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2章 武臣廷议-《穿越万历,中兴大明!都是好演员》

  司礼监随堂太监魏朝见状,连忙小步趋前,将厚实的貂绒大氅恭敬地披在皇帝肩头,又为礼部尚书马自强奉上一件。

  他将一柄油纸雪伞交到中书舍人郑宗学手中,示意其为皇帝撑伞,自己则躬身退到一旁侍立。

  朱翊钧却抬手,轻轻拨开了郑宗学递过来的伞盖。

  他伸出戴着玉扳指的手,用手背接住几片冰凉的雪花,看着它们在体温下迅速消融,化作一点湿痕,随即随意地抹去。

  他的目光悠远,显然仍在思索方才与马自强那番关乎朝廷体制变动的对话。

  马自强依旧微躬着身子,雪花悄然落在他绯红的官袍肩头,积了小小一层,他也浑然未觉。

  皇帝抛出的“武臣廷议”之议,重若千钧,让他心潮翻涌,一时难以平复,只能缄默不语,于心中反复权衡利弊。

  君臣二人,就这样静静地立在愈发绵密的大雪中,各怀思绪,唯有雪花落下的簌簌之声,更衬得周遭一片寂静。

  武臣参与廷议,并非没有先例。

  远的不说,嘉靖年间庚戌之变,京师危急,世宗皇帝情急之下,莫说是镇守武将,便是对逃难至京的边民百姓,也曾召至廷前询问敌情。

  但马自强深知,皇帝此刻所问,绝非临时召顾寰奏对那么简单。

  这是要打破百余年的成例,为京营总督这个武职,在帝国最高决策圈——廷议中,谋一个固定的参议席位!

  廷议是什么?

  是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六科等中枢核心部院堂官共计三十余人参与的国策会议!

  是大明朝真正的权力中枢!

  自洪武以后,“以文驭武”成为国策,文官系统出于维护自身权力和体系稳定的需要,

  逐渐将武臣排除在核心决策层之外,这是制度演变的必然,本也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在于,参政权是政治地位的基石。

  若一个群体被彻底剥夺了在最高层面的发言权,那么无论其表面爵位多么尊崇,实际地位都不可避免地会滑向边缘,甚至沦为附庸。

  如今的武官便是明证。

  即便贵为总兵、大帅,在文臣面前亦需卑躬屈膝,

  “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戎服,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吏齿”。

  至于去兵部公干,更是连作揖都被视为失礼,需行跪拜大礼!

  帅臣尚且如此,底层卫所军官在文官面前更是“虽一诸生可役使之”。

  如此积弊之下,武备废弛,士气低迷,“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翊钧认为,“以文驭武”的战略不能如此极端地执行。

  在政治大局上保持文官主导,不允许武臣入阁,制度上接受兵部管辖,

  乃至派遣文臣御史监军,这些都可以理解,即便有瑕疵也能逐步优化。

  但在专业领域,必须尊重专业意见,并赋予其相应的职权和话语权!

  关乎国防军事的参政权,必须还给武臣!

  如今王崇古意图对朵颜三卫用兵,正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或许可以借此,尝试在那三十多个廷议席位中,为京营总督争得一席之地。

  当然,拔高武臣地位是长远目标,更现实的考量是,一旦武臣得以列席廷议,

  便在程序上为皇帝开辟了一条直接听取军方意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越过兵部指挥京营的通道!

  这将是体制上的重大变动。

  而要在恪守祖制的明朝推行此事,从礼法典籍中寻找依据,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马自强对皇帝这番深意,同样心如明镜。

  回想皇帝即位这一年多来,针对京营可谓动作频频:

  先是起用深谙军务、在军中威望素着的顾寰出任总督,使其能一定程度上摆脱兵部的过度掣肘;

  随后借着整顿盐政收回的巨额银两,优先为京营将士补发欠饷,一次性便拨付六十余万两,十万将士为之感念;

  进而又空置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侍郎之位,将王崇古推入内阁来主导京营轮戍练兵;

  如今,更是图穷匕见,要为武臣张目,将顾寰推上廷议!

