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殡仪馆的铁门还没开，周哑巴就来了。
我守了一夜，眼皮沉得像压了石头，可那声窸窣的纸张摩擦声还是钻进了耳朵。
他照例把一叠信塞进门缝，转身就走，脚步轻得不像七十岁的人。
我抓起外套冲出去，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雾里，像一缕不该存在的影子。
回到值班室，我抖开那叠信，手指一顿。
其中一封，没有寄件人。
收件栏上，工整地打印着一行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
不是手写，是打印体，和馆里系统自动生成的排班表一模一样。
我翻过信封，里面果然是一张排班表——日期是三天后，班次是夜十二至早八，岗位：守井房。
和系统记录分毫不差。
“这他妈……谁打的？”我低声骂了一句。
凡子赶来时正撞上我盯着那张纸发愣。
他接过信，扫了一眼，眉头立刻锁死。
“周哑巴送的？他每天这个时候来？”
“三年了，”我嗓音干涩，“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送，也没人委托过他。”
凡子立刻调监控。
画面里，周哑巴准时出现在大门口，布鞋踩着湿漉漉的台阶，怀里抱着个旧帆布包。
他从不抬头看摄像头，也不停留，塞完信就走。
风雨无阻，一天不落。
更诡异的是，馆里没人见过他和任何人说话。
包括我们这些值班的，他连眼神都不给。
“他送的不是信。”凡子盯着屏幕，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是名单。”
我心头一震。
名单——谁的？谁列的？又为什么偏偏是吴青山？
我拨通吴青山电话，他接得很快，语气却像被什么压着：“……我知道你们在查什么。”
“你知道个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名字被写在死亡名单上，你还觉得这是巧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脚步声，急促的，像是冲出了家门。
他来了。
吴青山到的时候，眼眶发红，警服都没换，直接冲进锅炉房。
老吴正在铲煤，火光映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吴青山一把夺过铁锹摔在地上，声音炸得整个锅炉房都在抖。
老吴没抬头，继续铲煤，一铲，两铲，煤块砸进炉膛，火星四溅。
“你三岁那年，”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锈铁摩擦，“半夜坐起来，说‘白叔叔们来接班了’。你娘不信，打了你一巴掌，说小孩胡话。可第二天你就开始发烧，烧了七天，不吃不喝，就睁着眼，盯着房梁。”
他缓缓抬头，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儿子脸上。
“第三天夜里，你说：‘他们穿白袍，三个，一个高，一个矮，中间那个断了手指。’”
吴青山脸色刷地白了。
我站在门口，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这三个特征——高、矮、中间断指——正是王师傅描述的“白袍三兄弟”。
老吴指了指锅炉上方那张泛黄的合影。
三人并肩站着，穿着五十年代的工装，站在一口井边。
其中一人袖口别着一枚铜扣，样式古旧，边缘磨损严重。
吴青山走近，伸手碰了照片。
“这扣子……”他声音发颤，“和我的警徽……一模一样。”
我猛地想起什么——吴青山的警徽，是祖传的。
他父亲给的，说曾祖父是民国巡警。
可这张照片，是1954年。
时间对不上。
除非……这枚扣子，从来就不是警徽。
而是“标识”。
我转身就走。
我得知道周哑巴到底是谁。
我跟着他第二天清晨的路线，一路尾随到镇西的荒庙。
庙门歪斜，香火断了十几年，可庙里地面干净得不像没人来过。
正中央没神像，只有一块青石碑，表面刻满名字，密密麻麻，像蚁群爬过。
我蹲下身，一行行看过去。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时间，精确到分钟。
有人写“归队：2018.11.03 04:22”，有人是“接令：2009.06.15 23:08”。
没有重复，没有遗漏，像某种……运行了多年的系统。
我手指颤抖着往下翻，直到碑底。
那里，刻着一个我熟悉的名字：
林建国 2003.07.19 凌晨3:17
我父亲。
死亡时间，分秒不差。
我跪在地上，喉咙像被铁钳夹住。
父亲死于突发心梗，那天我十二岁，凌晨三点十七分，他坐起身，说了一句“他们来了”，然后倒下，再没醒来。
原来他不是发病。
他是……被接走了。
