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三农变局下的振兴之思
乙巳年的最后一个月，北风裹着黄河滩的沙砾掠过村口的柏油路，路两旁的白墙在暮色里泛着冷光，墙面上“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的标语被风吹得微微卷起一角。村里的能人老刘又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手里摩挲着那支枣木老烟斗。烟锅被岁月熏得油亮，烟杆上的裂纹纵横交错，像极了这片土地上被犁过的田垄，也像他心里盘桓了半生的困惑——“农业、农村经济、农民收入”这老三样，咋就成了新时代的新难题？
我搬了张小板凳坐在他身边，炭火盆里的火苗滋滋作响，映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村里的地都合并完了，连片的大棚一眼望不到头，机器一耕就是几百亩，比过去牛拉犁的光景强了百倍。”老刘忽然开口，声音被烟草熏得沙哑，带着几分怅惘，“可这农业的根，好像要断了。”
他的手指在烟杆上轻轻敲着，目光越过炭火盆，扫过远处的连片农田。去年开春，村里响应政策推进土地流转，150户人家的4700亩零散耕地，都以每亩每年960元的价格交给了专业种植合作社。这个价格，比村民自己种地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成本后的净收入还要高，当时不少人都拍手叫好，觉得终于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能稳稳拿到钱。
可没人想到，土地连片规模化种植的红利背后，藏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合作社搞现代化种植，用的是大型播种机、收割机，需要的是懂机械操作、会看数据报表的技术型人才，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更让人忧心的是，年轻人不愿碰庄稼了。那些00后、10后，生在城里长在城里，回村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前阵子合作社组织城里的孩子回村体验农耕，有个10岁的孩子指着绿油油的麦苗问：“爷爷，这大片的韭菜啥时候割啊？”惹得在场的老人一阵唏嘘。还有的孩子拿起锄头，连握法都生疏得很，更别说分辨五谷、知晓农时了。
“合作社雇人时，能来的都是六十岁往上的老人，年轻人宁愿在城里送外卖、跑快递，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块，也不愿回村当‘新农人’。”老刘深吸一口烟，烟雾从他的鼻腔里漫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以前我在黄河滩养老鳖，虽说最后赔了钱，但那时候村里种地的、搞养殖的年轻人多，地里有生气。现在呢？机器再先进，没人懂农时、知水土，能种出好庄稼吗？”
他的话戳中了要害——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人，可如今农村最缺的就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年轻人。2024年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已经逼近1.8亿，农村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本土人才迭代早就断了层。老刘掰着手指头算：“村里的年轻人，考上大学的基本留在了城市，没考上的也跟着去城里打工，过年回来待几天，又匆匆走了。守着这片土地的，都是我们这些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老家伙。等我们干不动了，这些地交给谁？”
烟斗在老刘手里转了个圈，他磕了磕烟灰，话锋一转，聊起了村里最近热议的红白事，语气里满是惋惜：“不光是种地的人断了代，就连村里的人情味儿，也淡得快没了。”
他想起前阵子村西头的老王头走了，按老规矩，谁家有白事，不用等通知，街坊四邻扛着铁锹、拎着板凳就上门帮忙，烧水、搭棚、张罗饭菜，忙前忙后全是自发的。可这次，来的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屈指可数。老王头的儿子在城里跑运输，打了电话说赶不回来，只转了五千块钱；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要么说老板不给假，要么说路途太远，到最后，连抬棺的人都凑不齐，还是村长挨家挨户去求，才勉强找了几个壮实的老人顶上。
“以前常说‘孝帽轮流戴，谁家都有红白事’，那时候的人情，是在互相帮衬里攒出来的。”老刘叹了口气，烟杆在门槛上磕得笃笃响，“张家娶媳妇，李家来帮忙搭喜棚；李家老人过寿，张家提着寿桃来贺喜。红白事就是村里的纽带，你来我往，感情才热络。现在倒好，年轻人忙着进城挣钱，觉得这些事耽误功夫，挣不着钱还累人。可他们不想想，今天你不帮别人，明天你家有事，谁来帮你？”
更让老刘忧心的是，村里新建的居民楼已经分下去不少，不少人家搬离了住了一辈子的四合院，住进了单元楼。“你去打听打听，现在楼上的邻居，住了大半年还叫不上名字的多得是。关上门各过各的日子，楼上漏水楼下吵，见面连个招呼都懒得打。”他摇摇头，“这要是搁以前，谁家做了好吃的，端着碗就能送到邻居家。现在倒好，别说送吃的，就连对门是男是女、家里有几口人都不知道。城里的单元楼是这样，咱农村的单元楼，可别也变成这样啊！”
他顿了顿，又想起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抱怨：“现在的年轻人总说人与人之间没感情，却从来不想想，感情是咋来的？不是在手机上发几句‘在吗’，也不是在朋友圈点个赞，是要实打实凑在一起，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下，才能攒起来的。”
话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合作社上，老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人情淡了是小事，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才是悬在咱农民头上的一把刀啊！”
