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
文鸯的马车在晨曦中驶入这座千年古都。
一路夜行，拂晓时分抵达城门。守城的汉军士兵验看了李烨给的通行文书，没有多问，直接放行——整个过程平静得像普通商旅入城，没有人多看他一眼，更没有人持械戒备。
这反而让文鸯有些不适应。
他记忆中的洛阳，宫城森严，街道冷清，甲士林立，百姓低头疾行。他只记得满城的压抑，和空气中弥漫的恐惧——那是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清洗曹魏旧臣留下的阴影。
而眼前的洛阳，完全不同。
马车驶上宽阔的大街时，天已大亮。秋日阳光透过薄雾，洒在整齐的青石板路上，洒在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上，洒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上。叫卖声、谈笑声、车轮声、马蹄声……各种声音交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喧哗。
文鸯掀开车帘，怔怔地看着。
街边的店铺早早开了门，卖早食的摊子热气腾腾，蒸饼、馄饨、豆浆的香气混杂着飘来。伙计们站在门口招揽生意，声音洪亮，笑容真诚。行人穿着整洁，步履从容，有挑担的货郎，有背着书箧的学子，有挎篮买菜的妇人，甚至有几个孩童在街角踢毽子，笑声清脆。
没有衣衫褴褛的乞丐，没有沿街乞讨的流民，没有虎视眈眈的巡兵。
“文先生，”驾车的年轻士兵回头笑道，“前面就是西市，要不要绕过去看看？那里可热闹了。”
文鸯回过神，点点头。
马车拐入一条稍窄的街道，喧闹声瞬间放大。这里就是西市——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摊位连绵不绝，货物琳琅满目。有从蜀地运来的锦缎，从江东运来的瓷器，从西域运来的香料，甚至还有海外来的稀奇玩意儿。商贩们用各地方言吆喝，买主们讨价还价，人声鼎沸。
文鸯让马车停下，走下车。
他穿着一身普通的青色深衣，没有任何标识，混入人群中毫不起眼。李烨派来陪同的士兵跟在三步外，也不打扰，只静静看着。
一个卖竹编的摊子前，几个妇人正在挑选篮子。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手上布满老茧，但笑容憨厚。
“这个篮子怎么卖？”一个妇人问。
“二十文，大姐。您看这手艺，密实得很，用十年都不会坏。”
“太贵了，十五文吧。”
“那可不行，我这竹子都是从南边运来的，光本钱就……”
文鸯站在一旁听着。这种寻常的讨价还价，在河北几乎绝迹——贾南风加征商税后，很多小贩都破产了，剩下的也抬价狠宰，因为不知道哪天就被抄了。
正想着，旁边传来孩童的欢呼声。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围着个卖糖人的老汉，眼巴巴看着那些晶莹剔透的糖人。老汉笑呵呵地捏着糖，一会儿捏个小兔子，一会儿捏个大老虎。
一个孩子掏出一枚铜钱：“爷爷，我要个小马！”
“好嘞！”
铜钱落入陶罐，发出清脆的响声。孩子举着糖人，欢天喜地跑了。
文鸯看着那孩子的背影，忽然想起邺城。破城那日，他在街角见过一个差不多大的孩子，蹲在母亲的尸体旁，不哭也不闹，只是呆呆地看着。士兵要拉他走，他死死抱着母亲的胳膊，指甲抠进肉里。
“文先生？”士兵轻声唤道。
文鸯回过神，摇摇头：“走吧。”
接下来的三天，文鸯在洛阳城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李烨给了他完全的自由——没有监视，没有限制，只要不出城，他可以去任何地方。甚至给了他一袋铜钱，说“先生若是想买些什么，或是吃些东西，尽管用”。
第一天，他去了军营。
不是正式的军营，而是城西的校场。那里正在训练新兵，约莫两千人，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们没有披甲，只穿着统一的褐色训练服，在教官的口令下练习队列、格斗、射箭。
文鸯站在校场边的土坡上，看了整整一个上午。
