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春，武昌江畔的祭坛高耸入云。孙权身着玄色冕服，头戴十二旒冠，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与仪仗的拱卫下，一步步登上受命于天的祭坛。燔柴的烟雾直上云霄，钟磬雅乐响彻大江。当他从太常手中接过那方精心凋琢的玉玺（非传国玺），正式宣告“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只……”时，一个在江东酝酿了数十年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
称帝大典极尽奢华威仪，孙权多年的郁结与野心，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从讨逆将军、吴侯、吴王，到如今的大吴皇帝，他走了一条与曹丕“禅让”、刘备“续统”都不同的道路——凭江东基业，自立为帝。
典礼后，孙权于新建的武昌宫（暂为行宫）大宴群臣，意气风发：“汉祚已终，天命靡常。曹丕篡逆，刘备托名，皆非真主。今朕绍继江东，奄有荆扬，交广宾服，甲兵强盛，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正位称尊，以安社稷，有何不可？”
丞相顾雍领衔称贺，文武山呼万岁。然而，在喜庆的表象下，清醒者如陆逊、诸葛瑾等人，心中却隐有忧虑。称帝固然满足了孙权的功业心与江东士族的政治诉求，但也意味着吴国将彻底放弃“尊汉”旗帜（尽管早已名存实亡），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卷入与魏、蜀的全面竞争中。更重要的是，北方那个不称帝却实力日增的“玄鼎”，对此将作何反应？
孙权显然早有计较。他于次日连发数道重要诏令：
一、定都建业（从武昌迁回），改元黄龙。
二、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
三、大封功臣，以顾雍为丞相，陆逊为上大将军，诸葛瑾为大将军，其余文武各有升赏。
四、遣使持国书、礼物，分赴洛阳、成都、以及——逐鹿城。
这最后一道命令，在朝堂引起了一些微妙波澜。赴洛阳、成都乃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敌友，新帝登基需告之天下），但特意遣使至不称帝的“玄鼎”，其用意便颇堪玩味了。
“陛下，”老臣张昭（已罢官闲居，但仍有时被咨询）委婉提醒，“‘玄鼎’张明远，僭越称制，不行帝号，实属悖逆。我大吴正位，遣使往告，恐……恐有损国体，抑或助长其气焰？”
孙权捋着紫髯，眼中闪过狡黠的光芒：“子布（张昭）只知其一。张明远不称帝，乃其自知根基未稳，或标新立异耳。然其实力，不可小觑，雄踞幽并，虎视中原。今朕正位，天下三分之势愈明。遣使往逐鹿，一则是示之以礼，探其虚实；二则嘛……”他微微一笑，“若能说动其与朕通好，哪怕只是默许，则我江东北顾之忧可减，可更专力于淮南，或西联蜀汉。即便不成，亦让曹丕……哦，是曹叡小儿，知道我孙仲谋交游广阔，非他可轻易困死。”
他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算计：若能以皇帝之尊，与“不帝”的“玄鼎”建立某种对等联系，岂不是在实际上抬高了自身的地位，暗示自己才是“天下共主”的唯一合法皇帝代表？而曹叡、刘禅，不过是篡逆与偏安之君。
孙权的国书与使者，如同投入三个不同温度池塘的石子，激起的反应截然不同。
洛阳，魏宫。
曹叡接到吴使送来的、措辞倨傲的“告天命书”，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将国书掷于地上。“碧眼小儿！不过窃据江东一隅，安敢僭称皇帝，与朕并列！其父兄不过汉室一吏、一将，有何功德于民？有何血胤于天？无耻之尤！”
他立刻召集重臣，欲下诏声讨，甚至有人提议借此机会，兴兵伐吴，以正天威。
司马懿却出列劝阻：“陛下息怒。孙权称帝，意料之中，其意不过在稳定内部，与蜀汉争正统名分。此时我若大张旗鼓讨伐，一则西线诸葛亮虎视眈眈，二则北疆‘玄鼎’威胁未除，三则……正可让天下人看轻孙权此番称帝之举。不若冷处理之。”
