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航天学院主楼后面，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苗圃。据说是当年建校时，老教授们带着学生亲手开辟的，种了些耐寒的松柏和月季。秋冬时节，月季凋零，只剩下松柏依然苍翠，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沉默地挺立着。
苗圃一角，新辟了一小片地，用低矮的木栅栏围着，里面翻松的泥土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稻草，看不出种了什么。旁边立着块小木牌，上面用中俄两种语言写着：“友谊的种子——中苏航天未来林”。字是叶菲莫夫院士的手笔，俄文花体飘逸，中文则稍显笨拙，但一横一竖，写得极认真。
这天下午，难得没什么风，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下一点稀薄的暖意。叶菲莫夫院士裹着厚厚的呢子大衣，围着条旧围巾，独自一人来到苗圃。他手里提着个小喷壶，走到那片新翻的地旁边，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拨开一点稻草，看了看下面湿润的泥土，又仔细地盖好。然后，他直起身，望着这片小小的、尚在沉睡的土地，久久出神。
脚步声从后面传来，很轻，带着迟疑。
叶菲莫夫没有回头。来人在他身边站定，也望向那片土地，过了好一会儿，才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低声说：“老师……”
是谢尔盖，他曾经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如今是“鲲鹏”项目动力系统核心攻关组的骨干，也是中苏专家团队里，最沉默、最拼命的一个。
叶菲莫夫终于微微侧过头，看了他一眼。谢尔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胡子拉碴，但那双蓝色的眼睛深处，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火焰，那是只有沉浸在最尖端、也最折磨人的技术难题中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项目……不顺利？”叶芬莫夫用俄语问，声音平缓。
谢尔盖没有立刻回答。他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得肺叶生疼。“第三十七次全工况模拟……振动频谱在百分之九十二额定功率附近，又出现了新的、未预期的耦合模态。巴维尔院士的算法模型预测到了趋势，但实际出现的频率和幅值……超出了边界。我们调整了阻尼参数，重新进行了动平衡修正，但效果……不理想。”
他语速很快，带着压抑的焦虑和疲惫。“叶菲莫夫老师，我觉得……我们可能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现有的结构动力学模型，也许……存在我们没有完全认知的非线性因素。或者，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微变形……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减震基座设计很精妙，但如果激励源本身的特性超出预期……”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问题可能出在“心脏”本身，而不仅仅是“减震”系统。这是最棘手、也最打击士气的情况。
叶菲莫夫静静地听着，目光重新落回那片盖着稻草的土地。半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像是在叙述一个与眼前困境无关的事实：“谢尔盖，你记得‘能源号’的二级发动机，第一次整机试车前夜吗？”
谢尔盖浑身一震。那是近二十年前，在拜科努尔，他还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跟在叶菲莫夫身后打杂。那台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巨型发动机，在试车前最后一次检查中，发现了一个燃料管路焊缝的微小瑕疵。所有人都在争论，是冒险试车，还是推迟至少三个月，拆开重焊。
当时，作为项目副总师的叶菲莫夫，在争吵不休的会议室里，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拆。”第二句是：“我们造的是去月亮的火箭，不是孩子们的玩具。差一丝，就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
后来，他们拆了，重焊，推迟了三个月。再后来，那台发动机的试车成功了，成为了“能源号”腾空的可靠基石。
“我记得，老师。”谢尔盖的声音有些干涩。
“后来，我们成功了。”叶菲莫夫说，目光依然没有离开那片土地，“但成功之前，我们拆了十七次，重做了三十四个主要部件，推翻过三次总体设计方案。图纸堆起来，比这张苗圃还大。”
他顿了顿，终于转过身，看着谢尔盖憔悴的脸：“振动问题，是燃气轮机的心脏病。很复杂，很顽固，像风湿，天气一变就发作。但心脏病，不是绝症。找到病灶，调整心律，加强心肌，它还能跳很多年。”
“可时间……”谢尔盖握紧了拳头，“‘鲲鹏’平台的节点，李总工他们……”
“李振华同志比我们更清楚时间的紧迫。”叶菲莫夫打断他，目光锐利如鹰，“但他把问题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在倒计时面前慌乱。是让我们，找到那个‘病灶’。慌，解决不了问题。绝望，更解决不了。”
