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景耀十四年，中原大地，时序更迭，天象丕变。
经过精心的舆论铺垫与权力清洗，在平吴大胜的赫赫声威与朝野汹汹的劝进浪潮中，权臣司马炎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这一日，洛阳皇宫内外，旌旗招展，甲胄鲜明，一场精心策划的禅让大典，正在上演。
魏国末代皇帝曹奂，身着降位的冠服，在宗室重臣的“陪同”下，于高高的祭坛之上，亲手将象征着社稷江山、早已沉重得他无力肩负的传国玉玺，奉给了身披衮服、意气风发的晋王司马炎。诏书言称：“晋王炎祖辈累世辅佐魏室，功盖寰宇，德协天人，今顺天应人，将神器禅位于有德之君……”
司马炎三辞而后受之，礼仪周全，无可指摘。在震耳欲聋的“万岁”欢呼声中，他正式即皇帝位，宣告革除魏命，更定国号为“晋”，改元“泰始”。一个新的王朝——晋朝，在这一刻，诞生于洛阳故都。
次日，新即位的晋武帝司马炎便展现了他不同于前朝的开明姿态。他下诏，尊奉退位的曹奂为陈留王，享有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的殊遇，并即刻命其离开象征软禁与失势的洛阳金墉城，徙往魏国宗室旧封之地——邺城居住。此举既彰显了新朝的“宽仁”，也彻底将前朝皇室象征请离了政治中心，杜绝了潜在的隐患，可谓一举两得。
登基之初，司马炎深知欲稳固政权，需收揽天下人心，尤其是士民与军心。他接连颁布数道旨意：
罢除质任：明确下令罢除曹魏时期实行多年的、对出镇地方和出征将领必须留其家属在京城作为人质的苛法。此令一出，各地镇戍将领无不感念，大大缓解了外将的疑惧之心，增强了军队的向心力。
恢复谏官：重新设立并加强了被曹魏刻意削弱的谏官制度。他亲自遴选以清正敢言、学识才干着称的官吏如傅玄、皇甫陶、崔洪等人担任谏官，赋予他们“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的职责，鼓励甚至要求他们对朝政得失、皇帝言行提出批评建议。这固然有笼络士人、营造开明形象的意图，但也确实在初期为晋朝政治注入了一丝新鲜空气。
提倡节俭：司马炎深谙“上行下效”之理。他将宫中府库收藏的许多珠玉珍玩、奢华器物分赐给有功的臣下，以示与群臣同乐，且自身不蓄珍奇。同时下令削减各郡国对皇室的上贡额度，禁止乐府排演那些耗费巨大的奢华百戏，停止有关部门制作游猎嬉戏的无用之器。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力，赢得了“俭素”之名。
在稳定人心、示以新政气象的同时，司马炎也深知，治国需有章法。曹魏旧律历经演变，已显繁芜，且带有鲜明的战时与权臣政治痕迹，不足以支撑一个新王朝的长远统治。于是，他命心腹重臣贾充为主，召回在荆州表现出色、精通律法与制度的杜预回京协同，汇聚诸多律学名家，以汉律为基，参酌魏律，损益删定，制定一部全新的、统一的法典。
经过紧张而缜密的编纂，就在泰始元年，这部标志着晋朝立法最高成就的《泰始律》 正式颁行天下。
《泰始律》相较于前代律法，其突出特点在于：
1. 体系精简：将原本庞杂的律令条文进行大幅合并、精简，使之更加清晰、便于官吏掌握和执行。
2. 刑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某些残酷的肉刑，规范了刑罚等级，体现了“宽简”的立法思想。
3. 礼律融合：进一步将儒家纲常名教的精神融入法律条文，强调“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律更好地服务于宗法伦理秩序，巩固统治基础。
4. 统一适用：旨在结束汉末以来法律适用混乱的局面，为庞大的帝国提供一个统一、权威的行为准则。
《泰始律》的颁布，是司马炎在制度上奠定晋朝基业的关键一步，它与罢质任、复谏官、倡节俭等一系列举措相结合，共同塑造了泰始初年政治清明、欣欣向荣的新朝气象。
当晋朝改元建制、推行新政的消息连同《泰始律》的概要文本被快马送至成都，摆在大司马诸葛瞻的案头时，他仔细阅罢，沉默良久。
“司马炎……确非庸主。”他对着太子刘璿和几位核心僚属沉声道，“其罢质任以安军心，复谏官以揽士心，倡节俭以收民心，更有此《泰始律》欲定天下法度。步步为营，根基渐固。”
他抬头望向北方，目光仿佛穿透了宫墙，看到了洛阳城中那个正在励精图治的新帝。“我大汉虽有荆南之喜，然北疆之敌，已非昔日之曹魏，而是一个更具活力、更富野心的崭新王朝。未来的较量，将是国力、制度与人心向背的全面较量。”
殿内众人闻言，欣喜于荆南大捷的轻松心情不由得为之一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具紧迫感的凝重。
天下的棋局，因司马炎篡魏称帝而重新洗牌。三国鼎立之势虽在，但其内涵已然剧变。蜀汉与新兴的晋朝，隔着秦岭与长江，遥遥对峙，一个复兴未竟，一个方兴未艾。时代的洪流，正以更加汹涌的态势，奔向未知的前方。