当初村里推进土地流转，大家都觉得把地交给合作社，每年旱涝保收拿租金，是天大的好事。可谁能想到，今年开春遇上倒春寒，小麦冻坏了不少；夏天又遇上伏旱，玉米长得比高粱还矮。到了秋收，合作社算下来亏了十几万，别说给村民分红了，就连每亩960元的租金，都迟迟拿不出来。
“那些承包合作社的老板，也是奔着挣钱来的，不是来做慈善的。”老刘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人家投了几十万买机器、雇人，到头来血本无归，明年还会继续承包吗？肯定不会！到时候合作社散了，地荒了，咱农民的租金找谁要去？”
他想起自己当年在黄河滩养老鳖的经历，心有余悸：“搞农业就是靠天吃饭，风险太大了。一场疫病、一次天灾，就能把半辈子的积蓄赔进去。现在的合作社，看着规模大，其实就是个空架子，没什么抗风险的能力。别说补贴了，就连最基本的农业保险，都没几户人家愿意买，觉得是白花钱。”
老刘越说越激动，声音也拔高了几分：“产业振兴，振兴的到底是啥？不是把地圈起来搞个合作社的名头就行，得让合作社能挣钱，让承包的老板能看到希望，让咱农民的租金能稳稳拿到手！人家老板抛家舍业来包地，是为了挣钱，为了让家里老人看病不愁钱，让孩子上学能穿名牌，让媳妇能买新衣服，不是来锻炼身体、助人为乐的！要是年年亏钱，谁还敢来？”
炭火盆里的火星噼里啪啦跳着，映得老刘的脸忽明忽暗。他往火里添了几块炭，语气沉重了几分：“说到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问题，最后都落在农民收入上。收入上不去，啥振兴都是空谈，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他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了一笔细账：“土地流转每亩一年960元，一户人家要是有十亩地，一年也就九千六百块；在合作社打工，一天80块，农忙时节能天天有活干，农闲时一个月也轮不上几天，一年到头撑死了挣两万块；要是进城打工，看似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可房租、水电费、生活费一扣，再加上给孩子交学费、还房贷，根本剩不下钱。你说说，这点收入，咋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老刘的话，让我想起了村里的不少人家。邻居家的儿子在城里打工，夫妻俩租了个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每月房租就要一千多。孩子在城里上学，学费、兴趣班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夫妻俩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存不下钱，还得靠家里的老人贴补。“农村的年轻人，太难了。”老刘摇着头说，“他们在城里打拼，看似光鲜，其实背后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更让人揪心的，是农村的养老问题。老刘说，农村的老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挣的每一分钱都带着泥土的腥味。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土地，把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了孩子，供他们读书、买房、成家。可当孩子们在城里站稳脚跟，却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农村，回到那个生养他们的地方。
“前阵子我去养老院看老伙计老张，他拉着我的手哭，说自己一辈子攒的二十多万，全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房，现在自己住在养老院，儿子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连个电话都懒得打。”老刘的声音有些哽咽，“村里的养老院看着气派，红墙白瓦，设施齐全，可进去的老人哪个不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要是农民收入真上去了，谁愿意让孩子为难，谁愿意晚年凄凉？”
我想起前几天问他的话，便趁机问道：“叔，你现在回头看，那些当年因为要账跟你闹得脸红脖子粗的人，现在咋看？”
老刘愣了愣，随即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意：“他们也就那样的层级。那时候我是真没钱，跟他们实话实说，可他们非要闹，非要逼得人下不来台。从那时起，就已经恩断义绝了。”
顿了顿，他又补充道：“其实不是人心变了，是穷怕了。要是农民收入稳定，手里有钱，谁愿意为了几千块钱撕破脸？要是农村经济红火，挣钱的路子多，年轻人哪用背井离乡，跑到城里去看别人的脸色？要是合作社能有保障，老板能挣钱，咱农民能拿稳租金，农业能有奔头，能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哪会没人愿意种地？”
老刘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是啊，三农问题，看似复杂，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钱”的问题，更是“风险”的问题。农业要发展，离不开懂技术、有情怀的年轻人；农村经济要盘活，离不开成熟的产业链和稳定的增收渠道；农民收入要提高，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和对合作社经营风险的兜底。
夜色渐浓，北风更紧了，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向远方。老刘把烟斗揣进怀里，站起身，望着远处的黄河滩。夕阳正缓缓落下，把滩涂染成一片金红，余晖洒在连片的农田上，给绿油油的麦苗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芒。