他注意到几个细节：训练虽然严格，但教官不打骂士兵，错了就重来，耐心讲解；中途休息时，伙房送来热汤和面饼，每人一份，管够；休息时间，有些士兵围坐在一起识字，教官在地上用树枝写字教他们；训练结束，所有人列队报数，然后有序解散，没有一哄而散。
最让他震撼的，是训练结束后发生的一件事。
一个新兵可能是太累了，解散时腿一软，摔倒在地。旁边的几个同伴立刻扶起他，有人去叫军医，有人帮他拍土。军医很快赶来，检查后说只是虚脱，让扶去休息。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嘲笑，没有一个人冷漠旁观。
“他们……都是这么相处的？”文鸯问陪同的士兵。
士兵理所当然地点头：“是啊。丞相有令：军中皆兄弟，同袍如手足。欺压同袍者，重罚；见死不救者，同罪。”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这些新兵大多来自同一个乡里，有些本来就是亲戚邻里，自然互相照应。”
文鸯沉默。
他想起了北军。在他麾下时，军纪还算严明，但老兵欺压新兵、将领克扣军饷、士兵之间勾心斗角的事，从未断绝。更不用说战时的溃败、抢功、甚至互杀……
“你们的军饷，按时发吗？”他忽然问。
“发啊。”士兵笑了，“每月初五准时发，从不拖欠。像我这样的普通士卒，每月米一石，布半匹。若有战功，另有赏赐。若战死，还有抚恤，家人免赋税三年。”
一石米，半匹布。
文鸯算了算。这在河北，已经是偏将的待遇了。而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士卒的月饷。
“那……将军们呢？”他忍不住问。
“将军们更高啊。但具体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士兵挠挠头，“不过我听营里的文吏说，大将军的年俸4200 石，月奉三百五十斛。骠骑将军年俸2160 石，月奉百八十斛，都是写在军规里的。谁敢多拿、克扣，御史台一查一个准。”
写在军规里。
文鸯想起司马伦。清君侧成功后，司马伦赏赐亲信，动辄千金万钱，却从不说这些钱从哪来，也不说标准是什么。全凭他一句话。
而这里，连大将军的俸禄都是公开的。
第二天，文鸯去了官学。
洛阳官学建在城南，占地颇广，青瓦白墙，书声琅琅。他本来以为，这种官学只收世家子弟，或是要收高额学费。但守门的夫子听说他是“外地来考察学问的”，竟热情地请他进去参观。
“我们这官学已被诸葛丞相细化，分蒙学、经学、实学三部分。”夫子边走边介绍，“蒙学收六到十二岁的孩童，教识字、算术、礼仪，不收学费，书本纸张都由朝廷提供。经学收通过蒙学考试的学生，教四书五经、史书律法，每年只收二百文‘笔墨钱’。实学收有志于农工医算的学生，教种田、木工、医术、算术，不但不收钱，学得好还有补贴。”
文鸯听得怔住了。
“不收钱？那……朝廷图什么？”
“图人才啊！”夫子笑道，“丞相说了，办官学就像种树。现在花些钱浇水施肥，将来长出栋梁之材，受益的是整个天下。况且，”他压低声音，“这些孩子学成之后，无论做官、务农、行医、做工，都能为国出力，这比什么都值。”
正说着，他们走到蒙学堂外。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坐着三四十个孩童，大的十来岁，小的六七岁，都穿着统一的青色学服，虽然有些破旧，但洗得干净。夫子正在教《三字经》，孩子们跟着念，声音稚嫩而整齐。
文鸯注意到，有些孩子的学服明显不合身，袖子长出一截，用线缝短了；有些孩子的鞋子破了洞，露出脚趾。但没有一个人面露窘迫，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夫子，眼神明亮。
“这些孩子……家里都很穷吧？”他轻声问。
“是啊。”带路的夫子叹道，“多是城郊农户、小贩、工匠的孩子。若在从前，他们一辈子都摸不到书本。现在好了，能识字，能算术，将来总有一条出路。”他指了指角落一个特别瘦小的男孩，“那孩子叫石头，父母都在黄河决堤时死了，是个孤儿。官学收了他，管吃管住，现在已经是蒙学里背书最快的了。”
文鸯看着那个叫石头的孩子。他坐得笔直，小手紧紧握着毛笔，一笔一划地写着字，神情专注得近乎虔诚。