我抬头看向石碑顶端，风吹动残破的屋檐，发出吱呀声，像有人在低语。
这庙不是庙。
是登记处。
周哑巴不是邮差。
他是递名册的人。
而我们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名单上。
我踉跄着回到殡仪馆，天还没亮透。
凡子在监控室等我，脸色比我还难看。
“我查了系统。”他指着屏幕，“排班表是自动生成的，算法封闭，权限最高。但刚才……我试了下，能进。”
他顿了顿，眼神忽然变得锐利。
“我可以删掉吴青山的名字。”他说，“也能拔掉打印机电源。物理断开，不留痕迹。”
我盯着他。
“然后呢？”
“然后看它会不会再出现。”他说，“如果名单是活的，它会自己补上。”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点了点头。
凡子起身，走向机房。
我站在窗前，望着外头灰蒙蒙的天。
三天后，是吴青山的班。
可现在，他已经不在系统里了。
门轻轻响了一下。
我回头。
周哑巴又来了。
他塞进来的信封，封口完好，收件栏上，依旧是那行打印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我盯着那封信，手心发麻。
信封还是昨天那一模一样的牛皮纸，边角磨损得恰到好处，像是被谁反复摩挲过。
可这一次，它不是孤零零地塞进门缝——它躺在锅炉房烟囱内壁，被一层薄薄的煤灰托着，像供奉在祭坛上的祭品。
凡子亲自爬上去取下来的，下来时脸白得像纸，一句话没说，只把信递给我。
里面除了那张排班表，还有一张泛黄的蜡笔画。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吴青山。
小时候的他，圆脸，短胳膊短腿，穿着蓝背带裤，正被一个穿白袍的人牵着手。
那人身形瘦长，脸是空白的，但袖口别着一枚铜扣，和他现在警徽一模一样。
他父母站在井边，表情呆滞，眼睛直勾勾望着画外，像是在看我们。
而井口上方，三个白袍人并肩而立：一个高得不自然，一个矮得佝偻，中间那个……右手缺了根手指。
正是老吴描述过的“白袍三兄弟”。
“这画……他小时候真画过？”我问凡子，声音干得冒火。
凡子点头：“他娘留下的。说他五岁那年，半夜爬起来画的，画完就撕了。她偷偷拼好藏了起来。”
我喉咙发紧。
那晚的发烧、呓语、盯着房梁的眼睛——不是病。
是他们来过。
而这张画，本该锁在吴青山家老柜子里，连他都以为早就丢了。
名单能自己补上名字，信能出现在烟囱内壁，连被藏了二十多年的画都能送到我们手里……这不是鬼。
这是规矩。
是某种比死亡还准时的东西，在运转。
我去找吴青山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井口了。
井是老井，早封了多年，水泥盖板压得死死的，可他蹲在那儿，像是听见了什么。
我没敢靠近，只隔着十步远站着。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空得吓人。
然后他掏出警官证，狠狠摔在地上。
“我不认这命！”他吼的那一刻，风突然停了。
井口上方的空气像水波一样晃了一下。
他转身要走，可就在他抬脚的瞬间——
一声钟响，从井底传来。
不是金属的，也不是电子的，更像是……骨头敲在石头上。
第二声。
第三声。
我数着，浑身汗毛倒竖。吴青山也停下了，一动不动。
第四、五、六……直到第二十五声。
最后一声落定，整片厂区安静得连呼吸都像打雷。
他缓缓回头。
排班表从井口升了起来。
纸是湿的，边缘滴着水，墨迹没晕开，反而清晰得刺眼。
上面只有一行字：
吴青山，已到岗。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然后他低头。
他的警靴……变了。
崭新的白布鞋，鞋面干净得不像穿过，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是小孩穿的那种布鞋底，一朵梅花印在脚掌心。
和井口边那双失踪多年的童鞋，一模一样。
我张了张嘴，想喊他。
可他没动。
远处雾里，周哑巴背着邮包，缓缓走来。
他没看我们，只是抬起手，把又一封信塞进包里。
火漆封口，印着一只睁开的眼睛——长在额头中央。
风起了。
吴青山站在原地，像一尊刚立下的碑。
我没再上前。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来到井口。
水泥盖板完好，四周无人。
可就在我准备离开时，脚边露出一角塑料。
我弯腰捡起。
是吴青山的警官证。
外壳上凝着水珠，像是刚从井底捞出来。我用袖子擦了擦，翻开。
照片上的人……我看不清脸。
那张本该是他的脸，模糊得像被水泡过，五官融成一团灰影。
而职务栏那一行字，原本印着“协警”，现在却被墨迹晕染开来，像泪痕一样，拉出一道斜痕。
隐约看得出几个字：