“前几天看新闻，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民技能培训，还要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老刘忽然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期盼，“这路子是对的。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得给合作社加道‘保险’，比如政府牵头搞农业保险兜底，引进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搞农产品深加工，把‘一季稻’变成‘全年钱’。得让年轻人觉得回村种地、搞产业有奔头，得让他们知道，在农村也能挣到钱，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得让老人养老不用靠‘啃老’反哺，有稳定的养老金，有体面的晚年生活；得让土地能真正生金，让合作社不仅能种出好粮食，还能搞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延伸产业链，把蛋糕做大。”
他攥紧了拳头，眼神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乡村振兴不是喊口号，是要实打实解决问题。再不抓紧，地要荒了，人要走光了，人情味儿要没了，到时候再想振兴，就晚了！”
我望着老刘的背影，他的腰杆不再挺拔，脚步也有些蹒跚，可他的眼里，却闪烁着一丝微光。那是对土地的眷恋，对日子的期盼，也是对三农未来沉甸甸的使命感。
老烟斗静静躺在门槛上，烟锅里的余烬还亮着一点微弱的光。它见证过农业的兴衰，从牛拉犁的传统农耕，到机器轰鸣的现代化种植；它亲历过农村经济的起伏，从家家户户种地养鸡的小农经济，到土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经营；它也见证过村里人情的浓淡，从红白事上的熙熙攘攘，到如今的冷冷清清。
夜色越来越深，村口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远处的农田里，传来几声清脆的虫鸣，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我知道，老刘的困惑，也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困惑；老刘的期盼，也是千千万万农民的期盼；老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更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或许，新农村振兴的答案，就藏在这烟斗的余温里——让农业有传人，让农村经济有活力，让农民收入有保障，让乡村的人情味儿重新热络起来。唯有如此，这片土地才能真正焕发生机，才能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愿景，照进现实。毕竟，土地从不会辜负用心耕耘的人，就像农民从不会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乙巳年的最后一个月，北风裹着黄河滩的沙砾掠过村口的柏油路，路两旁的白墙在暮色里泛着冷光，墙面上“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的标语被风吹得微微卷起一角。村里的能人老刘又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手里摩挲着那支枣木老烟斗。烟锅被岁月熏得油亮，烟杆上的裂纹纵横交错，像极了这片土地上被犁过的田垄，也像他心里盘桓了半生的困惑——“农业、农村经济、农民收入”这老三样，咋就成了新时代的新难题？
我搬了张小板凳坐在他身边，炭火盆里的火苗滋滋作响，映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村里的地都合并完了，连片的大棚一眼望不到头，机器一耕就是几百亩，比过去牛拉犁的光景强了百倍。”老刘忽然开口，声音被烟草熏得沙哑，带着几分怅惘，“可这农业的根，好像要断了。”
他的手指在烟杆上轻轻敲着，目光越过炭火盆，扫过远处的连片农田。去年开春，村里响应政策推进土地流转，150户人家的4700亩零散耕地，都以每亩每年960元的价格交给了专业种植合作社。这个价格，比村民自己种地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成本后的净收入还要高，当时不少人都拍手叫好，觉得终于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能稳稳拿到钱。
可没人想到，土地连片规模化种植的红利背后，藏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合作社搞现代化种植，用的是大型播种机、收割机，需要的是懂机械操作、会看数据报表的技术型人才，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更让人忧心的是，年轻人不愿碰庄稼了。那些00后、10后，生在城里长在城里，回村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前阵子合作社组织城里的孩子回村体验农耕，有个10岁的孩子指着绿油油的麦苗问：“爷爷，这大片的韭菜啥时候割啊？”惹得在场的老人一阵唏嘘。还有的孩子拿起锄头，连握法都生疏得很，更别说分辨五谷、知晓农时了。
“合作社雇人时，能来的都是六十岁往上的老人，年轻人宁愿在城里送外卖、跑快递，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块，也不愿回村当‘新农人’。”老刘深吸一口烟，烟雾从他的鼻腔里漫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以前我在黄河滩养老鳖，虽说最后赔了钱，但那时候村里种地的、搞养殖的年轻人多，地里有生气。现在呢？机器再先进，没人懂农时、知水土，能种出好庄稼吗？”
