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以来，凌野一直比同龄人安静许多。
哭的次数屈指可数，也不会撒欢大笑。
手套破了洞，干活的手冻疮叠水泡，跌青了摔疼了，掌心破了皮，咬咬牙就过去了。
糖葫芦咬第一口，硬脆的糖壳化在嘴里，心里是甜的，第一反应却是无措。
倒不是他生来老成。
只是苦难太早压上他的肩，日子一长就成了寄生的菟丝子，忘不了也扔不掉，只能就这样背着，任其抽干少年的欢喜和稚拙。
一切都隔了层毛玻璃。
双亲过世后，凌野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这两个人是否真的存在过，不然为什么他每天都拼命地回忆，他们的样子还是褪了色。
像两尊太阳下的雪人，一天比一天模糊瘦小，伸手抱一下，就化得更多一些。
到头来，只剩一些怎么都连贯不起来的画面——
最后几年，家里小饭馆开业，炸得满地红的长挂鞭。
枕头边掉了漆的奥特曼，鲜艳的小花丝巾，正月里热热闹闹的灯会，循环着“恭喜发财”的县城商场。
他在中间被父母攥着手，等走回家了，一手沾了烟味，一手是雪花膏的甜香。
填补记忆空隙的，是父亲留给他的那辆车。
早年间国内拉力赛没什么热度，车手的收入勉强糊口。
凌彻伤退后，回乡做了大货车司机，多凶险的路段都愿意接，多急的时效都满口答应，几乎全年无休，俭省到不能再俭省，只为能快点攒下钱。
母亲怕他路上犯困，尽量跟着，一离家就是大半个月。
凌野跟他们长时间共处的机会不多。
除了年节，有印象的几次见面，都是在路上。
八岁时，他跟着父亲出长途，返程路过百公里外的春城。
盛夏天，蝉声吵得人头晕。卡丁车场的铁栏杆外，最后两口冰棍淌了凌野一袖管，黏糊糊的，怎么舔胳膊肘都带点甜味儿。
双人座的亲子车，凌野稚嫩的掌心全是汗，黑眼睛亮晶晶的，兴奋地扭着脸，一会儿看看车头新漆的发车线，一会儿看看身旁吹口哨逗他的父亲。
凌彻想哄他高兴，忍着旧伤把油门踩得轰鸣，三两圈开下来，速度越来越快，轮胎侧漂移的声响锋利，似能划破黯淡的人生。
一张入场票能开五分钟。
太阳落山时，父亲的钱包换成了一摞厚厚的票，塞满了凌野的裤兜。
他的脸在头盔里闷得通红，未曾体验过的风将那颗小小的心脏吹轻了，战栗着欢腾着，打着旋往天上飞。
场地七点关门，那天赶上卡丁车俱乐部的孩子训练，提前一小时清场。
大喇叭吱吱响，老板喊了好几声，凌野没舍得走，顶着满头的汗扒在栏杆上，看那群同龄人亮闪闪的新头盔，闻着机油味和火烫的沥青发痴。
凌野从不伸手要什么。
过年凌彻带回来的俄罗斯巧克力，一板十六块，他宝贝得不行，怕放屋里烤化了，咸菜缸边拿砖垒个坑藏着，上学放学，小心地巡视一遍又一遍。
巧克力留着吃，能从雪窝子里吃到开春。
但兜里的一叠入场券，撕过就失效了，成了满地的鞭炮壳，热闹后只剩寂寞。
卡丁车场最后一盏灯灭了。
父亲喊他走，凌野应了声好，身子转回过来了，脚却像生了根似地拔不出来。
他留恋这里，又怕自己的留恋成了家里的负担，趁着系鞋带低头吸鼻子，咬着牙把眼泪憋了回去。
凌彻不催他，在他身边猛吸了一口烟。
十块一包的红塔山，火星子明明灭灭，映得眼底也是红的。
从春城回家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本以为是一辈子就见一次的世面，结果凌野那年生日，父亲神神秘秘的，不知从哪拉回了辆二手卡丁车。
拖车找朋友借，装卸自己来，坏了的零件全换一遍。新轮胎用不起，就去大赛车场捡人家俱乐部剩下的，蹭得满手都是黏黑的机油。
拧动钥匙，引擎发动的第一下，浓烟呛得一家人咳嗽。
凌野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孩子，咧嘴笑出声。