“如何冷处理？”曹叡余怒未消。
“可令鸿胪寺以最低规格接待其使，国书留中不发，不予正式回复。同时，诏告天下，斥孙权‘僭越无状，自绝于天’，但暂不兴兵。我朝仍以‘大魏’为正朔，视吴、蜀为割据伪朝。如此，既不失朝廷体统，又不至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战之窘境。当务之急，仍是推行前议‘五策’，巩固内部，防备北疆。”司马懿的策略，仍是隐忍待机，集中精力应对首要威胁。
曹叡虽不甘，但也知司马懿所言是老成谋国之道，只得压下怒火，依计而行。
成都，汉宫。
后主刘禅接到吴使国书，有些茫然，看向相父诸葛亮。诸葛亮细细阅毕，沉默片刻，对吴使温言道：“吴主正位，亦是江东士民之愿。我大汉与吴，盟好多年，共抗曹贼。今虽名号各异，然讨贼兴汉之志未改。请贵使回报吴主，我主愿与吴主永结盟好，共分天下。”
使者退下后，刘禅疑惑道：“相父，孙权也称帝了，岂不是与我大汉并立？这……”
诸葛亮轻摇羽扇，叹道：“陛下，此乃时势使然。自曹丕篡汉，天下已无共主。我大汉续承汉统，然国力未复，亟需盟友。孙权称帝，虽于名分有亏，然其实力可借。我若严词拒绝，是逼其倒向曹魏或自立，于我大业有损。不若暂且承认，重申盟约，共伐曹魏。待克复中原，扫清寰宇，那时何者为正，自有公论。”这是典型的务实政治，将意识形态争议暂时搁置，服务于核心战略目标。
他随即上表，请派卫尉陈震为使者，赴武昌（旋即改赴建业）祝贺孙权登基，并与之签订更明确、更具操作性的盟约，重申灭魏之后的中分天下方案（兖、冀、并、凉属蜀，豫、青、徐、幽属吴，司隶以函谷关为界）。对孙权同时遣使“玄鼎”之事，诸葛亮只是略略皱眉，未予评论，但心中警惕又加深一层。
逐鹿城，决策堂。
孙吴使者的到来，让“玄鼎”高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古怪氛围。对方以“大吴皇帝特使”身份，递交国书，言辞虽然客气，但字里行间那种“皇帝对一方诸侯（尽管未明说）”的优越感，还是隐约可辨。
使者传达了孙权的“好意”：愿与“玄鼎”互通有无，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在“适当时候”讨论双边关系。
堂内众人表情各异。李顺直接嗤之以鼻：“呸！一个江东坐地户，也敢来咱们这儿摆皇帝架子？府主，让俺把他轰出去！”
潘濬皱眉：“孙权此举，颇有深意。一是试探，二是离间，欲将我置于与魏、蜀同等‘割据政权’位置，若我应对不当，或默认其称谓，恐在法理上自矮一头。”
徐庶沉吟：“然其示好之意亦真。我‘玄鼎’与吴，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且有海贸往来。若能维持表面和平，于我专注北方有利。关键在于，如何回应其‘皇帝’称谓，又不失我立场。”
荀恽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孙权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局，于世俗层面已然坐实。我‘玄鼎’不行帝制，在此格局中，位置何以自处？是作为‘第四国’，还是……另一种存在？”
所有人都看向张明远。这不只是一次外交应对，更关乎“玄鼎”道路在天下格局中的根本定位。
张明远接过那卷做工精美的国书，并未打开，只是轻轻放在案上，目光平静地看向吴使。
“贵使远来辛苦。吴主……孙权将军雄踞江东，保境安民，确有功绩。”他刻意使用了“将军”旧称，而非“陛下”或“吴主（帝）”，语气平和却立场鲜明，“我‘玄鼎’之立，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帝制家天下之新路，所求者，非一人一姓之尊荣，乃万民之安康与公道。故，不行帝号，不建宗庙，只设执政，总领庶务，以法为纲，以民为本。”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与江东之关系，我‘玄鼎’愿与所有秉持善意、不侵犯我疆界之势力和平往来，互通商贸，交流技艺。贵处所产之丝绸、瓷器、海货，我处所出之毛皮、药材、新式农具，皆可互利。若贵主有意，可循平等互惠之原则，商讨具体通商章程。至于‘皇帝’、‘国书’等仪制，非我‘玄鼎’所循，恕难依从。我之处置，将以‘执政令’及外务司文书回复。”
