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崩溃的序曲
1915年3月11日，清晨5时17分，新沙佩勒地区的黎明来得犹豫不决。
低垂的云层与未散的硝烟交织成厚重的灰色帷幕，能见度勉强维持在百米之内。地面仍因昨日的战斗而震颤——不是物理上的震动，而是一种萦绕不去的余波，仿佛大地本身在恐惧地喘息。
在新沙佩勒教堂残存的钟楼顶端，德军炮兵观测员奥伯格夫雷特·卡尔·海因里希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战前是汉堡港口领航员的中年士官，此刻正将眼睛紧贴在一台蔡司20倍望远镜上，缓慢而系统地扫视着英军防线后方。
他的观测点经过精心伪装：钟楼仅存的半截尖顶被沙袋和破碎的瓦砾加固，望远镜从一道狭窄的裂缝伸出，外面覆盖着沾染泥土的帆布。从这里，他可以俯瞰整个新沙佩勒突出部及后方数公里的区域。
5时23分，他的呼吸突然停滞。
“指挥部，这里是‘鹰眼一号’。”他对着野战电话的手柄低语，声音因极力压抑激动而嘶哑，“观察到英军后方异常调动。坐标区域d-7至d-9，利斯河公路沿线。”
他调整望远镜焦距，确认自己所见并非幻觉：“大量步兵纵队正沿公路向西北方向运动……至少有营级规模。等一下……还有辎重车辆，马车和少量机动车辆，速度很快……这是有组织的撤退迹象。”
电话另一端，第六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的值班军官瞬间清醒：“确认吗，鹰眼？能估算规模吗？”
海因里希再次扫描。晨雾正逐渐变薄，视野有所改善。他看见更多细节：士兵们背着全副装备，但队列松散，没有保持标准的行军间距；马车装载着显然是拆卸下来的火炮零件和弹药箱；几名军官骑着马在队伍旁来回奔驰，似乎在催促加快速度。
“确认。初步估算至少两个营的步兵，加上炮兵和后勤单位。这还只是我能看到的公路段。请求增派观测员确认其他区域。”
消息如电流般通过尚存的电话线传至六公里外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这座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被征用的修道院地下酒窖里，石墙上挂着巨大的作战地图，煤油灯在低矮的拱顶下投下摇曳的光影。
冯·法尔肯海因少将已经连续三十六个小时未眠，但此刻他的眼中没有丝毫倦意。他站在地图前，手指轻轻敲击着代表英军突出部的红色图钉区域，仿佛在弹奏某种无声的乐章。
“他们想跑。”他喃喃自语，声音在寂静的酒窖中清晰可闻，“意料之中，但时机比预想的早。”
参谋长冯·阿尼姆上校走到他身边，手中拿着刚刚译出的航空侦察初步报告：“将军，黎明起飞的侦察机发回碎片信息——英军后方确有大规模调动迹象，但晨雾干扰了观察精度。”
“不需要精确了。”法尔肯海因的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一道弧线，从新沙佩勒突出部指向西北方向的利斯河谷，“一旦撤退开始，特别是仓促的撤退，就会产生自己的动力。而动力一旦失控……”
他没有说完，但参谋们都知道后半句：就会变成溃败。
“命令所有单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法尔肯海因转身面对作战参谋团，语速快而清晰，“炮兵观测员加倍，重点监视英军所有可能的撤退路线：利斯河公路、圣维南小道、莫莱特磨坊后方通道。通知航空队，天气允许就增加侦察架次，我要覆盖整个战区的地面态势。”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锐利如刀：“同时，命令前线部队做好出击准备。但记住——不是现在。我们要等，等英国人自己把绞索套在脖子上。”
“将军，如果他们真的是有序撤退呢？”年轻的作战参谋谨慎地问道。
“那么我们会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追击战。”法尔肯海因承认，“但以我对英国人的了解，以他们当前的通讯状态和士气……不。一旦撤退开始，就会有人抢先，有人落后，命令传达会混乱，恐惧会蔓延。而恐惧，先生们，是战场上最具传染性的疾病。”
命令迅速传达。沿着长达八公里的战线，德军士兵从休息中被唤醒，检查武器，补充弹药，军官们召开紧急会议。一种猎手般的直觉在整条防线上弥漫——猎物正在松动。
与此同时，在英军防线后方约三公里处，第8师指挥部正经历着相反的进程。
这座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半塌的农庄地下室里，条件比德军的修道院酒窖恶劣得多。漏水从破损的顶棚滴落，在地面积成小水洼；唯一的照明是几盏煤油灯，烟雾缭绕；通讯设备散乱地堆放在木箱上，大部分已经无法使用。
师长亚瑟·哈罗德少将——一个五十三岁的职业军人，以谨慎和遵守条令着称——正站在地图桌前，手中捏着一张刚刚由密码军官解译的密电。煤油灯的光映在他脸上，照出了深刻的皱纹和灰败的脸色。
电文简短而残酷：
“陆军部命令：鉴于新沙佩勒突出部态势恶化，为避免更大损失，授权你部在确保有序前提下，撤至第二道预设防线——‘绿线’。撤退必须在3月11日完成。黑格。”
“‘有序前提下’。”哈罗德重复着这个词，声音中充满苦涩，“他们知道‘有序’在这个情况下意味着什么吗？”
参谋长约翰·埃弗里特上校——一个精瘦的约克郡人，脸上有一道从南非战争留下的伤疤——走到地图前：“将军，我们的通讯状况几乎不可能保证有序撤退。根据最新报告，电话线被炸毁了70%以上，而且还在持续被德军炮火破坏。传令兵的伤亡率……超过40%。”
他指向地图上几个关键节点：“更糟的是，许多前沿单位已经失去了与旅部的直接联系。他们不知道友邻的位置，不知道撤退序列，甚至不知道命令是否已经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撤退……”
“会变成溃败。”哈罗德替他说完，“我知道，约翰。我们都知道。”
两人沉默地看着地图。上面用彩色图钉和铅笔线标注着部队位置，但大多数标记已经过时数小时。真实的前线早已支离破碎，变成了一系列相互孤立的据点，而非连贯的防线。
“如果我们不撤，”哈罗德最终说，“德军今天一定会发动总攻。他们占领了教堂，控制了我们的补给线，炮兵完成了重新部署。我们的部队弹药不足，食物短缺，伤员无法后送。坚守下去的结果……可能是全军覆没。”
埃弗里特点头，表情痛苦：“但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撤退，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只是换一种方式。”
哈罗德闭上眼睛，深深吸气。当他再次睁眼时，眼中只剩下军人面对必败抉择时的决绝：“传达命令。各旅自今日8时起，按预定序列交替掩护撤退。炮兵优先撤出，然后是后勤单位，最后是步兵。第24旅负责断后。”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同时，通知所有单位：任何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持纪律。”
埃弗里特敬礼：“是，将军。愿上帝保佑我们。”
但两人都知道，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了。即使通讯完好，从命令下达到前线单位接收、理解、执行，也需要至少两到三小时。而在当前条件下，许多单位可能永远收不到命令，或者收到时已经太迟。
更致命的是，撤退计划基于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前提：部队仍保持完整建制，防线仍基本连贯。现实是，经过两天的血战，大多数营级单位已损失30%到50%的人员，指挥链多处断裂，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
崩溃的序曲已经奏响，只等待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第二章：第一个裂缝
清晨6时30分，天色终于挣脱了晨雾的束缚，将苍白的光洒在新沙佩勒突出部最北端的“莫莱特磨坊”阵地。
这片阵地曾经确实有一座磨坊——一座建于18世纪的石砌建筑，带有巨大的水车。现在，磨坊只剩下半堵墙，水车变成了一堆扭曲的木头和铁件。周围的田野布满了弹坑，有些弹坑直径超过二十英尺，积满了浑浊的血水。
约克郡轻步兵团第2营的残部就守在这里。这个营在战前是约克郡的骄傲，由当地的矿工、农夫和工匠组成，以坚韧和团结着称。但在过去36小时里，他们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原编制812人，现在还能端起步枪的不足300。营长詹姆斯·考威尔中尉——一个年仅24岁的牛津大学古典学毕业生，战前计划成为教师——此刻看起来像四十岁的中年人。他的军官制服破烂不堪，沾满泥土和血污；左耳在一次炮击中被弹片削掉了一半，只用绷带草草包扎；眼睛布满血丝，眼袋深重。
“中尉，b连报告说他们的机枪只剩最后三条弹带了！”传令兵二等兵托马斯·基钦气喘吁吁地爬进指挥所——一个由磨坊地窖改建的半塌掩体。
考威尔看了看怀表：6时31分。距离预定撤退时间还有89分钟。
89分钟。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这不过是一节课堂、一趟火车旅程、一次下午茶的时间。但在这里，在新沙佩勒的血腥前沿，89分钟可能意味着永恒。
“告诉b连连长莫里斯上尉，”考威尔的声音因疲惫而嘶哑，“节约弹药，必要时可以放弃前沿哨位，向主阵地收缩。但必须保持警戒，防止德军——”
话音未落，世界碎裂了。
那不是之前经历的炮击——那种虽然恐怖但已有心理准备的轰击。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集中了三个炮兵团全部火力的“告别礼炮”。
第一波炮弹落在阵地前沿，炸飞了残存的铁丝网和鹿砦。第二波落在主阵地后方，切断了与旅部的联系通道。第三波，也是最致命的一波，直接覆盖了阵地本身。
炮弹的呼啸声汇合成持续不断的尖啸，爆炸的闪光连成一片灼目的光海。大地在疯狂颤抖，掩体顶部的原木咯吱作响，尘土和碎屑如雨点般落下。
考威尔被冲击波掀翻在地。他挣扎着爬起，耳朵里只有尖锐的耳鸣和模糊的轰鸣。传令兵基钦躺在地上，一块弹片嵌入了他的颈部，鲜血正汩汩涌出。年轻人的眼睛圆睁，嘴唇无声地开合，仿佛在询问为什么。
“医护兵！”考威尔嘶喊，但声音淹没在爆炸声中。
炮击持续了整整十二分钟——对阵地上的士兵而言，这十二分钟如同永恒。当爆炸声终于停歇，取而代之的是伤员的惨叫、建筑物的坍塌声，以及一种诡异的、压迫耳膜的寂静。
考威尔冲出掩体，眼前的景象让他心脏骤停。
前沿阵地完全消失了。那里曾经有三道堑壕、五个机枪巢、一个迫击炮阵地，驻守着A连的九十多名士兵。现在，那里只有连绵的、重叠的巨大弹坑，最大的直径超过三十英尺，边缘还在冒着青烟。弹坑里散落着扭曲的金属碎片、破碎的木材，以及……人体残骸。
一段肠子挂在一根突出的钢筋上；一只穿着靴子的脚孤零零地躺在弹坑边缘；更远处，半具躯干仰面朝天，军服被完全撕碎，露出惨白的肋骨。
但最可怕的景象还在后面。
透过逐渐散去的硝烟，考威尔看见德军正在集结——不是连级规模，不是营级规模，而是至少两个满编营的兵力。他们以教科书般的散兵线展开，军官在前，士官在后，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步伐坚定地向磨坊阵地推进。
距离大约四百码，还在步枪有效射程之外，但每分钟都在接近。
“上帝啊……”考威尔喃喃道。他知道，以现有兵力、弹药和士气，绝对守不住了。即使每个士兵都是神枪手，即使每发子弹都能致命，他们也挡不住这波进攻。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那面旗帜。
在德军进攻队列前方约五十码处，一面巨大的黑十字帝国战旗在晨风中猎猎招展。而在旗帜下方，一门临时改装的77毫米野战炮正被六名士兵推入射击位置——炮口直指磨坊仅存的半堵墙，也就是指挥所所在的位置。
炮手们动作熟练得令人恐惧：架设炮架，调整射角，装填炮弹。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考威尔瞬间明白了德军的意图：用这门口径不大但精度极高的直射炮，逐个清除阵地上残存的抵抗点。第一炮就会瞄准指挥所。
撤退的本能和军人的职责在脑海中激烈交战。本能说：快跑，现在还来得及，活着才能继续战斗。职责说：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刻，这是军人的荣誉。
他看向周围的士兵。他们大多数是和他一样年轻的约克郡子弟，有些甚至不满十八岁。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恐惧、疲惫和绝望，但眼睛仍然望着他，等待着命令。
考威尔想起了战前在牛津读过的古希腊悲剧。想起了那些面对必败命运仍然选择战斗的英雄。但那是诗歌，是神话。这是现实，是三百条年轻的生命。
最终，本能战胜了职责。
“全体撤离阵地！”他嘶声喊道，声音因恐惧和愧疚而变调，“向后方撤退！立刻！放弃所有重型装备，只带步枪和弹药！”
命令通过尚存的电话线和还能跑动的传令兵迅速传开。然而，在极度紧张、疲惫和恐惧的状态下，“撤离”被理解成了更简单的词语：逃跑。
第一个士兵丢下步枪，跳出堑壕，向后方狂奔。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等等！保持秩序！”军官们试图阻止，但声音被恐慌的浪潮淹没。
考威尔看着这一切，心中涌起巨大的罪恶感。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指挥官能做的最糟糕的决定：在关键时刻放弃了阵地，引发了混乱。