守夜人见习
我守了一夜，眼皮沉得像压了石头，可那声窸窣的纸张摩擦声还是钻进了耳朵。
他照例把一叠信塞进门缝，转身就走，脚步轻得不像七十岁的人。
我抓起外套冲出去，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雾里，像一缕不该存在的影子。
回到值班室，我抖开那叠信，手指一顿。
其中一封，没有寄件人。
收件栏上，工整地打印着一行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
不是手写，是打印体，和馆里系统自动生成的排班表一模一样。
我翻过信封，里面果然是一张排班表——日期是三天后，班次是夜十二至早八，岗位：守井房。
和系统记录分毫不差。
“这他妈……谁打的？”我低声骂了一句。
凡子赶来时正撞上我盯着那张纸发愣。
他接过信，扫了一眼，眉头立刻锁死。
“周哑巴送的？他每天这个时候来？”
“三年了，”我嗓音干涩，“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送，也没人委托过他。”
凡子立刻调监控。
画面里，周哑巴准时出现在大门口，布鞋踩着湿漉漉的台阶，怀里抱着个旧帆布包。
他从不抬头看摄像头，也不停留，塞完信就走。
风雨无阻，一天不落。
更诡异的是，馆里没人见过他和任何人说话。
包括我们这些值班的，他连眼神都不给。
“他送的不是信。”凡子盯着屏幕，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是名单。”
我心头一震。
名单——谁的？谁列的？又为什么偏偏是吴青山？
我拨通吴青山电话，他接得很快，语气却像被什么压着：“……我知道你们在查什么。”
“你知道个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名字被写在死亡名单上，你还觉得这是巧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脚步声，急促的，像是冲出了家门。
他来了。
吴青山到的时候，眼眶发红，警服都没换，直接冲进锅炉房。
老吴正在铲煤，火光映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吴青山一把夺过铁锹摔在地上，声音炸得整个锅炉房都在抖。
老吴没抬头，继续铲煤，一铲，两铲，煤块砸进炉膛，火星四溅。
“你三岁那年，”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锈铁摩擦，“半夜坐起来，说‘白叔叔们来接班了’。你娘不信，打了你一巴掌，说小孩胡话。可第二天你就开始发烧，烧了七天，不吃不喝，就睁着眼，盯着房梁。”
他缓缓抬头，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儿子脸上。
“第三天夜里，你说：‘他们穿白袍，三个，一个高，一个矮，中间那个断了手指。’”
吴青山脸色刷地白了。
我站在门口，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这三个特征——高、矮、中间断指——正是王师傅描述的“白袍三兄弟”。
老吴指了指锅炉上方那张泛黄的合影。
三人并肩站着，穿着五十年代的工装，站在一口井边。
其中一人袖口别着一枚铜扣，样式古旧，边缘磨损严重。
吴青山走近，伸手碰了照片。
“这扣子……”他声音发颤，“和我的警徽……一模一样。”
我猛地想起什么——吴青山的警徽，是祖传的。
他父亲给的，说曾祖父是民国巡警。
可这张照片，是1954年。
时间对不上。
除非……这枚扣子，从来就不是警徽。
而是“标识”。
我转身就走。
我得知道周哑巴到底是谁。
我跟着他第二天清晨的路线，一路尾随到镇西的荒庙。
庙门歪斜，香火断了十几年，可庙里地面干净得不像没人来过。
正中央没神像，只有一块青石碑，表面刻满名字，密密麻麻，像蚁群爬过。
我蹲下身，一行行看过去。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时间，精确到分钟。
有人写“归队：2018.11.03 04:22”，有人是“接令：2009.06.15 23:08”。
没有重复，没有遗漏，像某种……运行了多年的系统。
我手指颤抖着往下翻，直到碑底。
那里，刻着一个我熟悉的名字：
林建国 2003.07.19 凌晨3:17
我父亲。
死亡时间，分秒不差。
我跪在地上，喉咙像被铁钳夹住。
父亲死于突发心梗，那天我十二岁，凌晨三点十七分，他坐起身，说了一句“他们来了”，然后倒下，再没醒来。
原来他不是发病。
他是……被接走了。
我抬头看向石碑顶端，风吹动残破的屋檐，发出吱呀声，像有人在低语。
这庙不是庙。
是登记处。
周哑巴不是邮差。