  正因为明白其中关窍,马自强才愈发犹豫不决。

  此事牵涉太广,必将触动整个文官集团的敏感神经,实在是为难至极!

  雪越下越大,地上已是一片洁白。

  朱翊钧终于动了,他悠然转身,踱步到安民厂门楼的屋檐下避雪。

  马自强默默跟上,侍立一旁。

  待站定后,马自强终于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开口试探:“陛下,臣深知陛下天恩浩荡,意在文武并重,共扶社稷。”

  “然则,术业有专攻。廷议所涉,乃官吏升黜、国家财赋、礼法典章、重大工程、刑狱审理等方方面面,武臣……恐未必能悉数胜任。”

  他此言半真半假。

  真正专业性强的事务,其实在部级层面都已商议妥当,提交廷议的多是涉及多个部门协调的综合性事务。

  兵部也从不插手会试考官的人选。

  真正需要统筹全局、插手各部事务的,是内阁!

  马自强更多的忧虑,实则在于皇帝对文武平衡的态度,

  他担心皇帝会像当年的武宗皇帝一般,过度倚重武臣,以致影响国家大政的稳定。

  朱翊钧将有些冻僵的手揣进袖中暖着,语气平和:“大宗伯所言有理,术业确有专攻。”

  “朕之意,也非让武臣干涉所有廷议事项。

  可规定,武臣列席廷议,仅限参议军事相关议题。

  如重大战事决策、本营主要军官升迁罢黜、军饷粮秣筹措等。其余政事,一概不必参与。”

  他给出了承诺,也是一种界限划分。

  能否列席中枢会议本身就是天壤之别,能在军事议题上拥有发言权更是巨大的进步。

  当然,朱翊钧心中自有计较,将来若有必要,总能找到与军事相关的理由召顾寰与会。

  马自强闻言,心下稍安,但仍有顾虑:“陛下明鉴。

  只是……若如此,京营总督在廷议上参议军事,其职权不免与兵部有所交叠。”

  京营名义上归总督节制,但实际上插手管理的衙门众多:

  兵部侍郎协理戎政、视阅侍郎巡视京营九边、右都御史督理京营戎政,乃至科道言官视察时,说话的分量有时也比总督管用。

  皇帝显然是想借此事,将京营的实际控制权,更多地收归总督之手。

  武臣想上桌分权,反对的声音必然汹涌而至。

  对此,朱翊钧自然早有预料,否则也不会先询问礼法依据了。

  他脸上略微显露出一丝不耐,语气却依旧平稳:“各司其职,权责明晰即可。

  大宗伯,你只需告诉朕,在礼法祖制上,此事可有妨碍?”

  礼制上的成例,其实随便找个熟悉典章的中书舍人都能翻出一大堆。

  但朱翊钧此刻需要的,不仅仅是方案,更是马自强及其所代表的礼部对此事的态度——这是他推行此事所需要争取的第一股力量。

  马自强见皇帝脸上已掠过一丝不容置疑的神色,心知必须做出决断了。

  他将京营沿革、兵部人事、皇帝近期的种种举措以及方才的承诺,在脑中飞快地过了一遍。

  片刻之后,马自强把心一横,撩袍跪倒在冰冷的石阶上,雪水浸湿了膝盖处的官袍,

  他也顾不得了,沉声道:“陛下,此事……确有祖宗成法可依!”

  “国朝初立之时,武臣兼领中枢文职、参决军国大政者,不乏其人。

  信国公汤和、宁河王邓愈便曾兼任御史大夫;

  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更是受命‘共议军国重事’,总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

  “若言此皆乃开国殊遇,非常制可比。

  那么,洪武三年定制,诸臣受封爵位时,多加以‘参军国事’、‘同知军国事’、‘同参军国事’等名号,

  以示参与国政。此乃白纸黑字载于《太祖实录》与《大明会典》之祖宗成法!”

