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的瓢泼大雨，在第五日的傍晚，终于渐渐收住了声势，从倾盆之势转为淅淅沥沥，最终只剩下屋檐滴答的残响。铅灰色的云层裂开缝隙，吝啬地透出几缕惨淡的天光，照在泥泞不堪、万物凋敝的大地上。
雨停了，但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林苏站在已经初具规模、被划分为数个功能区的临时安置点高地上，望着下方。经过五天不眠不休的全力组织，这里勉强维持着一种脆弱的秩序：窝棚区虽然简陋，但排列相对整齐，避开了低洼积水处；公共灶台日夜不熄，熬煮着稀薄却足以吊命的粥汤；由灾民中略通草药者组成的简陋“医棚”，尽力照顾着病患；在梁圭铮带领的护卫和灾民自组的巡查队维持下，抢掠斗殴等恶性事件被压至最低。空气里混杂着泥土的腥气、柴火的烟味和隐约的药草苦涩，风吹过窝棚的茅草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人压抑的叹息。
“雨停了！”不知是谁率先喊了一声，声音嘶哑干裂，却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像一颗石子投进死寂的湖面。
麻木的人群中起了一阵微弱的骚动，许多人钻出低矮的窝棚，佝偻着脊背仰头望着那久违的、哪怕并不明媚的天光。他们的脸上沾着泥污，衣衫褴褛地贴在身上，露出的皮肤带着长期浸泡的浮肿，可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却第一次闪烁起类似“希望”的东西，尽管那希望薄得像风中残烛，一吹就灭。
“我们可以……回家了？”一个妇人搂着怀里面黄肌瘦的孩子，怯生生地问，声音细若蚊蚋，目光却执拗地投向远方——那里是被洪水彻底改变模样的故土方向，曾经的田垄屋舍，如今只剩下一片浑浊的汪洋和裸露的树梢。
回家。
这两个字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所有人强撑的平静，触动了心底最脆弱的弦。可家在哪里？
林苏派出的勘探小组，是踏着没膝的淤泥，在断枝残垣间跋涉了整整一日才回来的。他们带回了更详细，也更为残酷的消息：大河在这次罕见的洪峰和持续暴雨的冲击下，彻底挣脱了旧河道的束缚，蛮横地改道而去。原本星罗棋布的村庄、纵横交错的田垄、平整宽阔的道路，或被浑浊的洪水彻底吞噬，或被厚厚的淤泥和腐烂的杂物覆盖，地形地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许多人家世代守护的祖坟，都被冲得没了踪迹，更遑论那些本就低矮的屋舍。
一些身体稍恢复些力气、心思也开始活络起来的村民，开始三三两两聚在窝棚的阴影里，头挨着头低声交谈。他们的话题不再局限于眼前的饥饿和病痛，目光开始飘向更远的地方，像迷途的孤鸟，试图寻找一根可以落脚的枝桠。
“听说下游三十里的赵家庄，堤坝是去年新修的，石料夯得实，好像没全垮，不知道那边的人咋样了……”一个汉子捻着手里的半截烟杆，声音压得极低，眼里满是试探。
“王镇那边有我远房表亲，早年做过豆腐生意，家底厚实些。就是不知道路断了没有，能不能投奔……”一个老妇叹了口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的补丁。
“南边山里地势高，听说受灾轻，山里还有野果野菜能填肚子。不知道官府有没有在那里设粥厂，日子会不会比这里强点？”
“嘘——小声点！”有人慌忙摆手，警惕地瞥了一眼不远处巡逻的护卫，“咱们这儿的粮食……还能撑几天？你们没瞧见，灶上的粥越来越稀了？”
打听，比较，权衡。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们在绝望的泥沼里，拼命扒拉着任何可能的更好出路。一股不安的、寻求流动的气息，开始在安置点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开来。这气息像潜藏的火苗，一旦遇到一点火星，就可能燃起燎原之势——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盲目流动，刚刚建立的脆弱秩序会瞬间崩溃，流离失所的灾民会沦为瘟疫最好的温床，到那时，一切都将万劫不复。
而放眼望去，这片被洪水蹂躏过的土地，真正是民不聊生。
田地尽毁，龟裂的泥地里还泡着腐烂的秧苗，今年的收成已成泡影，来年春耕的种子，更是不知被埋在何方的淤泥之下。房舍倒塌，断壁残垣间挂着破烂的衣物，重建家园需要人力、需要砖瓦木料、需要时间，可眼下，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和资源。牲畜溺毙，牛羊的尸体漂浮在低洼的水洼里，发出阵阵恶臭，犁耙锄头这些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早就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恢复生产的基础，几乎被彻底清零。
更可怕的是，大水之后必有大疫的阴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沉甸甸的，让人喘不过气。尽管林苏三令五申，强调饮水必须烧开、污物需集中掩埋、发现病患立刻隔离，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缺医少药，连干净的布条都难以寻觅，能否挡住瘟疫的侵袭，谁的心里也没有底。
官府的力量依然不见踪影。或许，他们正在州府的高墙之内，为了赈灾的钱粮博弈不休；或许，他们早已将这片被洪水吞噬的土地，划为了不值得耗费心力的“重灾区”，弃之不顾。林苏和四妹妹她们带来的粮食和药品，像投入沙漠的一捧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耗，用不了几日，就会彻底见底。
林苏望着眼前这一切，指尖冰凉，心中没有丝毫雨停的轻松，反而像是被一块巨石压住，沉得喘不过气。
雨停了，不过是给了他们一个喘息之机，一个从“紧急求生”转向“艰难求生”的短暂窗口。接下来的路，远比暴雨倾盆时更加漫长，更加崎岖：要防止灾民失控流动，要设法从绝境中获取更多可持续的物资，要着手规划长期的安置和重建，要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疫情，还要……面对那条改道后，性情愈发暴戾、不知会带来福祸的“新”母亲河。
她缓缓转身，目光落在一直跟在身边的梁圭铮、严婉娘和几位“片首”骨干身上。他们的脸上满是疲惫，眼窝深陷，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肯屈服的韧劲。
“雨停了，但我们不能停。”林苏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穿透了周遭的嘈杂。
“通知下去，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工作重点要变。”
她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一字一句，清晰有力：
“第一，加强巡查和人员登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安置点范围。尤其要留意那些试图携带家当远走的人，尽力劝返，把盲目流动的风险，一条条掰开揉碎了，讲给他们听。”
“第二，‘抢险片’的人，除了维护现有设施，从明天起，分批分组，开始有组织地清理通往附近较高、较安全区域的通道。另外，派人仔细勘察周边地形，寻找可以开垦的零星地块，哪怕只能种点萝卜、青菜这种快熟的菜蔬，也好过坐吃山空。”
“第三，婉娘姐姐，”林苏看向严婉娘，目光柔和了几分，“你的‘账房安抚片’，从今天开始，要详细登记每个人的籍贯、原有产业、技能特长。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人里，谁是木匠，谁是瓦匠，谁会看病，谁会织补，谁懂得耕种，谁擅长渔猎……我们要把人的用处，也‘统计’起来，把每个人的力气，都用在刀刃上。”
“第四，挑选几个腿脚利索、嘴巴伶俐的人，分成两队，往更远的、可能未受灾或轻灾的州县方向试探。记住，不是去讨饭，是去打听消息——看看有没有以工代赈的机会，或者，有没有可能采购到更便宜的粮食、种子、工具。”