但他也安慰自己：至少，这些人能活下来。至少，他们不会在今天死在这个毫无意义的磨坊废墟里。
他最后看了一眼正在逼近的德军，然后转身加入了撤退的洪流。
第一个裂缝出现了。在战争这座巨大的堤坝上，第一道细微的裂痕已经产生。而现在，压力即将使它扩大、蔓延，最终引发全面崩溃。
第三章：多米诺骨牌
上午7时05分，“莫莱特磨坊”阵地的崩溃像第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相邻阵地属于第23旅第9营。该营的观察哨看到了约克郡团士兵惊慌失措地向后奔跑，听到了远处隐约传来的“撤退！”呼喊。
“长官，右翼的约克郡佬在逃跑！”观察哨兵向连长报告。
连长威廉·卡特上尉——一个三十岁的职业军人——举起望远镜。晨光中，他确实看到数十名士兵正从磨坊方向溃退，队形完全散乱，许多人甚至丢弃了武器。
“电话！”卡特命令，“接通营部！”
但电话线路在昨天的炮击中已被切断，通讯兵尝试修复但未成功。
“传令兵！去营部确认情况！”
年轻的传令兵敬礼后跃出堑壕，但刚跑出不到五十码，就被德军狙击手击中大腿，倒地惨叫。
卡特面临艰难抉择：如果右翼确实已开始全面撤退，而他们原地不动，就会暴露侧翼，可能被德军包围歼灭。但如果撤退是误判或擅自行动，他们放弃阵地就是违抗军令，可能上军事法庭。
他看了看自己的连队：约克郡团第9营d连，满编120人，现在只剩78人能战斗，弹药只剩每人不到二十发，食物昨天就已耗尽。士兵们看着他，眼神中既有期待也有恐惧——期待他下令撤退，恐惧他命令坚守。
最终，生存本能占了上风。
“全连注意！”卡特喊道，“准备撤退！交替掩护！一排先撤，二排掩护，然后轮换！保持秩序！”
命令下达，但执行时立即出现问题。一排士兵跳出堑壕开始后撤，但德军机枪立即开火，子弹追着他们的脚步。二排士兵在恐慌中不等轮换，也跟着开始撤退。
“停下！按顺序来！”卡特嘶吼，但无人听从。
崩溃开始蔓延。第9营的其他连队看到d连撤退，误以为全营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也开始放弃阵地。
消息传到第23旅旅部时，旅长埃德加·莫尔顿准将正在吃早餐——一块硬饼干和一杯冷茶。他冲出掩蔽部，举起望远镜，看到的景象让他血压飙升：整条战线都在松动，士兵像潮水般退却。
“谁下的命令？！”他暴怒地吼道，“我没有下达任何撤退命令！”
“可能是师部的直接命令，将军。”参谋长猜测，“电话线断了，我们收不到消息。”
“那就派骑兵传令兵！立刻！命令所有单位停止撤退，返回阵地！”
但已经太迟了。恐慌一旦传播，就如同瘟疫般无法控制。士兵们看到友邻部队撤退，担心自己被留下，于是纷纷效仿。军官们试图阻止，但往往被裹挟在洪流中，或者因阻挡去路而遭到推搡甚至攻击。
撤退——特别是毫无准备的撤退——是战争中最复杂、最危险的军事行动。它要求严格的纪律、周密的计划、精确的时间控制和有效的通讯。当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时，撤退就会迅速退化为溃退。
德军观察员立即发现了这一变化。
“英军开始撤退！坐标区域c-4至c-6，至少有营级规模部队离开阵地！”观测员的报告通过电话、旗语甚至信鸽传遍德军指挥系统。
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法尔肯海因少将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站在地图桌前，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仿佛在计算时机。参谋们屏息凝神，等待着他的决定。
“全战线！”法尔肯海因突然抓起电话，声音如同出鞘的利刃，“立即转入全面进攻！炮兵延伸射击，封锁所有撤退路线！步兵全线压上！我不要击退，我要歼灭！重复：歼灭！”
命令在七分钟内传达到整个战线。德军炮兵阵地上，炮手们早已准备就绪，炮口根据预先标定的坐标调整角度。
上午7时12分，德军火炮同时怒吼。
这不是随机射击，而是精心计算的死亡交响乐。炮弹不再落在英军阵地上，而是精准地覆盖了后方的道路、桥梁、十字路口、树林边缘——所有可能的撤退通道。
第一轮齐射落在利斯河公路中段。四发150毫米榴弹几乎同时爆炸，将一段长约五十码的路面彻底摧毁。正在通过的一支英军炮兵纵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两门18磅野战炮被炸翻，牵引马匹被炸成碎片，炮手非死即伤。
第二轮齐射覆盖了圣维南小道。这条狭窄的土路是预定的备用撤退路线，此刻挤满了试图避开主要公路的步兵。榴霰弹在空中爆炸，释放出数百枚钢珠，如同死神的镰刀扫过人群。
与此同时，德军步兵从战壕中跃出，开始全线推进。在许多地段，他们几乎未遇抵抗——英军已经放弃了前沿阵地，或者正在混乱中撤退。
汉斯·韦伯下士所在的突击分队在上午7时20分接到了新命令。他们原本在教堂废墟休整，处理伤员，补充弹药。突然的命令打破了短暂的平静。
“集合！紧急命令！”分队指挥官冯·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的声音如同钢铁撞击。
士兵们迅速集结。汉斯检查了装备：步枪子弹还剩二十二发，手枪六发，手榴弹两枚。埃里希的机枪只剩一条半弹带。大多数士兵的情况类似——弹药严重不足，但士气因昨天的胜利而高涨。
“任务变更，”施特拉赫维茨简洁地说，“我们不再固守教堂。新的任务：作为追击先锋，沿利斯河公路向西穿插，赶在英军主力之前，占领圣维南十字路口。”
他展开地图，用匕首尖指着目标点：“这里是三条撤退路线的交汇点：利斯河公路、圣维南小道、莫莱特后方通道。拿下它，我们就切断了至少两个英国师的退路。”
士兵们沉默地听着。他们疲惫不堪，许多人带伤，但眼中燃烧着猎手的光芒——他们闻到了胜利的气息，闻到了猎物惊慌失措的气味。
“注意事项，”施特拉赫维茨继续说，“速度是关键。不要与小股抵抗纠缠，绕过他们，留给后续部队解决。保持队形，保持通讯。我们的目标是路口，不是沿途的零星敌人。”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我知道大家累了。但今天，历史将由我们书写。今天，我们将把新沙佩勒变成英国人的滑铁卢。为了德意志！”
“为了德意志！”士兵们低吼，声音中混合着疲惫和狂热。
追击开始了。德军士兵以惊人的速度在泥泞的田野和废墟间穿行。他们绕过仍在抵抗的小型据点，跳过弹坑，穿过被炸毁的果园。没有欢呼，没有呐喊，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急促的脚步声——这是一支高效、致命、目标明确的猎杀队伍。
汉斯跑在队伍中部，步枪横在胸前，眼睛不断扫视前方和两侧。他看到了溃退的英军士兵——有些三五成群，有些独自一人，大多丢弃了重型装备，只顾埋头奔跑。
“不要理会！”施特拉赫维茨命令，“继续前进！”
他们像一把烧红的匕首，刺入正在融化的黄油。
第四章：公路上的地狱
上午8时15分，利斯河公路。
这条原本用于连接村庄与城镇的乡村土路，宽度仅能容纳两辆马车并排通行，此刻变成了但丁《神曲》中描绘的地狱景象。
成千上万的英军士兵、伤员、辎重车辆、炮兵牵引车、救护马车，全部挤在这条狭窄的通道上，形成了一条缓慢蠕动的、长达数公里的人流长龙。密度之高，以至于士兵们几乎前胸贴后背，车辆寸步难行。
秩序早已不复存在。撤退序列完全崩溃：炮兵与步兵混杂，伤员与健康士兵争道，军官的坐骑被惊慌的人群阻挡。原本应该负责维持纪律的宪兵队自身也被卷入洪流，失去了控制能力。
“让开！让开！炮兵优先通过！”一名炮兵上尉站在马车上嘶喊，挥舞着手枪。
但无人理会。步兵士兵们推搡着马车，试图挤过去。车夫挥动鞭子，抽打靠近的士兵，引发愤怒的咒骂和推搡。
“保持队列！不要挤！”一名年轻的少尉试图组织自己的排，但声音淹没在数千人的嘈杂声中。
然后，死神降临了。
首先是空中传来的尖锐呼啸——熟悉而又永远陌生的声音。经历过新沙佩勒炮击的老兵们瞬间脸色惨白。
“炮击！卧倒！”
但往哪里卧倒？公路上挤满了人，田野暴露无遮蔽。恐慌如电流般穿过整个人流。
第一轮齐射落在队伍中段。四发150毫米榴弹几乎同时爆炸，冲击波将数十人抛向空中。弹片和碎石呈扇形扩散，切割着血肉之躯。
惨叫声、哭喊声、求救声瞬间压过了所有其他声音。一段人体残骸——无法辨认属于谁——飞越人群，落在一辆马车的车夫座上。车夫呆滞地看着那截还在抽搐的手臂，然后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
“医护兵！这里需要医护兵！”
但医护兵自身难保。一辆标有红十字的救护马车被直接命中，车上伤员和医护人员全部死亡，马车碎片和人体组织散落在方圆三十码内。
恐慌如瘟疫般蔓延、升级。
“快跑啊！”
“德军追上来了！”
“让开！他妈的让开！”
人群开始推搡、奔跑、踩踏。一些士兵丢弃了步枪，甚至脱掉了笨重的装备背包，只为跑得快一点。摔倒的人立刻被后面的人踩过，有些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辆弹药车在混乱中被掀翻，木箱破裂，子弹和炮弹滚落一地。后面的车辆试图绕行，结果车轮陷入路边的泥沼，越挣扎陷得越深。整条公路很快变成了无法通行的堵塞场——被遗弃的车辆、丢弃的装备、倒毙的人和马匹堵塞了每一寸空间。
更糟糕的是，德军机枪火力的加入。
汉斯所在的追击分队已经抵达公路侧翼的一片高地。从这里，他们可以俯瞰下方约两百码处的公路段，视野清晰得令人不安。
“建立火力点！”施特拉赫维茨上尉命令，“机枪组，占领那个土丘！步枪手分散掩护！目标是任何试图维持秩序或组织抵抗的英军人员！”
汉斯趴在一片被炮火削平的灌木丛后，将步枪架在一个土堆上。他透过瞄准镜观察着下方的人间地狱。
瞄准镜中的世界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圆形视野内，这反而让景象更加超现实：一张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一张张无声呐喊的嘴，一双双充满绝望的眼睛。他们不再是士兵，甚至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一群被困在死亡陷阱中的生物。
十字线缓慢移动，寻找有价值的目标。汉斯的训练告诉他：应该优先射击军官、士官、机枪手、通讯兵——任何可能组织抵抗的人。但在这种混乱中，区分变得困难。
最终，十字线停在了一个人影上。
那是一名英军军官，大约三十岁，留着整齐的小胡子，肩章显示是中校。他站在一辆倾覆的马车旁，挥舞着手枪，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什么。即使隔着两百米，即使听不见声音，汉斯也能从他的姿态中读出努力：他在试图恢复秩序，组织防线。
汉斯认识这种类型。战前，他在工厂里见过这样的工头——有能力，有责任感，愿意为集体承担压力。在战场上，这样的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可能真的能扭转局部态势。
军人的理智与某种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在脑海中交战。理智说：他是敌人，他在试图组织抵抗，杀死他是你的职责。人性说：他只是一个人，在绝望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像你在履行你的。
汉斯想起了昨天的那个小列兵，那个他放过一命的孩子。他想起了洼地里的尸体，那个孩子最终还是死了。他想起了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的话：“战争中没有个人，只有任务。”
最终，理智获胜。
他调整呼吸，让十字线稳稳套住军官的胸膛。距离约180米，风速轻微，目标相对静止。完美条件。
枪声被周围的嘈杂淹没。汉斯看到军官身体一震，低头看了看胸口迅速扩散的深色血迹，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仿佛在问：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
然后他缓缓跪倒，左手撑地，右手仍紧握着手枪。几秒钟后，他向前扑倒，脸埋入泥泞中，再也不动。
汉斯面无表情地拉动枪栓，弹壳跳出，在晨光中划出一道微弱的弧线。他寻找下一个目标。
在他右侧约十码处，埃里希操作的08机枪正以稳定的节奏喷吐火舌。埃里希是个优秀的机枪手，他采用短点射：每次三到五发子弹，既保持了精度，又节省了弹药。每条长点射都能撂倒四到五名试图穿越公路或组织抵抗的英军士兵。
“左边！那辆马车！”埃里希大喊，声音因激动而嘶哑。
汉斯转头望去。一辆救护马车——车篷上画着巨大的红十字——正试图冲过封锁。车夫疯狂地鞭打马匹，马车在泥泞中颠簸前进，车篷里隐约可见伤员的轮廓。
“那是救护车！”汉斯身旁的一名年轻士兵喊道，“有红十字！”
埃里希犹豫了，手指悬在扳机上。
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的声音从后方传来：“战场上没有非战斗人员！那辆车可能在运送军官或重要物资！开火！”
军令如山。埃里希咬紧牙关，扣动扳机。
曳光弹在空中划出红色的轨迹，准确命中马匹和车夫。一匹马惨嘶着倒下，马车倾覆，车上的伤员被甩出，在泥地里无助地爬行。一些人试图站起来，但很快被后续的子弹击中。
“停止射击！”施特拉赫维茨突然命令，“让他们过去。”
汉斯和埃里希困惑地看向指挥官。
上尉没有看他们，而是举着望远镜观察远方：“看那边。”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他们看见更多的英军部队正从北面涌来，加入公路上的洪流。人群越来越密集，几乎到了人挤人的地步——在一些路段，士兵们肩并肩，无法自由移动。
