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执政六十载，始终以“民为邦本、水利为民生之要”为治政核心，尤其重视河工治理与灾民赈济。无论是南巡途中亲赴黄淮、运河、海塘视察河工，还是面对水旱蝗灾时紧急调拨粮草、安置流民，他皆躬身亲为、统筹调度，既以雷霆手段整治河工积弊，又以仁政温情抚慰受灾百姓。其中，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视察黄淮河工、乾隆二十二年巡视徐州河汛、乾隆三十一年赈济山东河南水灾等举措，尤为典型，彰显了“治河以安民、赈灾以固本”的治国理念，成为康乾盛世“保民生、安天下”的生动写照，也奠定了清代中期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的基本范式。
一、河工为重：千年水患的治理之困
清代中期，黄河、淮河、运河及江浙海塘，既是维系国家漕运、灌溉民生的“生命线”，也是常年侵扰百姓的“心腹大患”。黄河自明末以来，因改道频繁、堤坝失修，下游河道淤塞严重，每到汛期，黄淮交汇处的高家堰、洪泽湖一带便极易决堤，淹没苏北、皖北大片农田，吞噬百姓家园；运河作为漕运要道，淤塞、溃堤问题时有发生，直接影响江南财赋运往北京，关乎国家财政命脉；浙江海宁海塘则常年遭受钱塘江大潮侵袭，堤坝屡修屡毁，沿岸百姓饱受潮患之苦。
康熙朝虽大力整治河工，任命靳辅、陈潢等能臣治理黄河、运河，取得“黄淮安澜、漕运畅通”的成效，但历经雍正朝至乾隆初年数十年风雨，河工设施老化、淤塞加剧，加之部分河道官员贪腐懈怠、治理不力，河工积弊日益凸显。乾隆帝登基后，深知“河工不修，则水患不止；水患不止，则民生不宁”，将河工治理提升至“治国安邦第一要务”的高度，多次在朝堂上强调：“朕临御以来，念切民生，凡关系水利农田之事，无不时时加意。黄河为患已久，淮、运相依，海塘屏障，皆须亲历巡查，方知症结所在，方能对症下药。”
彼时的河工困境，不仅在于自然水患的肆虐，更在于人为治理的弊端：一是官员贪腐，河工拨款被层层克扣，堤坝修缮偷工减料，“治河银钱，半入私囊”，导致工程质量低下；二是权责不清，河道总督、地方督抚、漕运官员相互推诿，遇险情无人牵头负责；三是技术落后，堤坝修筑仍沿用传统夯土工艺，抵御洪水能力薄弱；四是百姓漠视，部分百姓为短期利益，在河道旁开垦种地、砍伐防洪林木，加剧了河工隐患。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乾隆帝决心打破积弊，亲自视察河工、制定治理方略，同时建立严格的河工管理制度，严惩贪腐官员，确保河工治理落到实处。而视察河工的最佳时机，便是南巡途中——既能沿途查看黄淮、运河、海塘的实际情况，又能现场办公、调度官员，及时解决治理难题，这也成为乾隆帝多次南巡的核心动因之一。
二、亲巡河工：躬身问水，力除积弊
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都将“视察河工”作为核心要务，其中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第二次南巡（乾隆二十二年）、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对河工的视察最为深入，解决的问题也最为关键。他摒弃“深宫决策”的弊端，躬身抵达河工一线，登堤坝、查河道、问民情、斥贪官，以“亲力亲为、求真务实”的态度，推动河工治理取得突破性成效。
乾隆十六年：首巡黄淮，定高家堰修缮之策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抵达江苏徐州，直奔黄淮交汇处的高家堰——这里是黄河、淮河、洪泽湖的咽喉地带，也是水患最频繁的区域。彼时，高家堰堤坝因年久失修，多处出现溃口隐患，洪泽湖水位上涨时，湖水倒灌，淹没苏北大片农田，百姓流离失所。乾隆帝抵达后，未顾上行宫休整，便带着河道总督高斌、江苏巡抚庄有恭等官员，登上高家堰堤坝，徒步巡查十余里，仔细查看堤坝的破损情况，询问当地百姓水患肆虐的惨状。
在巡查过程中，乾隆帝发现，高家堰堤坝不仅多处夯土松动、出现裂缝，部分堤坝还被人为挖开小口，用于灌溉私田，而负责修缮的官员却视而不见。他当即震怒，斥责高斌：“朕命你总督河道，乃寄以安危之任，你竟纵容属下懈怠、百姓破坏，若汛期来临，堤坝溃决，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你难辞其咎！”随后，乾隆帝当场下令，将负责高家堰修缮的官员革职查办，对破坏堤坝的百姓予以严惩，同时责令高斌限期拿出修缮方案。
经过实地考察与反复商议，乾隆帝最终定下高家堰修缮的核心方略：一是加固堤坝，拨款三百万两，采用“夯土加石”的工艺，将高家堰堤坝加高加厚，重点加固溃口隐患区域；二是疏浚河道，拓宽洪泽湖出水口，清理黄河下游淤塞的泥沙，确保洪水能够顺利排泄；三是明确权责，规定河道总督专管河工治理，地方督抚协助征调人力、物资，不得推诿扯皮；四是加强巡查，在高家堰、洪泽湖一带设立河汛哨所，派遣士兵常年巡查，严禁百姓破坏堤坝。
除高家堰外，乾隆帝还前往济宁视察运河淤塞情况。当时，运河济宁段因泥沙淤积，河道变浅，漕船行驶困难，严重影响漕运效率。乾隆帝亲自登上漕船，查看河道水深，询问漕运官员疏浚计划，随后下令，调拨十万民工，限期三个月疏浚济宁段运河，同时严惩漕运中贪污疏浚款项的官员。此外，他还前往浙江海宁，视察海塘修缮情况，下令采用“鱼鳞石塘”工艺，加固海宁海塘，提高抵御钱塘江大潮的能力。
此次南巡视察河工，乾隆帝不仅摸清了黄淮、运河、海塘的治理症结，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修缮方案，更以雷霆手段整治了河工积弊，震慑了贪腐官员，为后续河工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乾隆帝在回京后曾言：“此次南巡，亲见河工利弊，方知此前治理之疏漏。今方略已定，唯在严格执行，若有官员懈怠贪腐，必斩不饶！”
乾隆二十二年：再巡徐州，解黄汛危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黄河徐州段遭遇罕见汛期，洪水暴涨，部分堤坝出现溃口，淹没周边数县，百姓紧急转移，形势危急。此时，乾隆帝正准备第二次南巡，得知徐州汛情后，当即调整行程，提前抵达徐州，亲自指挥防汛救灾与堤坝修缮。
抵达徐州后，乾隆帝不顾洪水凶险，登上临时搭建的观景台，查看黄河水势，同时召集河道总督白钟山、江苏巡抚尹继善等官员，召开紧急防汛会议。他听取官员汇报后，深知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堵住溃口、转移百姓，于是当即下令：一是调拨周边驻军与民工，赶赴溃口现场，采用“沙袋堵口、木桩加固”的方法，全力封堵溃口；二是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组织百姓转移至高地与临时安置点，发放粮食、衣物，安抚受灾百姓；三是严查防汛不力的官员，对拖延推诿、临阵脱逃的官员，当场革职查办。