经过精心的舆论铺垫与权力清洗，在平吴大胜的赫赫声威与朝野汹汹的劝进浪潮中，权臣司马炎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这一日，洛阳皇宫内外，旌旗招展，甲胄鲜明，一场精心策划的禅让大典，正在上演。
魏国末代皇帝曹奂，身着降位的冠服，在宗室重臣的“陪同”下，于高高的祭坛之上，亲手将象征着社稷江山、早已沉重得他无力肩负的传国玉玺，奉给了身披衮服、意气风发的晋王司马炎。诏书言称：“晋王炎祖辈累世辅佐魏室，功盖寰宇，德协天人，今顺天应人，将神器禅位于有德之君……”
司马炎三辞而后受之，礼仪周全，无可指摘。在震耳欲聋的“万岁”欢呼声中，他正式即皇帝位，宣告革除魏命，更定国号为“晋”，改元“泰始”。一个新的王朝——晋朝，在这一刻，诞生于洛阳故都。
次日，新即位的晋武帝司马炎便展现了他不同于前朝的开明姿态。他下诏，尊奉退位的曹奂为陈留王，享有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的殊遇，并即刻命其离开象征软禁与失势的洛阳金墉城，徙往魏国宗室旧封之地——邺城居住。此举既彰显了新朝的“宽仁”，也彻底将前朝皇室象征请离了政治中心，杜绝了潜在的隐患，可谓一举两得。
登基之初，司马炎深知欲稳固政权，需收揽天下人心，尤其是士民与军心。他接连颁布数道旨意：
罢除质任：明确下令罢除曹魏时期实行多年的、对出镇地方和出征将领必须留其家属在京城作为人质的苛法。此令一出，各地镇戍将领无不感念，大大缓解了外将的疑惧之心，增强了军队的向心力。
恢复谏官：重新设立并加强了被曹魏刻意削弱的谏官制度。他亲自遴选以清正敢言、学识才干着称的官吏如傅玄、皇甫陶、崔洪等人担任谏官，赋予他们“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的职责，鼓励甚至要求他们对朝政得失、皇帝言行提出批评建议。这固然有笼络士人、营造开明形象的意图，但也确实在初期为晋朝政治注入了一丝新鲜空气。
提倡节俭：司马炎深谙“上行下效”之理。他将宫中府库收藏的许多珠玉珍玩、奢华器物分赐给有功的臣下，以示与群臣同乐，且自身不蓄珍奇。同时下令削减各郡国对皇室的上贡额度，禁止乐府排演那些耗费巨大的奢华百戏，停止有关部门制作游猎嬉戏的无用之器。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力，赢得了“俭素”之名。
在稳定人心、示以新政气象的同时，司马炎也深知，治国需有章法。曹魏旧律历经演变，已显繁芜，且带有鲜明的战时与权臣政治痕迹，不足以支撑一个新王朝的长远统治。于是，他命心腹重臣贾充为主，召回在荆州表现出色、精通律法与制度的杜预回京协同，汇聚诸多律学名家，以汉律为基，参酌魏律，损益删定，制定一部全新的、统一的法典。
经过紧张而缜密的编纂，就在泰始元年，这部标志着晋朝立法最高成就的《泰始律》 正式颁行天下。
《泰始律》相较于前代律法，其突出特点在于：
1. 体系精简：将原本庞杂的律令条文进行大幅合并、精简，使之更加清晰、便于官吏掌握和执行。
2. 刑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某些残酷的肉刑，规范了刑罚等级，体现了“宽简”的立法思想。
3. 礼律融合：进一步将儒家纲常名教的精神融入法律条文，强调“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律更好地服务于宗法伦理秩序，巩固统治基础。
4. 统一适用：旨在结束汉末以来法律适用混乱的局面，为庞大的帝国提供一个统一、权威的行为准则。
《泰始律》的颁布，是司马炎在制度上奠定晋朝基业的关键一步，它与罢质任、复谏官、倡节俭等一系列举措相结合，共同塑造了泰始初年政治清明、欣欣向荣的新朝气象。
当晋朝改元建制、推行新政的消息连同《泰始律》的概要文本被快马送至成都，摆在大司马诸葛瞻的案头时，他仔细阅罢，沉默良久。
“司马炎……确非庸主。”他对着太子刘璿和几位核心僚属沉声道，“其罢质任以安军心，复谏官以揽士心，倡节俭以收民心，更有此《泰始律》欲定天下法度。步步为营，根基渐固。”
他抬头望向北方，目光仿佛穿透了宫墙，看到了洛阳城中那个正在励精图治的新帝。“我大汉虽有荆南之喜，然北疆之敌，已非昔日之曹魏，而是一个更具活力、更富野心的崭新王朝。未来的较量，将是国力、制度与人心向背的全面较量。”
殿内众人闻言，欣喜于荆南大捷的轻松心情不由得为之一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具紧迫感的凝重。
天下的棋局，因司马炎篡魏称帝而重新洗牌。三国鼎立之势虽在，但其内涵已然剧变。蜀汉与新兴的晋朝，隔着秦岭与长江，遥遥对峙，一个复兴未竟，一个方兴未艾。时代的洪流，正以更加汹涌的态势，奔向未知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