“让他们继续聚集，”上尉冷冷地说，嘴角扯出一个近乎残忍的弧度，“等密度足够大……通讯兵！”
通讯兵爬过来：“上尉？”
“联系炮兵观测员。坐标d-12区域，公路弯道处。请求榴霰弹覆盖射击。告诉他们：目标密集，时机完美。”
通讯兵迅速操作野战电话。几分钟后，远方传来了熟悉的呼啸声——但这次不是普通的榴弹，而是专为杀伤人员设计的榴霰弹。
炮弹在人群上空约二十米处爆炸。每一发炮弹释放出三百多枚钢珠，呈锥形向下扩散。效果是毁灭性的。
汉斯从瞄准镜中看到，爆炸点周围的人群如同被无形镰刀收割的麦子，成片倒下。钢珠穿透身体，击碎骨骼，撕裂内脏。幸存者惊恐地四散奔逃，但无处可逃——周围同样拥挤。
第二轮齐射。第三轮。
公路变成了屠宰场。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汇聚成溪流，流入路边的排水沟，将沟水染成暗红色。伤员的惨叫声此起彼伏，但很快减弱——不是因为得到了救治，而是因为失血过多或疼痛休克。
汉斯放下步枪，闭上眼睛。他感到恶心，不是因为血腥，而是因为这种屠杀的高效和冷漠。这不是战斗，不是对抗，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屠杀。
“继续射击，”施特拉赫维茨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目标：任何试图离开公路的团体。不能让他们重新组织。”
汉斯深吸一口气，重新举起步枪。十字线在人群中移动，寻找着有价值的目标。但他发现，在这样的大屠杀中，个人的生死已经毫无意义。无论他杀死一个士兵还是放过一个，都无法改变结局。
他机械地瞄准、射击、拉栓、再瞄准。每一次枪响，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或至少是重伤。但他感觉不到胜利的喜悦，感觉不到复仇的快感，只有一种深沉的、冰冷的虚无。
这就是战争的真实面貌：不是英雄主义的冲锋，不是光荣的牺牲，而是在泥泞和血泊中的缓慢窒息，是年轻生命毫无意义的消逝。
而他，汉斯·韦伯，曾经的机械工程师，现在的德军下士，正是这架巨大死亡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在转动，在履行自己的功能，但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这架机器的最终产品是什么。
上午9时，公路上的屠杀仍在继续。但英军的崩溃已经全面展开，从有组织的撤退演变为彻底的溃败。而这一切，只是开始。
第五章：指挥系统的崩解
上午9时30分，英军第8师指挥部。
亚瑟·哈罗德少将终于收到了第一份关于前线崩溃的完整报告。不是通过正式渠道，而是通过一名侥幸逃脱的骑兵传令兵——他的马被德军炮火炸死，自己徒步跑了三公里，浑身泥泞，左臂中弹，但仍然坚持抵达了师部。
“将军……”传令兵在进入地下室时几乎虚脱，被两名参谋扶住，“全线……全线崩溃了……莫莱特磨坊失守……第23旅正在溃退……公路被炮火封锁……”
哈罗德脸色铁青：“谁下的撤退命令？”
“不……不知道……我们看到约克郡团在跑，就跟着跑了……军官们试图阻止，但控制不住……”
参谋长埃弗里特上校低声说：“将军，看来撤退已经开始，但不是按我们的计划。”
哈罗德闭上眼睛，仿佛在积蓄力量。当他再次睁眼时，眼中只剩下深沉的疲惫和绝望：“通讯状况？”
“更糟了。”通讯军官报告，“主干电话线全部中断。无线电设备在转移中损坏了一部，另一部信号微弱。传令兵派出了十二个，只有三个返回，其余……”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明确：要么死了，要么迷路了，要么加入了溃退。
“与集团军司令部的联系呢？”
“最后一次通讯是两小时前。黑格将军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防线’。之后就中断了。”
哈罗德走到地图桌前。上面的标记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原以为自己的部队还保持着基本建制，控制着连贯的防线。现实是，防线已经瓦解，部队散落各处，敌我混杂。
“将军，我们必须立即转移指挥部。”埃弗里特急切地说，“德军追击部队距离我们可能已不足五公里。侦察兵报告，他们正在快速推进，绕过抵抗点，直插纵深。”
哈罗德看着地图，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他在计算时间、距离、可能性。但所有计算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太晚了。
撤退的关键在于控制和秩序。当控制失去，秩序崩溃，撤退就变成了溃败。而溃败中，指挥系统是最先崩溃的——因为指挥部需要稳定、通讯、情报，而这些在混乱中都不复存在。
“下令销毁所有机密文件和密码本。”哈罗德最终说，声音平静得可怕，“焚烧，不能留下任何可能对德军有价值的东西。”
“将军……”
“指挥部立即向圣奥梅尔转移。”他继续说，“通知还能联系上的所有单位……各自为战，尽力向‘绿线’防线靠拢。如果无法突破，允许……酌情投降。”
参谋们震惊地看着他。最后那句话几乎等于承认失败，等于放弃了作为指挥官的责任。
“将军，我们不能……”埃弗里特试图反对。
“我们能做什么，约翰？”哈罗德打断他，声音中第一次透出情绪——那是混合着愤怒、绝望和愧疚的情绪，“坐在这里等待德军俘虏我们？那样对战争有什么帮助？”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恢复冷静：“执行命令。销毁文件，准备转移。我们……我们在圣奥梅尔重组指挥部，收容溃兵，建立新防线。”
这是委婉的说法，是军事术语的掩饰。实际意思是：我放弃指挥了，我救不了我的部队了，我只能救我自己和指挥部的这些人。
命令传达下去。参谋们开始焚烧文件，浓烟从地下室的通风口冒出。密码军官用锤子砸毁密码机，通讯兵破坏无线电设备。一切有条不紊，却又充满绝望的仓促。
埃弗里特走到哈罗德身边，低声说：“历史会怎么评价我们，将军？”
哈罗德苦笑：“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争，历史会说我们是无能的败军之将。如果我们赢了，历史会说我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做出了艰难但必要的决定’。”
“那么真相呢？”
“真相？”哈罗德望向地下室狭窄的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真相是，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会死，而我们还活着。真相是，无论我们如何粉饰，我们都失败了。作为指挥官，作为军人，作为人，我们都失败了。”
他转身，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指挥了三个月的指挥部，然后戴上军帽：“走吧，约翰。让我们至少活下来，为下次失败做准备。”
指挥部人员在卫兵掩护下开始转移。他们穿过农庄废墟，登上等待的马车和几辆宝贵的汽车，向西北方向驶去。
在他们身后，新沙佩勒地区的英军彻底失去了统一指挥。各旅、各营、各连，甚至各排，都成了孤立的单位，各自为战，各自逃命。
而德军，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正在收紧包围圈。
第六章：全面崩溃
上午10时至下午2时，新沙佩勒地区的英军彻底崩溃。这不是军事术语中的“撤退”或“战术重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崩溃——集体意志的瓦解，纪律的彻底丧失，求生本能对一切军人价值的压倒性胜利。
在利斯河公路沿线，德军的榴霰弹造成了灾难性杀伤。但更致命的是由此引发的恐慌升级。
当士兵们意识到公路是死亡陷阱时，他们开始离开道路，向两侧田野散开。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更安全——田野虽然开阔，但毫无遮蔽，而且德军早已预料到这一点。
“猎杀小组，出动！”施特拉赫维茨上尉命令。
德军追击分队展开成散兵线，每组五到六人，配备机枪或冲锋枪，开始系统地扫荡田野中的溃散英军。他们像猎犬驱赶羊群，将英军向西驱赶，同时从侧翼和后方不断施加压力。
许多英军士兵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投降。
在公路以东约一公里处的一片苹果园废墟里，汉斯所在的小组遇到了典型的场景：大约一个排的英军士兵（实际来自不同单位，临时聚集）躲藏在被炸断的果树和弹坑中。当德军接近时，一名年长的士官——可能四十多岁，灰白头发——站了起来，举起一块白布（实际上是撕破的衬衫）。
“我们投降！不要开枪！”他用带着苏格兰口音的英语喊道。
施特拉赫维茨示意士兵们保持警惕，自己走上前：“放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慢慢走出来！”
英军士兵照做了。他们排成松散的队列，将步枪、手枪、手榴弹堆放在地上。总共三十七人，其中十二人带伤，两人需要担架。
“姓名，单位，军衔。”施特拉赫维茨用流利的英语问道。
那名士官回答：“军士长阿奇博尔德·麦克雷，原属苏格兰皇家步兵团第2营，现在……我也不知道属于什么单位了，长官。”
“军官呢？”
“都死了，或者走散了。”麦克雷的声音疲惫而空洞，“我是这里军衔最高的。”
施特拉赫维茨点点头，转向自己的士兵：“留下两个人看守，其余人继续前进。把他们集中到路边，等后续部队接收。”
汉斯被指定为看守之一。他和另一名年轻士兵负责看管这三十七名俘虏，直到后续部队到达。
俘虏们坐在泥地上，大多数面无表情，少数在低声哭泣或祈祷。汉斯给了他们一些水——从英军尸体上找到的水壶——但没有食物，他自己也没有。
麦克雷军士长坐在汉斯附近，点起一支压皱的香烟——也是从尸体上找到的。他深吸一口，然后咳嗽起来。
“你吸烟？”汉斯用生硬的英语问道。
“平时不抽。”麦克雷说，“但今天……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不是吗？”
汉斯没有回答。他看着这些俘虏，看着他们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看着他们眼中的空洞或恐惧。他们不再是敌人，只是一群穿着军服的普通人，被战争的巨轮碾过，幸存下来。
“我们会怎么样？”一名年轻的俘虏问道，声音颤抖。
“战俘营。”汉斯简单回答，“如果你们配合，不会有生命危险。”
“然后呢？战争结束后呢？”
汉斯沉默了。战争结束后？那似乎是个遥远得无法想象的概念。战争开始才七个月，却感觉已经持续了一辈子。而且，谁说得准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会不会结束？
麦克雷替汉斯回答了：“然后我们回家，孩子。如果还有家可回的话。”
后续部队在一小时后到达——一个德军步兵连，负责收容俘虏和清理战场。汉斯的小组交接后，继续向西追击。
下午1时左右，他们抵达了圣维南十字路口——原定的第一个目标。但这里已经不需要他们占领了。
路口周围散落着数十辆被遗弃的车辆：马车、汽车、甚至两辆装甲车（因燃料耗尽被抛弃）。上百名英军士兵茫然地坐在路边或靠在车轮上，等待被俘。一些人甚至帮助德军士兵维持秩序，指挥新来的俘虏集中。
“继续前进，”施特拉赫维茨上尉没有丝毫停留，“目标改为拉巴塞运河桥梁。如果英国人还保有一丝理智，他们会炸毁桥梁阻止我们追击。我们必须赶在爆破之前控制桥梁。”
分队再次出发。士兵们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从凌晨开始，他们几乎一直在奔跑、战斗、再奔跑。但胜利的气息如同强效兴奋剂，驱使他们继续前进。
途中，他们经过一片被称为“猎人小屋”的小树林。根据地图，这里应该有一个英军临时补给站。
施特拉赫维茨示意队伍停下，派侦察兵前出探查。几分钟后，侦察兵返回报告：“树林里大约有一个连的英军，看起来正在休整，警戒松懈。”
“准备攻击。”上尉简单下令。
汉斯检查了弹药：步枪子弹只剩九发，手枪两发，手榴弹一枚。他看向战友们，从他们的动作可以看出，大家的弹药都不多了。
攻击在下午1时40分开始。德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突入树林，用冲锋枪扫射，投掷手榴弹。战斗短暂而激烈——英军显然没有预料到德军会这么快深入到这里。
汉斯冲进树林，与一名英军士兵在近距离遭遇。两人同时举枪，但汉斯的反应更快——他的子弹击中了对方腹部。英军士兵倒下，但还没有死，他挣扎着试图举枪，汉斯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结束了他的痛苦。
当他转身时，看见埃里希正在与一名英军军官搏斗。军官显然是个大个子，将埃里希按在地上，双手掐住他的喉咙。汉斯冲过去，用刺刀刺入军官的背部。军官身体一僵，然后缓缓倒下。
“谢谢……”埃里希喘息着站起，脖子上有明显的淤青。
战斗在十分钟内结束。英军阵亡十七人，伤二十三人，其余投降。德军只有三人轻伤。
汉斯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个年轻的英军列兵，蜷缩在一棵大树根处，浑身发抖。那孩子看起来不超过十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军服明显不合身——袖子太长，肩膀太宽，显然是匆忙发放的。
当汉斯接近时，男孩惊恐地后退，但身后是大树，无处可逃。