这番话，既拒绝了孙权的帝制框架，又保持了务实接触的开放态度，更明确宣示了自身道路的独特性。不是“第四国”，而是“另一种存在”。
吴使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与惊讶，显然没料到对方会如此直接且“无礼”地回避帝号，但张明远语气坦然，理由自成一体，他也不好发作，只得讪讪表示会将此意回报。
使者退出后，张明远对众人道：“孙权称帝，三分天下名分既定。此于我而言，既是挑战，亦是机遇。”
“挑战在于，魏、蜀、吴皆以帝王之尊自居，我‘玄鼎’制度，在其眼中更是‘异端’，未来联合压制并非不可能。尤其曹魏，司马懿之策已显其将我视为心腹大患。”
“机遇在于，”他目光深远，“三国并立，相互牵制，反而给了我更多发展空间与合纵连横之可能。我不称帝，反少了名分之累，可更灵活地与各方周旋。关键是，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不行帝制，非但不能弱，反而更强、更富、更得人心！要将‘玄鼎’模式，塑造为乱世中一条切实可行的、更具吸引力的‘第四种选择’！”
“外务司依我方才所言，正式回复孙权。对魏、蜀，亦以此原则，保持适当接触，不卑不亢。内部，加速一切建设与准备。三国之鼎已然铸成，而我‘玄鼎’之炉火，要烧得更旺！待其相争疲敝之时，便是我道彰显于世之日！”
孙权的称帝，如同一个正式的仪式，为汉末以来的乱世标定了一个新的坐标——三国时代。曹魏（洛阳）、蜀汉（成都）、东吴（建业）三足鼎立，各自拥有皇帝名号与相对稳定的疆域，形成了表面上的平衡。
然而，在这个传统“三分”的棋局边缘，一个沉默而坚定的“异数”——不行帝制的“玄鼎”，正以逐鹿城为中心，默默生长。它不参与对“正统”的争夺，却以另一种关于秩序与公正的想象，吸引着旧世界失意者的目光，侵蚀着帝王们看似稳固的根基。
洛阳的曹叡在愤怒中加紧内部整肃与北疆防御；成都的诸葛亮在务实中巩固吴蜀联盟，积蓄下次北伐的力量；建业的孙权在得意中谋划着如何在新格局下谋取最大利益；而逐鹿城的张明远，则在超然与务实中，继续深耕他的“新途”，静待时光发酵，等待那或许将颠覆一切旧鼎的新生力量破土而出。
天下三分，然鼎足之隙，已有新苗滋生。旧的平衡已然确立，但新的变数，正在这平衡的阴影下悄然孕育。
称帝大典极尽奢华威仪，孙权多年的郁结与野心，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从讨逆将军、吴侯、吴王，到如今的大吴皇帝，他走了一条与曹丕“禅让”、刘备“续统”都不同的道路——凭江东基业，自立为帝。
典礼后，孙权于新建的武昌宫（暂为行宫）大宴群臣，意气风发：“汉祚已终，天命靡常。曹丕篡逆，刘备托名，皆非真主。今朕绍继江东，奄有荆扬，交广宾服，甲兵强盛，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正位称尊，以安社稷，有何不可？”
丞相顾雍领衔称贺，文武山呼万岁。然而，在喜庆的表象下，清醒者如陆逊、诸葛瑾等人，心中却隐有忧虑。称帝固然满足了孙权的功业心与江东士族的政治诉求，但也意味着吴国将彻底放弃“尊汉”旗帜（尽管早已名存实亡），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卷入与魏、蜀的全面竞争中。更重要的是，北方那个不称帝却实力日增的“玄鼎”，对此将作何反应？
孙权显然早有计较。他于次日连发数道重要诏令：
一、定都建业（从武昌迁回），改元黄龙。
二、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
三、大封功臣，以顾雍为丞相，陆逊为上大将军，诸葛瑾为大将军，其余文武各有升赏。
四、遣使持国书、礼物，分赴洛阳、成都、以及——逐鹿城。
这最后一道命令，在朝堂引起了一些微妙波澜。赴洛阳、成都乃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敌友，新帝登基需告之天下），但特意遣使至不称帝的“玄鼎”，其用意便颇堪玩味了。
