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章：锈迹里的勋章
赵桐权推开红星机械厂的生锈铁门时，铰链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惊飞了屋檐下的一群麻雀。厂区里荒草没膝，枯黄的草叶间露出半截生锈的机床，导轨上积着厚厚的灰尘，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蒙尘的微光。
“赵法官，这边。”一个穿工装裤的年轻人在前面引路，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的疤痕——那是三年前在车间被零件划伤的。他是机械厂最后一批学徒，叫王小虎，现在是“老机床修复工作室”的负责人。
赵桐权跟着他穿过废弃的冲压车间，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脚底下不时踢到生锈的螺栓和断裂的传送带。走到车间尽头，一道厚厚的帆布帘挡住了去路，王小虎掀开帘子，里面竟是另一番景象：十几台老旧机床被擦拭得锃亮，车床的卡盘转得平稳，铣床的主轴泛着冷光，几个戴护目镜的工人正围着一台镗床忙碌，金属切削声清脆悦耳，和外面的死寂判若两个世界。
“这些都是周师傅当年亲手调试的机床。”王小虎指着最里面那台立式车床，床身上刻着模糊的“1987”字样，“上周我们拆开主轴箱，发现里面藏着个东西。”
一个戴眼镜的老工人递过来一个铁皮盒，盒子上满是油污，边缘已经锈穿了好几个洞。赵桐权打开盒子，里面铺着一层红绒布，布上放着一枚褪色的奖章，章体是黄铜做的，上面刻着“劳动模范”四个字，背面刻着“1992 红星机械厂”。奖章旁边，裹着一张泛黄的工作证，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工装，笑容憨厚，正是年轻时的周春明。
“这奖章是周师傅当年得的，他总说弄丢了，原来藏在这儿。”老工人叹了口气，“当年厂里评先进，本来该是他的，结果被厂长侄子抢了去，周师傅气得把奖章砸在了机床里，没想到藏了这么多年。”
赵桐权摩挲着奖章上的锈迹，忽然注意到红绒布下面还有一张折叠的纸。展开一看，是份工资条，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周春明”三个字依稀可辨，工资总额那一栏写着“187.5元”，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给小雅买书包，剩20留着交电费。”
“小雅是周师傅的女儿吧？”赵桐权想起卷宗里的记录，周春明入狱时，女儿才六岁。
“是啊，”王小虎点点头，“周师傅出事后，小雅跟着母亲改嫁去了南方，去年才联系上我们，说想回来看看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正说着，车间门口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白衬衫的女子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眼圈红红的。“我是周雅，请问……这里是我父亲以前工作的地方吗？”
赵桐权站起身，看到她手里捏着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周春明抱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站在这台立式车床前，背景里能看到“安全生产”的标语。
“是，这就是你父亲当年负责的机床。”赵桐权把铁皮盒递给她，“我们在机床里找到的。”
周雅颤抖着打开盒子，看到奖章和工资条，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指着工资条上的小字，哽咽着说：“这书包我记得！是红色的，上面印着米老鼠，我背了整整五年，直到边角磨破了还舍不得扔……”
老工人突然说：“周师傅当年总说，这台机床的主轴最稳，能车出0.01毫米的误差，他说等小雅长大了，就用这机床给她车个银镯子。”
周雅哭得更凶了，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个用红绳系着的银镯子，镯子上刻着简单的花纹，边缘有些变形。“这是我去年在母亲遗物里找到的，母亲说，是父亲入狱前连夜打的，没来得及给我就被抓走了……”
赵桐权看着镯子上熟悉的纹路，忽然想起周春明再审时说过的话：“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就对不起我女儿，答应给她做的镯子，到现在都没兑现。”
“周师傅没骗你。”老工人拿起镯子，走到车床前，熟练地换上刀具，“这纹路是他最擅长的‘缠枝莲’，当年他给厂里姑娘做嫁妆，都刻这个花纹。”他把镯子固定在卡盘上，启动车床，刀具轻轻触碰银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原本变形的边缘被一点点扯平，花纹变得清晰起来。
周雅站在机床旁，看着旋转的镯子，仿佛看到了父亲当年工作的样子。阳光透过车间的破窗，照在她脸上，泪水折射出细碎的光。
赵桐权走出车间，看到王小虎正在给一台旧铣床换齿轮，齿轮上的锈迹被砂纸磨掉后，露出锃亮的金属本色。“我们打算把这些机床修好了开个展览馆，让年轻人知道，当年的工人是怎么干活的。”王小虎擦了把汗，“周师傅的案子平反后，好多老工友都回来帮忙，说要把这厂子的故事留下来。”
