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直隶博野（今属河北）的退休大理寺卿尹嘉铨，以“为父请谥”“请求从祀孔庙”为名，向南巡途中的乾隆帝递上两份奏折，本欲邀功获宠，却不料触怒龙颜，引发了乾隆朝后期一起震动朝野的文字狱大案。此案从立案到结案仅用短短三个月，尹嘉铨被从宽改为绞立决，其着作被查禁焚毁，家族亲友遭株连，涉案官员被追责。这起看似因“邀名”而起的案件，实则是乾隆帝借题发挥，以极端手段敲打满朝文武，警示朝臣需恪守臣道、杜绝非分之想，成为乾隆朝后期皇权高压下，朝臣命运的缩影与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
一、案发起因：退休官员的“邀名”之举
尹嘉铨，直隶博野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尹会一曾任河南巡抚，以理学闻名，深得乾隆帝赏识。尹嘉铨自幼受儒家教育熏陶，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历任主事、御史、大理寺卿等职，为官期间虽无重大功绩，但也还算勤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尹嘉铨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退休，回到家乡博野养老。
退休后的尹嘉铨，并未安享晚年，反而对名利愈发执着。他认为父亲尹会一“德行高尚、学术精深”，理应获得朝廷的谥号，以彰显其功绩；同时，他觉得父亲的学术成就足以与朱熹、陆九渊等大儒相媲美，应该从祀孔庙，永享祭祀。此外，尹嘉铨本人也渴望获得朝廷的认可，希望通过为父亲请谥、请祀，提升自己的声望，甚至幻想能因此获得乾隆帝的召见，重新入朝为官。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南巡途经保定，尹嘉铨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于是连夜撰写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请求乾隆帝为其父尹会一赐谥，第二份奏折请求将尹会一从祀孔庙。他满怀信心地将奏折递交给直隶总督袁守侗，请其代为呈递，满心期待能得到乾隆帝的恩准，却不知这两份奏折即将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二、龙颜震怒：从“请谥”到“悖逆”的定性
乾隆帝在保定行宫看到尹嘉铨的奏折后，当即龙颜大怒。在乾隆帝看来，尹嘉铨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为父请谥”，而是“妄自尊大、沽名钓誉、目无君上”的悖逆之举，触碰了皇权的底线。
违制请谥，挑战皇权权威
清代对谥号的赐予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只有皇亲国戚、一品大员或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且需由朝廷主动评定，官员家属不得自行请求。尹会一虽曾任巡抚，但级别仅为从二品，且无重大功绩，按照制度根本没有资格获得谥号。尹嘉铨作为退休官员，竟敢公然违背祖制，为父亲请谥，这在乾隆帝眼中，是对皇权权威的公然挑战。
乾隆帝在奏折上朱批道：“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重治其罪！”本想以此警告尹嘉铨，让他收敛行为，但尹嘉铨并未领会乾隆帝的深意，反而认为乾隆帝只是表面发怒，内心实则认可父亲的功绩，于是又接着递上了第二份请求从祀孔庙的奏折。
请祀孔庙，妄图“配享圣人”
如果说第一份请谥奏折还只是“违制”，那么第二份请祀孔庙的奏折，则彻底激怒了乾隆帝。孔庙从祀是中国古代对文人最高的荣誉，只有对儒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儒，如朱熹、王阳明等，才有资格从祀孔庙，且需经过朝廷大臣的集体商议、皇帝的最终批准，绝非普通官员家属可以随意请求。