“陛下，”老臣张昭（已罢官闲居，但仍有时被咨询）委婉提醒，“‘玄鼎’张明远，僭越称制，不行帝号，实属悖逆。我大吴正位，遣使往告，恐……恐有损国体，抑或助长其气焰？”
孙权捋着紫髯，眼中闪过狡黠的光芒：“子布（张昭）只知其一。张明远不称帝，乃其自知根基未稳，或标新立异耳。然其实力，不可小觑，雄踞幽并，虎视中原。今朕正位，天下三分之势愈明。遣使往逐鹿，一则是示之以礼，探其虚实；二则嘛……”他微微一笑，“若能说动其与朕通好，哪怕只是默许，则我江东北顾之忧可减，可更专力于淮南，或西联蜀汉。即便不成，亦让曹丕……哦，是曹叡小儿，知道我孙仲谋交游广阔，非他可轻易困死。”
他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算计：若能以皇帝之尊，与“不帝”的“玄鼎”建立某种对等联系，岂不是在实际上抬高了自身的地位，暗示自己才是“天下共主”的唯一合法皇帝代表？而曹叡、刘禅，不过是篡逆与偏安之君。
孙权的国书与使者，如同投入三个不同温度池塘的石子，激起的反应截然不同。
洛阳，魏宫。
曹叡接到吴使送来的、措辞倨傲的“告天命书”，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将国书掷于地上。“碧眼小儿！不过窃据江东一隅，安敢僭称皇帝，与朕并列！其父兄不过汉室一吏、一将，有何功德于民？有何血胤于天？无耻之尤！”
他立刻召集重臣，欲下诏声讨，甚至有人提议借此机会，兴兵伐吴，以正天威。
司马懿却出列劝阻：“陛下息怒。孙权称帝，意料之中，其意不过在稳定内部，与蜀汉争正统名分。此时我若大张旗鼓讨伐，一则西线诸葛亮虎视眈眈，二则北疆‘玄鼎’威胁未除，三则……正可让天下人看轻孙权此番称帝之举。不若冷处理之。”
“如何冷处理？”曹叡余怒未消。
“可令鸿胪寺以最低规格接待其使，国书留中不发，不予正式回复。同时，诏告天下，斥孙权‘僭越无状，自绝于天’，但暂不兴兵。我朝仍以‘大魏’为正朔，视吴、蜀为割据伪朝。如此，既不失朝廷体统，又不至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战之窘境。当务之急，仍是推行前议‘五策’，巩固内部，防备北疆。”司马懿的策略，仍是隐忍待机，集中精力应对首要威胁。
曹叡虽不甘，但也知司马懿所言是老成谋国之道，只得压下怒火，依计而行。
成都，汉宫。
后主刘禅接到吴使国书，有些茫然，看向相父诸葛亮。诸葛亮细细阅毕，沉默片刻，对吴使温言道：“吴主正位，亦是江东士民之愿。我大汉与吴，盟好多年，共抗曹贼。今虽名号各异，然讨贼兴汉之志未改。请贵使回报吴主，我主愿与吴主永结盟好，共分天下。”
使者退下后，刘禅疑惑道：“相父，孙权也称帝了，岂不是与我大汉并立？这……”
诸葛亮轻摇羽扇，叹道：“陛下，此乃时势使然。自曹丕篡汉，天下已无共主。我大汉续承汉统，然国力未复，亟需盟友。孙权称帝，虽于名分有亏，然其实力可借。我若严词拒绝，是逼其倒向曹魏或自立，于我大业有损。不若暂且承认，重申盟约，共伐曹魏。待克复中原，扫清寰宇，那时何者为正，自有公论。”这是典型的务实政治，将意识形态争议暂时搁置，服务于核心战略目标。
他随即上表，请派卫尉陈震为使者，赴武昌（旋即改赴建业）祝贺孙权登基，并与之签订更明确、更具操作性的盟约，重申灭魏之后的中分天下方案（兖、冀、并、凉属蜀，豫、青、徐、幽属吴，司隶以函谷关为界）。对孙权同时遣使“玄鼎”之事，诸葛亮只是略略皱眉，未予评论，但心中警惕又加深一层。
逐鹿城，决策堂。
孙吴使者的到来，让“玄鼎”高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古怪氛围。对方以“大吴皇帝特使”身份，递交国书，言辞虽然客气，但字里行间那种“皇帝对一方诸侯（尽管未明说）”的优越感，还是隐约可辨。
使者传达了孙权的“好意”：愿与“玄鼎”互通有无，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在“适当时候”讨论双边关系。
堂内众人表情各异。李顺直接嗤之以鼻：“呸！一个江东坐地户，也敢来咱们这儿摆皇帝架子？府主，让俺把他轰出去！”
潘濬皱眉：“孙权此举，颇有深意。一是试探，二是离间，欲将我置于与魏、蜀同等‘割据政权’位置，若我应对不当，或默认其称谓，恐在法理上自矮一头。”