她的指令一条条清晰下达，目光沉稳，像一盏在风雨飘摇中始终亮着的灯。她没有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没有说过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空话，只是告诉人们，接下来该做什么，该往哪里走。
有时候，在巨大的迷茫和苦难面前，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目标，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雨停了，家园却已陌生。
但活着的人，总要在这片被洪水重新塑造过的、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一步一步，踩出一条继续活下去的路。
那些怀着渺茫希望、想去寻找“更好出路”的村民，没过几日，便陆陆续续、神情比离开时更加灰败地踉跄着回到了林苏建立的安置点。他们身上的衣衫更破了，脚上的草鞋磨得只剩半截，有的还带着未愈合的伤口，带回来的不是粮食或希望，而是足以将人最后一丝求生欲碾碎的、冰冷刺骨的现实。
“进不去了……真的进不去了！”一个中年汉子刚踏入安置点，就腿一软瘫坐在泥泞里，手里的木棍“啪”地掉在地上，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县城、大镇的城门都关得死死的，包着铁皮的木门板拼得严丝合缝，连条缝都不露！官差拿着刀枪站在城头上，看见我们靠近就放箭驱赶，箭镞擦着头皮飞过去，喊话说怕流民带疫病进去，也怕人多了生乱……根本不管我们是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只把我们当瘟神！”
他说着，掀起破烂的衣襟，露出肩头一道结痂的箭伤，那伤口还在渗着血，“我就往前多走了两步，想求他们给点吃的，就挨了这一下……要不是跑得快，命都没了。”
旁边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浑浊的老泪顺着布满沟壑的脸颊往下淌，一双手使劲捶打着冰冷的地面，泥土溅满了他的脸，“完了……全完了！下游的李家集，整个镇子都被大水吞了！大河改道那时候，水头像一堵数丈高的墙似的直接拍过去，房子跟纸糊的一样塌了，听说逃出来的人没几个……现在河面上还漂着尸体，泡得发胀，臭得几里地都能闻见……”
更令人心悸的，是关于反抗与镇压的消息。一个年轻后生缩着脖子，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树叶，眼里满是劫后余生的恐惧，凑到人群里压低了声音：“北边孙官庄那边，实在活不下去了，村里的人凑了上千号，拿着锄头镰刀，想去冲开县城的粮仓讨口饭吃……可还没到城门半里地，就被早就埋伏好的官兵和乡勇堵住了！官兵的火铳响起来跟打雷似的，乡勇拿着刀砍过来，跟砍庄稼似的……好多人都没了，血把那片地都染红了，渗进泥里，踩上去都黏脚……领头的几个，脑袋现在还挂在城门口的旗杆上示众呢，风吹得晃悠……”
起义，或者说只是求生的暴动，那点微弱的火苗刚刚燃起，就被封建国家机器以最无情、最高效的方式碾碎。上位者的逻辑简单而残酷：稳定压倒一切，哪怕是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稳定”。百姓的性命，在维护统治秩序的铁律面前，轻如草芥，贱如尘埃。
这些消息像瘟疫一样，顺着安置点的每一条泥泞小道蔓延，比腹中空空的饥饿更摧残人心，比刺骨的寒风更让人绝望。最后一丝对外部救援、对逃出生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绝望不再是汹涌的潮水，而是变成了沉在水底的淤泥，裹着所有人的四肢，让他们连挣扎的力气都快没了。
而就在这绝望的谷底，一种更加刺目惊心的“贸易”，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安置点外围。
几辆破旧的驴车、牛车碾着泥泞驶来，车轮陷在泥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哀鸣。车上跳下来几个面色麻木、眼神却透着精明的汉子，他们往地上一坐，就扯着嗓子喊起来，声音粗粝，像一把钝刀割着所有人的耳膜：
“收孩子喽！八岁以下男女童，模样周正的，换糙米一斗！手脚齐全的，换半斗！缺胳膊少腿的，白送都不要！”
“半大闺女小子，能干活能跑腿的，价格面议！要是会缝补会喂猪的，能多给半升米！”
“卖身葬亲的也过来瞧瞧！签了死契，立马给你二百钱，够买副薄皮棺材了！”
卖儿鬻女。
这四个字，从前只在史书里见过的、带着墨汁冷意的词语，此刻变成了活生生的、就在眼前上演的人间惨剧。
安置点的角落里，几个彻底被生活压垮的父母，蜷缩在窝棚的茅草边，搂着骨瘦如柴、饿得连哭都没力气的孩子，做着此生最痛苦的决定。一位母亲把脸埋在孩子稀疏的头发里，压抑的、破碎的呜咽从喉咙里挤出来，像被掐住脖子的雀鸟；旁边的父亲抱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指缝里漏出压抑的抽泣，却不敢放声，怕惊扰了怀里懵懂的孩子；孩子眨着无神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父母流泪的脸，伸出干瘦的小手去擦母亲的眼泪，嘴里还念叨着“娘，饿……”。每一幕，都像钝刀子割肉，割得围观的人心口发紧，却又无能为力。
一个干瘦如柴的汉子，手里攥着一斗散发着霉味的糙米，那糙米里还混着沙子和稗子，他用这斗米，换走了邻居家五岁的女儿。小姑娘被那汉子抱起来时，似乎才明白过来要和爹娘分开，突然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爹！娘！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她的小手在空中乱抓，指甲抠到了汉子的胳膊，却被汉子不耐烦地甩开。那哭声像利箭，射穿了安置点里许多人最后的心理防线，有人别过头去抹眼泪，有人捂住了自家孩子的嘴，生怕下一个被送走的就是自己的骨肉。
还有一个妇人，“噗通”一声跪在“人牙子”面前，额头磕在冰冷的泥地上，磕出了血印，她一边磕头一边哀求：“行行好，收下我家小子吧，他十岁了，能挑水能劈柴，给口饭吃就行，让他当牛做马都行……”那孩子死死拽着母亲的衣角，小脸涨得通红，满脸是泪，却倔强地不肯松手，嘴里反复喊着：“娘，我不走，我能干活，我不吃饭了还不行吗？”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与此同时，从那些侥幸逃回的、略有见识的村民只言片语中，以及严婉娘通过早年行善结识的一些隐秘渠道得到的一点风声里，林苏得知，在远离这片人间地狱的城镇，在那些高墙深院的王府官邸之中，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天地。
达官贵人们的宴饮歌舞并未因远方的洪灾而稍减分毫，反而似乎更添了几分“及时行乐”的放纵。江南运来的新奇戏班在戏台上演着缠绵的昆曲，御膳房送来的精致点心摆了满满一桌，西域进贡的奢华衣料在贵妇们的身上流转，价值千金的茶叶煮出的茶汤，只喝一口就被随手倒掉。或许有几位官员会在宴会上假惺惺地感叹几句“民生多艰”，捐出些微不足道的银钱以示“仁善”，转头便又沉浸在风花雪月、权力倾轧的算计之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吞噬了无数生命、改变了千里地貌的洪灾，不过是奏折上一个需要潦草处理的麻烦，是朝会上几句可以攻讦政敌的言辞，甚至是一次可以从中牟利的“机会”——倒卖朝廷下发的救灾物资，兼并灾后无主的土地，放高利贷给走投无路的灾民，每一条路，都能让他们的腰包更鼓。
上位者的寻欢作乐，与底层百姓的卖儿鬻女、易子而食，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末世最刺眼、最残酷的对比。这套运行了数百年的制度，早已烂到了根子里：它无法有效动员力量救灾，只会用暴力镇压求生者的反抗，并用一种近乎自然淘汰般的冰冷市场逻辑，完成对底层最后一点血肉的吞噬。
林苏站在安置点的边缘，看着不远处那令人心碎的买卖场景，听着风中隐约传来的、来自更远方城镇的悲惨消息，再想到京城那片歌舞升平的奢靡与算计，只觉得一股熊熊怒火在胸中燃烧，烧得她胸口发疼，几乎要冲破她一直维持的冷静。
这根本不是天灾，这是人祸！是腐朽制度之祸！是阶级压迫之祸！