尹会一虽以理学闻名，但学术成就远未达到从祀孔庙的程度。尹嘉铨请求将父亲从祀孔庙，在乾隆帝看来，这是“妄自尊大、亵渎圣人”的行为，其野心昭然若揭。乾隆帝认为，尹嘉铨此举不仅是为父亲邀名，更是为自己造势，试图通过抬高父亲的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声望，甚至可能有“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企图。
乾隆帝再次朱批，言辞更为严厉：“竟大肆狂吠，不可恕也！”随即下令，将尹嘉铨革去顶戴，锁拿至北京，交刑部审讯，查抄其家产，彻底追查其“悖逆”言行。
三、案件审理：罗织罪名与残酷株连
尹嘉铨被押解到北京后，刑部立即展开审讯。在乾隆帝的亲自督办下，审讯过程变成了一场对尹嘉铨的“文字围剿”，官员们从尹嘉铨的着作、书信、日记中，刻意寻找“悖逆”的证据，罗织罪名，同时对其家族亲友、门生故吏进行残酷株连。
着作查禁，文字罗织罪名
尹嘉铨一生着述颇丰，包括《小学大全》《近思录集解》《尹氏家谱》等。刑部官员在查抄其家产时，将这些着作全部搜出，逐字逐句进行审查，试图从中找出“诽谤朝廷、影射皇上”的证据。
经过一番“细致”审查，官员们果然“发现”了大量“悖逆”内容。例如，尹嘉铨在《小学大全》中，将自己与父亲尹会一的画像放在一起，题为“父子同祀”，被认为是“僭越礼制，妄图与圣人同列”；在《近思录集解》中，尹嘉铨引用了“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言论，被认为是“否定皇权至上，意图削弱皇上权力”；在《尹氏家谱》中，尹嘉铨将家族起源追溯到周朝的尹吉甫，被认为是“自抬身价，有谋反之心”。
更荒诞的是，尹嘉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帝者师”，本是表达自己希望成为帝王之师的理想，却被乾隆帝解读为“尹嘉铨自比帝王之师，目无君上，狂妄至极”；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称“大学士非宰相”，被认为是“影射朝廷设大学士是多余之举，诽谤朝政”。
这些牵强附会的罪名，将尹嘉铨彻底打入了“悖逆”的深渊。乾隆帝下令，将尹嘉铨的所有着作列为禁书，在全国范围内予以焚毁，凡收藏、刻印、传播其着作的人，一律严惩不贷。
家族株连，亲友门生遭殃
尹嘉铨案的株连范围极为广泛，其家族亲友、门生故吏皆未能幸免。尹嘉铨的儿子尹绍淳、尹绍修，因协助父亲撰写奏折、整理着作，被判处斩监候；其弟弟尹嘉钰，因与尹嘉铨往来密切，被革职流放；其门生故吏，如直隶举人李呈祥、山西秀才王尔扬等，因曾为尹嘉铨的着作作序、题跋，被剥夺功名，杖责四十。
此外，尹嘉铨的家产被全部查抄，包括房屋、土地、金银珠宝等，价值达数万两白银，这些财产被全部充公；其家族成员被逐出原籍，流放到边疆，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官员追责，官场震动恐慌
此案不仅株连了尹嘉铨的亲友门生，还追责了相关官员。直隶总督袁守侗，因未能及时发现尹嘉铨的“悖逆”言行，反而代为呈递奏折，被乾隆帝以“玩忽职守”为由革职查办，降为三品顶戴；保定知府、博野知县等地方官员，因对尹嘉铨的行为“失察”，被革职流放。
此案的审理过程，让满朝文武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官员们深知，乾隆帝对“悖逆”言行的打击绝不手软，即使是退休官员，也可能因一字一句而获罪，甚至牵连家族亲友。此后，官员们更加小心翼翼，不敢随意发表言论，不敢着书立说，生怕因一时疏忽而招来杀身之祸。
四、案件判决：从宽处死与警示深意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尹嘉铨案审理终结。刑部根据审讯结果，判处尹嘉铨凌迟处死，其家族成员、门生故吏也分别被判处相应的刑罚。然而，乾隆帝却“法外施恩”，将尹嘉铨的刑罚改为绞立决，其余人等也相应减轻刑罚。
“从宽”处死，彰显皇权威严