那一刻，文鸯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希望”。
在河北，在邺城，他看到的都是绝望——绝望的百姓，绝望的士兵，绝望的官员。每个人都在苟延残喘，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糟。
而在这里，在一个孤儿眼中，他看到了光。
第三天，文鸯去了城外的村庄。
陪同的士兵找了一辆牛车，载着他出城往东走了二十里，来到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正是秋收时节，田野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在秋风中如波浪起伏。农夫们正在收割，镰刀起落，稻秆倒地，捆扎，搬运……一切井然有序。
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聊天。文鸯走过去，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下。
老人们看了他一眼，见他衣着普通，以为是路过的行人，也没在意，继续聊天。
“今年收成好啊，我家那十亩地，少说也能打四十石。”
“我家也是。多亏了朝廷推广的那个‘曲辕犁’，耕得深，稻子就长得好。”
“还有那水车，旱的时候也不怕。”
“是啊是啊，听说这水车还是丞相亲自画的图样呢……”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
文鸯忍不住插话：“老丈，今年的赋税……重吗？”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看向他，笑道：“不重不重。朝廷减免赋税定的是‘三十税一’，我家今年能打四十石粮，交一石三斗就够了。剩下的，留足口粮，还能卖不少钱呢。”
三十税一。
文鸯心中一震。在河北，贾南风把赋税加到了“十税三”，也就是三成。就这样还不够，还要加征“剿饷”“练饷”等各种名目的杂税。百姓辛苦一年，剩下的粮食连糊口都不够。
“那……官府会不会临时加税？或是摊派劳役？”他又问。
另一个老人摇头：“不会。朝廷有令，所有赋税劳役，必须张榜公示，写明用途、标准、期限。若有官员私自加征，百姓可以去御史台告状。”他指了指村口墙上贴的一张黄纸，“你看，那上面就写着今年的税目，清清楚楚。”
文鸯走过去看。黄纸上用端正的楷书写着：杏花村，户一百二十七，田一千四百亩，应纳粮税四十六石七斗，折钱九贯三百四十文。下面是每户的名字和应纳数目，最后盖着县令的印。
公开，透明。
他想起在冀州时，郡守派税吏下乡，说收多少就收多少，不给就打，不给就抢。百姓哭诉无门，只能忍气吞声。
“后生，”那缺门牙的老汉忽然问，“你不是本地人吧？”
文鸯点头：“是，从北边来的。”
“北边啊……”老汉眼神复杂，“听说那边还在打仗，日子不好过吧？”
文鸯沉默。
“要我说，人啊，就得过日子。”老汉叹道，“什么朝廷，什么皇帝，咱老百姓不懂。谁让咱吃饱饭，穿暖衣，谁就是好朝廷。”他指了指田里忙碌的村民，“你看，现在大家都能吃饱，孩子能上学，生病了有医官看——这日子，从前想都不敢想。”
旁边一个老婆婆接话：“是啊。去年我孙子得了急病，高烧不退，村里医官连夜送来草药，一分钱没要。要是在从前，只能等死……”
老人们又聊开了，说起村里的新井、新路、新学堂，说起谁家孩子考进了洛阳书院，说起谁家娶了新媳妇……
文鸯静静地听着。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秋风吹来稻谷的清香，远处传来农夫唱起的山歌，粗犷而欢快。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不，不是没见过，是只在古书里读过。那些圣贤书里描述的“盛世”，那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景象，原来真的存在。
傍晚，文鸯回到洛阳城里。
诸葛瞻为他安排的府邸在城东，是个两进的小院，不大，但清净雅致。院里种着几丛菊花，此时开得正盛，金黄灿烂。屋里陈设简单，但一应俱全：床榻、书案、书架、茶具，甚至还有几卷书——是《史记》和一本新编的《农政要术》。