在乾隆帝的亲自指挥下，清军将士与民工齐心协力，日夜奋战，历经十余天，终于成功堵住了黄河溃口，遏制了洪水蔓延。随后，乾隆帝再次登上黄河堤坝，查看修缮后的堤坝情况，同时深入受灾村庄，了解百姓的安置情况。他发现，部分官员在救灾过程中，存在克扣赈灾物资、欺压百姓的行为，当即下令，将这些官员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此次徐州防汛，乾隆帝不仅成功化解了黄汛危机，更借此机会，进一步完善河工管理制度：一是推行“河工责任制”，将黄河、淮河、运河分段管理，每一段都任命专门的官员负责，若出现险情，相关官员严惩不贷；二是增加河工拨款，确保堤坝修缮的资金充足，同时建立拨款监管制度，由军机大臣直接监督河工款项的使用，杜绝贪腐；三是推广先进的筑堤技术，在黄河下游重点河段，采用“石堤替代土堤”的工艺，提高堤坝的防洪能力。
乾隆三十年：三巡海塘，固江浙屏障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重点视察浙江海宁海塘与江苏镇江江堤。当时，海宁海塘因钱塘江大潮的长期侵袭，多处石塘破损、坍塌，沿岸百姓的房屋被大潮冲毁，农田被淹没，苦不堪言。乾隆帝抵达海宁后，亲自登上海塘，查看大潮侵袭的情况，同时听取浙江巡抚明山的汇报，了解海塘修缮的难点。
经过实地考察，乾隆帝发现，此前海宁海塘的修缮，仅采用简单的石块堆砌，缺乏加固措施，难以抵御大潮的冲击。于是，他下令，拨款两百万两，重新修缮海宁海塘，采用“鱼鳞石塘”的先进工艺——将石块层层叠砌，形状如鱼鳞，石块之间用铁榫连接，再用糯米浆浇灌，加固石塘的稳定性，同时在海塘内侧修筑土坝，进一步抵御潮水倒灌。此外，乾隆帝还下令，在海宁海塘沿岸种植柳树，利用柳树的根系加固堤坝，防止水土流失。
除海宁海塘外，乾隆帝还前往江苏镇江，视察长江江堤。当时，镇江江堤因常年遭受长江洪水侵袭，多处出现溃口隐患，乾隆帝下令，参照海宁海塘的修缮工艺，加固镇江江堤，同时疏浚长江下游河道，确保洪水能够顺利排泄。此次视察海塘与江堤，乾隆帝进一步完善了江浙地区的水利防御体系，有效遏制了潮患与江患，保障了江浙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水利保障。
三、赈灾抚民：临危调度，情系黎庶
乾隆帝深知，河工治理是“防患于未然”，而赈灾抚民则是“救急于当下”。清代中期，水旱蝗灾频发，尤其是黄河、淮河沿岸地区，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灾害发生。每当灾害发生，乾隆帝都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调拨粮草、发放救济款、安置流民，推行一系列赈灾举措，力求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安抚百姓人心，巩固统治根基。他曾言：“百姓乃国家之本，灾害无情，朕当以仁政待之，凡受灾之地，必全力赈济，绝不使一人流离失所、饿死街头。”
乾隆帝的赈灾举措，始终遵循“快、准、全”的原则——“快”即反应迅速，接到灾情奏报后，立即调度物资、派遣官员；“准”即精准施策，根据灾害类型、受灾程度，制定针对性的赈灾方案；“全”即全方位救济，涵盖粮食发放、房屋修缮、流民安置、赋税减免等各个方面。其中，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山东、河南水灾赈济，尤为典型，展现了乾隆帝“赈灾以安民”的仁政理念。
灾情突发：黄淮泛滥，齐鲁豫地告急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黄河、淮河同时爆发特大洪水，黄河下游山东段、淮河上游河南段堤坝多处溃决，洪水席卷山东济宁、菏泽、河南开封、商丘等数十个州县，大片农田被淹没，房屋倒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据山东巡抚富尼汉、河南巡抚阿思哈的奏报：“黄淮泛滥，洪水滔天，济宁、菏泽等地水深丈余，百姓攀树登屋，嗷嗷待哺；开封、商丘一带，房屋倒塌十之七八，流民遍野，灾情惨重，恳请朝廷火速赈济。”
接到灾情奏报后，乾隆帝当即召集军机大臣，召开紧急赈灾会议。他深知，山东、河南是中原腹地，也是漕运要道，若灾情得不到及时控制，不仅会导致大量百姓饿死、病死，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国家稳定。于是，乾隆帝当即下令，成立“赈灾总指挥部”，由军机大臣刘统勋牵头，统筹调度赈灾事宜，同时派遣户部尚书于敏中、工部尚书裘曰修前往山东、河南，实地督办赈灾工作。
紧急调度：调拨粮草，安抚民心
乾隆帝的赈灾举措，首要便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他当即下令，从北京、天津、江南等地的官仓中，调拨粮食一百万石、布匹五十万匹，紧急运往山东、河南受灾地区；同时，下令打开山东、河南当地的官仓，发放粮食，确保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为了加快粮食运输，乾隆帝还下令，动用漕运船只，日夜兼程，将粮食运往受灾地区，同时派遣清军士兵护送，防止粮食在运输过程中被克扣、抢劫。
此外，乾隆帝还下令，调拨白银二百万两，作为赈灾专款，用于发放救济款、修缮倒塌房屋、医治受灾百姓。他严令，赈灾款必须足额发放到百姓手中，若有官员克扣、贪污赈灾款，一律斩首示众。为了确保赈灾款的使用透明，乾隆帝还派遣御史前往山东、河南，监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受理百姓的投诉举报。
在粮食与款项调拨的同时，乾隆帝还注重“安抚百姓人心”。他下令，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深入民间，慰问受灾百姓，宣讲朝廷的赈灾举措，让百姓感受到朝廷的关怀；同时，组织清军士兵与民工，帮助百姓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搭建帐篷、修建临时房屋，为百姓提供住宿保障。此外，乾隆帝还下令，派遣御医前往受灾地区，设立临时医疗机构，为受伤、患病的百姓诊治，发放药品，防止瘟疫爆发。
精准施策：分类赈济，多措并举
乾隆帝深知，不同受灾地区的灾情不同，百姓的需求也不同，因此推行“分类赈济、多措并举”的赈灾策略，确保赈灾举措精准有效。
一是按灾情轻重分类赈济：对于灾情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地区，如山东济宁、河南开封，实行“全赈”，即全额发放粮食、救济款，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对于灾情较轻、百姓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地区，实行“半赈”，即发放部分粮食、救济款，同时鼓励百姓开展生产自救。
二是安置流民，防止动荡：对于无家可归的流民，乾隆帝下令，在山东、河南的主要城镇设立“流民安置点”，为流民提供住宿、粮食、衣物，同时组织流民参与河工修缮、道路修建等工程，给予一定的报酬，让流民能够自食其力。此外，乾隆帝还下令，严禁地方官员驱赶流民，若有官员胆敢驱赶流民，一律革职查办。