他是递名册的人。
而我们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名单上。
我踉跄着回到殡仪馆，天还没亮透。
凡子在监控室等我，脸色比我还难看。
“我查了系统。”他指着屏幕，“排班表是自动生成的，算法封闭，权限最高。但刚才……我试了下，能进。”
他顿了顿，眼神忽然变得锐利。
“我可以删掉吴青山的名字。”他说，“也能拔掉打印机电源。物理断开，不留痕迹。”
我盯着他。
“然后呢？”
“然后看它会不会再出现。”他说，“如果名单是活的，它会自己补上。”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点了点头。
凡子起身，走向机房。
我站在窗前，望着外头灰蒙蒙的天。
三天后，是吴青山的班。
可现在，他已经不在系统里了。
门轻轻响了一下。
我回头。
周哑巴又来了。
他塞进来的信封，封口完好，收件栏上，依旧是那行打印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我盯着那封信，手心发麻。
信封还是昨天那一模一样的牛皮纸，边角磨损得恰到好处，像是被谁反复摩挲过。
可这一次，它不是孤零零地塞进门缝——它躺在锅炉房烟囱内壁，被一层薄薄的煤灰托着，像供奉在祭坛上的祭品。
凡子亲自爬上去取下来的，下来时脸白得像纸，一句话没说，只把信递给我。
里面除了那张排班表，还有一张泛黄的蜡笔画。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吴青山。
小时候的他，圆脸，短胳膊短腿，穿着蓝背带裤，正被一个穿白袍的人牵着手。
那人身形瘦长，脸是空白的，但袖口别着一枚铜扣，和他现在警徽一模一样。
他父母站在井边，表情呆滞，眼睛直勾勾望着画外，像是在看我们。
而井口上方，三个白袍人并肩而立：一个高得不自然，一个矮得佝偻，中间那个……右手缺了根手指。
正是老吴描述过的“白袍三兄弟”。
“这画……他小时候真画过？”我问凡子，声音干得冒火。
凡子点头：“他娘留下的。说他五岁那年，半夜爬起来画的，画完就撕了。她偷偷拼好藏了起来。”
我喉咙发紧。
那晚的发烧、呓语、盯着房梁的眼睛——不是病。
是他们来过。
而这张画，本该锁在吴青山家老柜子里，连他都以为早就丢了。
名单能自己补上名字，信能出现在烟囱内壁，连被藏了二十多年的画都能送到我们手里……这不是鬼。
这是规矩。
是某种比死亡还准时的东西，在运转。
我去找吴青山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井口了。
井是老井，早封了多年，水泥盖板压得死死的，可他蹲在那儿，像是听见了什么。
我没敢靠近，只隔着十步远站着。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空得吓人。
然后他掏出警官证，狠狠摔在地上。
“我不认这命！”他吼的那一刻，风突然停了。
井口上方的空气像水波一样晃了一下。
他转身要走，可就在他抬脚的瞬间——
一声钟响，从井底传来。
不是金属的，也不是电子的，更像是……骨头敲在石头上。
第二声。
第三声。
我数着，浑身汗毛倒竖。吴青山也停下了，一动不动。
第四、五、六……直到第二十五声。
最后一声落定，整片厂区安静得连呼吸都像打雷。
他缓缓回头。
排班表从井口升了起来。
纸是湿的，边缘滴着水，墨迹没晕开，反而清晰得刺眼。
上面只有一行字：
吴青山，已到岗。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然后他低头。
他的警靴……变了。
崭新的白布鞋，鞋面干净得不像穿过，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是小孩穿的那种布鞋底，一朵梅花印在脚掌心。
和井口边那双失踪多年的童鞋，一模一样。
我张了张嘴，想喊他。
可他没动。
远处雾里，周哑巴背着邮包，缓缓走来。
他没看我们，只是抬起手，把又一封信塞进包里。
火漆封口，印着一只睁开的眼睛——长在额头中央。
风起了。
吴青山站在原地，像一尊刚立下的碑。
我没再上前。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来到井口。
水泥盖板完好，四周无人。
可就在我准备离开时，脚边露出一角塑料。
我弯腰捡起。
是吴青山的警官证。
外壳上凝着水珠，像是刚从井底捞出来。我用袖子擦了擦，翻开。
照片上的人……我看不清脸。
那张本该是他的脸，模糊得像被水泡过，五官融成一团灰影。
而职务栏那一行字，原本印着“协警”，现在却被墨迹晕染开来，像泪痕一样，拉出一道斜痕。
隐约看得出几个字：
守夜人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