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登基之初，虽以“宽严相济”为治国总纲，却未止步于对康雍两朝政策的调和与修正。这位二十五岁的新君，既有青年帝王的锐气与远见，又有经多年历练的沉稳与务实。他深知，雍正朝的新政虽革除积弊，却仍有诸多未尽之处；康熙朝的宽仁虽凝聚人心，却也留下吏治松弛、民生待兴的隐患。因此，在稳定朝局、安抚人心之后，乾隆帝迅速启动初政革新，以“承旧启新、务实笃行”为核心，在吏治、财政、民生、边疆、文化五大领域推陈出新，既夯实雍正新政的根基，又弥补前朝之缺，为康乾盛世走向鼎盛注入强劲动力。
一、吏治革新：严管与激励并行，激活官场活力
雍正朝以铁腕整饬吏治，虽遏制了贪腐蔓延，却也造成“官员畏罪而不为”的弊端——地方官员因忌惮严苛惩罚，遇事推诿扯皮，不敢主动作为，甚至出现“宁可不干事，不可做错事”的消极风气。乾隆帝深谙此弊，初政伊始便推行吏治革新，核心是“严管贪腐、激励善政”，打破雍正朝“重罚轻奖”的格局，重塑官场生态。
首先，细化考核机制，破除“一刀切”的严苛。乾隆帝保留雍正朝的“京察”“大计”制度——每三年考核京官与地方官，但对考核标准进行优化：不再以“无过即是功”为导向，而是增设“政绩卓着”“勤谨有为”等褒奖条款，将地方官员的民生治理、赋税征收、灾荒应对等实绩纳入核心考核指标；对非原则性的小过失，如文书疏漏、办事迟缓等，不再动辄革职抄家，而是以“诫勉”“降级留用”为主，给予官员改过自新的空间。同时，乾隆帝下令废除雍正朝过度依赖的“密折告密”制度，减少对官员的无端监视，明确“密折仅用于军政机密、贪腐举报”，杜绝官员因相互猜忌而无心理政。
其次，严查贪腐不松懈，精准打击核心病灶。乾隆帝虽放宽对小过失的惩处，却对贪腐保持零容忍，且打击更具针对性——不再像雍正朝那样“牵连过广”，而是聚焦“赈灾粮款、国库银钱、地方摊派”三大贪腐重灾区，一旦查实，必严惩主犯，追缴赃款，同时严禁“连坐无辜”。乾隆元年，山东巡抚岳濬因挪用国库银两万两用于私人开支，被人告发，乾隆帝下令立即革职抄家，将岳濬斩首示众，同时追责其下属中知情不报者，却未牵连其宗族亲属。这种“精准打击”既震慑了贪腐官员，又避免了雍正朝“人人自危”的恐慌，让官员们既能感受到“严”的底线，又能安心履职。
再者，推行“保举与问责”联动机制，选拔实干人才。乾隆帝深知，吏治的关键在人才，因此打破雍正朝“重资历、重出身”的用人格局，下令各省督抚、京官大臣“保举贤能”，无论出身寒门还是旗人贵族，只要“品行端正、政绩突出”，均可被保举提拔；同时规定，保举者需对被保举者的政绩负责，若被保举者后续出现贪腐或渎职，保举者需连带问责。这一机制既拓宽了人才选拔渠道，又倒逼官员们谨慎荐才，避免“任人唯亲”。乾隆二年，江苏知县陶澍因治水有功、体恤民生，被两江总督尹继善保举，乾隆帝亲自召见，考察其理政思路后，破格提拔为苏州知府，陶澍后来成为乾隆朝着名的实干大臣，印证了这一用人机制的成效。
二、财政革新：开源节流并举，夯实国库根基
雍正朝通过“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新政，将国库从康熙晚年的空虚状态充盈至六千余万两白银，但也留下两大隐患：一是“火耗归公”的征收标准不统一，部分地方官员借机额外摊派，加重百姓负担；二是国库管理松散，存在“账实不符、挪用浪费”的问题。乾隆帝初政后，以“开源节流、规范管理”为核心，推行财政革新，既巩固雍正朝的财政成果，又实现财政可持续增长。
在节流方面，乾隆帝率先从宫廷开支入手，废除雍正朝部分铺张的礼制排场——减少宫廷宴饮的频次，简化皇室婚丧嫁娶的仪式，严禁太监、宫女滥用国库银钱；同时，压缩地方官员的“养廉银”冗余部分，雍正朝部分地方督抚的养廉银高达数万两，乾隆帝根据地区贫富差异，重新核定养廉银标准，既保证官员“衣食无忧、无需贪腐”，又避免“养廉银过剩”造成的财政浪费。此外，乾隆帝下令整顿国库审计制度，设立“户部审计司”，专门负责核查国库收支，每月上报收支明细，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盘点，严禁官员挪用国库银钱，确保“账实相符”。
在开源方面，乾隆帝并非一味增加赋税，而是通过“优化税收结构、激活经济活力”实现财政增收。一是规范“火耗归公”征收标准，明确各省火耗征收比例不得超过正税的15%，严禁地方官员额外摊派，同时将火耗银的使用纳入公开监管，确保全部用于官员养廉与地方公共事务（如修路、治水）；二是推广“摊丁入亩”的细化举措，针对雍正朝部分地区“丁银摊派不均”的问题，派遣钦差大臣前往各地核查土地面积，重新核定摊派标准，确保“有田者多缴、无田者不缴”，既保障国家税收，又减轻无地农民的负担；三是鼓励工商业发展，废除雍正朝对部分手工业（如纺织、陶瓷）的限制，允许民间开设作坊，同时简化关税征收流程，降低民间贸易的税收成本，推动商品流通，增加工商税收。