三是减免赋税，休养生息：乾隆帝下令，减免山东、河南受灾地区的赋税，其中济宁、菏泽、开封、商丘等重灾地区，减免三年赋税；其他受灾地区，减免一年赋税。同时，下令暂停受灾地区的漕粮征收，减轻百姓的负担。此外，乾隆帝还下令，调拨种子、农具，发放给受灾百姓，鼓励百姓在洪水退去后，及时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
四是严防瘟疫，保障健康：洪水过后，极易爆发瘟疫，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下令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一是组织民工清理受灾地区的尸体、垃圾，掩埋病死的牲畜，防止病菌滋生；二是在受灾地区喷洒石灰，消毒杀菌；三是设立临时医疗机构，派遣御医为百姓诊治，发放预防瘟疫的药品；四是严禁百姓饮用不干净的水源，组织民工挖掘水井，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严惩贪腐：督查问责，确保实效
乾隆帝深知，赈灾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便是官员贪腐、懈怠，若不加以严惩，赈灾举措便会流于形式，百姓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救济。因此，在赈灾期间，乾隆帝多次派遣御史前往山东、河南，督查赈灾工作，严厉打击贪腐、懈怠的官员。
在督查过程中，御史发现，河南商丘知县李某，克扣赈灾粮食、贪污赈灾款，将大量粮食、白银据为己有，导致当地百姓得不到及时救济，饿死多人。乾隆帝得知消息后，当即下令，将李某斩首示众，同时对商丘知府予以革职查办，问责相关监管官员。此外，御史还发现，山东济宁知府张某，在赈灾过程中，拖延推诿，未能及时组织百姓转移，导致大量房屋被洪水冲毁，乾隆帝下令，将张某流放新疆，永不录用。
通过严厉的督查问责，乾隆帝有效遏制了赈灾过程中的贪腐、懈怠行为，确保了赈灾物资与款项能够足额发放到百姓手中，赈灾举措能够顺利推行。据统计，此次山东、河南水灾赈济，乾隆帝共调拨粮食一百万石、白银二百万两、布匹五十万匹，安置流民数十万，救治患病百姓数万，有效缓解了灾情，安抚了百姓人心，避免了社会动荡。
四、制度保障：建章立制，长效安民
乾隆帝深知，河工治理与灾民赈济，不能仅靠一时的应急举措，更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多年的治河与赈灾实践中，乾隆帝逐步建立完善了一系列制度，形成了“河工有规制、赈灾有章法”的长效治理体系，为清代中期的民生保障与国家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河工治理制度：权责明晰，监管严格
为了彻底整治河工积弊，确保河工治理长效化，乾隆帝建立完善了一系列河工治理制度：
一是河工责任制：将黄河、淮河、运河、海塘分段管理，每一段都任命专门的“河道官员”负责，河道总督统筹全局，地方督抚协助征调人力、物资。若某一段河道出现险情或治理不力，相关官员一律严惩不贷，轻则革职，重则斩首。
二是河工拨款监管制度：设立“河工专款”，由户部直接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河工拨款的使用，必须经过军机大臣的审核与御史的监督，每一笔款项的收支都要详细记录，定期上报朝廷，确保款项能够足额用于河工修缮。
三是河工巡查制度：在黄河、淮河、运河、海塘一带，设立河汛哨所，派遣士兵与河工常年巡查，定期上报河道淤塞、堤坝破损情况。若发现险情，立即上报，及时处置，严禁拖延推诿。
四是河工技术推广制度：推广“鱼鳞石塘”“夯土加石”等先进的筑堤技术，在黄河、淮河下游及江浙海塘等重点河段，强制采用先进技术修筑堤坝，提高堤坝的防洪能力。同时，设立河工技术学堂，培养专业的河工人才，为河工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灾荒救济制度：流程规范，覆盖全面
为了提高灾荒救济的效率与质量，乾隆帝建立完善了一系列灾荒救济制度，形成了“报灾、查灾、赈灾、灾后重建”的完整流程：
一是报灾制度：规定地方官员在接到灾情后，必须在三日内上报朝廷，不得拖延、隐瞒。若有官员隐瞒灾情或拖延上报，一律革职查办，从重处罚。
二是查灾制度：朝廷在接到灾情奏报后，立即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实地查灾，核实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受灾人数，制定针对性的赈灾方案。查灾官员必须如实上报灾情，不得虚报、谎报，若有弄虚作假，一律严惩。
三是赈灾制度：根据受灾程度，实行“全赈、半赈、临时赈济”等不同的赈灾方式，确保赈灾举措精准有效。同时，建立“官仓放粮”“流民安置”“医疗救治”等配套举措，全方位保障受灾百姓的基本生活。
四是灾后重建制度：洪水退去后，朝廷调拨资金、物资，帮助百姓修缮倒塌的房屋、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发放种子、农具，鼓励百姓开展生产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官员考核制度：奖惩分明，激励担当
为了确保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各项举措落到实处，乾隆帝将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的成效，纳入官员的考核体系，实行“奖惩分明”的考核制度：
一是奖励机制：对河工治理成效显着、赈灾有功的官员，予以晋升、赏赐、表彰。例如，河道总督高斌因治理黄淮河工成效显着，被晋升为大学士；山东巡抚富尼汉因赈灾得力，被赏赐黄马褂、双眼花翎。
二是惩罚机制：对河工治理不力、贪腐懈怠，或赈灾过程中虚报灾情、克扣赈灾物资的官员，予以革职、流放、斩首等严惩，以儆效尤。例如，河南商丘知县李某因贪污赈灾款，被斩首示众；山东济宁知府张某因赈灾懈怠，被流放新疆。
通过完善的制度建设与严格的官员考核，乾隆帝有效确保了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各项举措的顺利推行，从根本上解决了河工积弊与赈灾乱象，为清代中期的民生保障与国家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五、历史影响：治河安民，固本兴邦
乾隆帝重视河工治理与灾民赈济的一系列举措，不仅有效缓解了水患与灾荒带来的危害，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对清代中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康乾盛世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民生改善，民心凝聚