他的话戳中了要害——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人，可如今农村最缺的就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年轻人。2024年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已经逼近1.8亿，农村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本土人才迭代早就断了层。老刘掰着手指头算：“村里的年轻人，考上大学的基本留在了城市，没考上的也跟着去城里打工，过年回来待几天，又匆匆走了。守着这片土地的，都是我们这些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老家伙。等我们干不动了，这些地交给谁？”
烟斗在老刘手里转了个圈，他磕了磕烟灰，话锋一转，聊起了村里最近热议的红白事，语气里满是惋惜：“不光是种地的人断了代，就连村里的人情味儿，也淡得快没了。”
他想起前阵子村西头的老王头走了，按老规矩，谁家有白事，不用等通知，街坊四邻扛着铁锹、拎着板凳就上门帮忙，烧水、搭棚、张罗饭菜，忙前忙后全是自发的。可这次，来的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屈指可数。老王头的儿子在城里跑运输，打了电话说赶不回来，只转了五千块钱；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要么说老板不给假，要么说路途太远，到最后，连抬棺的人都凑不齐，还是村长挨家挨户去求，才勉强找了几个壮实的老人顶上。
“以前常说‘孝帽轮流戴，谁家都有红白事’，那时候的人情，是在互相帮衬里攒出来的。”老刘叹了口气，烟杆在门槛上磕得笃笃响，“张家娶媳妇，李家来帮忙搭喜棚；李家老人过寿，张家提着寿桃来贺喜。红白事就是村里的纽带，你来我往，感情才热络。现在倒好，年轻人忙着进城挣钱，觉得这些事耽误功夫，挣不着钱还累人。可他们不想想，今天你不帮别人，明天你家有事，谁来帮你？”
更让老刘忧心的是，村里新建的居民楼已经分下去不少，不少人家搬离了住了一辈子的四合院，住进了单元楼。“你去打听打听，现在楼上的邻居，住了大半年还叫不上名字的多得是。关上门各过各的日子，楼上漏水楼下吵，见面连个招呼都懒得打。”他摇摇头，“这要是搁以前，谁家做了好吃的，端着碗就能送到邻居家。现在倒好，别说送吃的，就连对门是男是女、家里有几口人都不知道。城里的单元楼是这样，咱农村的单元楼，可别也变成这样啊！”
他顿了顿，又想起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抱怨：“现在的年轻人总说人与人之间没感情，却从来不想想，感情是咋来的？不是在手机上发几句‘在吗’，也不是在朋友圈点个赞，是要实打实凑在一起，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下，才能攒起来的。”
话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合作社上，老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人情淡了是小事，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才是悬在咱农民头上的一把刀啊！”
当初村里推进土地流转，大家都觉得把地交给合作社，每年旱涝保收拿租金，是天大的好事。可谁能想到，今年开春遇上倒春寒，小麦冻坏了不少；夏天又遇上伏旱，玉米长得比高粱还矮。到了秋收，合作社算下来亏了十几万，别说给村民分红了，就连每亩960元的租金，都迟迟拿不出来。
“那些承包合作社的老板，也是奔着挣钱来的，不是来做慈善的。”老刘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人家投了几十万买机器、雇人，到头来血本无归，明年还会继续承包吗？肯定不会！到时候合作社散了，地荒了，咱农民的租金找谁要去？”
他想起自己当年在黄河滩养老鳖的经历，心有余悸：“搞农业就是靠天吃饭，风险太大了。一场疫病、一次天灾，就能把半辈子的积蓄赔进去。现在的合作社，看着规模大，其实就是个空架子，没什么抗风险的能力。别说补贴了，就连最基本的农业保险，都没几户人家愿意买，觉得是白花钱。”
老刘越说越激动，声音也拔高了几分：“产业振兴，振兴的到底是啥？不是把地圈起来搞个合作社的名头就行，得让合作社能挣钱，让承包的老板能看到希望，让咱农民的租金能稳稳拿到手！人家老板抛家舍业来包地，是为了挣钱，为了让家里老人看病不愁钱，让孩子上学能穿名牌，让媳妇能买新衣服，不是来锻炼身体、助人为乐的！要是年年亏钱，谁还敢来？”
炭火盆里的火星噼里啪啦跳着，映得老刘的脸忽明忽暗。他往火里添了几块炭，语气沉重了几分：“说到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问题，最后都落在农民收入上。收入上不去，啥振兴都是空谈，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他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了一笔细账：“土地流转每亩一年960元，一户人家要是有十亩地，一年也就九千六百块；在合作社打工，一天80块，农忙时节能天天有活干，农闲时一个月也轮不上几天，一年到头撑死了挣两万块；要是进城打工，看似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可房租、水电费、生活费一扣，再加上给孩子交学费、还房贷，根本剩不下钱。你说说，这点收入，咋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老刘的话，让我想起了村里的不少人家。邻居家的儿子在城里打工，夫妻俩租了个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每月房租就要一千多。孩子在城里上学，学费、兴趣班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夫妻俩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存不下钱，还得靠家里的老人贴补。“农村的年轻人，太难了。”老刘摇着头说，“他们在城里打拼，看似光鲜，其实背后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更让人揪心的，是农村的养老问题。老刘说，农村的老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挣的每一分钱都带着泥土的腥味。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土地，把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了孩子，供他们读书、买房、成家。可当孩子们在城里站稳脚跟，却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农村，回到那个生养他们的地方。