此外，乾隆帝十分重视粮食储备，推行“常平仓制度优化”改革——要求各省、府、县均设立常平仓，储存粮食以备灾荒，同时规定常平仓的粮食储备量需达到当地半年的粮食消耗量，由地方官员负责管理，每年盘点一次，严禁官员挪用、倒卖仓粮。乾隆三年，江南地区发生水灾，各地常平仓迅速开仓放粮，既避免了灾情扩大，又减少了国库的赈灾支出，体现了“以储备促稳定”的财政智慧。
三、民生革新：聚焦痛点发力，厚植民心根基
乾隆帝深知，“民心是最大的国本”，雍正朝的新政虽有利于国家财政，却在部分领域加重了百姓负担，如“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引发官绅与百姓的矛盾，“改土归流”中的强硬手段导致西南地区民生动荡。因此，乾隆帝的民生革新，核心是“减负、赈灾、兴利”，聚焦百姓最关切的痛点问题，逐一破解。
其一，优化赋税政策，切实减轻百姓负担。乾隆帝登基后，立即下旨豁免雍正十三年以前全国百姓的欠税，共计白银数百万两、粮食数十万石；同时，对“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进行调整，允许有功名的生员、监生豁免部分差役（如修路、修河等体力差役），但仍需缴纳赋税，既保留了政策的核心（打破官绅特权），又避免了“一刀切”引发的矛盾。此外，乾隆帝下令严禁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摊派赋税”，规定“除正税与核定的火耗外，不得额外征收任何苛捐杂税”，若有违反，百姓可直接上京告发，地方官员将被严惩。
其二，完善赈灾体系，做到“有灾必救、有救必实” 。乾隆帝总结雍正朝赈灾的弊端——部分地方官员“虚报灾情、克扣粮款”，导致赈灾物资无法落实到百姓手中，因此推行“赈灾三查制度”：一查灾情真伪，由钦差大臣与地方官员共同核查灾情，避免虚报；二查粮款发放，要求赈灾粮款需由县级官员亲自发放到百姓手中，登记造册，接受百姓监督；三查灾后重建，灾情过后，由国库拨款资助百姓重建房屋、开垦土地，同时减免灾区三年赋税。乾隆元年，直隶、山东等地发生旱灾，乾隆帝不仅调拨国库银百万两、粮食数十万石前往赈灾，还亲自召见钦差大臣，叮嘱“务必严查克扣，若有违者，朕绝不姑息”，此次赈灾因措施得力，未出现大规模流民，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
其三，大力兴修水利，保障农业生产。乾隆帝深知，农业是民生之本，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雍正朝虽修建了部分水利工程，但多集中在黄河、淮河等主干流，地方小型水利设施荒废严重。乾隆帝初政后，下令“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重点治理三大区域：一是黄河、淮河下游的防洪工程，加固堤坝，疏通河道，防止水患；二是江南、湖广地区的灌溉工程，修复废弃的水渠、池塘，保障水稻种植；三是西北、华北地区的引水工程，解决干旱地区的农业灌溉问题。乾隆二年，乾隆帝拨款五十万两白银，治理江苏高邮湖的水患，疏通河道三十余里，加固堤坝十余里，既解决了当地的洪涝问题，又灌溉农田数百万亩，推动了当地农业的丰收。
四、边疆革新：剿抚并用，巩固统一版图
雍正朝虽加强了对西藏、青海的管辖，设立驻藏大臣，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但边疆地区仍有诸多不稳定因素：准噶尔部在西北虎视眈眈，时常侵扰边境；西南地区的土司叛乱时有发生；西藏的宗教势力与地方贵族矛盾仍未彻底化解。乾隆帝初政后，继承雍正帝巩固边疆的遗志，推行“剿抚并用、制度完善”的边疆革新，既以武力震慑叛乱势力，又以安抚手段凝聚人心，进一步巩固大清的统一版图。