她带来的那套“三人小组”组织方法，可以暂时在这一方小小的安置点建立起秩序，可以救下几百上千人的性命。可她救不了这千里泽国，改变不了这吃人的世道，阻止不了那无形的、系统性的吞噬。
梁圭铮站在她身边，双手紧握剑柄，指节绷得发白，他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愤怒与无力，喉结滚动了许久，才憋出一句：“这群狗官……这群人牙子……简直不是东西！”
严婉娘早已泪流满面，她这辈子行善积德，接济过无数穷苦人，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个人的善心在时代巨轮的碾压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像投入洪流的一粒石子，连一点涟漪都掀不起来。
林苏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混杂着泥土腥气、腐烂气息和绝望味道的空气，再睁开时，眼中那簇翻腾的火焰被强行压入了更深的冰层之下，转化为更加冰冷、更加坚定的决心。
她不能改变整个世道，但至少，在她力所能及的这片小小孤岛上，她必须守住底线，守住最后一点属于人的尊严。
她大步走向那几辆“人牙子”的车，脚步踩在泥泞里，发出沉稳的声响。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清晰地传遍四周，压过了人牙子的吆喝和孩子的哭声：
“在我这里，不准买卖人口！”
“孩子是人生父母养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们用来换米的货物！”
“粮食不够，我们一起想办法！去挖野菜，去河里捕鱼，去清理还能用的土地种粗粮！只要肯动手，就饿不死！”
“谁敢在这里买卖人口，或者诱拐孩童，别怪我不客气！”
她说完，目光冷冷地扫向那几个愣神的人牙子，又看了一眼梁圭铮。
梁圭铮立刻会意，带着几个护卫上前，手按在腰间的刀剑上，金属碰撞的脆响在空气中回荡，他们目光如电地扫向那几个“人牙子”，身上的煞气让周遭的空气都冷了几分。
那几个人牙子见状，脸上的精明变成了忌惮，嘟囔了几句“晦气”“这娘们管得也太宽了”，但也摄于这伙人明显有组织、有武力，不敢硬抗，悻悻地骂骂咧咧赶着车走了，车轮碾过泥泞，留下两道歪歪扭扭的辙印。
人群中，那些正抱着孩子在痛苦挣扎的父母，看到这一幕，绝望的眼神中，似乎又燃起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光，那光里混合着感激，也带着茫然——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撑多久，但至少此刻，孩子还在身边。
林苏转身，面对聚拢过来的灾民，提高了声音，让自己的话语穿透所有人的麻木：
“乡亲们！官府靠不住，那些达官贵人靠不住，甚至这些唯利是图的人牙子也靠不住！我们能靠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身边的乡亲！”
“从今天起，我们这里，没有买卖，只有互助！有力气的出力气，会手艺的出手艺，有主意的出主意，我们一起，在这废墟上，重新把日子过起来！”
她的声音或许无法传遍这千里泽国，无法改变这腐朽的末世，但在这小小的、由她强行撑起的一方天地里，却试图筑起一道堤坝——一道抵御封建末世最冰冷规则的、脆弱而珍贵的堤坝。
救灾，救的不仅是性命，或许，也是在拯救最后一点属于“人”的尊严与温情。尽管这尝试，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面前，显得如此孤独，如此艰难，仿佛逆风执炬，稍不留意，就会被黑暗吞噬。
看着眼前卖儿鬻女的惨剧，听着远方城镇关门、镇压、沦陷的消息，林苏独自走到安置点边缘一处稍高的土堆上。初夏的风裹挟着泥泞的腥气、腐烂物的酸馊味，还有隐约传来的孩童呜咽与妇人啜泣，吹动她沾满尘土的衣袂。她闭上眼，刻意避开那刺目的人间炼狱，任由意识沉入记忆最深处——那片属于另一个时空、承载着宏大思想与实践智慧的海洋。
她想起了那位伟人，想起了他面对旧中国千疮百孔、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局面时，所进行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思想，从来不止是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更是关于如何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在最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凝聚力量、创造奇迹的哲学与方法论。
“群众路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起来”。
这些滚烫的词句在她脑海中轰鸣，如同惊雷劈开混沌，与眼前的绝境激烈碰撞，迸发出照亮前路的火花。
封建官府已然彻底崩溃，他们要么紧闭城门自保，要么用刀枪镇压求生的灾民，将百姓的性命视作维护统治的祭品；所谓的“市场”，不过是些人牙子、囤积居奇者趁火打劫的工具，他们吞噬着底层最后的血肉；而个体家庭，在洪水、饥饿、瘟疫的三重碾压下，脆弱得如同风中残烛，稍一碰就灭。
那么，出路在哪里？
公社？大锅饭？
这个念头让她心头猛地一震，随即泛起复杂的波澜。她当然清楚，在自己的时代，早期的“公共食堂”“大锅饭”因僵化执行、缺乏弹性，在具体实践中走入过歧途，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剥离那些执行中的偏差，回溯其初衷——在资源极度匮乏、生存高于一切、必须绝对平均才能保障基本存续的特定历史时期，它是否也曾是一种凝聚涣散力量、共渡生死难关的不得已之选？
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官府失灵、市场吃人、个体完全无法自救的绝境下，纯粹的平均主义固然不可持久，但彻底的放任自流，只会让绝望的人们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他人的商品。
“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吃最原始的‘大锅饭’吗？”林苏自嘲地笑了笑。眼下每天按人头分配的那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不就是最低水平、最被动的平均分配？可这样坐吃山空，粮食物资只会日渐枯竭，而人心中的希望与斗志，也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与麻木中消磨殆尽，最终走向崩溃。
伟人的智慧，从来不在于僵化地固守某种形式，而在于始终立足实际，灵活运用核心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
她需要的，不是照搬那个时代有缺陷的具体模式，而是汲取其在绝境中通过高度组织化、集体化来保障最基本生存与公平的核心精神，再结合当下的现实困境，创造出一个既能让大家活下去、又能慢慢恢复生机的全新办法。
风停了，远处的呜咽声似乎淡了些。林苏睁开眼，眼中的迷茫与悲愤已全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锐利与清明。她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回安置点的中心区域，让人立刻召集梁圭铮、严婉娘，以及几位在救灾过程中表现突出、处事公正、深得灾民信任的“片首”——有当过木匠的老王头，有懂些农事的赵大伯，还有曾在镇上账房当过学徒的年轻后生周明。
几人很快聚到临时搭建的棚屋下，地上还残留着煮粥的锅巴印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米香与药味。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林苏开门见山，声音冷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官府靠不住，逃出去也是九死一生，坐在这里等，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必须换个活法。”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疲惫却专注的脸，一字一句道：“从现在起，这里不再只是临时避难的安置点，我们要试着变成一个能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想办法活下去的‘灾后自救社’！”