他抬起手，指向那片覆盖着稻草的土地：“你看这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但下面，埋着种子。有中国的松柏，也有从列宁格勒我家乡花园里带来的云杉。它们现在睡着，在黑暗的泥土里。很冷，很安静，好像死了。但春天来了，雪化了，它们就会醒过来，钻出来，向着太阳长。”
苗圃一角，新辟了一小片地，用低矮的木栅栏围着，里面翻松的泥土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稻草，看不出种了什么。旁边立着块小木牌，上面用中俄两种语言写着：“友谊的种子——中苏航天未来林”。字是叶菲莫夫院士的手笔，俄文花体飘逸，中文则稍显笨拙，但一横一竖，写得极认真。
这天下午，难得没什么风，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下一点稀薄的暖意。叶菲莫夫院士裹着厚厚的呢子大衣，围着条旧围巾，独自一人来到苗圃。他手里提着个小喷壶，走到那片新翻的地旁边，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拨开一点稻草，看了看下面湿润的泥土，又仔细地盖好。然后，他直起身，望着这片小小的、尚在沉睡的土地，久久出神。
脚步声从后面传来，很轻，带着迟疑。
叶菲莫夫没有回头。来人在他身边站定，也望向那片土地，过了好一会儿，才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低声说：“老师……”
是谢尔盖，他曾经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如今是“鲲鹏”项目动力系统核心攻关组的骨干，也是中苏专家团队里，最沉默、最拼命的一个。
叶菲莫夫终于微微侧过头，看了他一眼。谢尔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胡子拉碴，但那双蓝色的眼睛深处，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火焰，那是只有沉浸在最尖端、也最折磨人的技术难题中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项目……不顺利？”叶芬莫夫用俄语问，声音平缓。
谢尔盖没有立刻回答。他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得肺叶生疼。“第三十七次全工况模拟……振动频谱在百分之九十二额定功率附近，又出现了新的、未预期的耦合模态。巴维尔院士的算法模型预测到了趋势，但实际出现的频率和幅值……超出了边界。我们调整了阻尼参数，重新进行了动平衡修正，但效果……不理想。”
他语速很快，带着压抑的焦虑和疲惫。“叶菲莫夫老师，我觉得……我们可能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现有的结构动力学模型，也许……存在我们没有完全认知的非线性因素。或者，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微变形……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减震基座设计很精妙，但如果激励源本身的特性超出预期……”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问题可能出在“心脏”本身，而不仅仅是“减震”系统。这是最棘手、也最打击士气的情况。
叶菲莫夫静静地听着，目光重新落回那片盖着稻草的土地。半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像是在叙述一个与眼前困境无关的事实：“谢尔盖，你记得‘能源号’的二级发动机，第一次整机试车前夜吗？”
谢尔盖浑身一震。那是近二十年前，在拜科努尔，他还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跟在叶菲莫夫身后打杂。那台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巨型发动机，在试车前最后一次检查中，发现了一个燃料管路焊缝的微小瑕疵。所有人都在争论，是冒险试车，还是推迟至少三个月，拆开重焊。
当时，作为项目副总师的叶菲莫夫，在争吵不休的会议室里，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拆。”第二句是：“我们造的是去月亮的火箭，不是孩子们的玩具。差一丝，就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
后来，他们拆了，重焊，推迟了三个月。再后来，那台发动机的试车成功了，成为了“能源号”腾空的可靠基石。
“我记得，老师。”谢尔盖的声音有些干涩。
“后来，我们成功了。”叶菲莫夫说，目光依然没有离开那片土地，“但成功之前，我们拆了十七次，重做了三十四个主要部件，推翻过三次总体设计方案。图纸堆起来，比这张苗圃还大。”
他顿了顿，终于转过身，看着谢尔盖憔悴的脸：“振动问题，是燃气轮机的心脏病。很复杂，很顽固，像风湿，天气一变就发作。但心脏病，不是绝症。找到病灶，调整心律，加强心肌，它还能跳很多年。”
“可时间……”谢尔盖握紧了拳头，“‘鲲鹏’平台的节点，李总工他们……”
“李振华同志比我们更清楚时间的紧迫。”叶菲莫夫打断他，目光锐利如鹰，“但他把问题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在倒计时面前慌乱。是让我们，找到那个‘病灶’。慌，解决不了问题。绝望，更解决不了。”
他抬起手，指向那片覆盖着稻草的土地：“你看这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但下面，埋着种子。有中国的松柏，也有从列宁格勒我家乡花园里带来的云杉。它们现在睡着，在黑暗的泥土里。很冷，很安静，好像死了。但春天来了，雪化了，它们就会醒过来，钻出来，向着太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