在西北地区，乾隆帝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先是派遣使者前往准噶尔部，劝说其首领噶尔丹策零归附清朝，承认清朝的宗主地位，同时开放边境贸易，允许准噶尔部与内地进行商品交换；若噶尔丹策零拒绝归附，则加强军事部署，准备出兵平定。乾隆三年，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者前往北京，提出“分裂西北、独立建国”的不合理要求，乾隆帝严词拒绝，立即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领清军驻守西北边境，同时调拨粮草、武器，做好军事准备。此外，乾隆帝下令在西北边境设立“军屯”，组织清军士兵与百姓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既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又巩固了边境防线。
在西南地区，乾隆帝调整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强硬策略，推行“剿抚并用”——对愿意归顺清朝、主动交出权力的土司，予以保留其爵位与部分财产，允许其继续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对反抗“改土归流”、发动叛乱的土司，则坚决出兵镇压，平定叛乱后，废除土司制度，设立流官管理。乾隆二年，贵州土司王囊仙发动叛乱，攻占数座县城，乾隆帝下令派遣张广泗率领清军前往镇压，平定叛乱后，废除贵州当地的土司制度，设立贵阳、安顺等府，派遣流官治理，同时安抚当地百姓，减免赋税，推广内地的农业技术，促进西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在西藏地区，乾隆帝进一步完善驻藏大臣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明确驻藏大臣的职权高于达赖、班禅，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政务（如官员任免、军事部署、财政支出）必须经过驻藏大臣批准；同时，规范西藏的宗教事务，限制寺庙的僧人数量，严禁宗教领袖干预政务；此外，乾隆帝下令在西藏设立“藏军”，由驻藏大臣直接指挥，加强西藏的军事防务，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维护了西藏的稳定。
五、文化革新：尊儒重教，传承与创新并举
雍正朝虽重视文化教育，但更侧重于“思想管控”，如大兴文字狱，压制异端思想，导致文化领域略显沉闷。乾隆帝初政后，推行“尊儒重教、传承创新”的文化革新，既延续儒家正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又放宽文化管控，鼓励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推动清代文化走向繁荣。
首先，尊儒重教，强化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乾隆帝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深知儒家思想是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登基后，立即下旨祭拜孔子，修缮曲阜孔庙，册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给予优厚待遇；同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兴办书院、私塾，推广儒家经典，要求各级官员重视教育，选拔优秀的儒生担任教师，培养人才。此外，乾隆帝下令恢复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制度，同时优化科举流程，严禁舞弊行为，确保科举制度的公平公正，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机会。
其次，放宽文化管控，鼓励学术研究。乾隆帝废除雍正朝部分严苛的文字狱条款，明确“文字狱仅针对诋毁朝廷、煽动叛乱的言论”，严禁官员借文字狱诬陷无辜文人；同时，鼓励文人着书立说，研究经史子集、天文历法、医药农学等各类学问，对有突出贡献的文人，予以赏赐与提拔。乾隆元年，文人纪昀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稿，乾隆帝十分赞赏，下令拨款支持纪昀继续编纂《四库全书》，同时召集全国各地的着名学者参与编纂，力求整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典籍。