她刻意选用了“社”这个古朴、温和且易于被古人理解的词，而非更具冲击力的“公社”，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抵触。
“自救社？”梁圭铮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剑柄，“具体要怎么做？”
林苏没有多余的废话，捡起地上一根烧焦的树枝，在平整的泥地上画出简易的图示，一边画一边清晰地解释：
“第一，土地与产出归‘社’。我们接下来清理出来的所有可耕种土地、从河里捕到的鱼、山里采到的野菜野果，将来恢复的手工活计做出的成品，都不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归我们全体‘社’员共同拥有、共同管理。这是我们能凝聚在一起的基础，只有资源公有，才能保证分配公平。”
老王头下意识地开口：“那……自家找的野菜，也得交公？”
“是。”林苏点头，语气坚定却温和，“单独一户找到的野菜，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但大家把所有收获都集中起来，再按规矩分配，至少能让每个人都喝上一口热汤。眼下这光景，独善其身是行不通的。”
老王头沉默了，默默点了点头。
“第二，劳动记‘工’，按‘工’配给。”林苏继续说道，在地上画出几道横线代表“工分”，“我们不能吃纯粹的大锅饭，那样会养懒汉，寒了出力人的的心；但也不能按以前的财产分配，因为大家现在都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要建立最简单的‘工分’制度。”
“清理废墟、搭建牢固的房屋，算重活；开垦土地、挖渠引水，算重活；巡逻守卫、抵御野兽或歹人，算重活，这些活儿，每个时辰记两分。”
“妇人缝补衣物、照顾老弱病残、烧火做饭、清洗污物，孩子捡拾柴火、帮忙晾晒粮食，这些是轻活，每个时辰记一分。”
“还有懂医术的照料病患、懂农事的指导耕种、会手艺的修补工具，这些是技术活，按贡献大小，每个时辰记一分半到两分。”
她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所有为了‘社’的生存而付出的劳动，都要记录在案，每天汇总，每周公示。力气大的青壮多干活、多拿工分，老弱妇孺干力所能及的活，也能拿到相应的工分，不搞一刀切，也不搞平均主义。”
“第三，口粮与物资，按‘工分’和‘基本需求’结合分配。”这是整个方案最关键、也最需要智慧平衡的一点，林苏的声音放缓了些，“每天熬出的粥、将来收获的粮食蔬菜、筹集到的药品布匹，分配时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能不能干活，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份，保证不被饿死、冻死。这是底线，是我们‘自救社’的良心，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因为没力气干活就被抛弃。”
“另一部分，是‘奖励物资’，就按照各人积累的工分来分配。工分多的，能多分到一碗稠粥、一块咸菜，将来有了多余的布匹，也能优先挑选。多劳多得，就是要鼓励大家都动起来，而不是躺着等饭吃。”
她转头看向严婉娘和周明，眼神恳切：“这法子要能成，记账是关键。婉娘姐姐心思细，周明你懂账册，以后就由你们牵头，再选两个灾民信得过的人当副手，专门负责登记工分、记录物资进出。每一分‘工’、每一粒粮、每一块布，都要记得明明白白，每天晚上在安置点的空地上张榜公示，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她加重了语气：“信任，是我们这个‘社’能存在的唯一基石。账目一旦不清不楚，人心就散了，一切都白费。”
周明握紧了拳头，重重点头：“林姑娘放心，我一定记好每一笔账，绝不敢有半点马虎！”严婉娘也含泪应道：“我会盯着，保证一分一毫都公开透明。”
“第四，建立‘社’议事会。”林苏继续说道，“就由我们几人，再加上各片区推举出来的代表，组成一个议事会。以后土地怎么规划、种什么庄稼、重要物资怎么分配、内部有了纠纷怎么裁决，都由议事会一起商议决定。商议的时候，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一旦定了，就必须共同遵守。而且每一次商议的结果，都要让所有‘社’员知道，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么决定，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林苏的目光扫过众人，语气斩钉截铁，“我们成立‘自救社’，目标绝不仅仅是活下去。短期里，我们要开垦土地、生产自救，摆脱缺粮少药的困境；长期来看，我们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将来有一天，能靠我们自己的双手，不再依赖任何人的施舍，甚至能有余力，帮助更多流离失所的灾民。”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它很粗糙，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更依赖于极高的组织度和所有人的道德自律。林苏完全能预想到它会遇到的无数问题：工分的评定如何才能绝对公平？会不会有人觉得自己干得多、得分少而心生不满？会不会有人偷偷偷懒、浑水摸鱼？分配物资时，如何平衡“基本需求”与“多劳多得”的尺度？
但它提供了一条在封建秩序崩溃、市场法则吃人的绝境下，截然不同于等死或为奴的第三条道路——通过高度的集体组织与相对公平的分配，将分散的、绝望的个体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一种共渡难关、互助前行的生存共同体。
这不再是单纯的赈灾，而是一次微型的、在封建废墟上进行的、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生存制度实验。
梁圭铮低头沉思了许久，手指在剑柄上反复摩挲，最终缓缓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决然：“此法虽闻所未闻，甚至有些惊世骇俗，但眼下这光景，确实别无他法。至少，它能让每个人都看到希望，知道只要肯出力，就能多分到一口粮，就能活下去，而不是躺着等死或者卖儿卖女。我赞成。”
严婉娘早已泪流满面，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却带着滚烫的光：“这法子好，心里有秤，眼里有人，既顾着老弱，也不亏着出力的人。我举双手赞成！”
老王头搓了搓粗糙的手掌，感慨道：“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规矩。但林姑娘是真心为我们好，我信她！干了！”
赵大伯也点头附和：“只要能让孩子们活下去，能有地种，怎么干都行！”
周明年轻的脸上满是激动，他从前在账房里见过太多富人的吝啬与算计，如今林苏的方案，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我一定把账记好，绝不让大家的血汗白费！”
林苏看着眼前这些愿意相信她、愿意和她一起冒险的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知道，前路必然布满荆棘，这个稚嫩的“灾后自救社”随时可能因为内部矛盾、外部压力，或是单纯的人性弱点而夭折。
但正如那位伟人所坚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片被洪水与封建阴霾双重笼罩的土地上，她要点燃的，就是这样一粒微弱却执拗的火种——一种关于组织、关于公平、关于集体力量的崭新可能。
这火种能否存活，能否燃烧，将是她穿越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对那个伟大思想，一次最直接、最艰难的致敬与实践。