“别杀我……求求你……”他用带着浓重伦敦东区口音的英语哀求，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我……我只是个厨子助手……我不是真正的士兵……”
汉斯看了看他手中已经扔掉的老式李-梅特福步枪——那是英军仓库里的旧货，连前线的二线部队都不愿意用。又看了看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蓝色，清澈，属于一个应该在工厂或农场工作的少年，而不是战场。
他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弗里茨。如果战争没有爆发，弗里茨今年十六岁，应该在职业学校学习机械。但战争爆发了，弗里茨明年就会达到征兵年龄，也许不久后就会站在某个战场上，像这个男孩一样恐惧。
“丢掉武器，往东走，”汉斯用生硬的英语说，指了指后方，“那里有我们的人，投降。不要跑，慢慢走，双手举过头顶。”
男孩如蒙大赦，丢掉了那把几乎不会用的步枪，踉踉跄跄地向东跑去，双手高高举起，像投降，又像某种奇怪的祈祷姿势。
“心软了？”埃里希走过来，递给他一个从英军尸体上找到的水壶。
汉斯喝了一口，是冰冷的甜茶——英军特有的饮料。他品味着那陌生的甜味，仿佛在品尝另一个文明的味道。
“只是觉得……杀死这样一个孩子，对战争结局不会有任何影响。”他最终回答。
埃里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但如果你放了他，而他在将来杀死了我们的士兵呢？”
“那他就是士兵了，不是孩子。”汉斯说，“但今天，他还是个孩子。”
他们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战争中有太多无法回答的问题，太多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思考，只是执行命令，只是生存。
队伍继续前进。圣维南十字路口已经被抛在身后，下一个目标是拉巴塞运河桥梁——英军撤退路线上最后的天然屏障。
下午的阳光透过云层，投下微弱的光影。田野上散布着溃散的英军士兵，他们像受惊的动物般四散奔逃，而德军追击部队像牧羊犬般驱赶、分割、包围他们。
崩溃是全面的、彻底的。英军的指挥系统已经瓦解，建制已经破碎，士气已经崩溃。现在，这场战役的唯一悬念是：德军能取得多大的战果？能俘虏多少人？能推进多远？
而对于像汉斯这样的普通士兵而言，唯一的目标是：继续前进，完成任务，活到战斗结束。
他不知道的是，最残酷的一幕还没有到来。
第七章：拉巴塞运河的最后一幕
下午3时40分，汉斯所在的追击分队终于抵达了拉巴塞运河东岸。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拉巴塞运河是一条人工水道，宽约二十米，深三到四米，水流湍急。河上唯一的桥梁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建于拿破仑时代，宽度仅能容纳一辆马车通行。这座桥原本是连接新沙佩勒地区与后方的重要通道，现在，它成了成千上万英军士兵求生之路上的最后瓶颈。
桥面上挤满了试图西撤的英军士兵和车辆，密度之高，以至于人群几乎无法移动。汉斯从望远镜中看到，人们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一起，推搡、呼喊、咒骂。不时有人被挤下桥梁，落入冰冷的河水中，挣扎几下就被水流冲走。
而在桥的西端，一幕更戏剧性的场景正在上演：一支英军工兵部队正在桥墩上安装炸药——显然准备炸桥阻敌，但桥上的友军让他们无法下手。
工兵军官挥舞着手臂，向桥上的人群喊话，但从东岸听不见声音，只能看到他的手势：后退！后退！我们要炸桥！
桥上的人群要么听不见，要么听懂了但无法后退——后面的人流像潮水般涌来，将他们向前推挤。
“机枪！”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立即下令，“封锁桥面！不要让他们过桥！迫击炮组，瞄准西岸工兵！”
命令迅速执行。德军的机枪架设在东岸的矮坡上，开始向桥面扫射。不是漫射，而是精准的短点射，瞄准桥面最密集的区域。
效果是恐怖而高效的。子弹扫过人体，血肉飞溅。成片的士兵倒下，但后面的人被推搡着继续前进，踩过同伴的尸体，继续涌向对岸。
“上帝啊……”埃里希低声说，手指悬在扳机上，但没有射击。
“继续射击！”施特拉赫维茨的声音冰冷如铁，“这是战争！不是慈悲时刻！”
汉斯强迫自己瞄准。他的目标是西岸的英军工兵——那些试图炸桥的人。从军事角度，这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桥被炸毁，德军的追击就会停止，大量英军将逃脱。
距离约一百五十米，目标相对静止。汉斯屏住呼吸，扣动扳机。
一名工兵倒下，但其他人立刻接替了他的位置。他们知道桥必须炸毁，否则德军将长驱直入。
德军的迫击炮弹开始落在西岸。第一发偏离了目标，在桥头空地爆炸，炸死了几名等待过桥的英军士兵。第二发更接近，弹片击伤了两名工兵。
西岸的英军工兵在伤亡和压力下，最终做出了决定：引爆。
汉斯看见工兵军官挥舞红旗——引爆信号。但就在这一瞬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桥面上，一名英军军官——从肩章看是少校——拔出手枪，向工兵军官射击。子弹击中了工兵军官的肩膀，红旗脱手。
“不准炸桥！”少校嘶声吼道，声音在东岸都能隐约听见，“我的士兵还在桥上！”
内战。英军内部的自相残杀。桥上的部队想要活命，桥西的工兵想要完成任务。
施特拉赫维茨抓住了这个机会：“冲锋！占领桥梁！快！”
德军士兵跃出掩蔽，向桥头冲去。最后的抵抗是绝望而混乱的。一些英军士兵试图还击，但很快被击毙。大多数选择跳入运河——三月的运河水冰冷刺骨，许多人在试图泅渡时因体温过低或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
汉斯冲上桥头，与一名英军军官迎面相遇。军官大约五十岁，灰白头发，手持一把韦伯利左轮手枪。他没有射击，只是看着汉斯，眼神复杂。
“你们赢了，德国佬。”他用标准的德语说，口音纯正得令人惊讶，“我战前在海德堡大学教书。现代语言学。”
汉斯愣住了。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一个学者，一个可能教过像他这样的人文学者。
“放下武器，先生。”汉斯说，不自觉用了敬语。
老教授苦笑，丢下手枪：“请善待我的学生。他们……大多数还是孩子。”
汉斯点点头，示意身后的士兵将教授带下去。当他转身时，看见桥西的英军工兵正在撤退——不是向西，而是向北，显然放弃了炸桥任务。
下午4时15分，德军完全控制了拉巴塞运河桥梁。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立即组织防御，派人检查桥墩，移除了已经安装但未引爆的炸药。
“向师部报告，”上尉命令通讯兵，“桥梁完好控制，追击通道打开。请求指示下一步行动。”
消息传回德军指挥部时，引起了短暂的欢呼。控制运河桥梁意味着英军两个师的主力——超过一万五千人——被彻底切断退路。他们要么投降，要么被歼灭。
但对前线的士兵而言，胜利的喜悦被眼前的恐怖景象冲淡。
桥面上堆积着至少两百具尸体，有些地方尸体重叠达三层。鲜血顺着桥面的缝隙滴落，在河面上形成暗红色的涟漪。伤员的呻吟声此起彼伏，但无人有能力救治他们——德军士兵要巩固阵地，英军士兵要么死了，要么被俘，要么逃散了。
汉斯奉命在桥东岸建立临时战俘营。到晚上8时，营地里已经关押了超过八百名英军俘虏。他们挤在一起，没有食物，没有饮水，很多人带着伤，在春寒中瑟瑟发抖。
埃里希从一辆被遗弃的英军补给车上找到了一些饼干和罐头，分给了俘虏中的伤员。“我们应该给他们些吃的，”他对汉斯说，“至少给伤员处理一下。”
汉斯摇摇头，指了指西岸的方向：“我们自己都不够。后勤跟不上追击速度。而且……”他停顿了一下，“更糟的事情正在发生。”
第八章：黄昏的清算
夜幕降临时，枪声逐渐稀疏，但并未完全停止。新沙佩勒战役以德军的完胜告终，但胜利的代价和战争的残酷在夜色中显露无遗。
初步战果令人震惊：英军阵亡、失踪、被俘总数超过一万一千人，损失火炮56门，机枪数百挺，其他装备物资不计其数。德军伤亡约四千五百人，伤亡比接近2.5:1——这是一次战术上的辉煌胜利。
但对前线的士兵而言，数字毫无意义。他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人间地狱。
汉斯和埃里希奉命在桥梁东岸建立临时战俘营和警戒哨。晚上9时左右，一名德军医务兵——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战前是医学院学生——走过来，脸色异常苍白。
“上士……西岸那边……你们最好去看看。”
汉斯和埃里希交换了一个眼神，跟着医务兵过桥。在西岸的一片洼地里，他们看到了战争中最令人作呕的景象之一。
洼地大约有足球场大小，三面是缓坡，一面通向运河。显然，大约两百多名英军士兵被困在这里——前有运河阻隔，后有德军追兵。他们选择了集体投降，丢弃武器，举起双手。
但追击的德军部队——不是汉斯所在的单位，根据现场痕迹判断，可能是第5猎兵营——显然没有接受投降的意愿，或者根本没有看到投降信号。
洼地里满是尸体。大多数人是在举手投降时被射杀的：胸口、头部中弹。有些甚至是被刺刀捅死——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杀戮。血迹将洼地里的积水染成了暗红色，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上帝啊……”埃里希转过身，剧烈呕吐起来。
汉斯强迫自己看下去。他在尸体中寻找幸存者，但一个也没有。所有眼睛都睁着，空洞地望着天空，仿佛在质问什么。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个在“猎人小屋”树林里放过的小列兵，那个伦敦东区的孩子。此刻他躺在血泊中，胸口有三个弹孔，排列整齐，显然是机枪短点射造成的。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蓝色，清澈，但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光泽。一只手仍半举着，仿佛还在做投降手势。
医务兵低声说：“我问过了附近的其他部队。是第5猎兵营干的。他们说……这些英国人昨天在教堂战斗中打死了他们很多战友。这是报复。”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战争的古老逻辑，最原始也最残酷的逻辑。
汉斯想起自己对这个男孩说的话：“往东走，投降，不要跑，慢慢走，双手举过头顶。”男孩照做了，他活过了树林里的战斗，逃过了公路上的屠杀，穿过了崩溃的洪流，最后来到了这里，举起了双手，然后被子弹击中。
他遵守了汉斯的指示，但指示没有拯救他。
“我们应该……埋了他们吗？”埃里希问，声音颤抖。
汉斯摇摇头：“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工具。而且……”他指了指周围，“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整个新沙佩勒都是坟墓。”
他们默默返回桥东岸。回到临时战俘营时，汉斯看见施特拉赫维茨上尉正在向师部汇报战果。上尉的声音通过野战电话传出，冷静、专业、不带感情：
“……完全控制运河防线，俘虏持续增加，已超过一千人。敌军抵抗基本停止。请求立即派送补给和医护力量。我军伤亡轻微，士气高昂……”
汉斯从他身边走过时，上尉抬头看了他一眼：“韦伯下士，今天表现不错。我会为你申请铁十字勋章。”
汉斯停下脚步，看着上尉，看了很久。月光下，上尉的脸棱角分明，表情平静，仿佛刚刚结束的是一场演习，而不是一场屠杀。
最后，汉斯什么也没说，只是敬了个礼，继续走向自己的岗位。他知道，上尉只是在履行职责，就像他自己一样。他们都在战争这架巨大机器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无论这个角色是什么。
那一夜，汉斯没有睡着。他坐在战俘营外的哨位上，看着星空，听着俘虏们痛苦的呻吟和压抑的哭泣。他摸了摸怀中的金属盒，那些精密的打孔卡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这些卡片代表着另一种逻辑：不是血仇，不是报复，不是以牙还牙，而是数据、计算、效率。如果战争完全由机器来打，会是什么样子？会更人道，还是更残忍？
他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新沙佩勒的胜利是辉煌的，是教科书般的战术胜利。但它没有改变战争的本质：更多的杀戮，更多的仇恨，更深的绝望。而这场胜利本身，可能只是让战争持续更久的燃料。
凌晨时分，汉斯终于疲惫地闭上眼。在短暂的睡梦中，他看见的不是胜利的旗帜，不是授勋的荣耀，而是那个小列兵惊恐的蓝色眼睛，是洼地里血色的积水，是桥面上堆积如山的尸体。
当黎明再次来临时，他知道，这一切远未结束。战争还在继续，还会有更多的新沙佩勒，更多的洼地，更多的血色黎明。
但他也明白，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无论人性多么容易被扭曲，他必须继续战斗。不是为了荣耀，不是为了胜利，甚至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一个更简单的理由：保护身边的人，完成今天的任务，活到明天。
因为只要还有人活着，只要还有人记得，战争就总有一天会结束。而在那之前，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一种希望。
晨光中，汉斯站起身，伸展僵硬的身体。新的一天开始了。战争还在继续。但他还活着，他的战友还活着。这就够了。