没有守卫，没有监视，连个仆役都没有。李烨说：“先生需要什么，去隔壁巷子找王婶，她负责这一片的杂事。若想清净，就自己打理。”
文鸯在院中的石凳上坐下，看着天边渐沉的夕阳。
三天，他看了三天。
看了繁华的市井，看了严明的军队，看了求学的孩童，看了丰收的田野。
每一幕，都像一把锤子，敲打着他心中那座叫做“忠义”的堡垒。堡垒在摇晃，在龟裂，但他还在死死撑着。
因为他还没想明白。
如果大汉真的这么好，为什么他还要为那个腐朽的晋室效忠？如果司马伦真的是个野心家，为什么他还要顾忌所谓的“君臣名分”？
可是——如果他现在转身投汉，那之前的浴血奋战算什么？那些死去的同袍算什么？他对先帝司马炎的承诺又算什么？
“忠义”两个字，像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文先生？”院门外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文鸯抬头，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手里提着一个食盒。
“我是隔壁巷子王婶的女儿，叫小月。”女孩大大方方地走进来，“娘让我给您送晚饭。”她把食盒放在石桌上，打开，里面是一碗米饭，一碟青菜，一碟豆腐，还有一小碗肉汤。
“谢谢。”文鸯轻声道。
“不用谢。”小月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先生是从北边来的吗？”
“你怎么知道？”
“我听李烨叔叔说的。”小月歪着头，“他说您是个大将军，可厉害了。是真的吗？”
文鸯苦笑：“曾经是，现在不是了。”
“为什么呀？”小女孩天真地问，“大将军多威风啊。”
为什么？
文鸯看着小女孩清澈的眼睛，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难道要说，因为他的主上猜忌他，因为他的同僚排挤他，因为他在那个朝廷里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
“因为……我做错了一些选择。”他最终说。
“做错了，改过来不就行了？”小月理所当然地说，“我们夫子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知错能改……
文鸯怔住了。
是啊，为什么不能改？为什么一定要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走到黑？就为了那点可怜的“面子”，就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忠义之名”？
“先生快吃吧，饭要凉了。”小月摆摆手，“我走啦，食盒明天我来拿。”
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了，留下文鸯对着食盒发呆。
米饭洁白，青菜碧绿，豆腐嫩白，肉汤飘香。这是最普通的家常菜，但对他来说，却比任何山珍海味都珍贵——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生活，一种安定、温暖、有尊严的生活。
这种生活，他在河北没见过，在邺城没见过，在司马伦许诺的“新朝”里，也看不到希望。
而在这里，在洛阳，在一个普通小女孩送来的食盒里，他看到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文鸯没有点灯，就坐在黑暗中，看着满天星斗。
他在白马问诸葛瞻：我该如何选择？
现在，他或许有答案了。
但不是最终的答案。
他还需要看，还需要想，还需要……说服自己心中那个固执的、坚守了半生的灵魂。
夜风吹过，菊花摇曳，暗香浮动。
院墙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亥时三更，小心火烛——”
声音悠长，平和。
这座城睡着了，安稳，宁静。
而文鸯还醒着，在黑暗中，与自己作战。
但他知道，这场战争，他快要输了。
不是输给诸葛瞻，不是输给大汉。
是输给那个叫“盛世”的梦——那个他曾经以为只存在于古书里的梦，那个如今就在眼前、触手可及的梦。
