚也努力跟着记，但有些概念听得云里雾里，尤其是那些抽象的推导和思辨，与她习惯了的、具体而微的刺绣技艺和家庭账目，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语言。她感到太阳穴微微发胀。
午后是《大学英语》。年轻的女老师穿着连衣裙，发音清脆，要求每个人站起来做简单的自我介绍。轮到林晚时，她站起身，用带着明显青河口音的普通话，简短地说：“我叫林晚，来自江南省青河县。”坐下时，耳朵有些发热。她听见旁边有极轻的笑声，不知是不是错觉。中学时，英语并非重点，她的基础只停留在最简单的音标和单词上。老师播放的听力磁带里，那些连成一片、速度飞快的异国语音，让她如同听天书，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课本边缘。
更大的冲击来自课余。宿舍里的女孩们很快熟络起来，她们谈论着最新上映的电影（虽然很多林晚根本没听过）、时髦的穿衣打扮（“的确良”衬衫、“巴拿马”裤的样式）、还有各自家乡的趣事。一个来自省城的女孩，带来了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有时会调到播放流行歌曲的频道，邓丽君柔软甜美的歌声飘出来，立刻有人跟着轻轻哼唱。林晚通常只是安静地听着，或坐在自己的床头看书。她们的话题，她时常插不上嘴；她们对“时髦”的热衷，她也难以共鸣。她的世界里，衡量价值的尺子似乎是另一把——是针脚的匀密，是丝线的光泽，是纹样寓意的吉庆，是每月收支的平衡。
吃饭也是考验。学校食堂宽敞嘈杂，窗口队伍排得很长。菜肴品种不少，但大多带着明显的广式风味，偏甜，多油，还有许多她叫不上名字的食材。米饭也不一样，更细长，不如家乡的米粒饱满有嚼劲。她第一次打了一份有甜味又浇了勾芡汁的菜肴，勉强吃了几口，胃里一阵不适，剩下的只好悄悄倒掉。看着周围同学吃得香甜，谈笑风生，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异乡”二字在味蕾上的具体体现。
最让她感到疏离的，是一种无形的氛围。这里的一切——明亮的教学楼、藏书浩瀚的图书馆、谈论着“第三产业”、“商品经济”、“国际视野”的老师和同学——都指向一个飞速向前、充满变革和张力的外部世界。而她的一部分灵魂，还牢牢系在青河县那条安静的巷子里，系在那些浸润着时光的绣品上，系在与华艺、胡美凤那些看似微小却关乎生存的周旋上。这种割裂感，在夜深人静时尤为强烈。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她会想起母亲在油灯下专注穿针的侧影，想起父亲拨弄算盘时嘴里低声的念叨，想起晚秀坊里那混合着樟木、丝线和淡淡浆糊气的、独一无二的味道。思念像潮水，无声无息地将她淹没，带来鼻尖的酸涩。
但她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思乡情绪里。挑战是实实在在的。英语课必须跟上，否则会影响毕业；那些深奥的经济管理理论，她需要花更多时间去理解消化；如何与背景各异的室友相处，也是一门新学问。她给自己定下了规矩：每天早起半小时，去校园僻静处朗读英语；上课坐前排，不懂的标记下来，课后去图书馆查资料或鼓起勇气问老师、问看起来学得好的同学；食堂的饭菜再不习惯，也要保证基本营养。
第一个周末，她没有像一些同学那样结伴去逛繁华的市区。她去图书馆，找到了管理学书籍专区，抽出那本厚厚的《管理学原理》指定的参考书，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依旧灼热，但透过高大的玻璃窗和层层书架过滤后，变得柔和了许多。她摊开笔记本，对照着教材，一字一句地啃读起来。陌生的术语、复杂的模型，像坚硬的核桃，需要她用耐心和毅力去慢慢敲开。有时，读到关于“组织结构”、“激励机制”、“成本控制”的段落，她会忽然愣住，眼前浮现出晚秀坊的景象——父亲事无巨细的操劳算不算一种“扁平化管理”？母亲带学徒时口传心授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激励”办法？店里采购丝线、销售绣品的收支，是否可以用更科学的“成本控制”来优化？这些联想让她心跳微微加速，仿佛在晦涩的理论与熟悉的现实之间，隐约发现了一些极细的、尚未接通的丝线。