雨停了，但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林苏站在已经初具规模、被划分为数个功能区的临时安置点高地上，望着下方。经过五天不眠不休的全力组织，这里勉强维持着一种脆弱的秩序：窝棚区虽然简陋，但排列相对整齐，避开了低洼积水处；公共灶台日夜不熄，熬煮着稀薄却足以吊命的粥汤；由灾民中略通草药者组成的简陋“医棚”，尽力照顾着病患；在梁圭铮带领的护卫和灾民自组的巡查队维持下，抢掠斗殴等恶性事件被压至最低。空气里混杂着泥土的腥气、柴火的烟味和隐约的药草苦涩，风吹过窝棚的茅草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人压抑的叹息。
“雨停了！”不知是谁率先喊了一声，声音嘶哑干裂，却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像一颗石子投进死寂的湖面。
麻木的人群中起了一阵微弱的骚动，许多人钻出低矮的窝棚，佝偻着脊背仰头望着那久违的、哪怕并不明媚的天光。他们的脸上沾着泥污，衣衫褴褛地贴在身上，露出的皮肤带着长期浸泡的浮肿，可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却第一次闪烁起类似“希望”的东西，尽管那希望薄得像风中残烛，一吹就灭。
“我们可以……回家了？”一个妇人搂着怀里面黄肌瘦的孩子，怯生生地问，声音细若蚊蚋，目光却执拗地投向远方——那里是被洪水彻底改变模样的故土方向，曾经的田垄屋舍，如今只剩下一片浑浊的汪洋和裸露的树梢。
回家。
这两个字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所有人强撑的平静，触动了心底最脆弱的弦。可家在哪里？
林苏派出的勘探小组，是踏着没膝的淤泥，在断枝残垣间跋涉了整整一日才回来的。他们带回了更详细，也更为残酷的消息：大河在这次罕见的洪峰和持续暴雨的冲击下，彻底挣脱了旧河道的束缚，蛮横地改道而去。原本星罗棋布的村庄、纵横交错的田垄、平整宽阔的道路，或被浑浊的洪水彻底吞噬，或被厚厚的淤泥和腐烂的杂物覆盖，地形地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许多人家世代守护的祖坟，都被冲得没了踪迹，更遑论那些本就低矮的屋舍。
一些身体稍恢复些力气、心思也开始活络起来的村民，开始三三两两聚在窝棚的阴影里，头挨着头低声交谈。他们的话题不再局限于眼前的饥饿和病痛，目光开始飘向更远的地方，像迷途的孤鸟，试图寻找一根可以落脚的枝桠。
“听说下游三十里的赵家庄，堤坝是去年新修的，石料夯得实，好像没全垮，不知道那边的人咋样了……”一个汉子捻着手里的半截烟杆，声音压得极低，眼里满是试探。
“王镇那边有我远房表亲，早年做过豆腐生意，家底厚实些。就是不知道路断了没有，能不能投奔……”一个老妇叹了口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的补丁。
“南边山里地势高，听说受灾轻，山里还有野果野菜能填肚子。不知道官府有没有在那里设粥厂，日子会不会比这里强点？”
“嘘——小声点！”有人慌忙摆手，警惕地瞥了一眼不远处巡逻的护卫，“咱们这儿的粮食……还能撑几天？你们没瞧见，灶上的粥越来越稀了？”
打听，比较，权衡。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们在绝望的泥沼里，拼命扒拉着任何可能的更好出路。一股不安的、寻求流动的气息，开始在安置点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开来。这气息像潜藏的火苗，一旦遇到一点火星，就可能燃起燎原之势——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盲目流动，刚刚建立的脆弱秩序会瞬间崩溃，流离失所的灾民会沦为瘟疫最好的温床，到那时，一切都将万劫不复。
而放眼望去，这片被洪水蹂躏过的土地，真正是民不聊生。
田地尽毁，龟裂的泥地里还泡着腐烂的秧苗，今年的收成已成泡影，来年春耕的种子，更是不知被埋在何方的淤泥之下。房舍倒塌，断壁残垣间挂着破烂的衣物，重建家园需要人力、需要砖瓦木料、需要时间，可眼下，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和资源。牲畜溺毙，牛羊的尸体漂浮在低洼的水洼里，发出阵阵恶臭，犁耙锄头这些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早就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恢复生产的基础，几乎被彻底清零。
更可怕的是，大水之后必有大疫的阴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沉甸甸的，让人喘不过气。尽管林苏三令五申，强调饮水必须烧开、污物需集中掩埋、发现病患立刻隔离，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缺医少药，连干净的布条都难以寻觅，能否挡住瘟疫的侵袭，谁的心里也没有底。
官府的力量依然不见踪影。或许，他们正在州府的高墙之内，为了赈灾的钱粮博弈不休；或许，他们早已将这片被洪水吞噬的土地，划为了不值得耗费心力的“重灾区”，弃之不顾。林苏和四妹妹她们带来的粮食和药品，像投入沙漠的一捧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耗，用不了几日，就会彻底见底。
林苏望着眼前这一切，指尖冰凉，心中没有丝毫雨停的轻松，反而像是被一块巨石压住，沉得喘不过气。
雨停了，不过是给了他们一个喘息之机，一个从“紧急求生”转向“艰难求生”的短暂窗口。接下来的路，远比暴雨倾盆时更加漫长，更加崎岖：要防止灾民失控流动，要设法从绝境中获取更多可持续的物资，要着手规划长期的安置和重建，要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疫情，还要……面对那条改道后，性情愈发暴戾、不知会带来福祸的“新”母亲河。
她缓缓转身，目光落在一直跟在身边的梁圭铮、严婉娘和几位“片首”骨干身上。他们的脸上满是疲惫，眼窝深陷，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肯屈服的韧劲。
“雨停了，但我们不能停。”林苏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穿透了周遭的嘈杂。
“通知下去，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工作重点要变。”
她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一字一句，清晰有力：
“第一，加强巡查和人员登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安置点范围。尤其要留意那些试图携带家当远走的人，尽力劝返，把盲目流动的风险，一条条掰开揉碎了，讲给他们听。”
“第二，‘抢险片’的人，除了维护现有设施，从明天起，分批分组，开始有组织地清理通往附近较高、较安全区域的通道。另外，派人仔细勘察周边地形，寻找可以开垦的零星地块，哪怕只能种点萝卜、青菜这种快熟的菜蔬，也好过坐吃山空。”
“第三，婉娘姐姐，”林苏看向严婉娘，目光柔和了几分，“你的‘账房安抚片’，从今天开始，要详细登记每个人的籍贯、原有产业、技能特长。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人里，谁是木匠，谁是瓦匠，谁会看病，谁会织补，谁懂得耕种，谁擅长渔猎……我们要把人的用处，也‘统计’起来，把每个人的力气，都用在刀刃上。”
“第四，挑选几个腿脚利索、嘴巴伶俐的人，分成两队，往更远的、可能未受灾或轻灾的州县方向试探。记住，不是去讨饭，是去打听消息——看看有没有以工代赈的机会，或者，有没有可能采购到更便宜的粮食、种子、工具。”
她的指令一条条清晰下达，目光沉稳，像一盏在风雨飘摇中始终亮着的灯。她没有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没有说过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空话，只是告诉人们，接下来该做什么，该往哪里走。