河工治理的推进，有效遏制了水患频发的局面，黄河、淮河、运河及江浙海塘的防洪能力大幅提升，百姓再也不用饱受水患之苦，农田得到有效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显着改善。灾荒救济举措的推行，让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避免了流离失所、饿死街头的悲剧，感受到了朝廷的关怀与温暖，进一步凝聚了百姓人心，巩固了清廷的统治根基。当时的百姓，纷纷称赞乾隆帝“仁政爱民、心系黎庶”，对清廷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大幅提升。
经济发展，财赋充盈
河工治理的完善，保障了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漕运畅通。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财赋重地，农业生产的稳定与漕运的畅通，确保了江南的粮食、财赋能够顺利运往北京，支撑着朝廷的运转与北方的粮食供应，让国家的财赋日益充盈。同时，灾荒救济举措的推行，避免了因灾荒导致的社会动荡，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清代中期，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康乾盛世达到鼎盛。
制度完善，治理提升
乾隆帝建立完善的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制度，形成了“权责明晰、监管严格、流程规范、奖惩分明”的长效治理体系，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河工与赈灾难题，更为后世的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这些制度的推行，也推动了清代中期官僚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官员的责任意识、廉洁意识与履职能力大幅提升，政治风气日益清明，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后世借鉴，影响深远
乾隆帝“治河以安民、赈灾以固本”的治国理念，以及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的一系列举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的嘉庆、道光、咸丰等帝王，在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中，均借鉴了乾隆帝的经验与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河工与赈灾体系。同时，乾隆帝重视民生、心系百姓的理念，也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的重要借鉴，对中国古代的民生保障与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历史评价：功过并存，初心可鉴
乾隆帝在河工治理与灾民赈济方面的举措，是康乾盛世“保民生、安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绩与争议并存，历来为后世学者所热议，但总体而言，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其“心系黎庶、固本兴邦”的初心，值得肯定。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乾隆帝最核心的功绩，在于“以民为本、治河安民、赈灾抚民”。他打破河工积弊，亲自视察河工，制定科学的治理方略，建立完善的河工制度，有效遏制了水患，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他面对灾荒，反应迅速、调度有力，推行全方位的赈灾举措，严惩贪腐官员，确保赈灾实效，让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避免了社会动荡。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民生，凝聚了人心，更推动了经济发展，巩固了统治，彰显了康乾盛世的鼎盛气象，其历史功绩不容磨灭。
难以回避的历史局限
乾隆帝的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一是耗费巨大，河工修缮与灾荒赈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仅乾隆十六年高家堰修缮，就拨款三百万两，乾隆三十一年山东河南水灾赈济，拨款白银二百万两、粮食一百万石，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一定的负担；二是制度执行不到位，尽管建立了完善的河工与赈灾制度，但部分地方官员仍存在贪腐、懈怠行为，导致部分举措未能落到实处，百姓未能得到真正的救济；三是技术落后，尽管推广了先进的筑堤技术，但总体而言，清代的河工技术仍较为落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黄河、淮河的水患的问题，在乾隆后期依然时有发生。
跨越时空的当代启示
如今，乾隆帝的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已成为历史，但其中蕴含的“以民为本、重视民生、防范风险、建章立制”的理念，仍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它启示我们，治理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与水利工程建设，防范自然灾害，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必须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灾害应对能力，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开展救灾工作；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督问责，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杜绝贪腐、懈怠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