文鸯的马车在晨曦中驶入这座千年古都。
一路夜行，拂晓时分抵达城门。守城的汉军士兵验看了李烨给的通行文书，没有多问，直接放行——整个过程平静得像普通商旅入城，没有人多看他一眼，更没有人持械戒备。
这反而让文鸯有些不适应。
他记忆中的洛阳，宫城森严，街道冷清，甲士林立，百姓低头疾行。他只记得满城的压抑，和空气中弥漫的恐惧——那是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清洗曹魏旧臣留下的阴影。
而眼前的洛阳，完全不同。
马车驶上宽阔的大街时，天已大亮。秋日阳光透过薄雾，洒在整齐的青石板路上，洒在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上，洒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上。叫卖声、谈笑声、车轮声、马蹄声……各种声音交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喧哗。
文鸯掀开车帘，怔怔地看着。
街边的店铺早早开了门，卖早食的摊子热气腾腾，蒸饼、馄饨、豆浆的香气混杂着飘来。伙计们站在门口招揽生意，声音洪亮，笑容真诚。行人穿着整洁，步履从容，有挑担的货郎，有背着书箧的学子，有挎篮买菜的妇人，甚至有几个孩童在街角踢毽子，笑声清脆。
没有衣衫褴褛的乞丐，没有沿街乞讨的流民，没有虎视眈眈的巡兵。
“文先生，”驾车的年轻士兵回头笑道，“前面就是西市，要不要绕过去看看？那里可热闹了。”
文鸯回过神，点点头。
马车拐入一条稍窄的街道，喧闹声瞬间放大。这里就是西市——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摊位连绵不绝，货物琳琅满目。有从蜀地运来的锦缎，从江东运来的瓷器，从西域运来的香料，甚至还有海外来的稀奇玩意儿。商贩们用各地方言吆喝，买主们讨价还价，人声鼎沸。
文鸯让马车停下，走下车。
他穿着一身普通的青色深衣，没有任何标识，混入人群中毫不起眼。李烨派来陪同的士兵跟在三步外，也不打扰，只静静看着。
一个卖竹编的摊子前，几个妇人正在挑选篮子。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手上布满老茧，但笑容憨厚。
“这个篮子怎么卖？”一个妇人问。
“二十文，大姐。您看这手艺，密实得很，用十年都不会坏。”
“太贵了，十五文吧。”
“那可不行，我这竹子都是从南边运来的，光本钱就……”
文鸯站在一旁听着。这种寻常的讨价还价，在河北几乎绝迹——贾南风加征商税后，很多小贩都破产了，剩下的也抬价狠宰，因为不知道哪天就被抄了。
正想着，旁边传来孩童的欢呼声。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围着个卖糖人的老汉，眼巴巴看着那些晶莹剔透的糖人。老汉笑呵呵地捏着糖，一会儿捏个小兔子，一会儿捏个大老虎。
一个孩子掏出一枚铜钱：“爷爷，我要个小马！”
“好嘞！”
铜钱落入陶罐，发出清脆的响声。孩子举着糖人，欢天喜地跑了。
文鸯看着那孩子的背影，忽然想起邺城。破城那日，他在街角见过一个差不多大的孩子，蹲在母亲的尸体旁，不哭也不闹，只是呆呆地看着。士兵要拉他走，他死死抱着母亲的胳膊，指甲抠进肉里。
“文先生？”士兵轻声唤道。
文鸯回过神，摇摇头：“走吧。”
接下来的三天，文鸯在洛阳城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李烨给了他完全的自由——没有监视，没有限制，只要不出城，他可以去任何地方。甚至给了他一袋铜钱，说“先生若是想买些什么，或是吃些东西，尽管用”。
第一天，他去了军营。
不是正式的军营，而是城西的校场。那里正在训练新兵，约莫两千人，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们没有披甲，只穿着统一的褐色训练服，在教官的口令下练习队列、格斗、射箭。
文鸯站在校场边的土坡上，看了整整一个上午。
他注意到几个细节：训练虽然严格，但教官不打骂士兵，错了就重来，耐心讲解；中途休息时，伙房送来热汤和面饼，每人一份，管够；休息时间，有些士兵围坐在一起识字，教官在地上用树枝写字教他们；训练结束，所有人列队报数，然后有序解散，没有一哄而散。