有时候，在巨大的迷茫和苦难面前，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目标，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雨停了，家园却已陌生。
但活着的人，总要在这片被洪水重新塑造过的、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一步一步，踩出一条继续活下去的路。
那些怀着渺茫希望、想去寻找“更好出路”的村民，没过几日，便陆陆续续、神情比离开时更加灰败地踉跄着回到了林苏建立的安置点。他们身上的衣衫更破了，脚上的草鞋磨得只剩半截，有的还带着未愈合的伤口，带回来的不是粮食或希望，而是足以将人最后一丝求生欲碾碎的、冰冷刺骨的现实。
“进不去了……真的进不去了！”一个中年汉子刚踏入安置点，就腿一软瘫坐在泥泞里，手里的木棍“啪”地掉在地上，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县城、大镇的城门都关得死死的，包着铁皮的木门板拼得严丝合缝，连条缝都不露！官差拿着刀枪站在城头上，看见我们靠近就放箭驱赶，箭镞擦着头皮飞过去，喊话说怕流民带疫病进去，也怕人多了生乱……根本不管我们是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只把我们当瘟神！”
他说着，掀起破烂的衣襟，露出肩头一道结痂的箭伤，那伤口还在渗着血，“我就往前多走了两步，想求他们给点吃的，就挨了这一下……要不是跑得快，命都没了。”
旁边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浑浊的老泪顺着布满沟壑的脸颊往下淌，一双手使劲捶打着冰冷的地面，泥土溅满了他的脸，“完了……全完了！下游的李家集，整个镇子都被大水吞了！大河改道那时候，水头像一堵数丈高的墙似的直接拍过去，房子跟纸糊的一样塌了，听说逃出来的人没几个……现在河面上还漂着尸体，泡得发胀，臭得几里地都能闻见……”
更令人心悸的，是关于反抗与镇压的消息。一个年轻后生缩着脖子，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树叶，眼里满是劫后余生的恐惧，凑到人群里压低了声音：“北边孙官庄那边，实在活不下去了，村里的人凑了上千号，拿着锄头镰刀，想去冲开县城的粮仓讨口饭吃……可还没到城门半里地，就被早就埋伏好的官兵和乡勇堵住了！官兵的火铳响起来跟打雷似的，乡勇拿着刀砍过来，跟砍庄稼似的……好多人都没了，血把那片地都染红了，渗进泥里，踩上去都黏脚……领头的几个，脑袋现在还挂在城门口的旗杆上示众呢，风吹得晃悠……”
起义，或者说只是求生的暴动，那点微弱的火苗刚刚燃起，就被封建国家机器以最无情、最高效的方式碾碎。上位者的逻辑简单而残酷：稳定压倒一切，哪怕是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稳定”。百姓的性命，在维护统治秩序的铁律面前，轻如草芥，贱如尘埃。
这些消息像瘟疫一样，顺着安置点的每一条泥泞小道蔓延，比腹中空空的饥饿更摧残人心，比刺骨的寒风更让人绝望。最后一丝对外部救援、对逃出生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绝望不再是汹涌的潮水，而是变成了沉在水底的淤泥，裹着所有人的四肢，让他们连挣扎的力气都快没了。
而就在这绝望的谷底，一种更加刺目惊心的“贸易”，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安置点外围。
几辆破旧的驴车、牛车碾着泥泞驶来，车轮陷在泥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哀鸣。车上跳下来几个面色麻木、眼神却透着精明的汉子，他们往地上一坐，就扯着嗓子喊起来，声音粗粝，像一把钝刀割着所有人的耳膜：
“收孩子喽！八岁以下男女童，模样周正的，换糙米一斗！手脚齐全的，换半斗！缺胳膊少腿的，白送都不要！”
“半大闺女小子，能干活能跑腿的，价格面议！要是会缝补会喂猪的，能多给半升米！”
“卖身葬亲的也过来瞧瞧！签了死契，立马给你二百钱，够买副薄皮棺材了！”
卖儿鬻女。
这四个字，从前只在史书里见过的、带着墨汁冷意的词语，此刻变成了活生生的、就在眼前上演的人间惨剧。
安置点的角落里，几个彻底被生活压垮的父母，蜷缩在窝棚的茅草边，搂着骨瘦如柴、饿得连哭都没力气的孩子，做着此生最痛苦的决定。一位母亲把脸埋在孩子稀疏的头发里，压抑的、破碎的呜咽从喉咙里挤出来，像被掐住脖子的雀鸟；旁边的父亲抱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指缝里漏出压抑的抽泣，却不敢放声，怕惊扰了怀里懵懂的孩子；孩子眨着无神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父母流泪的脸，伸出干瘦的小手去擦母亲的眼泪，嘴里还念叨着“娘，饿……”。每一幕，都像钝刀子割肉，割得围观的人心口发紧，却又无能为力。
一个干瘦如柴的汉子，手里攥着一斗散发着霉味的糙米，那糙米里还混着沙子和稗子，他用这斗米，换走了邻居家五岁的女儿。小姑娘被那汉子抱起来时，似乎才明白过来要和爹娘分开，突然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爹！娘！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她的小手在空中乱抓，指甲抠到了汉子的胳膊，却被汉子不耐烦地甩开。那哭声像利箭，射穿了安置点里许多人最后的心理防线，有人别过头去抹眼泪，有人捂住了自家孩子的嘴，生怕下一个被送走的就是自己的骨肉。
还有一个妇人，“噗通”一声跪在“人牙子”面前，额头磕在冰冷的泥地上，磕出了血印，她一边磕头一边哀求：“行行好，收下我家小子吧，他十岁了，能挑水能劈柴，给口饭吃就行，让他当牛做马都行……”那孩子死死拽着母亲的衣角，小脸涨得通红，满脸是泪，却倔强地不肯松手，嘴里反复喊着：“娘，我不走，我能干活，我不吃饭了还不行吗？”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与此同时，从那些侥幸逃回的、略有见识的村民只言片语中，以及严婉娘通过早年行善结识的一些隐秘渠道得到的一点风声里，林苏得知，在远离这片人间地狱的城镇，在那些高墙深院的王府官邸之中，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天地。
达官贵人们的宴饮歌舞并未因远方的洪灾而稍减分毫，反而似乎更添了几分“及时行乐”的放纵。江南运来的新奇戏班在戏台上演着缠绵的昆曲，御膳房送来的精致点心摆了满满一桌，西域进贡的奢华衣料在贵妇们的身上流转，价值千金的茶叶煮出的茶汤，只喝一口就被随手倒掉。或许有几位官员会在宴会上假惺惺地感叹几句“民生多艰”，捐出些微不足道的银钱以示“仁善”，转头便又沉浸在风花雪月、权力倾轧的算计之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吞噬了无数生命、改变了千里地貌的洪灾，不过是奏折上一个需要潦草处理的麻烦，是朝会上几句可以攻讦政敌的言辞，甚至是一次可以从中牟利的“机会”——倒卖朝廷下发的救灾物资，兼并灾后无主的土地，放高利贷给走投无路的灾民，每一条路，都能让他们的腰包更鼓。
上位者的寻欢作乐，与底层百姓的卖儿鬻女、易子而食，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末世最刺眼、最残酷的对比。这套运行了数百年的制度，早已烂到了根子里：它无法有效动员力量救灾，只会用暴力镇压求生者的反抗，并用一种近乎自然淘汰般的冰冷市场逻辑，完成对底层最后一点血肉的吞噬。
林苏站在安置点的边缘，看着不远处那令人心碎的买卖场景，听着风中隐约传来的、来自更远方城镇的悲惨消息，再想到京城那片歌舞升平的奢靡与算计，只觉得一股熊熊怒火在胸中燃烧，烧得她胸口发疼，几乎要冲破她一直维持的冷静。
这根本不是天灾，这是人祸！是腐朽制度之祸！是阶级压迫之祸！
她带来的那套“三人小组”组织方法，可以暂时在这一方小小的安置点建立起秩序，可以救下几百上千人的性命。可她救不了这千里泽国，改变不了这吃人的世道，阻止不了那无形的、系统性的吞噬。