  一番话掷地有声,马自强说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在白茫茫的寒气中凝成一道醒目的白练。

  朱翊钧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上前一步,亲手为马自强拂去官袍肩头积聚的雪花,然后用力将他扶起,激赏道:

  “大宗伯真乃饱学宿儒!于国朝礼制成法,了然于胸,如数家珍!朕心甚慰!”

  他顺势定下调子:“既然如此,便借此次廷议朵颜卫军事之机,为京营总督加以‘参知军事’衔,列席廷议,大宗伯以为如何?”

  马自强此刻心绪复杂,也不知自己这番抉择是福是祸,只能含糊应道:“臣……遵旨。”

  朱翊钧满意颔首:“那好,朕稍后便知会吏部尚书温纯,让他去礼部与大宗伯详议。

  二卿且斟酌一番,看看如何联署上奏,方显得合情合理,不违祖制?”

  马自强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躬身应下:“臣,领旨。”

  涉及官职礼制的变动,由礼部、吏部出面奏请是正途。

  但皇帝决口不提主管军事的兵部,其意已昭然若揭——他要绕开兵部,直接促成此事!

  自土木堡之变后,历代皇帝与文官系统争夺京营控制权的博弈从未停止。

  但以“定制”的形式,赋予武臣廷议参政权,这在本朝确是破天荒头一遭。

  这位少年天子的手,伸得是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精准了!

  马自强一边心中暗叹,一边在内侍的引导下,踏雪告退离去。

  一旁的中书舍人郑宗学停下记录之笔,看着礼部尚书略显沉重的背影,将冻得发僵的手放到嘴边,轻轻哈了口热气。

  他这小动作还未做完,便听到了皇帝的询问。

  “郑卿,你觉得朕这位大宗伯,为人如何?” 朱翊钧目光依旧望着马自强消失的方向,似在出神。

  郑宗学连忙收敛心神,顺着皇帝的目光望去,沉吟片刻,给出了四个字的评价:“完粹淳庞。”

  (意为品格完美纯正,敦厚宏大)

  朱翊钧闻言先是一愣,随即哑然失笑,越琢磨越觉得贴切,忍不住摇头重复道:“完粹淳庞……嗯,实然矣,确是如此。”

  说罢,他收回目光,转身再次步入安民厂大门。

  奏对插曲已过,视察还需继续。

  尤其在于王崇古表露出对朵颜三卫的用兵意向后,朱翊钧更需亲自检视一下自家的武备家底。

  不亲眼看看军工生产的现状与瓶颈,他如何能放心批准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

  厂房内,朱翊钧抚摸着身边一门闪烁着冷冽金属光泽的弗朗机炮炮身,开口问道:“如今兵仗局,年产各式火器几何?”

  兵仗局掌印太监连忙趋前回话:“回皇爷的话,并无定数。”

  “嘉靖朝时,大抵是三年一次大规模制造,用银约二万四千两,所出火器种类、数量依造价而定,各有不同。”

  “至嘉靖四十二年,拨款减为一万六千两,制造周期由三年一造改为五年,并题准每年需修造换给部分损旧火器。”

  “到了隆庆三年,拨款再度削减,仅为八千三百两。”

  掌印太监的声音越说越低。

  朱翊钧的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按理说,只要边境战事未绝,军工产量理应保持甚至增长,怎会逐年萎缩?

  见皇帝面露不悦,侍立一旁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宏不动声色地解释道:

  “万岁爷,除了咱们内廷的兵仗局,外朝还设有军器局,亦负责制造火器。”

  “且军器局由兵部派员提督,工部主事协管,六科给事中负责出厂阅试,户部也时有专项银两划拨。”

  “其产出颇巨,据报,年产火药数万斤,连珠炮、佛郎机炮所用铅弹二十万余发,乌铳一万二千余杆……

  久而久之,兵仗局的差事,便渐渐少了。”

  张宏语气平淡,点出了关键。

  朱翊钧恍然。

  说到底是兵仗局乃内廷全资,管理、账目皆不对外,外臣难以插手,业务不够“透明”。

  即便兵部有制造需求,也更倾向于下给内外共同监管、看似更“规范”的军器局。

  不过……这反倒正中朱翊钧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