他被过量的幸福和愧疚冲得发晕，一边笑，眼泪一边止不住地往外淌。
咸咸热热的，湿透了他自己的袖管，又抱着腿去蹭凌彻的，头顶罩下一双脏手，一通乱揉，“车是破了点，我儿子不比别人差”。
林区哪有什么像样的赛道，可最不缺的就是辽阔的荒原，悄悄搭个简陋的场地不算难事。
凌彻没指望他真能开出什么名堂，什么都教。
刹车点怎么找。
下雨了下雪了，路滑怎么过弯。
千斤顶和各种螺丝刀起子怎么用，大寒天抛锚了怎么救，出大车半夜碰上有人偷油，怎么打架不留痕迹又最疼。
血缘是种说不清的庇佑，带来天赋，和无数难以用经验解释的本能。
凌野的进步速度堪称惊人。
寒冬酷暑，放学从仙姨家蹭完饭，回出租屋的路上，他会捏着兜里的小钥匙一路骑车到后山，坐进他最昂贵的玩具，闭上眼听引擎燃动的第一声响。
窗外的风声不再凛冽，烈日不再晃眼。
是凌彻跟他说过的塔克拉玛干，是大漠胡杨，灿灿澄金一眼望不到头，尽是闪光的希望。
再过十年会怎样。
凌野偶尔也会在日记里幻想。
那时候他就是大人了，撞了大运的话，一路过关斩将，当上真正的赛车手，运气差一点，就好好读书。
他相信天道酬勤，只要好好努力，就一定能带着父母去大城市安家，过上好日子。
记忆的断层是在十二岁那年。
G331-111国道，他坐在大车的副驾驶，陪父亲走过许多次。
从黑河到十八站，从十八站到漠河，再从漠河到加格达奇，一千两百公里林海，进大兴安岭唯一的路。
谁都没想到，那天车上拉的的灭火器会碰撞起火。
爆炸的一瞬间，凌彻本能地将他死死罩在身下，另一只手在爆燃的火光里，徒劳地伸向车座后方。
长途大货车都有的后排卧铺，他年轻的母亲穿着新买的漂亮大衣，睡得正香。
半个月后回家，妇联的干部抱着他肩膀哭。
凌野恍惚地坐在后座中间，怀里紧紧抱着简陋的骨灰坛，纱布遮了他视线，耳朵嗡嗡疼，脑袋混沌。
外面是哪儿。
过漠河了没。
母亲睡着前还在说，过了漠河，就快到家了。
哭的次数屈指可数，也不会撒欢大笑。
手套破了洞，干活的手冻疮叠水泡，跌青了摔疼了，掌心破了皮，咬咬牙就过去了。
糖葫芦咬第一口，硬脆的糖壳化在嘴里，心里是甜的，第一反应却是无措。
倒不是他生来老成。
只是苦难太早压上他的肩，日子一长就成了寄生的菟丝子，忘不了也扔不掉，只能就这样背着，任其抽干少年的欢喜和稚拙。
一切都隔了层毛玻璃。
双亲过世后，凌野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这两个人是否真的存在过，不然为什么他每天都拼命地回忆，他们的样子还是褪了色。
像两尊太阳下的雪人，一天比一天模糊瘦小，伸手抱一下，就化得更多一些。
到头来，只剩一些怎么都连贯不起来的画面——
最后几年，家里小饭馆开业，炸得满地红的长挂鞭。
枕头边掉了漆的奥特曼，鲜艳的小花丝巾，正月里热热闹闹的灯会，循环着“恭喜发财”的县城商场。
他在中间被父母攥着手，等走回家了，一手沾了烟味，一手是雪花膏的甜香。
填补记忆空隙的，是父亲留给他的那辆车。
早年间国内拉力赛没什么热度，车手的收入勉强糊口。
凌彻伤退后，回乡做了大货车司机，多凶险的路段都愿意接，多急的时效都满口答应，几乎全年无休，俭省到不能再俭省，只为能快点攒下钱。
母亲怕他路上犯困，尽量跟着，一离家就是大半个月。
凌野跟他们长时间共处的机会不多。
除了年节，有印象的几次见面，都是在路上。
八岁时，他跟着父亲出长途，返程路过百公里外的春城。
盛夏天，蝉声吵得人头晕。卡丁车场的铁栏杆外，最后两口冰棍淌了凌野一袖管，黏糊糊的，怎么舔胳膊肘都带点甜味儿。
双人座的亲子车，凌野稚嫩的掌心全是汗，黑眼睛亮晶晶的，兴奋地扭着脸，一会儿看看车头新漆的发车线，一会儿看看身旁吹口哨逗他的父亲。
凌彻想哄他高兴，忍着旧伤把油门踩得轰鸣，三两圈开下来，速度越来越快，轮胎侧漂移的声响锋利，似能划破黯淡的人生。