至于明天，让明天自己到来吧。
1915年3月11日，清晨5时17分，新沙佩勒地区的黎明来得犹豫不决。
低垂的云层与未散的硝烟交织成厚重的灰色帷幕，能见度勉强维持在百米之内。地面仍因昨日的战斗而震颤——不是物理上的震动，而是一种萦绕不去的余波，仿佛大地本身在恐惧地喘息。
在新沙佩勒教堂残存的钟楼顶端，德军炮兵观测员奥伯格夫雷特·卡尔·海因里希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战前是汉堡港口领航员的中年士官，此刻正将眼睛紧贴在一台蔡司20倍望远镜上，缓慢而系统地扫视着英军防线后方。
他的观测点经过精心伪装：钟楼仅存的半截尖顶被沙袋和破碎的瓦砾加固，望远镜从一道狭窄的裂缝伸出，外面覆盖着沾染泥土的帆布。从这里，他可以俯瞰整个新沙佩勒突出部及后方数公里的区域。
5时23分，他的呼吸突然停滞。
“指挥部，这里是‘鹰眼一号’。”他对着野战电话的手柄低语，声音因极力压抑激动而嘶哑，“观察到英军后方异常调动。坐标区域d-7至d-9，利斯河公路沿线。”
他调整望远镜焦距，确认自己所见并非幻觉：“大量步兵纵队正沿公路向西北方向运动……至少有营级规模。等一下……还有辎重车辆，马车和少量机动车辆，速度很快……这是有组织的撤退迹象。”
电话另一端，第六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的值班军官瞬间清醒：“确认吗，鹰眼？能估算规模吗？”
海因里希再次扫描。晨雾正逐渐变薄，视野有所改善。他看见更多细节：士兵们背着全副装备，但队列松散，没有保持标准的行军间距；马车装载着显然是拆卸下来的火炮零件和弹药箱；几名军官骑着马在队伍旁来回奔驰，似乎在催促加快速度。
“确认。初步估算至少两个营的步兵，加上炮兵和后勤单位。这还只是我能看到的公路段。请求增派观测员确认其他区域。”
消息如电流般通过尚存的电话线传至六公里外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这座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被征用的修道院地下酒窖里，石墙上挂着巨大的作战地图，煤油灯在低矮的拱顶下投下摇曳的光影。
冯·法尔肯海因少将已经连续三十六个小时未眠，但此刻他的眼中没有丝毫倦意。他站在地图前，手指轻轻敲击着代表英军突出部的红色图钉区域，仿佛在弹奏某种无声的乐章。
“他们想跑。”他喃喃自语，声音在寂静的酒窖中清晰可闻，“意料之中，但时机比预想的早。”
参谋长冯·阿尼姆上校走到他身边，手中拿着刚刚译出的航空侦察初步报告：“将军，黎明起飞的侦察机发回碎片信息——英军后方确有大规模调动迹象，但晨雾干扰了观察精度。”
“不需要精确了。”法尔肯海因的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一道弧线，从新沙佩勒突出部指向西北方向的利斯河谷，“一旦撤退开始，特别是仓促的撤退，就会产生自己的动力。而动力一旦失控……”
他没有说完，但参谋们都知道后半句：就会变成溃败。
“命令所有单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法尔肯海因转身面对作战参谋团，语速快而清晰，“炮兵观测员加倍，重点监视英军所有可能的撤退路线：利斯河公路、圣维南小道、莫莱特磨坊后方通道。通知航空队，天气允许就增加侦察架次，我要覆盖整个战区的地面态势。”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锐利如刀：“同时，命令前线部队做好出击准备。但记住——不是现在。我们要等，等英国人自己把绞索套在脖子上。”
“将军，如果他们真的是有序撤退呢？”年轻的作战参谋谨慎地问道。
“那么我们会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追击战。”法尔肯海因承认，“但以我对英国人的了解，以他们当前的通讯状态和士气……不。一旦撤退开始，就会有人抢先，有人落后，命令传达会混乱，恐惧会蔓延。而恐惧，先生们，是战场上最具传染性的疾病。”
命令迅速传达。沿着长达八公里的战线，德军士兵从休息中被唤醒，检查武器，补充弹药，军官们召开紧急会议。一种猎手般的直觉在整条防线上弥漫——猎物正在松动。
与此同时，在英军防线后方约三公里处，第8师指挥部正经历着相反的进程。
这座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半塌的农庄地下室里，条件比德军的修道院酒窖恶劣得多。漏水从破损的顶棚滴落，在地面积成小水洼；唯一的照明是几盏煤油灯，烟雾缭绕；通讯设备散乱地堆放在木箱上，大部分已经无法使用。
师长亚瑟·哈罗德少将——一个五十三岁的职业军人，以谨慎和遵守条令着称——正站在地图桌前，手中捏着一张刚刚由密码军官解译的密电。煤油灯的光映在他脸上，照出了深刻的皱纹和灰败的脸色。
电文简短而残酷：
“陆军部命令：鉴于新沙佩勒突出部态势恶化，为避免更大损失，授权你部在确保有序前提下，撤至第二道预设防线——‘绿线’。撤退必须在3月11日完成。黑格。”
“‘有序前提下’。”哈罗德重复着这个词，声音中充满苦涩，“他们知道‘有序’在这个情况下意味着什么吗？”
参谋长约翰·埃弗里特上校——一个精瘦的约克郡人，脸上有一道从南非战争留下的伤疤——走到地图前：“将军，我们的通讯状况几乎不可能保证有序撤退。根据最新报告，电话线被炸毁了70%以上，而且还在持续被德军炮火破坏。传令兵的伤亡率……超过40%。”
他指向地图上几个关键节点：“更糟的是，许多前沿单位已经失去了与旅部的直接联系。他们不知道友邻的位置，不知道撤退序列，甚至不知道命令是否已经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撤退……”
“会变成溃败。”哈罗德替他说完，“我知道，约翰。我们都知道。”
两人沉默地看着地图。上面用彩色图钉和铅笔线标注着部队位置，但大多数标记已经过时数小时。真实的前线早已支离破碎，变成了一系列相互孤立的据点，而非连贯的防线。
“如果我们不撤，”哈罗德最终说，“德军今天一定会发动总攻。他们占领了教堂，控制了我们的补给线，炮兵完成了重新部署。我们的部队弹药不足，食物短缺，伤员无法后送。坚守下去的结果……可能是全军覆没。”
埃弗里特点头，表情痛苦：“但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撤退，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只是换一种方式。”
哈罗德闭上眼睛，深深吸气。当他再次睁眼时，眼中只剩下军人面对必败抉择时的决绝：“传达命令。各旅自今日8时起，按预定序列交替掩护撤退。炮兵优先撤出，然后是后勤单位，最后是步兵。第24旅负责断后。”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同时，通知所有单位：任何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持纪律。”
埃弗里特敬礼：“是，将军。愿上帝保佑我们。”
但两人都知道，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了。即使通讯完好，从命令下达到前线单位接收、理解、执行，也需要至少两到三小时。而在当前条件下，许多单位可能永远收不到命令，或者收到时已经太迟。
更致命的是，撤退计划基于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前提：部队仍保持完整建制，防线仍基本连贯。现实是，经过两天的血战，大多数营级单位已损失30%到50%的人员，指挥链多处断裂，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
崩溃的序曲已经奏响，只等待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第二章：第一个裂缝
清晨6时30分，天色终于挣脱了晨雾的束缚，将苍白的光洒在新沙佩勒突出部最北端的“莫莱特磨坊”阵地。
这片阵地曾经确实有一座磨坊——一座建于18世纪的石砌建筑，带有巨大的水车。现在，磨坊只剩下半堵墙，水车变成了一堆扭曲的木头和铁件。周围的田野布满了弹坑，有些弹坑直径超过二十英尺，积满了浑浊的血水。
约克郡轻步兵团第2营的残部就守在这里。这个营在战前是约克郡的骄傲，由当地的矿工、农夫和工匠组成，以坚韧和团结着称。但在过去36小时里，他们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原编制812人，现在还能端起步枪的不足300。营长詹姆斯·考威尔中尉——一个年仅24岁的牛津大学古典学毕业生，战前计划成为教师——此刻看起来像四十岁的中年人。他的军官制服破烂不堪，沾满泥土和血污；左耳在一次炮击中被弹片削掉了一半，只用绷带草草包扎；眼睛布满血丝，眼袋深重。
“中尉，b连报告说他们的机枪只剩最后三条弹带了！”传令兵二等兵托马斯·基钦气喘吁吁地爬进指挥所——一个由磨坊地窖改建的半塌掩体。
考威尔看了看怀表：6时31分。距离预定撤退时间还有89分钟。
89分钟。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这不过是一节课堂、一趟火车旅程、一次下午茶的时间。但在这里，在新沙佩勒的血腥前沿，89分钟可能意味着永恒。
“告诉b连连长莫里斯上尉，”考威尔的声音因疲惫而嘶哑，“节约弹药，必要时可以放弃前沿哨位，向主阵地收缩。但必须保持警戒，防止德军——”
话音未落，世界碎裂了。
那不是之前经历的炮击——那种虽然恐怖但已有心理准备的轰击。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集中了三个炮兵团全部火力的“告别礼炮”。
第一波炮弹落在阵地前沿，炸飞了残存的铁丝网和鹿砦。第二波落在主阵地后方，切断了与旅部的联系通道。第三波，也是最致命的一波，直接覆盖了阵地本身。
炮弹的呼啸声汇合成持续不断的尖啸，爆炸的闪光连成一片灼目的光海。大地在疯狂颤抖，掩体顶部的原木咯吱作响，尘土和碎屑如雨点般落下。
考威尔被冲击波掀翻在地。他挣扎着爬起，耳朵里只有尖锐的耳鸣和模糊的轰鸣。传令兵基钦躺在地上，一块弹片嵌入了他的颈部，鲜血正汩汩涌出。年轻人的眼睛圆睁，嘴唇无声地开合，仿佛在询问为什么。
“医护兵！”考威尔嘶喊，但声音淹没在爆炸声中。
炮击持续了整整十二分钟——对阵地上的士兵而言，这十二分钟如同永恒。当爆炸声终于停歇，取而代之的是伤员的惨叫、建筑物的坍塌声，以及一种诡异的、压迫耳膜的寂静。
考威尔冲出掩体，眼前的景象让他心脏骤停。
前沿阵地完全消失了。那里曾经有三道堑壕、五个机枪巢、一个迫击炮阵地，驻守着A连的九十多名士兵。现在，那里只有连绵的、重叠的巨大弹坑，最大的直径超过三十英尺，边缘还在冒着青烟。弹坑里散落着扭曲的金属碎片、破碎的木材，以及……人体残骸。
一段肠子挂在一根突出的钢筋上；一只穿着靴子的脚孤零零地躺在弹坑边缘；更远处，半具躯干仰面朝天，军服被完全撕碎，露出惨白的肋骨。
但最可怕的景象还在后面。
透过逐渐散去的硝烟，考威尔看见德军正在集结——不是连级规模，不是营级规模，而是至少两个满编营的兵力。他们以教科书般的散兵线展开，军官在前，士官在后，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步伐坚定地向磨坊阵地推进。
距离大约四百码，还在步枪有效射程之外，但每分钟都在接近。
“上帝啊……”考威尔喃喃道。他知道，以现有兵力、弹药和士气，绝对守不住了。即使每个士兵都是神枪手，即使每发子弹都能致命，他们也挡不住这波进攻。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那面旗帜。
在德军进攻队列前方约五十码处，一面巨大的黑十字帝国战旗在晨风中猎猎招展。而在旗帜下方，一门临时改装的77毫米野战炮正被六名士兵推入射击位置——炮口直指磨坊仅存的半堵墙，也就是指挥所所在的位置。
炮手们动作熟练得令人恐惧：架设炮架，调整射角，装填炮弹。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考威尔瞬间明白了德军的意图：用这门口径不大但精度极高的直射炮，逐个清除阵地上残存的抵抗点。第一炮就会瞄准指挥所。
撤退的本能和军人的职责在脑海中激烈交战。本能说：快跑，现在还来得及，活着才能继续战斗。职责说：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刻，这是军人的荣誉。
他看向周围的士兵。他们大多数是和他一样年轻的约克郡子弟，有些甚至不满十八岁。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恐惧、疲惫和绝望，但眼睛仍然望着他，等待着命令。
考威尔想起了战前在牛津读过的古希腊悲剧。想起了那些面对必败命运仍然选择战斗的英雄。但那是诗歌，是神话。这是现实，是三百条年轻的生命。
最终，本能战胜了职责。
“全体撤离阵地！”他嘶声喊道，声音因恐惧和愧疚而变调，“向后方撤退！立刻！放弃所有重型装备，只带步枪和弹药！”
命令通过尚存的电话线和还能跑动的传令兵迅速传开。然而，在极度紧张、疲惫和恐惧的状态下，“撤离”被理解成了更简单的词语：逃跑。
第一个士兵丢下步枪，跳出堑壕，向后方狂奔。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等等！保持秩序！”军官们试图阻止，但声音被恐慌的浪潮淹没。
考威尔看着这一切，心中涌起巨大的罪恶感。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指挥官能做的最糟糕的决定：在关键时刻放弃了阵地，引发了混乱。