再者，推动文化交流，融合各民族文化。乾隆帝重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下令整理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汉文，同时将汉文化的经典着作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了解与传承。此外，乾隆帝鼓励民间艺术的发展，如京剧、昆曲、书法、绘画等，邀请民间艺人入宫表演，对优秀的民间艺术予以扶持，推动清代民间文化走向繁荣。
乾隆帝的初政革新，并非对雍正朝新政的否定，也非对康熙朝宽仁的盲目复刻，而是“承旧启新、务实笃行”的精准施策——在吏治上，严管贪腐与激励善政并行，激活官场活力；在财政上，开源节流与规范管理并重，夯实国库根基；在民生上，减负赈灾与兴修水利同步，厚植民心；在边疆上，剿抚并用与制度完善结合，巩固统一；在文化上，尊儒重教与鼓励创新互补，推动繁荣。
短短数年，乾隆帝的初政革新便取得显着成效：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官员们从“畏罪不为”转变为“主动作为”；国库持续充盈，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百姓负担切实减轻；边疆局势稳定，各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领域百花齐放，学术研究与民间艺术蓬勃发展。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实现了雍乾两朝的平稳过渡，更将康乾盛世推向新的高峰，为乾隆帝后续数十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朝启运，新政随行。乾隆帝以青年帝王的锐气与智慧，在初政之年便展现出卓越的执政能力，他的革新举措，既彰显了对祖制的尊重，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魄力，成为清代帝王“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典范，也让大清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一、吏治革新：严管与激励并行，激活官场活力
雍正朝以铁腕整饬吏治，虽遏制了贪腐蔓延，却也造成“官员畏罪而不为”的弊端——地方官员因忌惮严苛惩罚，遇事推诿扯皮，不敢主动作为，甚至出现“宁可不干事，不可做错事”的消极风气。乾隆帝深谙此弊，初政伊始便推行吏治革新，核心是“严管贪腐、激励善政”，打破雍正朝“重罚轻奖”的格局，重塑官场生态。
首先，细化考核机制，破除“一刀切”的严苛。乾隆帝保留雍正朝的“京察”“大计”制度——每三年考核京官与地方官，但对考核标准进行优化：不再以“无过即是功”为导向，而是增设“政绩卓着”“勤谨有为”等褒奖条款，将地方官员的民生治理、赋税征收、灾荒应对等实绩纳入核心考核指标；对非原则性的小过失，如文书疏漏、办事迟缓等，不再动辄革职抄家，而是以“诫勉”“降级留用”为主，给予官员改过自新的空间。同时，乾隆帝下令废除雍正朝过度依赖的“密折告密”制度，减少对官员的无端监视，明确“密折仅用于军政机密、贪腐举报”，杜绝官员因相互猜忌而无心理政。
其次，严查贪腐不松懈，精准打击核心病灶。乾隆帝虽放宽对小过失的惩处，却对贪腐保持零容忍，且打击更具针对性——不再像雍正朝那样“牵连过广”，而是聚焦“赈灾粮款、国库银钱、地方摊派”三大贪腐重灾区，一旦查实，必严惩主犯，追缴赃款，同时严禁“连坐无辜”。乾隆元年，山东巡抚岳濬因挪用国库银两万两用于私人开支，被人告发，乾隆帝下令立即革职抄家，将岳濬斩首示众，同时追责其下属中知情不报者，却未牵连其宗族亲属。这种“精准打击”既震慑了贪腐官员，又避免了雍正朝“人人自危”的恐慌，让官员们既能感受到“严”的底线，又能安心履职。
再者，推行“保举与问责”联动机制，选拔实干人才。乾隆帝深知，吏治的关键在人才，因此打破雍正朝“重资历、重出身”的用人格局，下令各省督抚、京官大臣“保举贤能”，无论出身寒门还是旗人贵族，只要“品行端正、政绩突出”，均可被保举提拔；同时规定，保举者需对被保举者的政绩负责，若被保举者后续出现贪腐或渎职，保举者需连带问责。这一机制既拓宽了人才选拔渠道，又倒逼官员们谨慎荐才，避免“任人唯亲”。乾隆二年，江苏知县陶澍因治水有功、体恤民生，被两江总督尹继善保举，乾隆帝亲自召见，考察其理政思路后，破格提拔为苏州知府，陶澍后来成为乾隆朝着名的实干大臣，印证了这一用人机制的成效。