一张入场票能开五分钟。
太阳落山时，父亲的钱包换成了一摞厚厚的票，塞满了凌野的裤兜。
他的脸在头盔里闷得通红，未曾体验过的风将那颗小小的心脏吹轻了，战栗着欢腾着，打着旋往天上飞。
场地七点关门，那天赶上卡丁车俱乐部的孩子训练，提前一小时清场。
大喇叭吱吱响，老板喊了好几声，凌野没舍得走，顶着满头的汗扒在栏杆上，看那群同龄人亮闪闪的新头盔，闻着机油味和火烫的沥青发痴。
凌野从不伸手要什么。
过年凌彻带回来的俄罗斯巧克力，一板十六块，他宝贝得不行，怕放屋里烤化了，咸菜缸边拿砖垒个坑藏着，上学放学，小心地巡视一遍又一遍。
巧克力留着吃，能从雪窝子里吃到开春。
但兜里的一叠入场券，撕过就失效了，成了满地的鞭炮壳，热闹后只剩寂寞。
卡丁车场最后一盏灯灭了。
父亲喊他走，凌野应了声好，身子转回过来了，脚却像生了根似地拔不出来。
他留恋这里，又怕自己的留恋成了家里的负担，趁着系鞋带低头吸鼻子，咬着牙把眼泪憋了回去。
凌彻不催他，在他身边猛吸了一口烟。
十块一包的红塔山，火星子明明灭灭，映得眼底也是红的。
从春城回家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本以为是一辈子就见一次的世面，结果凌野那年生日，父亲神神秘秘的，不知从哪拉回了辆二手卡丁车。
拖车找朋友借，装卸自己来，坏了的零件全换一遍。新轮胎用不起，就去大赛车场捡人家俱乐部剩下的，蹭得满手都是黏黑的机油。
拧动钥匙，引擎发动的第一下，浓烟呛得一家人咳嗽。
凌野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孩子，咧嘴笑出声。
他被过量的幸福和愧疚冲得发晕，一边笑，眼泪一边止不住地往外淌。
咸咸热热的，湿透了他自己的袖管，又抱着腿去蹭凌彻的，头顶罩下一双脏手，一通乱揉，“车是破了点，我儿子不比别人差”。
林区哪有什么像样的赛道，可最不缺的就是辽阔的荒原，悄悄搭个简陋的场地不算难事。
凌彻没指望他真能开出什么名堂，什么都教。
刹车点怎么找。
下雨了下雪了，路滑怎么过弯。
千斤顶和各种螺丝刀起子怎么用，大寒天抛锚了怎么救，出大车半夜碰上有人偷油，怎么打架不留痕迹又最疼。
血缘是种说不清的庇佑，带来天赋，和无数难以用经验解释的本能。
凌野的进步速度堪称惊人。
寒冬酷暑，放学从仙姨家蹭完饭，回出租屋的路上，他会捏着兜里的小钥匙一路骑车到后山，坐进他最昂贵的玩具，闭上眼听引擎燃动的第一声响。
窗外的风声不再凛冽，烈日不再晃眼。
是凌彻跟他说过的塔克拉玛干，是大漠胡杨，灿灿澄金一眼望不到头，尽是闪光的希望。
再过十年会怎样。
凌野偶尔也会在日记里幻想。
那时候他就是大人了，撞了大运的话，一路过关斩将，当上真正的赛车手，运气差一点，就好好读书。
他相信天道酬勤，只要好好努力，就一定能带着父母去大城市安家，过上好日子。
记忆的断层是在十二岁那年。
G331-111国道，他坐在大车的副驾驶，陪父亲走过许多次。
从黑河到十八站，从十八站到漠河，再从漠河到加格达奇，一千两百公里林海，进大兴安岭唯一的路。
谁都没想到，那天车上拉的的灭火器会碰撞起火。
爆炸的一瞬间，凌彻本能地将他死死罩在身下，另一只手在爆燃的火光里，徒劳地伸向车座后方。
长途大货车都有的后排卧铺，他年轻的母亲穿着新买的漂亮大衣，睡得正香。
半个月后回家，妇联的干部抱着他肩膀哭。
凌野恍惚地坐在后座中间，怀里紧紧抱着简陋的骨灰坛，纱布遮了他视线，耳朵嗡嗡疼，脑袋混沌。
外面是哪儿。
过漠河了没。
母亲睡着前还在说，过了漠河，就快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