但他也安慰自己：至少，这些人能活下来。至少，他们不会在今天死在这个毫无意义的磨坊废墟里。
他最后看了一眼正在逼近的德军，然后转身加入了撤退的洪流。
第一个裂缝出现了。在战争这座巨大的堤坝上，第一道细微的裂痕已经产生。而现在，压力即将使它扩大、蔓延，最终引发全面崩溃。
第三章：多米诺骨牌
上午7时05分，“莫莱特磨坊”阵地的崩溃像第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相邻阵地属于第23旅第9营。该营的观察哨看到了约克郡团士兵惊慌失措地向后奔跑，听到了远处隐约传来的“撤退！”呼喊。
“长官，右翼的约克郡佬在逃跑！”观察哨兵向连长报告。
连长威廉·卡特上尉——一个三十岁的职业军人——举起望远镜。晨光中，他确实看到数十名士兵正从磨坊方向溃退，队形完全散乱，许多人甚至丢弃了武器。
“电话！”卡特命令，“接通营部！”
但电话线路在昨天的炮击中已被切断，通讯兵尝试修复但未成功。
“传令兵！去营部确认情况！”
年轻的传令兵敬礼后跃出堑壕，但刚跑出不到五十码，就被德军狙击手击中大腿，倒地惨叫。
卡特面临艰难抉择：如果右翼确实已开始全面撤退，而他们原地不动，就会暴露侧翼，可能被德军包围歼灭。但如果撤退是误判或擅自行动，他们放弃阵地就是违抗军令，可能上军事法庭。
他看了看自己的连队：约克郡团第9营d连，满编120人，现在只剩78人能战斗，弹药只剩每人不到二十发，食物昨天就已耗尽。士兵们看着他，眼神中既有期待也有恐惧——期待他下令撤退，恐惧他命令坚守。
最终，生存本能占了上风。
“全连注意！”卡特喊道，“准备撤退！交替掩护！一排先撤，二排掩护，然后轮换！保持秩序！”
命令下达，但执行时立即出现问题。一排士兵跳出堑壕开始后撤，但德军机枪立即开火，子弹追着他们的脚步。二排士兵在恐慌中不等轮换，也跟着开始撤退。
“停下！按顺序来！”卡特嘶吼，但无人听从。
崩溃开始蔓延。第9营的其他连队看到d连撤退，误以为全营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也开始放弃阵地。
消息传到第23旅旅部时，旅长埃德加·莫尔顿准将正在吃早餐——一块硬饼干和一杯冷茶。他冲出掩蔽部，举起望远镜，看到的景象让他血压飙升：整条战线都在松动，士兵像潮水般退却。
“谁下的命令？！”他暴怒地吼道，“我没有下达任何撤退命令！”
“可能是师部的直接命令，将军。”参谋长猜测，“电话线断了，我们收不到消息。”
“那就派骑兵传令兵！立刻！命令所有单位停止撤退，返回阵地！”
但已经太迟了。恐慌一旦传播，就如同瘟疫般无法控制。士兵们看到友邻部队撤退，担心自己被留下，于是纷纷效仿。军官们试图阻止，但往往被裹挟在洪流中，或者因阻挡去路而遭到推搡甚至攻击。
撤退——特别是毫无准备的撤退——是战争中最复杂、最危险的军事行动。它要求严格的纪律、周密的计划、精确的时间控制和有效的通讯。当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时，撤退就会迅速退化为溃退。
德军观察员立即发现了这一变化。
“英军开始撤退！坐标区域c-4至c-6，至少有营级规模部队离开阵地！”观测员的报告通过电话、旗语甚至信鸽传遍德军指挥系统。
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法尔肯海因少将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站在地图桌前，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仿佛在计算时机。参谋们屏息凝神，等待着他的决定。
“全战线！”法尔肯海因突然抓起电话，声音如同出鞘的利刃，“立即转入全面进攻！炮兵延伸射击，封锁所有撤退路线！步兵全线压上！我不要击退，我要歼灭！重复：歼灭！”
命令在七分钟内传达到整个战线。德军炮兵阵地上，炮手们早已准备就绪，炮口根据预先标定的坐标调整角度。
上午7时12分，德军火炮同时怒吼。
这不是随机射击，而是精心计算的死亡交响乐。炮弹不再落在英军阵地上，而是精准地覆盖了后方的道路、桥梁、十字路口、树林边缘——所有可能的撤退通道。
第一轮齐射落在利斯河公路中段。四发150毫米榴弹几乎同时爆炸，将一段长约五十码的路面彻底摧毁。正在通过的一支英军炮兵纵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两门18磅野战炮被炸翻，牵引马匹被炸成碎片，炮手非死即伤。
第二轮齐射覆盖了圣维南小道。这条狭窄的土路是预定的备用撤退路线，此刻挤满了试图避开主要公路的步兵。榴霰弹在空中爆炸，释放出数百枚钢珠，如同死神的镰刀扫过人群。
与此同时，德军步兵从战壕中跃出，开始全线推进。在许多地段，他们几乎未遇抵抗——英军已经放弃了前沿阵地，或者正在混乱中撤退。
汉斯·韦伯下士所在的突击分队在上午7时20分接到了新命令。他们原本在教堂废墟休整，处理伤员，补充弹药。突然的命令打破了短暂的平静。
“集合！紧急命令！”分队指挥官冯·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的声音如同钢铁撞击。
士兵们迅速集结。汉斯检查了装备：步枪子弹还剩二十二发，手枪六发，手榴弹两枚。埃里希的机枪只剩一条半弹带。大多数士兵的情况类似——弹药严重不足，但士气因昨天的胜利而高涨。
“任务变更，”施特拉赫维茨简洁地说，“我们不再固守教堂。新的任务：作为追击先锋，沿利斯河公路向西穿插，赶在英军主力之前，占领圣维南十字路口。”
他展开地图，用匕首尖指着目标点：“这里是三条撤退路线的交汇点：利斯河公路、圣维南小道、莫莱特后方通道。拿下它，我们就切断了至少两个英国师的退路。”
士兵们沉默地听着。他们疲惫不堪，许多人带伤，但眼中燃烧着猎手的光芒——他们闻到了胜利的气息，闻到了猎物惊慌失措的气味。
“注意事项，”施特拉赫维茨继续说，“速度是关键。不要与小股抵抗纠缠，绕过他们，留给后续部队解决。保持队形，保持通讯。我们的目标是路口，不是沿途的零星敌人。”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我知道大家累了。但今天，历史将由我们书写。今天，我们将把新沙佩勒变成英国人的滑铁卢。为了德意志！”
“为了德意志！”士兵们低吼，声音中混合着疲惫和狂热。
追击开始了。德军士兵以惊人的速度在泥泞的田野和废墟间穿行。他们绕过仍在抵抗的小型据点，跳过弹坑，穿过被炸毁的果园。没有欢呼，没有呐喊，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急促的脚步声——这是一支高效、致命、目标明确的猎杀队伍。
汉斯跑在队伍中部，步枪横在胸前，眼睛不断扫视前方和两侧。他看到了溃退的英军士兵——有些三五成群，有些独自一人，大多丢弃了重型装备，只顾埋头奔跑。
“不要理会！”施特拉赫维茨命令，“继续前进！”
他们像一把烧红的匕首，刺入正在融化的黄油。
第四章：公路上的地狱
上午8时15分，利斯河公路。
这条原本用于连接村庄与城镇的乡村土路，宽度仅能容纳两辆马车并排通行，此刻变成了但丁《神曲》中描绘的地狱景象。
成千上万的英军士兵、伤员、辎重车辆、炮兵牵引车、救护马车，全部挤在这条狭窄的通道上，形成了一条缓慢蠕动的、长达数公里的人流长龙。密度之高，以至于士兵们几乎前胸贴后背，车辆寸步难行。
秩序早已不复存在。撤退序列完全崩溃：炮兵与步兵混杂，伤员与健康士兵争道，军官的坐骑被惊慌的人群阻挡。原本应该负责维持纪律的宪兵队自身也被卷入洪流，失去了控制能力。
“让开！让开！炮兵优先通过！”一名炮兵上尉站在马车上嘶喊，挥舞着手枪。
但无人理会。步兵士兵们推搡着马车，试图挤过去。车夫挥动鞭子，抽打靠近的士兵，引发愤怒的咒骂和推搡。
“保持队列！不要挤！”一名年轻的少尉试图组织自己的排，但声音淹没在数千人的嘈杂声中。
然后，死神降临了。
首先是空中传来的尖锐呼啸——熟悉而又永远陌生的声音。经历过新沙佩勒炮击的老兵们瞬间脸色惨白。
“炮击！卧倒！”
但往哪里卧倒？公路上挤满了人，田野暴露无遮蔽。恐慌如电流般穿过整个人流。
第一轮齐射落在队伍中段。四发150毫米榴弹几乎同时爆炸，冲击波将数十人抛向空中。弹片和碎石呈扇形扩散，切割着血肉之躯。
惨叫声、哭喊声、求救声瞬间压过了所有其他声音。一段人体残骸——无法辨认属于谁——飞越人群，落在一辆马车的车夫座上。车夫呆滞地看着那截还在抽搐的手臂，然后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
“医护兵！这里需要医护兵！”
但医护兵自身难保。一辆标有红十字的救护马车被直接命中，车上伤员和医护人员全部死亡，马车碎片和人体组织散落在方圆三十码内。
恐慌如瘟疫般蔓延、升级。
“快跑啊！”
“德军追上来了！”
“让开！他妈的让开！”
人群开始推搡、奔跑、踩踏。一些士兵丢弃了步枪，甚至脱掉了笨重的装备背包，只为跑得快一点。摔倒的人立刻被后面的人踩过，有些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辆弹药车在混乱中被掀翻，木箱破裂，子弹和炮弹滚落一地。后面的车辆试图绕行，结果车轮陷入路边的泥沼，越挣扎陷得越深。整条公路很快变成了无法通行的堵塞场——被遗弃的车辆、丢弃的装备、倒毙的人和马匹堵塞了每一寸空间。
更糟糕的是，德军机枪火力的加入。
汉斯所在的追击分队已经抵达公路侧翼的一片高地。从这里，他们可以俯瞰下方约两百码处的公路段，视野清晰得令人不安。
“建立火力点！”施特拉赫维茨上尉命令，“机枪组，占领那个土丘！步枪手分散掩护！目标是任何试图维持秩序或组织抵抗的英军人员！”
汉斯趴在一片被炮火削平的灌木丛后，将步枪架在一个土堆上。他透过瞄准镜观察着下方的人间地狱。
瞄准镜中的世界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圆形视野内，这反而让景象更加超现实：一张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一张张无声呐喊的嘴，一双双充满绝望的眼睛。他们不再是士兵，甚至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一群被困在死亡陷阱中的生物。
十字线缓慢移动，寻找有价值的目标。汉斯的训练告诉他：应该优先射击军官、士官、机枪手、通讯兵——任何可能组织抵抗的人。但在这种混乱中，区分变得困难。
最终，十字线停在了一个人影上。
那是一名英军军官，大约三十岁，留着整齐的小胡子，肩章显示是中校。他站在一辆倾覆的马车旁，挥舞着手枪，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什么。即使隔着两百米，即使听不见声音，汉斯也能从他的姿态中读出努力：他在试图恢复秩序，组织防线。
汉斯认识这种类型。战前，他在工厂里见过这样的工头——有能力，有责任感，愿意为集体承担压力。在战场上，这样的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可能真的能扭转局部态势。
军人的理智与某种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在脑海中交战。理智说：他是敌人，他在试图组织抵抗，杀死他是你的职责。人性说：他只是一个人，在绝望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像你在履行你的。
汉斯想起了昨天的那个小列兵，那个他放过一命的孩子。他想起了洼地里的尸体，那个孩子最终还是死了。他想起了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的话：“战争中没有个人，只有任务。”
最终，理智获胜。
他调整呼吸，让十字线稳稳套住军官的胸膛。距离约180米，风速轻微，目标相对静止。完美条件。
枪声被周围的嘈杂淹没。汉斯看到军官身体一震，低头看了看胸口迅速扩散的深色血迹，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仿佛在问：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
然后他缓缓跪倒，左手撑地，右手仍紧握着手枪。几秒钟后，他向前扑倒，脸埋入泥泞中，再也不动。
汉斯面无表情地拉动枪栓，弹壳跳出，在晨光中划出一道微弱的弧线。他寻找下一个目标。
在他右侧约十码处，埃里希操作的08机枪正以稳定的节奏喷吐火舌。埃里希是个优秀的机枪手，他采用短点射：每次三到五发子弹，既保持了精度，又节省了弹药。每条长点射都能撂倒四到五名试图穿越公路或组织抵抗的英军士兵。
“左边！那辆马车！”埃里希大喊，声音因激动而嘶哑。
汉斯转头望去。一辆救护马车——车篷上画着巨大的红十字——正试图冲过封锁。车夫疯狂地鞭打马匹，马车在泥泞中颠簸前进，车篷里隐约可见伤员的轮廓。
“那是救护车！”汉斯身旁的一名年轻士兵喊道，“有红十字！”
埃里希犹豫了，手指悬在扳机上。
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的声音从后方传来：“战场上没有非战斗人员！那辆车可能在运送军官或重要物资！开火！”
军令如山。埃里希咬紧牙关，扣动扳机。
曳光弹在空中划出红色的轨迹，准确命中马匹和车夫。一匹马惨嘶着倒下，马车倾覆，车上的伤员被甩出，在泥地里无助地爬行。一些人试图站起来，但很快被后续的子弹击中。
“停止射击！”施特拉赫维茨突然命令，“让他们过去。”
汉斯和埃里希困惑地看向指挥官。
上尉没有看他们，而是举着望远镜观察远方：“看那边。”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他们看见更多的英军部队正从北面涌来，加入公路上的洪流。人群越来越密集，几乎到了人挤人的地步——在一些路段，士兵们肩并肩，无法自由移动。
“让他们继续聚集，”上尉冷冷地说，嘴角扯出一个近乎残忍的弧度，“等密度足够大……通讯兵！”