二、财政革新：开源节流并举，夯实国库根基
雍正朝通过“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新政，将国库从康熙晚年的空虚状态充盈至六千余万两白银，但也留下两大隐患：一是“火耗归公”的征收标准不统一，部分地方官员借机额外摊派，加重百姓负担；二是国库管理松散，存在“账实不符、挪用浪费”的问题。乾隆帝初政后，以“开源节流、规范管理”为核心，推行财政革新，既巩固雍正朝的财政成果，又实现财政可持续增长。
在节流方面，乾隆帝率先从宫廷开支入手，废除雍正朝部分铺张的礼制排场——减少宫廷宴饮的频次，简化皇室婚丧嫁娶的仪式，严禁太监、宫女滥用国库银钱；同时，压缩地方官员的“养廉银”冗余部分，雍正朝部分地方督抚的养廉银高达数万两，乾隆帝根据地区贫富差异，重新核定养廉银标准，既保证官员“衣食无忧、无需贪腐”，又避免“养廉银过剩”造成的财政浪费。此外，乾隆帝下令整顿国库审计制度，设立“户部审计司”，专门负责核查国库收支，每月上报收支明细，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盘点，严禁官员挪用国库银钱，确保“账实相符”。
在开源方面，乾隆帝并非一味增加赋税，而是通过“优化税收结构、激活经济活力”实现财政增收。一是规范“火耗归公”征收标准，明确各省火耗征收比例不得超过正税的15%，严禁地方官员额外摊派，同时将火耗银的使用纳入公开监管，确保全部用于官员养廉与地方公共事务（如修路、治水）；二是推广“摊丁入亩”的细化举措，针对雍正朝部分地区“丁银摊派不均”的问题，派遣钦差大臣前往各地核查土地面积，重新核定摊派标准，确保“有田者多缴、无田者不缴”，既保障国家税收，又减轻无地农民的负担；三是鼓励工商业发展，废除雍正朝对部分手工业（如纺织、陶瓷）的限制，允许民间开设作坊，同时简化关税征收流程，降低民间贸易的税收成本，推动商品流通，增加工商税收。
此外，乾隆帝十分重视粮食储备，推行“常平仓制度优化”改革——要求各省、府、县均设立常平仓，储存粮食以备灾荒，同时规定常平仓的粮食储备量需达到当地半年的粮食消耗量，由地方官员负责管理，每年盘点一次，严禁官员挪用、倒卖仓粮。乾隆三年，江南地区发生水灾，各地常平仓迅速开仓放粮，既避免了灾情扩大，又减少了国库的赈灾支出，体现了“以储备促稳定”的财政智慧。
三、民生革新：聚焦痛点发力，厚植民心根基
乾隆帝深知，“民心是最大的国本”，雍正朝的新政虽有利于国家财政，却在部分领域加重了百姓负担，如“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引发官绅与百姓的矛盾，“改土归流”中的强硬手段导致西南地区民生动荡。因此，乾隆帝的民生革新，核心是“减负、赈灾、兴利”，聚焦百姓最关切的痛点问题，逐一破解。
其一，优化赋税政策，切实减轻百姓负担。乾隆帝登基后，立即下旨豁免雍正十三年以前全国百姓的欠税，共计白银数百万两、粮食数十万石；同时，对“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进行调整，允许有功名的生员、监生豁免部分差役（如修路、修河等体力差役），但仍需缴纳赋税，既保留了政策的核心（打破官绅特权），又避免了“一刀切”引发的矛盾。此外，乾隆帝下令严禁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摊派赋税”，规定“除正税与核定的火耗外，不得额外征收任何苛捐杂税”，若有违反，百姓可直接上京告发，地方官员将被严惩。
其二，完善赈灾体系，做到“有灾必救、有救必实” 。乾隆帝总结雍正朝赈灾的弊端——部分地方官员“虚报灾情、克扣粮款”，导致赈灾物资无法落实到百姓手中，因此推行“赈灾三查制度”：一查灾情真伪，由钦差大臣与地方官员共同核查灾情，避免虚报；二查粮款发放，要求赈灾粮款需由县级官员亲自发放到百姓手中，登记造册，接受百姓监督；三查灾后重建，灾情过后，由国库拨款资助百姓重建房屋、开垦土地，同时减免灾区三年赋税。乾隆元年，直隶、山东等地发生旱灾，乾隆帝不仅调拨国库银百万两、粮食数十万石前往赈灾，还亲自召见钦差大臣，叮嘱“务必严查克扣，若有违者，朕绝不姑息”，此次赈灾因措施得力，未出现大规模流民，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