最让他震撼的，是训练结束后发生的一件事。
一个新兵可能是太累了，解散时腿一软，摔倒在地。旁边的几个同伴立刻扶起他，有人去叫军医，有人帮他拍土。军医很快赶来，检查后说只是虚脱，让扶去休息。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嘲笑，没有一个人冷漠旁观。
“他们……都是这么相处的？”文鸯问陪同的士兵。
士兵理所当然地点头：“是啊。丞相有令：军中皆兄弟，同袍如手足。欺压同袍者，重罚；见死不救者，同罪。”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这些新兵大多来自同一个乡里，有些本来就是亲戚邻里，自然互相照应。”
文鸯沉默。
他想起了北军。在他麾下时，军纪还算严明，但老兵欺压新兵、将领克扣军饷、士兵之间勾心斗角的事，从未断绝。更不用说战时的溃败、抢功、甚至互杀……
“你们的军饷，按时发吗？”他忽然问。
“发啊。”士兵笑了，“每月初五准时发，从不拖欠。像我这样的普通士卒，每月米一石，布半匹。若有战功，另有赏赐。若战死，还有抚恤，家人免赋税三年。”
一石米，半匹布。
文鸯算了算。这在河北，已经是偏将的待遇了。而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士卒的月饷。
“那……将军们呢？”他忍不住问。
“将军们更高啊。但具体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士兵挠挠头，“不过我听营里的文吏说，大将军的年俸4200 石，月奉三百五十斛。骠骑将军年俸2160 石，月奉百八十斛，都是写在军规里的。谁敢多拿、克扣，御史台一查一个准。”
写在军规里。
文鸯想起司马伦。清君侧成功后，司马伦赏赐亲信，动辄千金万钱，却从不说这些钱从哪来，也不说标准是什么。全凭他一句话。
而这里，连大将军的俸禄都是公开的。
第二天，文鸯去了官学。
洛阳官学建在城南，占地颇广，青瓦白墙，书声琅琅。他本来以为，这种官学只收世家子弟，或是要收高额学费。但守门的夫子听说他是“外地来考察学问的”，竟热情地请他进去参观。
“我们这官学已被诸葛丞相细化，分蒙学、经学、实学三部分。”夫子边走边介绍，“蒙学收六到十二岁的孩童，教识字、算术、礼仪，不收学费，书本纸张都由朝廷提供。经学收通过蒙学考试的学生，教四书五经、史书律法，每年只收二百文‘笔墨钱’。实学收有志于农工医算的学生，教种田、木工、医术、算术，不但不收钱，学得好还有补贴。”
文鸯听得怔住了。
“不收钱？那……朝廷图什么？”
“图人才啊！”夫子笑道，“丞相说了，办官学就像种树。现在花些钱浇水施肥，将来长出栋梁之材，受益的是整个天下。况且，”他压低声音，“这些孩子学成之后，无论做官、务农、行医、做工，都能为国出力，这比什么都值。”
正说着，他们走到蒙学堂外。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坐着三四十个孩童，大的十来岁，小的六七岁，都穿着统一的青色学服，虽然有些破旧，但洗得干净。夫子正在教《三字经》，孩子们跟着念，声音稚嫩而整齐。
文鸯注意到，有些孩子的学服明显不合身，袖子长出一截，用线缝短了；有些孩子的鞋子破了洞，露出脚趾。但没有一个人面露窘迫，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夫子，眼神明亮。
“这些孩子……家里都很穷吧？”他轻声问。
“是啊。”带路的夫子叹道，“多是城郊农户、小贩、工匠的孩子。若在从前，他们一辈子都摸不到书本。现在好了，能识字，能算术，将来总有一条出路。”他指了指角落一个特别瘦小的男孩，“那孩子叫石头，父母都在黄河决堤时死了，是个孤儿。官学收了他，管吃管住，现在已经是蒙学里背书最快的了。”
文鸯看着那个叫石头的孩子。他坐得笔直，小手紧紧握着毛笔，一笔一划地写着字，神情专注得近乎虔诚。
那一刻，文鸯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希望”。