通讯兵爬过来：“上尉？”
“联系炮兵观测员。坐标d-12区域，公路弯道处。请求榴霰弹覆盖射击。告诉他们：目标密集，时机完美。”
通讯兵迅速操作野战电话。几分钟后，远方传来了熟悉的呼啸声——但这次不是普通的榴弹，而是专为杀伤人员设计的榴霰弹。
炮弹在人群上空约二十米处爆炸。每一发炮弹释放出三百多枚钢珠，呈锥形向下扩散。效果是毁灭性的。
汉斯从瞄准镜中看到，爆炸点周围的人群如同被无形镰刀收割的麦子，成片倒下。钢珠穿透身体，击碎骨骼，撕裂内脏。幸存者惊恐地四散奔逃，但无处可逃——周围同样拥挤。
第二轮齐射。第三轮。
公路变成了屠宰场。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汇聚成溪流，流入路边的排水沟，将沟水染成暗红色。伤员的惨叫声此起彼伏，但很快减弱——不是因为得到了救治，而是因为失血过多或疼痛休克。
汉斯放下步枪，闭上眼睛。他感到恶心，不是因为血腥，而是因为这种屠杀的高效和冷漠。这不是战斗，不是对抗，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屠杀。
“继续射击，”施特拉赫维茨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目标：任何试图离开公路的团体。不能让他们重新组织。”
汉斯深吸一口气，重新举起步枪。十字线在人群中移动，寻找着有价值的目标。但他发现，在这样的大屠杀中，个人的生死已经毫无意义。无论他杀死一个士兵还是放过一个，都无法改变结局。
他机械地瞄准、射击、拉栓、再瞄准。每一次枪响，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或至少是重伤。但他感觉不到胜利的喜悦，感觉不到复仇的快感，只有一种深沉的、冰冷的虚无。
这就是战争的真实面貌：不是英雄主义的冲锋，不是光荣的牺牲，而是在泥泞和血泊中的缓慢窒息，是年轻生命毫无意义的消逝。
而他，汉斯·韦伯，曾经的机械工程师，现在的德军下士，正是这架巨大死亡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在转动，在履行自己的功能，但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这架机器的最终产品是什么。
上午9时，公路上的屠杀仍在继续。但英军的崩溃已经全面展开，从有组织的撤退演变为彻底的溃败。而这一切，只是开始。
第五章：指挥系统的崩解
上午9时30分，英军第8师指挥部。
亚瑟·哈罗德少将终于收到了第一份关于前线崩溃的完整报告。不是通过正式渠道，而是通过一名侥幸逃脱的骑兵传令兵——他的马被德军炮火炸死，自己徒步跑了三公里，浑身泥泞，左臂中弹，但仍然坚持抵达了师部。
“将军……”传令兵在进入地下室时几乎虚脱，被两名参谋扶住，“全线……全线崩溃了……莫莱特磨坊失守……第23旅正在溃退……公路被炮火封锁……”
哈罗德脸色铁青：“谁下的撤退命令？”
“不……不知道……我们看到约克郡团在跑，就跟着跑了……军官们试图阻止，但控制不住……”
参谋长埃弗里特上校低声说：“将军，看来撤退已经开始，但不是按我们的计划。”
哈罗德闭上眼睛，仿佛在积蓄力量。当他再次睁眼时，眼中只剩下深沉的疲惫和绝望：“通讯状况？”
“更糟了。”通讯军官报告，“主干电话线全部中断。无线电设备在转移中损坏了一部，另一部信号微弱。传令兵派出了十二个，只有三个返回，其余……”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明确：要么死了，要么迷路了，要么加入了溃退。
“与集团军司令部的联系呢？”
“最后一次通讯是两小时前。黑格将军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防线’。之后就中断了。”
哈罗德走到地图桌前。上面的标记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原以为自己的部队还保持着基本建制，控制着连贯的防线。现实是，防线已经瓦解，部队散落各处，敌我混杂。
“将军，我们必须立即转移指挥部。”埃弗里特急切地说，“德军追击部队距离我们可能已不足五公里。侦察兵报告，他们正在快速推进，绕过抵抗点，直插纵深。”
哈罗德看着地图，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他在计算时间、距离、可能性。但所有计算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太晚了。
撤退的关键在于控制和秩序。当控制失去，秩序崩溃，撤退就变成了溃败。而溃败中，指挥系统是最先崩溃的——因为指挥部需要稳定、通讯、情报，而这些在混乱中都不复存在。
“下令销毁所有机密文件和密码本。”哈罗德最终说，声音平静得可怕，“焚烧，不能留下任何可能对德军有价值的东西。”
“将军……”
“指挥部立即向圣奥梅尔转移。”他继续说，“通知还能联系上的所有单位……各自为战，尽力向‘绿线’防线靠拢。如果无法突破，允许……酌情投降。”
参谋们震惊地看着他。最后那句话几乎等于承认失败，等于放弃了作为指挥官的责任。
“将军，我们不能……”埃弗里特试图反对。
“我们能做什么，约翰？”哈罗德打断他，声音中第一次透出情绪——那是混合着愤怒、绝望和愧疚的情绪，“坐在这里等待德军俘虏我们？那样对战争有什么帮助？”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恢复冷静：“执行命令。销毁文件，准备转移。我们……我们在圣奥梅尔重组指挥部，收容溃兵，建立新防线。”
这是委婉的说法，是军事术语的掩饰。实际意思是：我放弃指挥了，我救不了我的部队了，我只能救我自己和指挥部的这些人。
命令传达下去。参谋们开始焚烧文件，浓烟从地下室的通风口冒出。密码军官用锤子砸毁密码机，通讯兵破坏无线电设备。一切有条不紊，却又充满绝望的仓促。
埃弗里特走到哈罗德身边，低声说：“历史会怎么评价我们，将军？”
哈罗德苦笑：“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争，历史会说我们是无能的败军之将。如果我们赢了，历史会说我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做出了艰难但必要的决定’。”
“那么真相呢？”
“真相？”哈罗德望向地下室狭窄的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真相是，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会死，而我们还活着。真相是，无论我们如何粉饰，我们都失败了。作为指挥官，作为军人，作为人，我们都失败了。”
他转身，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指挥了三个月的指挥部，然后戴上军帽：“走吧，约翰。让我们至少活下来，为下次失败做准备。”
指挥部人员在卫兵掩护下开始转移。他们穿过农庄废墟，登上等待的马车和几辆宝贵的汽车，向西北方向驶去。
在他们身后，新沙佩勒地区的英军彻底失去了统一指挥。各旅、各营、各连，甚至各排，都成了孤立的单位，各自为战，各自逃命。
而德军，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正在收紧包围圈。
第六章：全面崩溃
上午10时至下午2时，新沙佩勒地区的英军彻底崩溃。这不是军事术语中的“撤退”或“战术重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崩溃——集体意志的瓦解，纪律的彻底丧失，求生本能对一切军人价值的压倒性胜利。
在利斯河公路沿线，德军的榴霰弹造成了灾难性杀伤。但更致命的是由此引发的恐慌升级。
当士兵们意识到公路是死亡陷阱时，他们开始离开道路，向两侧田野散开。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更安全——田野虽然开阔，但毫无遮蔽，而且德军早已预料到这一点。
“猎杀小组，出动！”施特拉赫维茨上尉命令。
德军追击分队展开成散兵线，每组五到六人，配备机枪或冲锋枪，开始系统地扫荡田野中的溃散英军。他们像猎犬驱赶羊群，将英军向西驱赶，同时从侧翼和后方不断施加压力。
许多英军士兵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投降。
在公路以东约一公里处的一片苹果园废墟里，汉斯所在的小组遇到了典型的场景：大约一个排的英军士兵（实际来自不同单位，临时聚集）躲藏在被炸断的果树和弹坑中。当德军接近时，一名年长的士官——可能四十多岁，灰白头发——站了起来，举起一块白布（实际上是撕破的衬衫）。
“我们投降！不要开枪！”他用带着苏格兰口音的英语喊道。
施特拉赫维茨示意士兵们保持警惕，自己走上前：“放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慢慢走出来！”
英军士兵照做了。他们排成松散的队列，将步枪、手枪、手榴弹堆放在地上。总共三十七人，其中十二人带伤，两人需要担架。
“姓名，单位，军衔。”施特拉赫维茨用流利的英语问道。
那名士官回答：“军士长阿奇博尔德·麦克雷，原属苏格兰皇家步兵团第2营，现在……我也不知道属于什么单位了，长官。”
“军官呢？”
“都死了，或者走散了。”麦克雷的声音疲惫而空洞，“我是这里军衔最高的。”
施特拉赫维茨点点头，转向自己的士兵：“留下两个人看守，其余人继续前进。把他们集中到路边，等后续部队接收。”
汉斯被指定为看守之一。他和另一名年轻士兵负责看管这三十七名俘虏，直到后续部队到达。
俘虏们坐在泥地上，大多数面无表情，少数在低声哭泣或祈祷。汉斯给了他们一些水——从英军尸体上找到的水壶——但没有食物，他自己也没有。
麦克雷军士长坐在汉斯附近，点起一支压皱的香烟——也是从尸体上找到的。他深吸一口，然后咳嗽起来。
“你吸烟？”汉斯用生硬的英语问道。
“平时不抽。”麦克雷说，“但今天……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不是吗？”
汉斯没有回答。他看着这些俘虏，看着他们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看着他们眼中的空洞或恐惧。他们不再是敌人，只是一群穿着军服的普通人，被战争的巨轮碾过，幸存下来。
“我们会怎么样？”一名年轻的俘虏问道，声音颤抖。
“战俘营。”汉斯简单回答，“如果你们配合，不会有生命危险。”
“然后呢？战争结束后呢？”
汉斯沉默了。战争结束后？那似乎是个遥远得无法想象的概念。战争开始才七个月，却感觉已经持续了一辈子。而且，谁说得准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会不会结束？
麦克雷替汉斯回答了：“然后我们回家，孩子。如果还有家可回的话。”
后续部队在一小时后到达——一个德军步兵连，负责收容俘虏和清理战场。汉斯的小组交接后，继续向西追击。
下午1时左右，他们抵达了圣维南十字路口——原定的第一个目标。但这里已经不需要他们占领了。
路口周围散落着数十辆被遗弃的车辆：马车、汽车、甚至两辆装甲车（因燃料耗尽被抛弃）。上百名英军士兵茫然地坐在路边或靠在车轮上，等待被俘。一些人甚至帮助德军士兵维持秩序，指挥新来的俘虏集中。
“继续前进，”施特拉赫维茨上尉没有丝毫停留，“目标改为拉巴塞运河桥梁。如果英国人还保有一丝理智，他们会炸毁桥梁阻止我们追击。我们必须赶在爆破之前控制桥梁。”
分队再次出发。士兵们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从凌晨开始，他们几乎一直在奔跑、战斗、再奔跑。但胜利的气息如同强效兴奋剂，驱使他们继续前进。
途中，他们经过一片被称为“猎人小屋”的小树林。根据地图，这里应该有一个英军临时补给站。
施特拉赫维茨示意队伍停下，派侦察兵前出探查。几分钟后，侦察兵返回报告：“树林里大约有一个连的英军，看起来正在休整，警戒松懈。”
“准备攻击。”上尉简单下令。
汉斯检查了弹药：步枪子弹只剩九发，手枪两发，手榴弹一枚。他看向战友们，从他们的动作可以看出，大家的弹药都不多了。
攻击在下午1时40分开始。德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突入树林，用冲锋枪扫射，投掷手榴弹。战斗短暂而激烈——英军显然没有预料到德军会这么快深入到这里。
汉斯冲进树林，与一名英军士兵在近距离遭遇。两人同时举枪，但汉斯的反应更快——他的子弹击中了对方腹部。英军士兵倒下，但还没有死，他挣扎着试图举枪，汉斯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结束了他的痛苦。
当他转身时，看见埃里希正在与一名英军军官搏斗。军官显然是个大个子，将埃里希按在地上，双手掐住他的喉咙。汉斯冲过去，用刺刀刺入军官的背部。军官身体一僵，然后缓缓倒下。
“谢谢……”埃里希喘息着站起，脖子上有明显的淤青。
战斗在十分钟内结束。英军阵亡十七人，伤二十三人，其余投降。德军只有三人轻伤。
汉斯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个年轻的英军列兵，蜷缩在一棵大树根处，浑身发抖。那孩子看起来不超过十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军服明显不合身——袖子太长，肩膀太宽，显然是匆忙发放的。
当汉斯接近时，男孩惊恐地后退，但身后是大树，无处可逃。
“别杀我……求求你……”他用带着浓重伦敦东区口音的英语哀求，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我……我只是个厨子助手……我不是真正的士兵……”