傍晚，她去学校邮电所，发出了给家里的第二封信。信中，她报了平安，简单描述了学校和课程，省略了那些不适应和困难，只提了一句“英语有些难，正在努力”，更多的是询问家里的情况，母亲的新作进展如何，父亲应付华艺和协会是否吃力，妹妹们学习可好。将信投入邮筒的瞬间，她感到一种责任的重压，也感到一种支撑的力量。她知道，无论走多远，那根连接着青河与她的线，永远都在。
走出邮电所，华灯初上。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晚间新闻，字正腔圆的播报声回荡在带着榕树气味的夜风里。林晚站在陌生的路灯下，望着远处教学楼星星点点的窗口，那里是无数个正在伏案苦读或热烈讨论的身影。
象牙塔的大门已经向她敞开，里面既有通往知识殿堂的阶梯，也有需要独自摸索的迷雾小径。初入的震荡与隔阂是真实的，但退路早已不在。她只能，也必须，将那份沉重的牵挂化为前行的动力，将青河赋予她的沉静与韧性，一点点融入这迥异而广阔的南方天地，在碰撞与交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既能通达远方又能反哺根源的求索之路。夜色渐浓，她挺直脊背，朝着宿舍楼那片灯火走去。
大学生活，就以这样一种不容分说的嘈杂与明亮，正式开始了。
头几天是新生入学教育。巨大的礼堂里，挤满了和林晚一样稚嫩而茫然的新鲜面孔。校领导、系主任在台上讲话，声音通过老式扩音器传出来，带着嗡嗡的回响，讲的是“时代使命”、“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台下，学生们仰着脸，眼神里有兴奋，有敬畏，也有掩饰不住的疲惫与走神。林晚坐在靠过道的位置，腰背挺直，努力去听清每一个字，试图将那些宏大的词汇与自己的未来、与晚秀坊的出路建立起某种模糊的联系，却总觉得隔着一层。
接着是领教材。厚厚一摞书抱在怀里，沉甸甸的。《政治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会计学基础》、《大学英语》……油墨的味道扑面而来。翻开《管理学原理》的扉页，里面是全然陌生的概念、图表和外国人的名字。她用手指抚过那些铅印的字句，心中既有一种即将触碰新知识的悸动，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惶惑——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理论，与母亲手中那枚细小的绣针、与晚秀坊盈尺之间的经营，究竟有多远的距离？
课程排得很快。第一节《政治经济学》在大阶梯教室。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板书写得飞快，从商品二重性讲到价值规律，旁征博引。周围不少同学埋头记笔记，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连成一片。林晚也努力跟着记，但有些概念听得云里雾里，尤其是那些抽象的推导和思辨，与她习惯了的、具体而微的刺绣技艺和家庭账目，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语言。她感到太阳穴微微发胀。
午后是《大学英语》。年轻的女老师穿着连衣裙，发音清脆，要求每个人站起来做简单的自我介绍。轮到林晚时，她站起身，用带着明显青河口音的普通话，简短地说：“我叫林晚，来自江南省青河县。”坐下时，耳朵有些发热。她听见旁边有极轻的笑声，不知是不是错觉。中学时，英语并非重点，她的基础只停留在最简单的音标和单词上。老师播放的听力磁带里，那些连成一片、速度飞快的异国语音，让她如同听天书，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课本边缘。
更大的冲击来自课余。宿舍里的女孩们很快熟络起来，她们谈论着最新上映的电影（虽然很多林晚根本没听过）、时髦的穿衣打扮（“的确良”衬衫、“巴拿马”裤的样式）、还有各自家乡的趣事。一个来自省城的女孩，带来了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有时会调到播放流行歌曲的频道，邓丽君柔软甜美的歌声飘出来，立刻有人跟着轻轻哼唱。林晚通常只是安静地听着，或坐在自己的床头看书。她们的话题，她时常插不上嘴；她们对“时髦”的热衷，她也难以共鸣。她的世界里，衡量价值的尺子似乎是另一把——是针脚的匀密，是丝线的光泽，是纹样寓意的吉庆，是每月收支的平衡。