梁圭铮站在她身边，双手紧握剑柄，指节绷得发白，他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愤怒与无力，喉结滚动了许久，才憋出一句：“这群狗官……这群人牙子……简直不是东西！”
严婉娘早已泪流满面，她这辈子行善积德，接济过无数穷苦人，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个人的善心在时代巨轮的碾压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像投入洪流的一粒石子，连一点涟漪都掀不起来。
林苏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混杂着泥土腥气、腐烂气息和绝望味道的空气，再睁开时，眼中那簇翻腾的火焰被强行压入了更深的冰层之下，转化为更加冰冷、更加坚定的决心。
她不能改变整个世道，但至少，在她力所能及的这片小小孤岛上，她必须守住底线，守住最后一点属于人的尊严。
她大步走向那几辆“人牙子”的车，脚步踩在泥泞里，发出沉稳的声响。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清晰地传遍四周，压过了人牙子的吆喝和孩子的哭声：
“在我这里，不准买卖人口！”
“孩子是人生父母养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们用来换米的货物！”
“粮食不够，我们一起想办法！去挖野菜，去河里捕鱼，去清理还能用的土地种粗粮！只要肯动手，就饿不死！”
“谁敢在这里买卖人口，或者诱拐孩童，别怪我不客气！”
她说完，目光冷冷地扫向那几个愣神的人牙子，又看了一眼梁圭铮。
梁圭铮立刻会意，带着几个护卫上前，手按在腰间的刀剑上，金属碰撞的脆响在空气中回荡，他们目光如电地扫向那几个“人牙子”，身上的煞气让周遭的空气都冷了几分。
那几个人牙子见状，脸上的精明变成了忌惮，嘟囔了几句“晦气”“这娘们管得也太宽了”，但也摄于这伙人明显有组织、有武力，不敢硬抗，悻悻地骂骂咧咧赶着车走了，车轮碾过泥泞，留下两道歪歪扭扭的辙印。
人群中，那些正抱着孩子在痛苦挣扎的父母，看到这一幕，绝望的眼神中，似乎又燃起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光，那光里混合着感激，也带着茫然——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撑多久，但至少此刻，孩子还在身边。
林苏转身，面对聚拢过来的灾民，提高了声音，让自己的话语穿透所有人的麻木：
“乡亲们！官府靠不住，那些达官贵人靠不住，甚至这些唯利是图的人牙子也靠不住！我们能靠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身边的乡亲！”
“从今天起，我们这里，没有买卖，只有互助！有力气的出力气，会手艺的出手艺，有主意的出主意，我们一起，在这废墟上，重新把日子过起来！”
她的声音或许无法传遍这千里泽国，无法改变这腐朽的末世，但在这小小的、由她强行撑起的一方天地里，却试图筑起一道堤坝——一道抵御封建末世最冰冷规则的、脆弱而珍贵的堤坝。
救灾，救的不仅是性命，或许，也是在拯救最后一点属于“人”的尊严与温情。尽管这尝试，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面前，显得如此孤独，如此艰难，仿佛逆风执炬，稍不留意，就会被黑暗吞噬。
看着眼前卖儿鬻女的惨剧，听着远方城镇关门、镇压、沦陷的消息，林苏独自走到安置点边缘一处稍高的土堆上。初夏的风裹挟着泥泞的腥气、腐烂物的酸馊味，还有隐约传来的孩童呜咽与妇人啜泣，吹动她沾满尘土的衣袂。她闭上眼，刻意避开那刺目的人间炼狱，任由意识沉入记忆最深处——那片属于另一个时空、承载着宏大思想与实践智慧的海洋。
她想起了那位伟人，想起了他面对旧中国千疮百孔、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局面时，所进行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思想，从来不止是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更是关于如何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在最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凝聚力量、创造奇迹的哲学与方法论。
“群众路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起来”。
这些滚烫的词句在她脑海中轰鸣，如同惊雷劈开混沌，与眼前的绝境激烈碰撞，迸发出照亮前路的火花。
封建官府已然彻底崩溃，他们要么紧闭城门自保，要么用刀枪镇压求生的灾民，将百姓的性命视作维护统治的祭品；所谓的“市场”，不过是些人牙子、囤积居奇者趁火打劫的工具，他们吞噬着底层最后的血肉；而个体家庭，在洪水、饥饿、瘟疫的三重碾压下，脆弱得如同风中残烛，稍一碰就灭。
那么，出路在哪里？
公社？大锅饭？
这个念头让她心头猛地一震，随即泛起复杂的波澜。她当然清楚，在自己的时代，早期的“公共食堂”“大锅饭”因僵化执行、缺乏弹性，在具体实践中走入过歧途，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剥离那些执行中的偏差，回溯其初衷——在资源极度匮乏、生存高于一切、必须绝对平均才能保障基本存续的特定历史时期，它是否也曾是一种凝聚涣散力量、共渡生死难关的不得已之选？
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官府失灵、市场吃人、个体完全无法自救的绝境下，纯粹的平均主义固然不可持久，但彻底的放任自流，只会让绝望的人们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他人的商品。
“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吃最原始的‘大锅饭’吗？”林苏自嘲地笑了笑。眼下每天按人头分配的那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不就是最低水平、最被动的平均分配？可这样坐吃山空，粮食物资只会日渐枯竭，而人心中的希望与斗志，也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与麻木中消磨殆尽，最终走向崩溃。
伟人的智慧，从来不在于僵化地固守某种形式，而在于始终立足实际，灵活运用核心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
她需要的，不是照搬那个时代有缺陷的具体模式，而是汲取其在绝境中通过高度组织化、集体化来保障最基本生存与公平的核心精神，再结合当下的现实困境，创造出一个既能让大家活下去、又能慢慢恢复生机的全新办法。
风停了，远处的呜咽声似乎淡了些。林苏睁开眼，眼中的迷茫与悲愤已全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锐利与清明。她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回安置点的中心区域，让人立刻召集梁圭铮、严婉娘，以及几位在救灾过程中表现突出、处事公正、深得灾民信任的“片首”——有当过木匠的老王头，有懂些农事的赵大伯，还有曾在镇上账房当过学徒的年轻后生周明。
几人很快聚到临时搭建的棚屋下，地上还残留着煮粥的锅巴印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米香与药味。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林苏开门见山，声音冷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官府靠不住，逃出去也是九死一生，坐在这里等，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必须换个活法。”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疲惫却专注的脸，一字一句道：“从现在起，这里不再只是临时避难的安置点，我们要试着变成一个能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想办法活下去的‘灾后自救社’！”