乾隆帝之所以将尹嘉铨的刑罚从凌迟改为绞立决，并非出于仁慈，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政治考量。一方面，尹嘉铨毕竟是退休的大理寺卿，级别较高，若处以凌迟这种极刑，可能会引起朝中官员的不满与恐慌，影响官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乾隆帝希望通过“从宽”处死，彰显自己的“皇恩浩荡”，同时也向官员们传递一个信号：即使犯了“悖逆”之罪，只要皇上愿意，也可以从轻发落，以此强化皇权的绝对权威。
乾隆帝在谕旨中写道：“尹嘉铨悖逆之罪，本应凌迟处死，但念其曾为朝廷效力，且年逾七十，故从宽改为绞立决，以儆效尤。”随后，尹嘉铨被押赴刑场，执行绞刑，结束了其悲剧的一生。
警示朝臣，恪守臣道本分
尹嘉铨案的真正目的，并非仅仅是惩治尹嘉铨个人，而是乾隆帝借此案向满朝文武发出的严厉警示，要求朝臣必须恪守臣道，杜绝非分之想。
首先，警示朝臣不得“妄自尊大、沽名钓誉”。尹嘉铨作为退休官员，本应安享晚年，却为了名利，公然违制请谥、请祀，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乾隆帝希望通过此案，让官员们明白，名利是身外之物，必须安分守己，不得为了名利而触碰皇权的底线。
其次，警示朝臣不得“僭越礼制、目无君上”。清代等级森严，礼制是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尹嘉铨的行为，违背了清代的谥号制度与孔庙从祀制度，是对礼制的公然践踏。乾隆帝希望通过此案，让官员们明白，必须严格遵守礼制，尊重皇权，不得有任何僭越行为。
最后，警示朝臣不得“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乾隆帝认为，尹嘉铨请求为父亲从祀孔庙，可能有“结党营私”的企图，试图通过抬高父亲的地位，来拉拢人心，形成自己的势力。乾隆帝希望通过此案，让官员们明白，必须忠于皇上，不得结党营私，否则必将受到严惩。
五、案件影响：官场生态的剧变与文人的噤声
尹嘉铨案作为乾隆朝后期的一起重大文字案，对清代的官场生态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乾隆朝后期的政治腐败与文化沉寂。
官场生态：逢风拍马，明哲保身
尹嘉铨案后，满朝文武彻底被乾隆帝的高压政策所震慑，官场生态发生了剧变。官员们不再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发展，而是将重心放在了逢风拍马、明哲保身上。
为了避免获罪，官员们纷纷效仿乾隆帝的喜好，刻意迎合他的心意。乾隆帝
一、案发起因：退休官员的“邀名”之举
尹嘉铨，直隶博野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尹会一曾任河南巡抚，以理学闻名，深得乾隆帝赏识。尹嘉铨自幼受儒家教育熏陶，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历任主事、御史、大理寺卿等职，为官期间虽无重大功绩，但也还算勤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尹嘉铨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退休，回到家乡博野养老。
退休后的尹嘉铨，并未安享晚年，反而对名利愈发执着。他认为父亲尹会一“德行高尚、学术精深”，理应获得朝廷的谥号，以彰显其功绩；同时，他觉得父亲的学术成就足以与朱熹、陆九渊等大儒相媲美，应该从祀孔庙，永享祭祀。此外，尹嘉铨本人也渴望获得朝廷的认可，希望通过为父亲请谥、请祀，提升自己的声望，甚至幻想能因此获得乾隆帝的召见，重新入朝为官。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南巡途经保定，尹嘉铨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于是连夜撰写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请求乾隆帝为其父尹会一赐谥，第二份奏折请求将尹会一从祀孔庙。他满怀信心地将奏折递交给直隶总督袁守侗，请其代为呈递，满心期待能得到乾隆帝的恩准，却不知这两份奏折即将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二、龙颜震怒：从“请谥”到“悖逆”的定性