在河北，在邺城，他看到的都是绝望——绝望的百姓，绝望的士兵，绝望的官员。每个人都在苟延残喘，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糟。
而在这里，在一个孤儿眼中，他看到了光。
第三天，文鸯去了城外的村庄。
陪同的士兵找了一辆牛车，载着他出城往东走了二十里，来到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正是秋收时节，田野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在秋风中如波浪起伏。农夫们正在收割，镰刀起落，稻秆倒地，捆扎，搬运……一切井然有序。
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聊天。文鸯走过去，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下。
老人们看了他一眼，见他衣着普通，以为是路过的行人，也没在意，继续聊天。
“今年收成好啊，我家那十亩地，少说也能打四十石。”
“我家也是。多亏了朝廷推广的那个‘曲辕犁’，耕得深，稻子就长得好。”
“还有那水车，旱的时候也不怕。”
“是啊是啊，听说这水车还是丞相亲自画的图样呢……”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
文鸯忍不住插话：“老丈，今年的赋税……重吗？”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看向他，笑道：“不重不重。朝廷减免赋税定的是‘三十税一’，我家今年能打四十石粮，交一石三斗就够了。剩下的，留足口粮，还能卖不少钱呢。”
三十税一。
文鸯心中一震。在河北，贾南风把赋税加到了“十税三”，也就是三成。就这样还不够，还要加征“剿饷”“练饷”等各种名目的杂税。百姓辛苦一年，剩下的粮食连糊口都不够。
“那……官府会不会临时加税？或是摊派劳役？”他又问。
另一个老人摇头：“不会。朝廷有令，所有赋税劳役，必须张榜公示，写明用途、标准、期限。若有官员私自加征，百姓可以去御史台告状。”他指了指村口墙上贴的一张黄纸，“你看，那上面就写着今年的税目，清清楚楚。”
文鸯走过去看。黄纸上用端正的楷书写着：杏花村，户一百二十七，田一千四百亩，应纳粮税四十六石七斗，折钱九贯三百四十文。下面是每户的名字和应纳数目，最后盖着县令的印。
公开，透明。
他想起在冀州时，郡守派税吏下乡，说收多少就收多少，不给就打，不给就抢。百姓哭诉无门，只能忍气吞声。
“后生，”那缺门牙的老汉忽然问，“你不是本地人吧？”
文鸯点头：“是，从北边来的。”
“北边啊……”老汉眼神复杂，“听说那边还在打仗，日子不好过吧？”
文鸯沉默。
“要我说，人啊，就得过日子。”老汉叹道，“什么朝廷，什么皇帝，咱老百姓不懂。谁让咱吃饱饭，穿暖衣，谁就是好朝廷。”他指了指田里忙碌的村民，“你看，现在大家都能吃饱，孩子能上学，生病了有医官看——这日子，从前想都不敢想。”
旁边一个老婆婆接话：“是啊。去年我孙子得了急病，高烧不退，村里医官连夜送来草药，一分钱没要。要是在从前，只能等死……”
老人们又聊开了，说起村里的新井、新路、新学堂，说起谁家孩子考进了洛阳书院，说起谁家娶了新媳妇……
文鸯静静地听着。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秋风吹来稻谷的清香，远处传来农夫唱起的山歌，粗犷而欢快。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不，不是没见过，是只在古书里读过。那些圣贤书里描述的“盛世”，那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景象，原来真的存在。
傍晚，文鸯回到洛阳城里。
诸葛瞻为他安排的府邸在城东，是个两进的小院，不大，但清净雅致。院里种着几丛菊花，此时开得正盛，金黄灿烂。屋里陈设简单，但一应俱全：床榻、书案、书架、茶具，甚至还有几卷书——是《史记》和一本新编的《农政要术》。
没有守卫，没有监视，连个仆役都没有。李烨说：“先生需要什么，去隔壁巷子找王婶，她负责这一片的杂事。若想清净，就自己打理。”