其三，大力兴修水利，保障农业生产。乾隆帝深知，农业是民生之本，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雍正朝虽修建了部分水利工程，但多集中在黄河、淮河等主干流，地方小型水利设施荒废严重。乾隆帝初政后，下令“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重点治理三大区域：一是黄河、淮河下游的防洪工程，加固堤坝，疏通河道，防止水患；二是江南、湖广地区的灌溉工程，修复废弃的水渠、池塘，保障水稻种植；三是西北、华北地区的引水工程，解决干旱地区的农业灌溉问题。乾隆二年，乾隆帝拨款五十万两白银，治理江苏高邮湖的水患，疏通河道三十余里，加固堤坝十余里，既解决了当地的洪涝问题，又灌溉农田数百万亩，推动了当地农业的丰收。
四、边疆革新：剿抚并用，巩固统一版图
雍正朝虽加强了对西藏、青海的管辖，设立驻藏大臣，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但边疆地区仍有诸多不稳定因素：准噶尔部在西北虎视眈眈，时常侵扰边境；西南地区的土司叛乱时有发生；西藏的宗教势力与地方贵族矛盾仍未彻底化解。乾隆帝初政后，继承雍正帝巩固边疆的遗志，推行“剿抚并用、制度完善”的边疆革新，既以武力震慑叛乱势力，又以安抚手段凝聚人心，进一步巩固大清的统一版图。
在西北地区，乾隆帝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先是派遣使者前往准噶尔部，劝说其首领噶尔丹策零归附清朝，承认清朝的宗主地位，同时开放边境贸易，允许准噶尔部与内地进行商品交换；若噶尔丹策零拒绝归附，则加强军事部署，准备出兵平定。乾隆三年，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者前往北京，提出“分裂西北、独立建国”的不合理要求，乾隆帝严词拒绝，立即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领清军驻守西北边境，同时调拨粮草、武器，做好军事准备。此外，乾隆帝下令在西北边境设立“军屯”，组织清军士兵与百姓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既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又巩固了边境防线。
在西南地区，乾隆帝调整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强硬策略，推行“剿抚并用”——对愿意归顺清朝、主动交出权力的土司，予以保留其爵位与部分财产，允许其继续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对反抗“改土归流”、发动叛乱的土司，则坚决出兵镇压，平定叛乱后，废除土司制度，设立流官管理。乾隆二年，贵州土司王囊仙发动叛乱，攻占数座县城，乾隆帝下令派遣张广泗率领清军前往镇压，平定叛乱后，废除贵州当地的土司制度，设立贵阳、安顺等府，派遣流官治理，同时安抚当地百姓，减免赋税，推广内地的农业技术，促进西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在西藏地区，乾隆帝进一步完善驻藏大臣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明确驻藏大臣的职权高于达赖、班禅，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政务（如官员任免、军事部署、财政支出）必须经过驻藏大臣批准；同时，规范西藏的宗教事务，限制寺庙的僧人数量，严禁宗教领袖干预政务；此外，乾隆帝下令在西藏设立“藏军”，由驻藏大臣直接指挥，加强西藏的军事防务，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维护了西藏的稳定。
五、文化革新：尊儒重教，传承与创新并举
雍正朝虽重视文化教育，但更侧重于“思想管控”，如大兴文字狱，压制异端思想，导致文化领域略显沉闷。乾隆帝初政后，推行“尊儒重教、传承创新”的文化革新，既延续儒家正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又放宽文化管控，鼓励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推动清代文化走向繁荣。
