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身离开井口，脚步比来时稳了许多。
雨还在下，打在白大褂上，发出轻微的噼啪声。
我没有撑伞，也不想躲。
身后那五双鞋静静地围成一圈，像一场仪式的句点，又像一个开始。
回到监控室时，凡子还坐在那里，手指悬在暂停键上，眼睛死死盯着屏幕。
他的脸在显示器的冷光下显得发青，嘴唇微微颤抖。
“你看到了？”他声音压得很低，几乎像是自言自语。
我没答，只走近了些。
画面定格在雾气弥漫的井口，三个白袍身影正缓缓淡去。
可就在最边缘，靠近石栏的一角——一道极淡的影子，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正站在最后，光着脚，身形瘦小。
赵满囤。
“这不是第一次。”凡子终于按下回放，画面倒退，时间戳跳回十年前。
他快速拖动进度条，一晚、两晚……每逢新员工第一次值夜班，镜头里的林小舟（或之前的值班人）独自站在井边时，身后总会悄然多出一道影子。
起初是三道，后来四道、五道……如今已有七道，整齐排列，如同列队。
更诡异的是，他们步伐一致，动作同步，完全模仿着前方之人的每一个举动——抬手、转身、敬礼。
“他们不是鬼。”凡子喃喃道，“他们是……影子。”
我盯着屏幕，忽然注意到那些身影穿的衣服不一样。
最前的三人是现在的白大褂，再往后，有人穿九十年代那种涤卡制服，领口别着厂牌；再后面一个，竟是八十年代常见的蓝布衫，袖口磨得发白，腰间还系着帆布工具带。
“不同时代的人。”我说，“都是在这里值过夜的。”
凡子点头：“每一代守夜人，只要真正站过那个位置，做过那个动作……他们的影子，就留下了。”
我们都没说话。空气沉得像浸了水的棉被。
第二天中午，黄二根来了。
他背着个旧帆布包，脸上带着山里人特有的沉默。
他没进办公室，直接把我叫到后院槐树下，从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我爸临走前抄的。”他说，“赵德贵老爷子口述，从1954年开始，所有自愿申请守夜的人名单。”
我接过本子，手指触到纸页时竟有些发抖。
一页页翻过去，名字密密麻麻，按年份排列。
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结局：
“张建国，1956年接任，下井未归。”
“李文斌，1961年接任，退隐失语。”
“陈海清，1973年接任，下井未归。”
一共二十三人。
十七个“下井未归”，六个“退隐失语”。
最后一个名字停在2003年，王建国，编号23，结局写着：“退隐失语。接替者未定，序列中断。”
黄二根看着我：“你们馆里，一直有个编制没人敢填。不是职位空缺，是没人敢签字。这不是诅咒，是岗位。有人守，魂就不乱；没人守，影子就开始排队。”
我猛地想起昨夜那七道影子，整齐列队，亦步亦趋。
他们不是在追我。
他们在等我。
等我做出选择。
那天下午，我去井台边找李春梅。
她正弯腰扫落叶，动作机械而专注。
二十年来，她每天扫三次，风雨无阻。
我蹲下身，帮她把一堆叶子拢进簸箕，忽然发现每片叶子背面都用炭笔写着名字。
字迹很小，但清晰可辨。
“周志明”“吴长福”“韩小川”“王建国”……
全是名录上的守夜人。
我抬头看她。
这个二十年没说过几句话的女人，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睛。
“我男人是第八个。”她说，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他下井前说，只要有人记得，影子就不会散。他们每天都在等，轮到谁。”
她指向井口，那里雨水正顺着石缝往下淌，像眼泪。
“你现在站的位置，是他站过的位置。”
我没再问什么。
有些事，不需要解释。
当你站在那个地方，穿上那身衣服，系上那条白布，你就已经成了序列的一部分。
当晚，我独自回到值班室。
雨又下了起来，敲在铁皮屋顶上，像无数人在轻轻叩门。
我翻开那本尘封已久的值班日志。