文鸯在院中的石凳上坐下，看着天边渐沉的夕阳。
三天，他看了三天。
看了繁华的市井，看了严明的军队，看了求学的孩童，看了丰收的田野。
每一幕，都像一把锤子，敲打着他心中那座叫做“忠义”的堡垒。堡垒在摇晃，在龟裂，但他还在死死撑着。
因为他还没想明白。
如果大汉真的这么好，为什么他还要为那个腐朽的晋室效忠？如果司马伦真的是个野心家，为什么他还要顾忌所谓的“君臣名分”？
可是——如果他现在转身投汉，那之前的浴血奋战算什么？那些死去的同袍算什么？他对先帝司马炎的承诺又算什么？
“忠义”两个字，像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文先生？”院门外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文鸯抬头，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手里提着一个食盒。
“我是隔壁巷子王婶的女儿，叫小月。”女孩大大方方地走进来，“娘让我给您送晚饭。”她把食盒放在石桌上，打开，里面是一碗米饭，一碟青菜，一碟豆腐，还有一小碗肉汤。
“谢谢。”文鸯轻声道。
“不用谢。”小月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先生是从北边来的吗？”
“你怎么知道？”
“我听李烨叔叔说的。”小月歪着头，“他说您是个大将军，可厉害了。是真的吗？”
文鸯苦笑：“曾经是，现在不是了。”
“为什么呀？”小女孩天真地问，“大将军多威风啊。”
为什么？
文鸯看着小女孩清澈的眼睛，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难道要说，因为他的主上猜忌他，因为他的同僚排挤他，因为他在那个朝廷里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
“因为……我做错了一些选择。”他最终说。
“做错了，改过来不就行了？”小月理所当然地说，“我们夫子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知错能改……
文鸯怔住了。
是啊，为什么不能改？为什么一定要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走到黑？就为了那点可怜的“面子”，就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忠义之名”？
“先生快吃吧，饭要凉了。”小月摆摆手，“我走啦，食盒明天我来拿。”
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了，留下文鸯对着食盒发呆。
米饭洁白，青菜碧绿，豆腐嫩白，肉汤飘香。这是最普通的家常菜，但对他来说，却比任何山珍海味都珍贵——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生活，一种安定、温暖、有尊严的生活。
这种生活，他在河北没见过，在邺城没见过，在司马伦许诺的“新朝”里，也看不到希望。
而在这里，在洛阳，在一个普通小女孩送来的食盒里，他看到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文鸯没有点灯，就坐在黑暗中，看着满天星斗。
他在白马问诸葛瞻：我该如何选择？
现在，他或许有答案了。
但不是最终的答案。
他还需要看，还需要想，还需要……说服自己心中那个固执的、坚守了半生的灵魂。
夜风吹过，菊花摇曳，暗香浮动。
院墙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亥时三更，小心火烛——”
声音悠长，平和。
这座城睡着了，安稳，宁静。
而文鸯还醒着，在黑暗中，与自己作战。
但他知道，这场战争，他快要输了。
不是输给诸葛瞻，不是输给大汉。
是输给那个叫“盛世”的梦——那个他曾经以为只存在于古书里的梦，那个如今就在眼前、触手可及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