回望乾隆帝视察河工、赈济灾民的壮阔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帝王的治国实践，更是一个盛世“保民生、安天下”的责任与担当。他以躬身问水的务实态度，整治河工积弊；以仁政温情的赈灾举措，抚慰受灾百姓；以建章立制的长远眼光，筑牢民生根基。这些举措，如同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镌刻着康乾盛世的民生温度，也承载着历史的功过是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与启示。
一、河工为重：千年水患的治理之困
清代中期，黄河、淮河、运河及江浙海塘，既是维系国家漕运、灌溉民生的“生命线”，也是常年侵扰百姓的“心腹大患”。黄河自明末以来，因改道频繁、堤坝失修，下游河道淤塞严重，每到汛期，黄淮交汇处的高家堰、洪泽湖一带便极易决堤，淹没苏北、皖北大片农田，吞噬百姓家园；运河作为漕运要道，淤塞、溃堤问题时有发生，直接影响江南财赋运往北京，关乎国家财政命脉；浙江海宁海塘则常年遭受钱塘江大潮侵袭，堤坝屡修屡毁，沿岸百姓饱受潮患之苦。
康熙朝虽大力整治河工，任命靳辅、陈潢等能臣治理黄河、运河，取得“黄淮安澜、漕运畅通”的成效，但历经雍正朝至乾隆初年数十年风雨，河工设施老化、淤塞加剧，加之部分河道官员贪腐懈怠、治理不力，河工积弊日益凸显。乾隆帝登基后，深知“河工不修，则水患不止；水患不止，则民生不宁”，将河工治理提升至“治国安邦第一要务”的高度，多次在朝堂上强调：“朕临御以来，念切民生，凡关系水利农田之事，无不时时加意。黄河为患已久，淮、运相依，海塘屏障，皆须亲历巡查，方知症结所在，方能对症下药。”
彼时的河工困境，不仅在于自然水患的肆虐，更在于人为治理的弊端：一是官员贪腐，河工拨款被层层克扣，堤坝修缮偷工减料，“治河银钱，半入私囊”，导致工程质量低下；二是权责不清，河道总督、地方督抚、漕运官员相互推诿，遇险情无人牵头负责；三是技术落后，堤坝修筑仍沿用传统夯土工艺，抵御洪水能力薄弱；四是百姓漠视，部分百姓为短期利益，在河道旁开垦种地、砍伐防洪林木，加剧了河工隐患。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乾隆帝决心打破积弊，亲自视察河工、制定治理方略，同时建立严格的河工管理制度，严惩贪腐官员，确保河工治理落到实处。而视察河工的最佳时机，便是南巡途中——既能沿途查看黄淮、运河、海塘的实际情况，又能现场办公、调度官员，及时解决治理难题，这也成为乾隆帝多次南巡的核心动因之一。
二、亲巡河工：躬身问水，力除积弊
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都将“视察河工”作为核心要务，其中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第二次南巡（乾隆二十二年）、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对河工的视察最为深入，解决的问题也最为关键。他摒弃“深宫决策”的弊端，躬身抵达河工一线，登堤坝、查河道、问民情、斥贪官，以“亲力亲为、求真务实”的态度，推动河工治理取得突破性成效。
乾隆十六年：首巡黄淮，定高家堰修缮之策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抵达江苏徐州，直奔黄淮交汇处的高家堰——这里是黄河、淮河、洪泽湖的咽喉地带，也是水患最频繁的区域。彼时，高家堰堤坝因年久失修，多处出现溃口隐患，洪泽湖水位上涨时，湖水倒灌，淹没苏北大片农田，百姓流离失所。乾隆帝抵达后，未顾上行宫休整，便带着河道总督高斌、江苏巡抚庄有恭等官员，登上高家堰堤坝，徒步巡查十余里，仔细查看堤坝的破损情况，询问当地百姓水患肆虐的惨状。
在巡查过程中，乾隆帝发现，高家堰堤坝不仅多处夯土松动、出现裂缝，部分堤坝还被人为挖开小口，用于灌溉私田，而负责修缮的官员却视而不见。他当即震怒，斥责高斌：“朕命你总督河道，乃寄以安危之任，你竟纵容属下懈怠、百姓破坏，若汛期来临，堤坝溃决，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你难辞其咎！”随后，乾隆帝当场下令，将负责高家堰修缮的官员革职查办，对破坏堤坝的百姓予以严惩，同时责令高斌限期拿出修缮方案。
经过实地考察与反复商议，乾隆帝最终定下高家堰修缮的核心方略：一是加固堤坝，拨款三百万两，采用“夯土加石”的工艺，将高家堰堤坝加高加厚，重点加固溃口隐患区域；二是疏浚河道，拓宽洪泽湖出水口，清理黄河下游淤塞的泥沙，确保洪水能够顺利排泄；三是明确权责，规定河道总督专管河工治理，地方督抚协助征调人力、物资，不得推诿扯皮；四是加强巡查，在高家堰、洪泽湖一带设立河汛哨所，派遣士兵常年巡查，严禁百姓破坏堤坝。
除高家堰外，乾隆帝还前往济宁视察运河淤塞情况。当时，运河济宁段因泥沙淤积，河道变浅，漕船行驶困难，严重影响漕运效率。乾隆帝亲自登上漕船，查看河道水深，询问漕运官员疏浚计划，随后下令，调拨十万民工，限期三个月疏浚济宁段运河，同时严惩漕运中贪污疏浚款项的官员。此外，他还前往浙江海宁，视察海塘修缮情况，下令采用“鱼鳞石塘”工艺，加固海宁海塘，提高抵御钱塘江大潮的能力。
此次南巡视察河工，乾隆帝不仅摸清了黄淮、运河、海塘的治理症结，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修缮方案，更以雷霆手段整治了河工积弊，震慑了贪腐官员，为后续河工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乾隆帝在回京后曾言：“此次南巡，亲见河工利弊，方知此前治理之疏漏。今方略已定，唯在严格执行，若有官员懈怠贪腐，必斩不饶！”
乾隆二十二年：再巡徐州，解黄汛危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黄河徐州段遭遇罕见汛期，洪水暴涨，部分堤坝出现溃口，淹没周边数县，百姓紧急转移，形势危急。此时，乾隆帝正准备第二次南巡，得知徐州汛情后，当即调整行程，提前抵达徐州，亲自指挥防汛救灾与堤坝修缮。
抵达徐州后，乾隆帝不顾洪水凶险，登上临时搭建的观景台，查看黄河水势，同时召集河道总督白钟山、江苏巡抚尹继善等官员，召开紧急防汛会议。他听取官员汇报后，深知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堵住溃口、转移百姓，于是当即下令：一是调拨周边驻军与民工，赶赴溃口现场，采用“沙袋堵口、木桩加固”的方法，全力封堵溃口；二是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组织百姓转移至高地与临时安置点，发放粮食、衣物，安抚受灾百姓；三是严查防汛不力的官员，对拖延推诿、临阵脱逃的官员，当场革职查办。
在乾隆帝的亲自指挥下，清军将士与民工齐心协力，日夜奋战，历经十余天，终于成功堵住了黄河溃口，遏制了洪水蔓延。随后，乾隆帝再次登上黄河堤坝，查看修缮后的堤坝情况，同时深入受灾村庄，了解百姓的安置情况。他发现，部分官员在救灾过程中，存在克扣赈灾物资、欺压百姓的行为，当即下令，将这些官员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此次徐州防汛，乾隆帝不仅成功化解了黄汛危机，更借此机会，进一步完善河工管理制度：一是推行“河工责任制”，将黄河、淮河、运河分段管理，每一段都任命专门的官员负责，若出现险情，相关官员严惩不贷；二是增加河工拨款，确保堤坝修缮的资金充足，同时建立拨款监管制度，由军机大臣直接监督河工款项的使用，杜绝贪腐；三是推广先进的筑堤技术，在黄河下游重点河段，采用“石堤替代土堤”的工艺，提高堤坝的防洪能力。