首页空白，积着薄灰。
我拿起笔，笔尖顿了顿，然后一笔一划写下：
守夜人林小舟，编号24。
字写完的那一刻，走廊尽头的灯忽明忽暗，仿佛有人走过。
我没有抬头。
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是一个人值夜了。
而在某个角落，大嘴的烟头在黑暗中忽闪了一下。
王师傅站在火化炉前，缓缓合上了记录本。
我握着笔，盯着值班日志上那行字：“守夜人林小舟，编号24。”墨迹未干，铁皮屋顶的雨声忽然停了，像是被什么压住了一样。
空气沉得发闷，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敲在耳膜上。
名单只有二十三人。
十七个“下井未归”，六个“退隐失语”。
可我知道，真正守过这个位置的，不止这些。
大嘴背地里跟我说过，他第一年值夜班时，老王师傅半夜拉他去井边，让他站三分钟，不准说话，不准回头。
他照做了，回来后整整三天没吃下一口饭。
“那是‘认位’。”王师傅后来喝醉时提过一句，“不是谁都能站那儿的，站得住的，影子才肯留。”
我想通了。
影子排队，不是索命，是等接班。
我们以为在躲鬼，其实鬼也在等人。
第二天，我翻出尘封的登记册，用档案室的旧印章补录了三个人的名字。
大嘴，全名陈大勇，1998年入职，十年工龄，曾三次主动替人值“子夜岗”。
我写下他的名字时，手有点抖。
他从没承认过自己是守夜人，可监控里那道穿工装的白影，分明就是他。
王师傅，王德海，1975年进馆，火化组元老，二十年前亲手烧过一具无名童尸——那天之后，他再没让新人单独值夜。
我把他的名字写下去时，窗外忽然刮了阵风，吹得日志哗哗响，像有人在翻页。
最后一个是黄师傅。
黄青山，土凹村最后一代“净阴人”，二十年前主持过井口封煞仪式，七日后暴毙家中，死前只留下一句话：“井没封住，是它放我们走。”
我把这三个名字按时间顺序补进册子，压在值班台最底层抽屉里，上面盖了一本普通排班表。
没声张，也没告诉任何人。
但我知道，他们看见了。
当晚，我调了监控。
23:47，井口起雾，比往常浓。
雾里缓缓走出一道人影，穿现代殡仪工装，肩头还别着工牌——正是大嘴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
他光着脚，站定在队列最末，与其他七道影子排成一条直线。
然后，他轻轻点头。
不是对我，是对前面那些看不见的脸。
我盯着屏幕，喉咙发紧。
这不是幻觉，也不是记忆投影。
这是“认编”。
他接受了编号，成了序列里正式的一员。
第二天清晨，我去值班室取登记册，发现抽屉被动过。
册子翻到了最后一页。
原本空白的纸面上，多出一行字。
墨色很新，但笔迹苍老歪斜，像是用尽力气写下的：
“轮到我了。张建国，1983年入编。”
我愣住。
张建国？
名单上第一个“下井未归”的人，1956年接任，距今快七十年了。
怎么会……现在才“入编”？
我猛地想到什么，冲去人事档案室翻老排班表。
2023年10月17日夜班，原定是我单独值守。
可新贴出的排班表上，第二栏赫然写着：
张建国。
姓名后面没有工号，没有部门，只有一行手写备注：“临时返岗，家属知情同意。”
我盯着那名字，寒意从脚底爬上来。
张建国早已不在人世。可现在，他回来了。
而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他的儿子，韩小川，是我上个月在旧档案袋里见过的名字。
一份退档的守夜申请书上，申请人写着“韩小川”，审批意见栏却是父亲的笔迹：“不准。我不死，你就不能下井。”
那天我没多想。
但现在，我忽然记起，那封申请书的附件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父子俩站在井台边，父亲搂着儿子，笑得很勉强。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当时我没看清。
现在我想起来了。
那是父亲写的：