徐庶沉吟：“然其示好之意亦真。我‘玄鼎’与吴，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且有海贸往来。若能维持表面和平，于我专注北方有利。关键在于，如何回应其‘皇帝’称谓，又不失我立场。”
荀恽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孙权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局，于世俗层面已然坐实。我‘玄鼎’不行帝制，在此格局中，位置何以自处？是作为‘第四国’，还是……另一种存在？”
所有人都看向张明远。这不只是一次外交应对，更关乎“玄鼎”道路在天下格局中的根本定位。
张明远接过那卷做工精美的国书，并未打开，只是轻轻放在案上，目光平静地看向吴使。
“贵使远来辛苦。吴主……孙权将军雄踞江东，保境安民，确有功绩。”他刻意使用了“将军”旧称，而非“陛下”或“吴主（帝）”，语气平和却立场鲜明，“我‘玄鼎’之立，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帝制家天下之新路，所求者，非一人一姓之尊荣，乃万民之安康与公道。故，不行帝号，不建宗庙，只设执政，总领庶务，以法为纲，以民为本。”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与江东之关系，我‘玄鼎’愿与所有秉持善意、不侵犯我疆界之势力和平往来，互通商贸，交流技艺。贵处所产之丝绸、瓷器、海货，我处所出之毛皮、药材、新式农具，皆可互利。若贵主有意，可循平等互惠之原则，商讨具体通商章程。至于‘皇帝’、‘国书’等仪制，非我‘玄鼎’所循，恕难依从。我之处置，将以‘执政令’及外务司文书回复。”
这番话，既拒绝了孙权的帝制框架，又保持了务实接触的开放态度，更明确宣示了自身道路的独特性。不是“第四国”，而是“另一种存在”。
吴使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与惊讶，显然没料到对方会如此直接且“无礼”地回避帝号，但张明远语气坦然，理由自成一体，他也不好发作，只得讪讪表示会将此意回报。
使者退出后，张明远对众人道：“孙权称帝，三分天下名分既定。此于我而言，既是挑战，亦是机遇。”
“挑战在于，魏、蜀、吴皆以帝王之尊自居，我‘玄鼎’制度，在其眼中更是‘异端’，未来联合压制并非不可能。尤其曹魏，司马懿之策已显其将我视为心腹大患。”
“机遇在于，”他目光深远，“三国并立，相互牵制，反而给了我更多发展空间与合纵连横之可能。我不称帝，反少了名分之累，可更灵活地与各方周旋。关键是，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不行帝制，非但不能弱，反而更强、更富、更得人心！要将‘玄鼎’模式，塑造为乱世中一条切实可行的、更具吸引力的‘第四种选择’！”
“外务司依我方才所言，正式回复孙权。对魏、蜀，亦以此原则，保持适当接触，不卑不亢。内部，加速一切建设与准备。三国之鼎已然铸成，而我‘玄鼎’之炉火，要烧得更旺！待其相争疲敝之时，便是我道彰显于世之日！”
孙权的称帝，如同一个正式的仪式，为汉末以来的乱世标定了一个新的坐标——三国时代。曹魏（洛阳）、蜀汉（成都）、东吴（建业）三足鼎立，各自拥有皇帝名号与相对稳定的疆域，形成了表面上的平衡。
然而，在这个传统“三分”的棋局边缘，一个沉默而坚定的“异数”——不行帝制的“玄鼎”，正以逐鹿城为中心，默默生长。它不参与对“正统”的争夺，却以另一种关于秩序与公正的想象，吸引着旧世界失意者的目光，侵蚀着帝王们看似稳固的根基。
洛阳的曹叡在愤怒中加紧内部整肃与北疆防御；成都的诸葛亮在务实中巩固吴蜀联盟，积蓄下次北伐的力量；建业的孙权在得意中谋划着如何在新格局下谋取最大利益；而逐鹿城的张明远，则在超然与务实中，继续深耕他的“新途”，静待时光发酵，等待那或许将颠覆一切旧鼎的新生力量破土而出。
天下三分，然鼎足之隙，已有新苗滋生。旧的平衡已然确立，但新的变数，正在这平衡的阴影下悄然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