乾隆帝在保定行宫看到尹嘉铨的奏折后，当即龙颜大怒。在乾隆帝看来，尹嘉铨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为父请谥”，而是“妄自尊大、沽名钓誉、目无君上”的悖逆之举，触碰了皇权的底线。
违制请谥，挑战皇权权威
清代对谥号的赐予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只有皇亲国戚、一品大员或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且需由朝廷主动评定，官员家属不得自行请求。尹会一虽曾任巡抚，但级别仅为从二品，且无重大功绩，按照制度根本没有资格获得谥号。尹嘉铨作为退休官员，竟敢公然违背祖制，为父亲请谥，这在乾隆帝眼中，是对皇权权威的公然挑战。
乾隆帝在奏折上朱批道：“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重治其罪！”本想以此警告尹嘉铨，让他收敛行为，但尹嘉铨并未领会乾隆帝的深意，反而认为乾隆帝只是表面发怒，内心实则认可父亲的功绩，于是又接着递上了第二份请求从祀孔庙的奏折。
请祀孔庙，妄图“配享圣人”
如果说第一份请谥奏折还只是“违制”，那么第二份请祀孔庙的奏折，则彻底激怒了乾隆帝。孔庙从祀是中国古代对文人最高的荣誉，只有对儒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儒，如朱熹、王阳明等，才有资格从祀孔庙，且需经过朝廷大臣的集体商议、皇帝的最终批准，绝非普通官员家属可以随意请求。
尹会一虽以理学闻名，但学术成就远未达到从祀孔庙的程度。尹嘉铨请求将父亲从祀孔庙，在乾隆帝看来，这是“妄自尊大、亵渎圣人”的行为，其野心昭然若揭。乾隆帝认为，尹嘉铨此举不仅是为父亲邀名，更是为自己造势，试图通过抬高父亲的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声望，甚至可能有“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企图。
乾隆帝再次朱批，言辞更为严厉：“竟大肆狂吠，不可恕也！”随即下令，将尹嘉铨革去顶戴，锁拿至北京，交刑部审讯，查抄其家产，彻底追查其“悖逆”言行。
三、案件审理：罗织罪名与残酷株连
尹嘉铨被押解到北京后，刑部立即展开审讯。在乾隆帝的亲自督办下，审讯过程变成了一场对尹嘉铨的“文字围剿”，官员们从尹嘉铨的着作、书信、日记中，刻意寻找“悖逆”的证据，罗织罪名，同时对其家族亲友、门生故吏进行残酷株连。
着作查禁，文字罗织罪名
尹嘉铨一生着述颇丰，包括《小学大全》《近思录集解》《尹氏家谱》等。刑部官员在查抄其家产时，将这些着作全部搜出，逐字逐句进行审查，试图从中找出“诽谤朝廷、影射皇上”的证据。
经过一番“细致”审查，官员们果然“发现”了大量“悖逆”内容。例如，尹嘉铨在《小学大全》中，将自己与父亲尹会一的画像放在一起，题为“父子同祀”，被认为是“僭越礼制，妄图与圣人同列”；在《近思录集解》中，尹嘉铨引用了“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言论，被认为是“否定皇权至上，意图削弱皇上权力”；在《尹氏家谱》中，尹嘉铨将家族起源追溯到周朝的尹吉甫，被认为是“自抬身价，有谋反之心”。
更荒诞的是，尹嘉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帝者师”，本是表达自己希望成为帝王之师的理想，却被乾隆帝解读为“尹嘉铨自比帝王之师，目无君上，狂妄至极”；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称“大学士非宰相”，被认为是“影射朝廷设大学士是多余之举，诽谤朝政”。
这些牵强附会的罪名，将尹嘉铨彻底打入了“悖逆”的深渊。乾隆帝下令，将尹嘉铨的所有着作列为禁书，在全国范围内予以焚毁，凡收藏、刻印、传播其着作的人，一律严惩不贷。
家族株连，亲友门生遭殃
尹嘉铨案的株连范围极为广泛，其家族亲友、门生故吏皆未能幸免。尹嘉铨的儿子尹绍淳、尹绍修，因协助父亲撰写奏折、整理着作，被判处斩监候；其弟弟尹嘉钰，因与尹嘉铨往来密切，被革职流放；其门生故吏，如直隶举人李呈祥、山西秀才王尔扬等，因曾为尹嘉铨的着作作序、题跋，被剥夺功名，杖责四十。