赵桐权走到厂区的公告栏前，栏上还贴着九十年代的通知，纸张已经脆得一碰就碎，但“周春明 技术标兵”的字样依然清晰。公告栏旁边，新钉了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周春明同志，1965-2023，原红星机械厂车工，1992年劳动模范（补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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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周雅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枚奖章，把它别在了衬衫上。“我母亲说，父亲总在梦里念叨这台机床，说主轴箱里的齿轮该上油了。”她指着车床的铭牌，“你们看，这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是他亲手刻的。”
赵桐权凑近一看，果然在铭牌角落看到“周春明 1992.10.15”的刻字，字迹很深，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法律文书更能证明清白——比如机床里藏了三十年的奖章，比如父亲给女儿刻在铭牌上的承诺，比如老工友们记得的那些关于“周师傅”的零碎往事。
夕阳西下时，车间里的机床陆续停了下来，老工人们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周雅跟着他们走出车间，手里的铁皮盒在暮色中闪着微光。赵桐权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觉得，周春明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的汗水渗进了机床的导轨，他的笑声藏在了齿轮的咬合里，他未说出口的委屈和骄傲，都被这台老机床好好地守着，直到有一天，被人轻轻拂去尘埃，重新见光。
离开厂区时，赵桐权回头望了一眼，夕阳给生锈的铁门镀上了一层金边，仿佛给这沉默了三十年的时光，挂上了一枚迟到的勋章。他知道，周春明的故事还没结束——王小虎说要把银镯子的图案刻在机床护罩上，周雅说要把父亲的日记整理成书，老工人们说要在车间门口立块石碑，刻上所有被冤枉过的工友名字。
有些公道，或许会晚到，但只要有人记得，有人在乎，就永远不算缺席。就像这台老机床，哪怕锈迹斑斑，只要有人愿意给它上油、调试，照样能转出精准的刻度，转出那些被偷走的时光里，最该被铭记的重量。
赵桐权推开红星机械厂的生锈铁门时，铰链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惊飞了屋檐下的一群麻雀。厂区里荒草没膝，枯黄的草叶间露出半截生锈的机床，导轨上积着厚厚的灰尘，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蒙尘的微光。
“赵法官，这边。”一个穿工装裤的年轻人在前面引路，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的疤痕——那是三年前在车间被零件划伤的。他是机械厂最后一批学徒，叫王小虎，现在是“老机床修复工作室”的负责人。
赵桐权跟着他穿过废弃的冲压车间，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脚底下不时踢到生锈的螺栓和断裂的传送带。走到车间尽头，一道厚厚的帆布帘挡住了去路，王小虎掀开帘子，里面竟是另一番景象：十几台老旧机床被擦拭得锃亮，车床的卡盘转得平稳，铣床的主轴泛着冷光，几个戴护目镜的工人正围着一台镗床忙碌，金属切削声清脆悦耳，和外面的死寂判若两个世界。
“这些都是周师傅当年亲手调试的机床。”王小虎指着最里面那台立式车床，床身上刻着模糊的“1987”字样，“上周我们拆开主轴箱，发现里面藏着个东西。”
一个戴眼镜的老工人递过来一个铁皮盒，盒子上满是油污，边缘已经锈穿了好几个洞。赵桐权打开盒子，里面铺着一层红绒布，布上放着一枚褪色的奖章，章体是黄铜做的，上面刻着“劳动模范”四个字，背面刻着“1992 红星机械厂”。奖章旁边，裹着一张泛黄的工作证，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工装，笑容憨厚，正是年轻时的周春明。
“这奖章是周师傅当年得的，他总说弄丢了，原来藏在这儿。”老工人叹了口气，“当年厂里评先进，本来该是他的，结果被厂长侄子抢了去，周师傅气得把奖章砸在了机床里，没想到藏了这么多年。”
赵桐权摩挲着奖章上的锈迹，忽然注意到红绒布下面还有一张折叠的纸。展开一看，是份工资条，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周春明”三个字依稀可辨，工资总额那一栏写着“187.5元”，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给小雅买书包，剩20留着交电费。”
“小雅是周师傅的女儿吧？”赵桐权想起卷宗里的记录，周春明入狱时，女儿才六岁。