汉斯看了看他手中已经扔掉的老式李-梅特福步枪——那是英军仓库里的旧货，连前线的二线部队都不愿意用。又看了看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蓝色，清澈，属于一个应该在工厂或农场工作的少年，而不是战场。
他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弗里茨。如果战争没有爆发，弗里茨今年十六岁，应该在职业学校学习机械。但战争爆发了，弗里茨明年就会达到征兵年龄，也许不久后就会站在某个战场上，像这个男孩一样恐惧。
“丢掉武器，往东走，”汉斯用生硬的英语说，指了指后方，“那里有我们的人，投降。不要跑，慢慢走，双手举过头顶。”
男孩如蒙大赦，丢掉了那把几乎不会用的步枪，踉踉跄跄地向东跑去，双手高高举起，像投降，又像某种奇怪的祈祷姿势。
“心软了？”埃里希走过来，递给他一个从英军尸体上找到的水壶。
汉斯喝了一口，是冰冷的甜茶——英军特有的饮料。他品味着那陌生的甜味，仿佛在品尝另一个文明的味道。
“只是觉得……杀死这样一个孩子，对战争结局不会有任何影响。”他最终回答。
埃里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但如果你放了他，而他在将来杀死了我们的士兵呢？”
“那他就是士兵了，不是孩子。”汉斯说，“但今天，他还是个孩子。”
他们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战争中有太多无法回答的问题，太多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思考，只是执行命令，只是生存。
队伍继续前进。圣维南十字路口已经被抛在身后，下一个目标是拉巴塞运河桥梁——英军撤退路线上最后的天然屏障。
下午的阳光透过云层，投下微弱的光影。田野上散布着溃散的英军士兵，他们像受惊的动物般四散奔逃，而德军追击部队像牧羊犬般驱赶、分割、包围他们。
崩溃是全面的、彻底的。英军的指挥系统已经瓦解，建制已经破碎，士气已经崩溃。现在，这场战役的唯一悬念是：德军能取得多大的战果？能俘虏多少人？能推进多远？
而对于像汉斯这样的普通士兵而言，唯一的目标是：继续前进，完成任务，活到战斗结束。
他不知道的是，最残酷的一幕还没有到来。
第七章：拉巴塞运河的最后一幕
下午3时40分，汉斯所在的追击分队终于抵达了拉巴塞运河东岸。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拉巴塞运河是一条人工水道，宽约二十米，深三到四米，水流湍急。河上唯一的桥梁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建于拿破仑时代，宽度仅能容纳一辆马车通行。这座桥原本是连接新沙佩勒地区与后方的重要通道，现在，它成了成千上万英军士兵求生之路上的最后瓶颈。
桥面上挤满了试图西撤的英军士兵和车辆，密度之高，以至于人群几乎无法移动。汉斯从望远镜中看到，人们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一起，推搡、呼喊、咒骂。不时有人被挤下桥梁，落入冰冷的河水中，挣扎几下就被水流冲走。
而在桥的西端，一幕更戏剧性的场景正在上演：一支英军工兵部队正在桥墩上安装炸药——显然准备炸桥阻敌，但桥上的友军让他们无法下手。
工兵军官挥舞着手臂，向桥上的人群喊话，但从东岸听不见声音，只能看到他的手势：后退！后退！我们要炸桥！
桥上的人群要么听不见，要么听懂了但无法后退——后面的人流像潮水般涌来，将他们向前推挤。
“机枪！”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立即下令，“封锁桥面！不要让他们过桥！迫击炮组，瞄准西岸工兵！”
命令迅速执行。德军的机枪架设在东岸的矮坡上，开始向桥面扫射。不是漫射，而是精准的短点射，瞄准桥面最密集的区域。
效果是恐怖而高效的。子弹扫过人体，血肉飞溅。成片的士兵倒下，但后面的人被推搡着继续前进，踩过同伴的尸体，继续涌向对岸。
“上帝啊……”埃里希低声说，手指悬在扳机上，但没有射击。
“继续射击！”施特拉赫维茨的声音冰冷如铁，“这是战争！不是慈悲时刻！”
汉斯强迫自己瞄准。他的目标是西岸的英军工兵——那些试图炸桥的人。从军事角度，这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桥被炸毁，德军的追击就会停止，大量英军将逃脱。
距离约一百五十米，目标相对静止。汉斯屏住呼吸，扣动扳机。
一名工兵倒下，但其他人立刻接替了他的位置。他们知道桥必须炸毁，否则德军将长驱直入。
德军的迫击炮弹开始落在西岸。第一发偏离了目标，在桥头空地爆炸，炸死了几名等待过桥的英军士兵。第二发更接近，弹片击伤了两名工兵。
西岸的英军工兵在伤亡和压力下，最终做出了决定：引爆。
汉斯看见工兵军官挥舞红旗——引爆信号。但就在这一瞬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桥面上，一名英军军官——从肩章看是少校——拔出手枪，向工兵军官射击。子弹击中了工兵军官的肩膀，红旗脱手。
“不准炸桥！”少校嘶声吼道，声音在东岸都能隐约听见，“我的士兵还在桥上！”
内战。英军内部的自相残杀。桥上的部队想要活命，桥西的工兵想要完成任务。
施特拉赫维茨抓住了这个机会：“冲锋！占领桥梁！快！”
德军士兵跃出掩蔽，向桥头冲去。最后的抵抗是绝望而混乱的。一些英军士兵试图还击，但很快被击毙。大多数选择跳入运河——三月的运河水冰冷刺骨，许多人在试图泅渡时因体温过低或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
汉斯冲上桥头，与一名英军军官迎面相遇。军官大约五十岁，灰白头发，手持一把韦伯利左轮手枪。他没有射击，只是看着汉斯，眼神复杂。
“你们赢了，德国佬。”他用标准的德语说，口音纯正得令人惊讶，“我战前在海德堡大学教书。现代语言学。”
汉斯愣住了。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一个学者，一个可能教过像他这样的人文学者。
“放下武器，先生。”汉斯说，不自觉用了敬语。
老教授苦笑，丢下手枪：“请善待我的学生。他们……大多数还是孩子。”
汉斯点点头，示意身后的士兵将教授带下去。当他转身时，看见桥西的英军工兵正在撤退——不是向西，而是向北，显然放弃了炸桥任务。
下午4时15分，德军完全控制了拉巴塞运河桥梁。施特拉赫维茨上尉立即组织防御，派人检查桥墩，移除了已经安装但未引爆的炸药。
“向师部报告，”上尉命令通讯兵，“桥梁完好控制，追击通道打开。请求指示下一步行动。”
消息传回德军指挥部时，引起了短暂的欢呼。控制运河桥梁意味着英军两个师的主力——超过一万五千人——被彻底切断退路。他们要么投降，要么被歼灭。
但对前线的士兵而言，胜利的喜悦被眼前的恐怖景象冲淡。
桥面上堆积着至少两百具尸体，有些地方尸体重叠达三层。鲜血顺着桥面的缝隙滴落，在河面上形成暗红色的涟漪。伤员的呻吟声此起彼伏，但无人有能力救治他们——德军士兵要巩固阵地，英军士兵要么死了，要么被俘，要么逃散了。
汉斯奉命在桥东岸建立临时战俘营。到晚上8时，营地里已经关押了超过八百名英军俘虏。他们挤在一起，没有食物，没有饮水，很多人带着伤，在春寒中瑟瑟发抖。
埃里希从一辆被遗弃的英军补给车上找到了一些饼干和罐头，分给了俘虏中的伤员。“我们应该给他们些吃的，”他对汉斯说，“至少给伤员处理一下。”
汉斯摇摇头，指了指西岸的方向：“我们自己都不够。后勤跟不上追击速度。而且……”他停顿了一下，“更糟的事情正在发生。”
第八章：黄昏的清算
夜幕降临时，枪声逐渐稀疏，但并未完全停止。新沙佩勒战役以德军的完胜告终，但胜利的代价和战争的残酷在夜色中显露无遗。
初步战果令人震惊：英军阵亡、失踪、被俘总数超过一万一千人，损失火炮56门，机枪数百挺，其他装备物资不计其数。德军伤亡约四千五百人，伤亡比接近2.5:1——这是一次战术上的辉煌胜利。
但对前线的士兵而言，数字毫无意义。他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人间地狱。
汉斯和埃里希奉命在桥梁东岸建立临时战俘营和警戒哨。晚上9时左右，一名德军医务兵——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战前是医学院学生——走过来，脸色异常苍白。
“上士……西岸那边……你们最好去看看。”
汉斯和埃里希交换了一个眼神，跟着医务兵过桥。在西岸的一片洼地里，他们看到了战争中最令人作呕的景象之一。
洼地大约有足球场大小，三面是缓坡，一面通向运河。显然，大约两百多名英军士兵被困在这里——前有运河阻隔，后有德军追兵。他们选择了集体投降，丢弃武器，举起双手。
但追击的德军部队——不是汉斯所在的单位，根据现场痕迹判断，可能是第5猎兵营——显然没有接受投降的意愿，或者根本没有看到投降信号。
洼地里满是尸体。大多数人是在举手投降时被射杀的：胸口、头部中弹。有些甚至是被刺刀捅死——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杀戮。血迹将洼地里的积水染成了暗红色，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上帝啊……”埃里希转过身，剧烈呕吐起来。
汉斯强迫自己看下去。他在尸体中寻找幸存者，但一个也没有。所有眼睛都睁着，空洞地望着天空，仿佛在质问什么。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个在“猎人小屋”树林里放过的小列兵，那个伦敦东区的孩子。此刻他躺在血泊中，胸口有三个弹孔，排列整齐，显然是机枪短点射造成的。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蓝色，清澈，但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光泽。一只手仍半举着，仿佛还在做投降手势。
医务兵低声说：“我问过了附近的其他部队。是第5猎兵营干的。他们说……这些英国人昨天在教堂战斗中打死了他们很多战友。这是报复。”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战争的古老逻辑，最原始也最残酷的逻辑。
汉斯想起自己对这个男孩说的话：“往东走，投降，不要跑，慢慢走，双手举过头顶。”男孩照做了，他活过了树林里的战斗，逃过了公路上的屠杀，穿过了崩溃的洪流，最后来到了这里，举起了双手，然后被子弹击中。
他遵守了汉斯的指示，但指示没有拯救他。
“我们应该……埋了他们吗？”埃里希问，声音颤抖。
汉斯摇摇头：“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工具。而且……”他指了指周围，“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整个新沙佩勒都是坟墓。”
他们默默返回桥东岸。回到临时战俘营时，汉斯看见施特拉赫维茨上尉正在向师部汇报战果。上尉的声音通过野战电话传出，冷静、专业、不带感情：
“……完全控制运河防线，俘虏持续增加，已超过一千人。敌军抵抗基本停止。请求立即派送补给和医护力量。我军伤亡轻微，士气高昂……”
汉斯从他身边走过时，上尉抬头看了他一眼：“韦伯下士，今天表现不错。我会为你申请铁十字勋章。”
汉斯停下脚步，看着上尉，看了很久。月光下，上尉的脸棱角分明，表情平静，仿佛刚刚结束的是一场演习，而不是一场屠杀。
最后，汉斯什么也没说，只是敬了个礼，继续走向自己的岗位。他知道，上尉只是在履行职责，就像他自己一样。他们都在战争这架巨大机器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无论这个角色是什么。
那一夜，汉斯没有睡着。他坐在战俘营外的哨位上，看着星空，听着俘虏们痛苦的呻吟和压抑的哭泣。他摸了摸怀中的金属盒，那些精密的打孔卡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这些卡片代表着另一种逻辑：不是血仇，不是报复，不是以牙还牙，而是数据、计算、效率。如果战争完全由机器来打，会是什么样子？会更人道，还是更残忍？
他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新沙佩勒的胜利是辉煌的，是教科书般的战术胜利。但它没有改变战争的本质：更多的杀戮，更多的仇恨，更深的绝望。而这场胜利本身，可能只是让战争持续更久的燃料。
凌晨时分，汉斯终于疲惫地闭上眼。在短暂的睡梦中，他看见的不是胜利的旗帜，不是授勋的荣耀，而是那个小列兵惊恐的蓝色眼睛，是洼地里血色的积水，是桥面上堆积如山的尸体。
当黎明再次来临时，他知道，这一切远未结束。战争还在继续，还会有更多的新沙佩勒，更多的洼地，更多的血色黎明。
但他也明白，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无论人性多么容易被扭曲，他必须继续战斗。不是为了荣耀，不是为了胜利，甚至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一个更简单的理由：保护身边的人，完成今天的任务，活到明天。
因为只要还有人活着，只要还有人记得，战争就总有一天会结束。而在那之前，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一种希望。
晨光中，汉斯站起身，伸展僵硬的身体。新的一天开始了。战争还在继续。但他还活着，他的战友还活着。这就够了。
至于明天，让明天自己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