“前阵子我去养老院看老伙计老张，他拉着我的手哭，说自己一辈子攒的二十多万，全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房，现在自己住在养老院，儿子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连个电话都懒得打。”老刘的声音有些哽咽，“村里的养老院看着气派，红墙白瓦，设施齐全，可进去的老人哪个不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要是农民收入真上去了，谁愿意让孩子为难，谁愿意晚年凄凉？”
我想起前几天问他的话，便趁机问道：“叔，你现在回头看，那些当年因为要账跟你闹得脸红脖子粗的人，现在咋看？”
老刘愣了愣，随即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意：“他们也就那样的层级。那时候我是真没钱，跟他们实话实说，可他们非要闹，非要逼得人下不来台。从那时起，就已经恩断义绝了。”
顿了顿，他又补充道：“其实不是人心变了，是穷怕了。要是农民收入稳定，手里有钱，谁愿意为了几千块钱撕破脸？要是农村经济红火，挣钱的路子多，年轻人哪用背井离乡，跑到城里去看别人的脸色？要是合作社能有保障，老板能挣钱，咱农民能拿稳租金，农业能有奔头，能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哪会没人愿意种地？”
老刘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是啊，三农问题，看似复杂，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钱”的问题，更是“风险”的问题。农业要发展，离不开懂技术、有情怀的年轻人；农村经济要盘活，离不开成熟的产业链和稳定的增收渠道；农民收入要提高，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和对合作社经营风险的兜底。
夜色渐浓，北风更紧了，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向远方。老刘把烟斗揣进怀里，站起身，望着远处的黄河滩。夕阳正缓缓落下，把滩涂染成一片金红，余晖洒在连片的农田上，给绿油油的麦苗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芒。
“前几天看新闻，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民技能培训，还要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老刘忽然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期盼，“这路子是对的。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得给合作社加道‘保险’，比如政府牵头搞农业保险兜底，引进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搞农产品深加工，把‘一季稻’变成‘全年钱’。得让年轻人觉得回村种地、搞产业有奔头，得让他们知道，在农村也能挣到钱，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得让老人养老不用靠‘啃老’反哺，有稳定的养老金，有体面的晚年生活；得让土地能真正生金，让合作社不仅能种出好粮食，还能搞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延伸产业链，把蛋糕做大。”
他攥紧了拳头，眼神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乡村振兴不是喊口号，是要实打实解决问题。再不抓紧，地要荒了，人要走光了，人情味儿要没了，到时候再想振兴，就晚了！”
我望着老刘的背影，他的腰杆不再挺拔，脚步也有些蹒跚，可他的眼里，却闪烁着一丝微光。那是对土地的眷恋，对日子的期盼，也是对三农未来沉甸甸的使命感。
老烟斗静静躺在门槛上，烟锅里的余烬还亮着一点微弱的光。它见证过农业的兴衰，从牛拉犁的传统农耕，到机器轰鸣的现代化种植；它亲历过农村经济的起伏，从家家户户种地养鸡的小农经济，到土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经营；它也见证过村里人情的浓淡，从红白事上的熙熙攘攘，到如今的冷冷清清。
夜色越来越深，村口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远处的农田里，传来几声清脆的虫鸣，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我知道，老刘的困惑，也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困惑；老刘的期盼，也是千千万万农民的期盼；老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更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或许，新农村振兴的答案，就藏在这烟斗的余温里——让农业有传人，让农村经济有活力，让农民收入有保障，让乡村的人情味儿重新热络起来。唯有如此，这片土地才能真正焕发生机，才能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愿景，照进现实。毕竟，土地从不会辜负用心耕耘的人，就像农民从不会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