乾隆三十年：三巡海塘，固江浙屏障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重点视察浙江海宁海塘与江苏镇江江堤。当时，海宁海塘因钱塘江大潮的长期侵袭，多处石塘破损、坍塌，沿岸百姓的房屋被大潮冲毁，农田被淹没，苦不堪言。乾隆帝抵达海宁后，亲自登上海塘，查看大潮侵袭的情况，同时听取浙江巡抚明山的汇报，了解海塘修缮的难点。
经过实地考察，乾隆帝发现，此前海宁海塘的修缮，仅采用简单的石块堆砌，缺乏加固措施，难以抵御大潮的冲击。于是，他下令，拨款两百万两，重新修缮海宁海塘，采用“鱼鳞石塘”的先进工艺——将石块层层叠砌，形状如鱼鳞，石块之间用铁榫连接，再用糯米浆浇灌，加固石塘的稳定性，同时在海塘内侧修筑土坝，进一步抵御潮水倒灌。此外，乾隆帝还下令，在海宁海塘沿岸种植柳树，利用柳树的根系加固堤坝，防止水土流失。
除海宁海塘外，乾隆帝还前往江苏镇江，视察长江江堤。当时，镇江江堤因常年遭受长江洪水侵袭，多处出现溃口隐患，乾隆帝下令，参照海宁海塘的修缮工艺，加固镇江江堤，同时疏浚长江下游河道，确保洪水能够顺利排泄。此次视察海塘与江堤，乾隆帝进一步完善了江浙地区的水利防御体系，有效遏制了潮患与江患，保障了江浙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水利保障。
三、赈灾抚民：临危调度，情系黎庶
乾隆帝深知，河工治理是“防患于未然”，而赈灾抚民则是“救急于当下”。清代中期，水旱蝗灾频发，尤其是黄河、淮河沿岸地区，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灾害发生。每当灾害发生，乾隆帝都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调拨粮草、发放救济款、安置流民，推行一系列赈灾举措，力求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安抚百姓人心，巩固统治根基。他曾言：“百姓乃国家之本，灾害无情，朕当以仁政待之，凡受灾之地，必全力赈济，绝不使一人流离失所、饿死街头。”
乾隆帝的赈灾举措，始终遵循“快、准、全”的原则——“快”即反应迅速，接到灾情奏报后，立即调度物资、派遣官员；“准”即精准施策，根据灾害类型、受灾程度，制定针对性的赈灾方案；“全”即全方位救济，涵盖粮食发放、房屋修缮、流民安置、赋税减免等各个方面。其中，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山东、河南水灾赈济，尤为典型，展现了乾隆帝“赈灾以安民”的仁政理念。
灾情突发：黄淮泛滥，齐鲁豫地告急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黄河、淮河同时爆发特大洪水，黄河下游山东段、淮河上游河南段堤坝多处溃决，洪水席卷山东济宁、菏泽、河南开封、商丘等数十个州县，大片农田被淹没，房屋倒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据山东巡抚富尼汉、河南巡抚阿思哈的奏报：“黄淮泛滥，洪水滔天，济宁、菏泽等地水深丈余，百姓攀树登屋，嗷嗷待哺；开封、商丘一带，房屋倒塌十之七八，流民遍野，灾情惨重，恳请朝廷火速赈济。”
接到灾情奏报后，乾隆帝当即召集军机大臣，召开紧急赈灾会议。他深知，山东、河南是中原腹地，也是漕运要道，若灾情得不到及时控制，不仅会导致大量百姓饿死、病死，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国家稳定。于是，乾隆帝当即下令，成立“赈灾总指挥部”，由军机大臣刘统勋牵头，统筹调度赈灾事宜，同时派遣户部尚书于敏中、工部尚书裘曰修前往山东、河南，实地督办赈灾工作。
紧急调度：调拨粮草，安抚民心
乾隆帝的赈灾举措，首要便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他当即下令，从北京、天津、江南等地的官仓中，调拨粮食一百万石、布匹五十万匹，紧急运往山东、河南受灾地区；同时，下令打开山东、河南当地的官仓，发放粮食，确保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为了加快粮食运输，乾隆帝还下令，动用漕运船只，日夜兼程，将粮食运往受灾地区，同时派遣清军士兵护送，防止粮食在运输过程中被克扣、抢劫。
此外，乾隆帝还下令，调拨白银二百万两，作为赈灾专款，用于发放救济款、修缮倒塌房屋、医治受灾百姓。他严令，赈灾款必须足额发放到百姓手中，若有官员克扣、贪污赈灾款，一律斩首示众。为了确保赈灾款的使用透明，乾隆帝还派遣御史前往山东、河南，监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受理百姓的投诉举报。
在粮食与款项调拨的同时，乾隆帝还注重“安抚百姓人心”。他下令，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深入民间，慰问受灾百姓，宣讲朝廷的赈灾举措，让百姓感受到朝廷的关怀；同时，组织清军士兵与民工，帮助百姓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搭建帐篷、修建临时房屋，为百姓提供住宿保障。此外，乾隆帝还下令，派遣御医前往受灾地区，设立临时医疗机构，为受伤、患病的百姓诊治，发放药品，防止瘟疫爆发。
精准施策：分类赈济，多措并举
乾隆帝深知，不同受灾地区的灾情不同，百姓的需求也不同，因此推行“分类赈济、多措并举”的赈灾策略，确保赈灾举措精准有效。
一是按灾情轻重分类赈济：对于灾情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地区，如山东济宁、河南开封，实行“全赈”，即全额发放粮食、救济款，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对于灾情较轻、百姓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地区，实行“半赈”，即发放部分粮食、救济款，同时鼓励百姓开展生产自救。
二是安置流民，防止动荡：对于无家可归的流民，乾隆帝下令，在山东、河南的主要城镇设立“流民安置点”，为流民提供住宿、粮食、衣物，同时组织流民参与河工修缮、道路修建等工程，给予一定的报酬，让流民能够自食其力。此外，乾隆帝还下令，严禁地方官员驱赶流民，若有官员胆敢驱赶流民，一律革职查办。
三是减免赋税，休养生息：乾隆帝下令，减免山东、河南受灾地区的赋税，其中济宁、菏泽、开封、商丘等重灾地区，减免三年赋税；其他受灾地区，减免一年赋税。同时，下令暂停受灾地区的漕粮征收，减轻百姓的负担。此外，乾隆帝还下令，调拨种子、农具，发放给受灾百姓，鼓励百姓在洪水退去后，及时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