她刻意选用了“社”这个古朴、温和且易于被古人理解的词，而非更具冲击力的“公社”，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抵触。
“自救社？”梁圭铮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剑柄，“具体要怎么做？”
林苏没有多余的废话，捡起地上一根烧焦的树枝，在平整的泥地上画出简易的图示，一边画一边清晰地解释：
“第一，土地与产出归‘社’。我们接下来清理出来的所有可耕种土地、从河里捕到的鱼、山里采到的野菜野果，将来恢复的手工活计做出的成品，都不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归我们全体‘社’员共同拥有、共同管理。这是我们能凝聚在一起的基础，只有资源公有，才能保证分配公平。”
老王头下意识地开口：“那……自家找的野菜，也得交公？”
“是。”林苏点头，语气坚定却温和，“单独一户找到的野菜，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但大家把所有收获都集中起来，再按规矩分配，至少能让每个人都喝上一口热汤。眼下这光景，独善其身是行不通的。”
老王头沉默了，默默点了点头。
“第二，劳动记‘工’，按‘工’配给。”林苏继续说道，在地上画出几道横线代表“工分”，“我们不能吃纯粹的大锅饭，那样会养懒汉，寒了出力人的的心；但也不能按以前的财产分配，因为大家现在都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要建立最简单的‘工分’制度。”
“清理废墟、搭建牢固的房屋，算重活；开垦土地、挖渠引水，算重活；巡逻守卫、抵御野兽或歹人，算重活，这些活儿，每个时辰记两分。”
“妇人缝补衣物、照顾老弱病残、烧火做饭、清洗污物，孩子捡拾柴火、帮忙晾晒粮食，这些是轻活，每个时辰记一分。”
“还有懂医术的照料病患、懂农事的指导耕种、会手艺的修补工具，这些是技术活，按贡献大小，每个时辰记一分半到两分。”
她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所有为了‘社’的生存而付出的劳动，都要记录在案，每天汇总，每周公示。力气大的青壮多干活、多拿工分，老弱妇孺干力所能及的活，也能拿到相应的工分，不搞一刀切，也不搞平均主义。”
“第三，口粮与物资，按‘工分’和‘基本需求’结合分配。”这是整个方案最关键、也最需要智慧平衡的一点，林苏的声音放缓了些，“每天熬出的粥、将来收获的粮食蔬菜、筹集到的药品布匹，分配时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能不能干活，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份，保证不被饿死、冻死。这是底线，是我们‘自救社’的良心，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因为没力气干活就被抛弃。”
“另一部分，是‘奖励物资’，就按照各人积累的工分来分配。工分多的，能多分到一碗稠粥、一块咸菜，将来有了多余的布匹，也能优先挑选。多劳多得，就是要鼓励大家都动起来，而不是躺着等饭吃。”
她转头看向严婉娘和周明，眼神恳切：“这法子要能成，记账是关键。婉娘姐姐心思细，周明你懂账册，以后就由你们牵头，再选两个灾民信得过的人当副手，专门负责登记工分、记录物资进出。每一分‘工’、每一粒粮、每一块布，都要记得明明白白，每天晚上在安置点的空地上张榜公示，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她加重了语气：“信任，是我们这个‘社’能存在的唯一基石。账目一旦不清不楚，人心就散了，一切都白费。”
周明握紧了拳头，重重点头：“林姑娘放心，我一定记好每一笔账，绝不敢有半点马虎！”严婉娘也含泪应道：“我会盯着，保证一分一毫都公开透明。”
“第四，建立‘社’议事会。”林苏继续说道，“就由我们几人，再加上各片区推举出来的代表，组成一个议事会。以后土地怎么规划、种什么庄稼、重要物资怎么分配、内部有了纠纷怎么裁决，都由议事会一起商议决定。商议的时候，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一旦定了，就必须共同遵守。而且每一次商议的结果，都要让所有‘社’员知道，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么决定，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林苏的目光扫过众人，语气斩钉截铁，“我们成立‘自救社’，目标绝不仅仅是活下去。短期里，我们要开垦土地、生产自救，摆脱缺粮少药的困境；长期来看，我们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将来有一天，能靠我们自己的双手，不再依赖任何人的施舍，甚至能有余力，帮助更多流离失所的灾民。”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它很粗糙，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更依赖于极高的组织度和所有人的道德自律。林苏完全能预想到它会遇到的无数问题：工分的评定如何才能绝对公平？会不会有人觉得自己干得多、得分少而心生不满？会不会有人偷偷偷懒、浑水摸鱼？分配物资时，如何平衡“基本需求”与“多劳多得”的尺度？
但它提供了一条在封建秩序崩溃、市场法则吃人的绝境下，截然不同于等死或为奴的第三条道路——通过高度的集体组织与相对公平的分配，将分散的、绝望的个体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一种共渡难关、互助前行的生存共同体。
这不再是单纯的赈灾，而是一次微型的、在封建废墟上进行的、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生存制度实验。
梁圭铮低头沉思了许久，手指在剑柄上反复摩挲，最终缓缓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决然：“此法虽闻所未闻，甚至有些惊世骇俗，但眼下这光景，确实别无他法。至少，它能让每个人都看到希望，知道只要肯出力，就能多分到一口粮，就能活下去，而不是躺着等死或者卖儿卖女。我赞成。”
严婉娘早已泪流满面，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却带着滚烫的光：“这法子好，心里有秤，眼里有人，既顾着老弱，也不亏着出力的人。我举双手赞成！”
老王头搓了搓粗糙的手掌，感慨道：“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规矩。但林姑娘是真心为我们好，我信她！干了！”
赵大伯也点头附和：“只要能让孩子们活下去，能有地种，怎么干都行！”
周明年轻的脸上满是激动，他从前在账房里见过太多富人的吝啬与算计，如今林苏的方案，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我一定把账记好，绝不让大家的血汗白费！”
林苏看着眼前这些愿意相信她、愿意和她一起冒险的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知道，前路必然布满荆棘，这个稚嫩的“灾后自救社”随时可能因为内部矛盾、外部压力，或是单纯的人性弱点而夭折。
但正如那位伟人所坚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片被洪水与封建阴霾双重笼罩的土地上，她要点燃的，就是这样一粒微弱却执拗的火种——一种关于组织、关于公平、关于集体力量的崭新可能。
这火种能否存活，能否燃烧，将是她穿越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对那个伟大思想，一次最直接、最艰难的致敬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