“是啊，”王小虎点点头，“周师傅出事后，小雅跟着母亲改嫁去了南方，去年才联系上我们，说想回来看看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正说着，车间门口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白衬衫的女子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眼圈红红的。“我是周雅，请问……这里是我父亲以前工作的地方吗？”
赵桐权站起身，看到她手里捏着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周春明抱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站在这台立式车床前，背景里能看到“安全生产”的标语。
“是，这就是你父亲当年负责的机床。”赵桐权把铁皮盒递给她，“我们在机床里找到的。”
周雅颤抖着打开盒子，看到奖章和工资条，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指着工资条上的小字，哽咽着说：“这书包我记得！是红色的，上面印着米老鼠，我背了整整五年，直到边角磨破了还舍不得扔……”
老工人突然说：“周师傅当年总说，这台机床的主轴最稳，能车出0.01毫米的误差，他说等小雅长大了，就用这机床给她车个银镯子。”
周雅哭得更凶了，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个用红绳系着的银镯子，镯子上刻着简单的花纹，边缘有些变形。“这是我去年在母亲遗物里找到的，母亲说，是父亲入狱前连夜打的，没来得及给我就被抓走了……”
赵桐权看着镯子上熟悉的纹路，忽然想起周春明再审时说过的话：“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就对不起我女儿，答应给她做的镯子，到现在都没兑现。”
“周师傅没骗你。”老工人拿起镯子，走到车床前，熟练地换上刀具，“这纹路是他最擅长的‘缠枝莲’，当年他给厂里姑娘做嫁妆，都刻这个花纹。”他把镯子固定在卡盘上，启动车床，刀具轻轻触碰银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原本变形的边缘被一点点扯平，花纹变得清晰起来。
周雅站在机床旁，看着旋转的镯子，仿佛看到了父亲当年工作的样子。阳光透过车间的破窗，照在她脸上，泪水折射出细碎的光。
赵桐权走出车间，看到王小虎正在给一台旧铣床换齿轮，齿轮上的锈迹被砂纸磨掉后，露出锃亮的金属本色。“我们打算把这些机床修好了开个展览馆，让年轻人知道，当年的工人是怎么干活的。”王小虎擦了把汗，“周师傅的案子平反后，好多老工友都回来帮忙，说要把这厂子的故事留下来。”
赵桐权走到厂区的公告栏前，栏上还贴着九十年代的通知，纸张已经脆得一碰就碎，但“周春明 技术标兵”的字样依然清晰。公告栏旁边，新钉了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周春明同志，1965-2023，原红星机械厂车工，1992年劳动模范（补授）。”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时，周雅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枚奖章，把它别在了衬衫上。“我母亲说，父亲总在梦里念叨这台机床，说主轴箱里的齿轮该上油了。”她指着车床的铭牌，“你们看，这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是他亲手刻的。”
赵桐权凑近一看，果然在铭牌角落看到“周春明 1992.10.15”的刻字，字迹很深，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法律文书更能证明清白——比如机床里藏了三十年的奖章，比如父亲给女儿刻在铭牌上的承诺，比如老工友们记得的那些关于“周师傅”的零碎往事。
夕阳西下时，车间里的机床陆续停了下来，老工人们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周雅跟着他们走出车间，手里的铁皮盒在暮色中闪着微光。赵桐权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觉得，周春明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的汗水渗进了机床的导轨，他的笑声藏在了齿轮的咬合里，他未说出口的委屈和骄傲，都被这台老机床好好地守着，直到有一天，被人轻轻拂去尘埃，重新见光。
离开厂区时，赵桐权回头望了一眼，夕阳给生锈的铁门镀上了一层金边，仿佛给这沉默了三十年的时光，挂上了一枚迟到的勋章。他知道，周春明的故事还没结束——王小虎说要把银镯子的图案刻在机床护罩上，周雅说要把父亲的日记整理成书，老工人们说要在车间门口立块石碑，刻上所有被冤枉过的工友名字。
有些公道，或许会晚到，但只要有人记得，有人在乎，就永远不算缺席。就像这台老机床，哪怕锈迹斑斑，只要有人愿意给它上油、调试，照样能转出精准的刻度，转出那些被偷走的时光里，最该被铭记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