吃饭也是考验。学校食堂宽敞嘈杂，窗口队伍排得很长。菜肴品种不少，但大多带着明显的广式风味，偏甜，多油，还有许多她叫不上名字的食材。米饭也不一样，更细长，不如家乡的米粒饱满有嚼劲。她第一次打了一份有甜味又浇了勾芡汁的菜肴，勉强吃了几口，胃里一阵不适，剩下的只好悄悄倒掉。看着周围同学吃得香甜，谈笑风生，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异乡”二字在味蕾上的具体体现。
最让她感到疏离的，是一种无形的氛围。这里的一切——明亮的教学楼、藏书浩瀚的图书馆、谈论着“第三产业”、“商品经济”、“国际视野”的老师和同学——都指向一个飞速向前、充满变革和张力的外部世界。而她的一部分灵魂，还牢牢系在青河县那条安静的巷子里，系在那些浸润着时光的绣品上，系在与华艺、胡美凤那些看似微小却关乎生存的周旋上。这种割裂感，在夜深人静时尤为强烈。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她会想起母亲在油灯下专注穿针的侧影，想起父亲拨弄算盘时嘴里低声的念叨，想起晚秀坊里那混合着樟木、丝线和淡淡浆糊气的、独一无二的味道。思念像潮水，无声无息地将她淹没，带来鼻尖的酸涩。
但她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思乡情绪里。挑战是实实在在的。英语课必须跟上，否则会影响毕业；那些深奥的经济管理理论，她需要花更多时间去理解消化；如何与背景各异的室友相处，也是一门新学问。她给自己定下了规矩：每天早起半小时，去校园僻静处朗读英语；上课坐前排，不懂的标记下来，课后去图书馆查资料或鼓起勇气问老师、问看起来学得好的同学；食堂的饭菜再不习惯，也要保证基本营养。
第一个周末，她没有像一些同学那样结伴去逛繁华的市区。她去图书馆，找到了管理学书籍专区，抽出那本厚厚的《管理学原理》指定的参考书，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依旧灼热，但透过高大的玻璃窗和层层书架过滤后，变得柔和了许多。她摊开笔记本，对照着教材，一字一句地啃读起来。陌生的术语、复杂的模型，像坚硬的核桃，需要她用耐心和毅力去慢慢敲开。有时，读到关于“组织结构”、“激励机制”、“成本控制”的段落，她会忽然愣住，眼前浮现出晚秀坊的景象——父亲事无巨细的操劳算不算一种“扁平化管理”？母亲带学徒时口传心授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激励”办法？店里采购丝线、销售绣品的收支，是否可以用更科学的“成本控制”来优化？这些联想让她心跳微微加速，仿佛在晦涩的理论与熟悉的现实之间，隐约发现了一些极细的、尚未接通的丝线。
傍晚，她去学校邮电所，发出了给家里的第二封信。信中，她报了平安，简单描述了学校和课程，省略了那些不适应和困难，只提了一句“英语有些难，正在努力”，更多的是询问家里的情况，母亲的新作进展如何，父亲应付华艺和协会是否吃力，妹妹们学习可好。将信投入邮筒的瞬间，她感到一种责任的重压，也感到一种支撑的力量。她知道，无论走多远，那根连接着青河与她的线，永远都在。
走出邮电所，华灯初上。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晚间新闻，字正腔圆的播报声回荡在带着榕树气味的夜风里。林晚站在陌生的路灯下，望着远处教学楼星星点点的窗口，那里是无数个正在伏案苦读或热烈讨论的身影。
象牙塔的大门已经向她敞开，里面既有通往知识殿堂的阶梯，也有需要独自摸索的迷雾小径。初入的震荡与隔阂是真实的，但退路早已不在。她只能，也必须，将那份沉重的牵挂化为前行的动力，将青河赋予她的沉静与韧性，一点点融入这迥异而广阔的南方天地，在碰撞与交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既能通达远方又能反哺根源的求索之路。夜色渐浓，她挺直脊背，朝着宿舍楼那片灯火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