首先，尊儒重教，强化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乾隆帝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深知儒家思想是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登基后，立即下旨祭拜孔子，修缮曲阜孔庙，册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给予优厚待遇；同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兴办书院、私塾，推广儒家经典，要求各级官员重视教育，选拔优秀的儒生担任教师，培养人才。此外，乾隆帝下令恢复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制度，同时优化科举流程，严禁舞弊行为，确保科举制度的公平公正，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机会。
其次，放宽文化管控，鼓励学术研究。乾隆帝废除雍正朝部分严苛的文字狱条款，明确“文字狱仅针对诋毁朝廷、煽动叛乱的言论”，严禁官员借文字狱诬陷无辜文人；同时，鼓励文人着书立说，研究经史子集、天文历法、医药农学等各类学问，对有突出贡献的文人，予以赏赐与提拔。乾隆元年，文人纪昀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稿，乾隆帝十分赞赏，下令拨款支持纪昀继续编纂《四库全书》，同时召集全国各地的着名学者参与编纂，力求整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典籍。
再者，推动文化交流，融合各民族文化。乾隆帝重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下令整理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汉文，同时将汉文化的经典着作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了解与传承。此外，乾隆帝鼓励民间艺术的发展，如京剧、昆曲、书法、绘画等，邀请民间艺人入宫表演，对优秀的民间艺术予以扶持，推动清代民间文化走向繁荣。
乾隆帝的初政革新，并非对雍正朝新政的否定，也非对康熙朝宽仁的盲目复刻，而是“承旧启新、务实笃行”的精准施策——在吏治上，严管贪腐与激励善政并行，激活官场活力；在财政上，开源节流与规范管理并重，夯实国库根基；在民生上，减负赈灾与兴修水利同步，厚植民心；在边疆上，剿抚并用与制度完善结合，巩固统一；在文化上，尊儒重教与鼓励创新互补，推动繁荣。
短短数年，乾隆帝的初政革新便取得显着成效：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官员们从“畏罪不为”转变为“主动作为”；国库持续充盈，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百姓负担切实减轻；边疆局势稳定，各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领域百花齐放，学术研究与民间艺术蓬勃发展。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实现了雍乾两朝的平稳过渡，更将康乾盛世推向新的高峰，为乾隆帝后续数十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朝启运，新政随行。乾隆帝以青年帝王的锐气与智慧，在初政之年便展现出卓越的执政能力，他的革新举措，既彰显了对祖制的尊重，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魄力，成为清代帝王“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典范，也让大清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