“我对不起他，没能活着听他叫我一声爸。”
雨还在下，打在白大褂上，发出轻微的噼啪声。
我没有撑伞，也不想躲。
身后那五双鞋静静地围成一圈，像一场仪式的句点，又像一个开始。
回到监控室时，凡子还坐在那里，手指悬在暂停键上，眼睛死死盯着屏幕。
他的脸在显示器的冷光下显得发青，嘴唇微微颤抖。
“你看到了？”他声音压得很低，几乎像是自言自语。
我没答，只走近了些。
画面定格在雾气弥漫的井口，三个白袍身影正缓缓淡去。
可就在最边缘，靠近石栏的一角——一道极淡的影子，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正站在最后，光着脚，身形瘦小。
赵满囤。
“这不是第一次。”凡子终于按下回放，画面倒退，时间戳跳回十年前。
他快速拖动进度条，一晚、两晚……每逢新员工第一次值夜班，镜头里的林小舟（或之前的值班人）独自站在井边时，身后总会悄然多出一道影子。
起初是三道，后来四道、五道……如今已有七道，整齐排列，如同列队。
更诡异的是，他们步伐一致，动作同步，完全模仿着前方之人的每一个举动——抬手、转身、敬礼。
“他们不是鬼。”凡子喃喃道，“他们是……影子。”
我盯着屏幕，忽然注意到那些身影穿的衣服不一样。
最前的三人是现在的白大褂，再往后，有人穿九十年代那种涤卡制服，领口别着厂牌；再后面一个，竟是八十年代常见的蓝布衫，袖口磨得发白，腰间还系着帆布工具带。
“不同时代的人。”我说，“都是在这里值过夜的。”
凡子点头：“每一代守夜人，只要真正站过那个位置，做过那个动作……他们的影子，就留下了。”
我们都没说话。空气沉得像浸了水的棉被。
第二天中午，黄二根来了。
他背着个旧帆布包，脸上带着山里人特有的沉默。
他没进办公室，直接把我叫到后院槐树下，从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我爸临走前抄的。”他说，“赵德贵老爷子口述，从1954年开始，所有自愿申请守夜的人名单。”
我接过本子，手指触到纸页时竟有些发抖。
一页页翻过去，名字密密麻麻，按年份排列。
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结局：
“张建国，1956年接任，下井未归。”
“李文斌，1961年接任，退隐失语。”
“陈海清，1973年接任，下井未归。”
一共二十三人。
十七个“下井未归”，六个“退隐失语”。
最后一个名字停在2003年，王建国，编号23，结局写着：“退隐失语。接替者未定，序列中断。”
黄二根看着我：“你们馆里，一直有个编制没人敢填。不是职位空缺，是没人敢签字。这不是诅咒，是岗位。有人守，魂就不乱；没人守，影子就开始排队。”
我猛地想起昨夜那七道影子，整齐列队，亦步亦趋。
他们不是在追我。
他们在等我。
等我做出选择。
那天下午，我去井台边找李春梅。
她正弯腰扫落叶，动作机械而专注。
二十年来，她每天扫三次，风雨无阻。
我蹲下身，帮她把一堆叶子拢进簸箕，忽然发现每片叶子背面都用炭笔写着名字。
字迹很小，但清晰可辨。
“周志明”“吴长福”“韩小川”“王建国”……
全是名录上的守夜人。
我抬头看她。
这个二十年没说过几句话的女人，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睛。
“我男人是第八个。”她说，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他下井前说，只要有人记得，影子就不会散。他们每天都在等，轮到谁。”
她指向井口，那里雨水正顺着石缝往下淌，像眼泪。
“你现在站的位置，是他站过的位置。”
我没再问什么。
有些事，不需要解释。
当你站在那个地方，穿上那身衣服，系上那条白布，你就已经成了序列的一部分。
当晚，我独自回到值班室。
雨又下了起来，敲在铁皮屋顶上，像无数人在轻轻叩门。
我翻开那本尘封已久的值班日志。
首页空白，积着薄灰。
我拿起笔，笔尖顿了顿，然后一笔一划写下：
守夜人林小舟，编号24。