此外，尹嘉铨的家产被全部查抄，包括房屋、土地、金银珠宝等，价值达数万两白银，这些财产被全部充公；其家族成员被逐出原籍，流放到边疆，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官员追责，官场震动恐慌
此案不仅株连了尹嘉铨的亲友门生，还追责了相关官员。直隶总督袁守侗，因未能及时发现尹嘉铨的“悖逆”言行，反而代为呈递奏折，被乾隆帝以“玩忽职守”为由革职查办，降为三品顶戴；保定知府、博野知县等地方官员，因对尹嘉铨的行为“失察”，被革职流放。
此案的审理过程，让满朝文武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官员们深知，乾隆帝对“悖逆”言行的打击绝不手软，即使是退休官员，也可能因一字一句而获罪，甚至牵连家族亲友。此后，官员们更加小心翼翼，不敢随意发表言论，不敢着书立说，生怕因一时疏忽而招来杀身之祸。
四、案件判决：从宽处死与警示深意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尹嘉铨案审理终结。刑部根据审讯结果，判处尹嘉铨凌迟处死，其家族成员、门生故吏也分别被判处相应的刑罚。然而，乾隆帝却“法外施恩”，将尹嘉铨的刑罚改为绞立决，其余人等也相应减轻刑罚。
“从宽”处死，彰显皇权威严
乾隆帝之所以将尹嘉铨的刑罚从凌迟改为绞立决，并非出于仁慈，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政治考量。一方面，尹嘉铨毕竟是退休的大理寺卿，级别较高，若处以凌迟这种极刑，可能会引起朝中官员的不满与恐慌，影响官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乾隆帝希望通过“从宽”处死，彰显自己的“皇恩浩荡”，同时也向官员们传递一个信号：即使犯了“悖逆”之罪，只要皇上愿意，也可以从轻发落，以此强化皇权的绝对权威。
乾隆帝在谕旨中写道：“尹嘉铨悖逆之罪，本应凌迟处死，但念其曾为朝廷效力，且年逾七十，故从宽改为绞立决，以儆效尤。”随后，尹嘉铨被押赴刑场，执行绞刑，结束了其悲剧的一生。
警示朝臣，恪守臣道本分
尹嘉铨案的真正目的，并非仅仅是惩治尹嘉铨个人，而是乾隆帝借此案向满朝文武发出的严厉警示，要求朝臣必须恪守臣道，杜绝非分之想。
首先，警示朝臣不得“妄自尊大、沽名钓誉”。尹嘉铨作为退休官员，本应安享晚年，却为了名利，公然违制请谥、请祀，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乾隆帝希望通过此案，让官员们明白，名利是身外之物，必须安分守己，不得为了名利而触碰皇权的底线。
其次，警示朝臣不得“僭越礼制、目无君上”。清代等级森严，礼制是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尹嘉铨的行为，违背了清代的谥号制度与孔庙从祀制度，是对礼制的公然践踏。乾隆帝希望通过此案，让官员们明白，必须严格遵守礼制，尊重皇权，不得有任何僭越行为。
最后，警示朝臣不得“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乾隆帝认为，尹嘉铨请求为父亲从祀孔庙，可能有“结党营私”的企图，试图通过抬高父亲的地位，来拉拢人心，形成自己的势力。乾隆帝希望通过此案，让官员们明白，必须忠于皇上，不得结党营私，否则必将受到严惩。
五、案件影响：官场生态的剧变与文人的噤声
尹嘉铨案作为乾隆朝后期的一起重大文字案，对清代的官场生态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乾隆朝后期的政治腐败与文化沉寂。
官场生态：逢风拍马，明哲保身
尹嘉铨案后，满朝文武彻底被乾隆帝的高压政策所震慑，官场生态发生了剧变。官员们不再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发展，而是将重心放在了逢风拍马、明哲保身上。
为了避免获罪，官员们纷纷效仿乾隆帝的喜好，刻意迎合他的心意。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