四是严防瘟疫，保障健康：洪水过后，极易爆发瘟疫，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下令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一是组织民工清理受灾地区的尸体、垃圾，掩埋病死的牲畜，防止病菌滋生；二是在受灾地区喷洒石灰，消毒杀菌；三是设立临时医疗机构，派遣御医为百姓诊治，发放预防瘟疫的药品；四是严禁百姓饮用不干净的水源，组织民工挖掘水井，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严惩贪腐：督查问责，确保实效
乾隆帝深知，赈灾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便是官员贪腐、懈怠，若不加以严惩，赈灾举措便会流于形式，百姓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救济。因此，在赈灾期间，乾隆帝多次派遣御史前往山东、河南，督查赈灾工作，严厉打击贪腐、懈怠的官员。
在督查过程中，御史发现，河南商丘知县李某，克扣赈灾粮食、贪污赈灾款，将大量粮食、白银据为己有，导致当地百姓得不到及时救济，饿死多人。乾隆帝得知消息后，当即下令，将李某斩首示众，同时对商丘知府予以革职查办，问责相关监管官员。此外，御史还发现，山东济宁知府张某，在赈灾过程中，拖延推诿，未能及时组织百姓转移，导致大量房屋被洪水冲毁，乾隆帝下令，将张某流放新疆，永不录用。
通过严厉的督查问责，乾隆帝有效遏制了赈灾过程中的贪腐、懈怠行为，确保了赈灾物资与款项能够足额发放到百姓手中，赈灾举措能够顺利推行。据统计，此次山东、河南水灾赈济，乾隆帝共调拨粮食一百万石、白银二百万两、布匹五十万匹，安置流民数十万，救治患病百姓数万，有效缓解了灾情，安抚了百姓人心，避免了社会动荡。
四、制度保障：建章立制，长效安民
乾隆帝深知，河工治理与灾民赈济，不能仅靠一时的应急举措，更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多年的治河与赈灾实践中，乾隆帝逐步建立完善了一系列制度，形成了“河工有规制、赈灾有章法”的长效治理体系，为清代中期的民生保障与国家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河工治理制度：权责明晰，监管严格
为了彻底整治河工积弊，确保河工治理长效化，乾隆帝建立完善了一系列河工治理制度：
一是河工责任制：将黄河、淮河、运河、海塘分段管理，每一段都任命专门的“河道官员”负责，河道总督统筹全局，地方督抚协助征调人力、物资。若某一段河道出现险情或治理不力，相关官员一律严惩不贷，轻则革职，重则斩首。
二是河工拨款监管制度：设立“河工专款”，由户部直接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河工拨款的使用，必须经过军机大臣的审核与御史的监督，每一笔款项的收支都要详细记录，定期上报朝廷，确保款项能够足额用于河工修缮。
三是河工巡查制度：在黄河、淮河、运河、海塘一带，设立河汛哨所，派遣士兵与河工常年巡查，定期上报河道淤塞、堤坝破损情况。若发现险情，立即上报，及时处置，严禁拖延推诿。
四是河工技术推广制度：推广“鱼鳞石塘”“夯土加石”等先进的筑堤技术，在黄河、淮河下游及江浙海塘等重点河段，强制采用先进技术修筑堤坝，提高堤坝的防洪能力。同时，设立河工技术学堂，培养专业的河工人才，为河工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灾荒救济制度：流程规范，覆盖全面
为了提高灾荒救济的效率与质量，乾隆帝建立完善了一系列灾荒救济制度，形成了“报灾、查灾、赈灾、灾后重建”的完整流程：
一是报灾制度：规定地方官员在接到灾情后，必须在三日内上报朝廷，不得拖延、隐瞒。若有官员隐瞒灾情或拖延上报，一律革职查办，从重处罚。
二是查灾制度：朝廷在接到灾情奏报后，立即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实地查灾，核实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受灾人数，制定针对性的赈灾方案。查灾官员必须如实上报灾情，不得虚报、谎报，若有弄虚作假，一律严惩。
三是赈灾制度：根据受灾程度，实行“全赈、半赈、临时赈济”等不同的赈灾方式，确保赈灾举措精准有效。同时，建立“官仓放粮”“流民安置”“医疗救治”等配套举措，全方位保障受灾百姓的基本生活。
四是灾后重建制度：洪水退去后，朝廷调拨资金、物资，帮助百姓修缮倒塌的房屋、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发放种子、农具，鼓励百姓开展生产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官员考核制度：奖惩分明，激励担当
为了确保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各项举措落到实处，乾隆帝将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的成效，纳入官员的考核体系，实行“奖惩分明”的考核制度：
一是奖励机制：对河工治理成效显着、赈灾有功的官员，予以晋升、赏赐、表彰。例如，河道总督高斌因治理黄淮河工成效显着，被晋升为大学士；山东巡抚富尼汉因赈灾得力，被赏赐黄马褂、双眼花翎。
二是惩罚机制：对河工治理不力、贪腐懈怠，或赈灾过程中虚报灾情、克扣赈灾物资的官员，予以革职、流放、斩首等严惩，以儆效尤。例如，河南商丘知县李某因贪污赈灾款，被斩首示众；山东济宁知府张某因赈灾懈怠，被流放新疆。
通过完善的制度建设与严格的官员考核，乾隆帝有效确保了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各项举措的顺利推行，从根本上解决了河工积弊与赈灾乱象，为清代中期的民生保障与国家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五、历史影响：治河安民，固本兴邦
乾隆帝重视河工治理与灾民赈济的一系列举措，不仅有效缓解了水患与灾荒带来的危害，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对清代中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康乾盛世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民生改善，民心凝聚
河工治理的推进，有效遏制了水患频发的局面，黄河、淮河、运河及江浙海塘的防洪能力大幅提升，百姓再也不用饱受水患之苦，农田得到有效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显着改善。灾荒救济举措的推行，让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避免了流离失所、饿死街头的悲剧，感受到了朝廷的关怀与温暖，进一步凝聚了百姓人心，巩固了清廷的统治根基。当时的百姓，纷纷称赞乾隆帝“仁政爱民、心系黎庶”，对清廷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大幅提升。