字写完的那一刻，走廊尽头的灯忽明忽暗，仿佛有人走过。
我没有抬头。
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是一个人值夜了。
而在某个角落，大嘴的烟头在黑暗中忽闪了一下。
王师傅站在火化炉前，缓缓合上了记录本。
我握着笔，盯着值班日志上那行字：“守夜人林小舟，编号24。”墨迹未干，铁皮屋顶的雨声忽然停了，像是被什么压住了一样。
空气沉得发闷，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敲在耳膜上。
名单只有二十三人。
十七个“下井未归”，六个“退隐失语”。
可我知道，真正守过这个位置的，不止这些。
大嘴背地里跟我说过，他第一年值夜班时，老王师傅半夜拉他去井边，让他站三分钟，不准说话，不准回头。
他照做了，回来后整整三天没吃下一口饭。
“那是‘认位’。”王师傅后来喝醉时提过一句，“不是谁都能站那儿的，站得住的，影子才肯留。”
我想通了。
影子排队，不是索命，是等接班。
我们以为在躲鬼，其实鬼也在等人。
第二天，我翻出尘封的登记册，用档案室的旧印章补录了三个人的名字。
大嘴，全名陈大勇，1998年入职，十年工龄，曾三次主动替人值“子夜岗”。
我写下他的名字时，手有点抖。
他从没承认过自己是守夜人，可监控里那道穿工装的白影，分明就是他。
王师傅，王德海，1975年进馆，火化组元老，二十年前亲手烧过一具无名童尸——那天之后，他再没让新人单独值夜。
我把他的名字写下去时，窗外忽然刮了阵风，吹得日志哗哗响，像有人在翻页。
最后一个是黄师傅。
黄青山，土凹村最后一代“净阴人”，二十年前主持过井口封煞仪式，七日后暴毙家中，死前只留下一句话：“井没封住，是它放我们走。”
我把这三个名字按时间顺序补进册子，压在值班台最底层抽屉里，上面盖了一本普通排班表。
没声张，也没告诉任何人。
但我知道，他们看见了。
当晚，我调了监控。
23:47，井口起雾，比往常浓。
雾里缓缓走出一道人影，穿现代殡仪工装，肩头还别着工牌——正是大嘴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
他光着脚，站定在队列最末，与其他七道影子排成一条直线。
然后，他轻轻点头。
不是对我，是对前面那些看不见的脸。
我盯着屏幕，喉咙发紧。
这不是幻觉，也不是记忆投影。
这是“认编”。
他接受了编号，成了序列里正式的一员。
第二天清晨，我去值班室取登记册，发现抽屉被动过。
册子翻到了最后一页。
原本空白的纸面上，多出一行字。
墨色很新，但笔迹苍老歪斜，像是用尽力气写下的：
“轮到我了。张建国，1983年入编。”
我愣住。
张建国？
名单上第一个“下井未归”的人，1956年接任，距今快七十年了。
怎么会……现在才“入编”？
我猛地想到什么，冲去人事档案室翻老排班表。
2023年10月17日夜班，原定是我单独值守。
可新贴出的排班表上，第二栏赫然写着：
张建国。
姓名后面没有工号，没有部门，只有一行手写备注：“临时返岗，家属知情同意。”
我盯着那名字，寒意从脚底爬上来。
张建国早已不在人世。可现在，他回来了。
而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他的儿子，韩小川，是我上个月在旧档案袋里见过的名字。
一份退档的守夜申请书上，申请人写着“韩小川”，审批意见栏却是父亲的笔迹：“不准。我不死，你就不能下井。”
那天我没多想。
但现在，我忽然记起，那封申请书的附件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父子俩站在井台边，父亲搂着儿子，笑得很勉强。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当时我没看清。
现在我想起来了。
那是父亲写的：
“我对不起他，没能活着听他叫我一声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