经济发展，财赋充盈
河工治理的完善，保障了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漕运畅通。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财赋重地，农业生产的稳定与漕运的畅通，确保了江南的粮食、财赋能够顺利运往北京，支撑着朝廷的运转与北方的粮食供应，让国家的财赋日益充盈。同时，灾荒救济举措的推行，避免了因灾荒导致的社会动荡，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清代中期，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康乾盛世达到鼎盛。
制度完善，治理提升
乾隆帝建立完善的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制度，形成了“权责明晰、监管严格、流程规范、奖惩分明”的长效治理体系，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河工与赈灾难题，更为后世的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这些制度的推行，也推动了清代中期官僚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官员的责任意识、廉洁意识与履职能力大幅提升，政治风气日益清明，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后世借鉴，影响深远
乾隆帝“治河以安民、赈灾以固本”的治国理念，以及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的一系列举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的嘉庆、道光、咸丰等帝王，在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中，均借鉴了乾隆帝的经验与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河工与赈灾体系。同时，乾隆帝重视民生、心系百姓的理念，也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的重要借鉴，对中国古代的民生保障与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历史评价：功过并存，初心可鉴
乾隆帝在河工治理与灾民赈济方面的举措，是康乾盛世“保民生、安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绩与争议并存，历来为后世学者所热议，但总体而言，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其“心系黎庶、固本兴邦”的初心，值得肯定。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乾隆帝最核心的功绩，在于“以民为本、治河安民、赈灾抚民”。他打破河工积弊，亲自视察河工，制定科学的治理方略，建立完善的河工制度，有效遏制了水患，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他面对灾荒，反应迅速、调度有力，推行全方位的赈灾举措，严惩贪腐官员，确保赈灾实效，让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避免了社会动荡。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民生，凝聚了人心，更推动了经济发展，巩固了统治，彰显了康乾盛世的鼎盛气象，其历史功绩不容磨灭。
难以回避的历史局限
乾隆帝的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一是耗费巨大，河工修缮与灾荒赈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仅乾隆十六年高家堰修缮，就拨款三百万两，乾隆三十一年山东河南水灾赈济，拨款白银二百万两、粮食一百万石，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一定的负担；二是制度执行不到位，尽管建立了完善的河工与赈灾制度，但部分地方官员仍存在贪腐、懈怠行为，导致部分举措未能落到实处，百姓未能得到真正的救济；三是技术落后，尽管推广了先进的筑堤技术，但总体而言，清代的河工技术仍较为落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黄河、淮河的水患的问题，在乾隆后期依然时有发生。
跨越时空的当代启示
如今，乾隆帝的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已成为历史，但其中蕴含的“以民为本、重视民生、防范风险、建章立制”的理念，仍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它启示我们，治理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与水利工程建设，防范自然灾害，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必须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灾害应对能力，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开展救灾工作；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督问责，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杜绝贪腐、懈怠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
回望乾隆帝视察河工、赈济灾民的壮阔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帝王的治国实践，更是一个盛世“保民生、安天下”的责任与担当。他以躬身问水的务实态度，整治河工积弊；以仁政温情的赈灾举措，抚慰受灾百姓；以建章立制的长远眼光，筑牢民生根基。这些举措，如同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镌刻着康乾盛世的民生温度，也承载着历史的功过是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