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初夏，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陈默坐在甄别处的办公桌前，手中捏着戴笠刚签发的“重庆汉奸排查令”，纸上“一周内提交可疑人员名单，重点排查与日商、日伪机关往来密切者”的字迹，像一道沉重的枷锁，压得他心头发紧。
“汉奸排查”——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暗藏凶险。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商贾云集，日商虽因战事减少，却仍有不少人与重庆本地商人保持着秘密往来，其中既有真正为日军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汉奸，也有因生意往来被牵连的爱国商人。
若排查过宽，会误伤无辜，寒了爱国人士的心；若排查过严，又会让戴笠觉得“办事不力”，甚至可能被反共势力借机栽赃。
“陈处长，戴老板这次下了死命令，一周内必须出结果，毛人凤他们肯定盯着呢，要是名单里没几个‘硬角色’，咱们不好交差。”
苏晴端着一杯凉茶进来，看着排查令，语气带着担忧，“而且现在军统内部反共暗流这么浓，有些人肯定想借着‘汉奸排查’，把进步人士也塞进名单里，咱们得小心应对。”
陈默接过凉茶，一口饮尽，压下心中的烦躁。
他清楚，这次排查既是戴笠对他的考验，也是一次“借势除奸”的机会——既能打击真正的汉奸，为抗战清除内患，又能借着排查的名义，掌握重庆日商、日伪机关的往来网络，为组织的地下工作减少阻碍。
“我们按‘三层筛选法’来做，确保精准排查。”
陈默沉思片刻，拿出一张空白的排查表，开始制定计划：
“第一层，梳理基础信息：收集所有与日商、日伪机关有往来的人员名单，包括姓名、职业、往来频率、接触对象——这一步由赵峰、孙茜负责，对接军统档案科和工商部门，三天内完成；
第二层，初步甄别：标记出‘往来频繁（每周三次以上）’‘接触日伪情报人员’‘有资金流向日占区’这三类重点可疑人员——这一步我亲自负责，结合日伪内线的情报，剔除‘单纯生意往来’的人员；
第三层，实地核实：对重点可疑人员，派行动科的人暗中跟踪，确认是否有‘传递情报’‘输送战略物资’等汉奸行为——这一步要秘密进行，避免打草惊蛇，更不能冤枉无辜。”
计划制定后，排查工作立刻启动。苏晴带着赵峰山、孙茜，泡在军统档案科和重庆工商总局，翻阅了近三年的“日商往来登记册”“商户资金流水账”，共梳理出230余名与日商、日伪机关有往来的人员，其中商人180人，职员30人，自由职业者20人。
陈默拿着这份名单，结合日伪内线传递的“重庆日伪情报网络名单”，开始初步甄别。
他的目光停留在“王记商行老板王福生”的名字上——名单显示，王福生每周都要与日商三井洋行的经理见面，且近半年有三笔大额资金流向上海日占区。日伪内线的情报也提到“三井洋行是日军在重庆的情报中转站”，王福生的嫌疑瞬间上升。
但当看到“裕丰粮行老板李建国”的信息时，陈默却皱起了眉。
李建国与日商三菱商事有往来，每月交易一次粮食，但资金流水显示，他将大部分利润都捐给了重庆的抗日救亡团体，且内线情报证实“李建国曾多次借粮食运输的名义，为八路军输送紧缺的药品”——显然，他是被日商往来牵连的爱国商人，绝非汉奸。
“这些人必须从名单里剔除。”
陈默在李建国的名字旁画了个“○”，代表“排除嫌疑”，类似的标记，他在另外27名“单纯生意往来”“爱国商人”的姓名旁也逐一画下。经过初步甄别，230余人的名单，被筛选至35名重点可疑人员。
接下来的三天，陈默安排行动科的人对这35人进行秘密跟踪。
跟踪结果证实，其中15人存在明确的汉奸行为：王福生确实在为三井洋行传递重庆的军事情报，每次见面都会将写有“日军需要的物资清单”的纸条藏在茶叶罐里；日伪机关的翻译官姚小铭，利用职务之便，将军统的情报传递给日军宪兵队；还有八名商人，长期为日军输送钢铁、煤炭等战略物资。
而另外20人，虽与日商有往来，却无任何汉奸行为——有的是被迫与日商交易，有的是为了获取日军的商业情报，还有的是像李建国一样，借往来之名暗中支持抗日。
陈默毫不犹豫地将这20人从重点可疑名单中剔除，只保留了十五名有实锤证据的汉奸。
排查的最后一天，陈默将15名汉奸的“犯罪证据”整理成册，包括“往来记录”“资金流水”“跟踪照片”“日伪内线佐证”，每一份证据都清晰详实，足以定罪。
同时，他还在报告中附上了“排查说明”，详细解释了“为何剔除部分人员”，强调“此次排查以‘实锤证据’为标准，避免误伤爱国人士，影响抗战大局”。
当陈默将排查报告和可疑人员名单送到戴笠手中时，毛人凤正好也在办公室。
毛人凤拿起名单，看到只有15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陈默，重庆这么大，与日商往来的人这么多，你只查出15个汉奸？是不是太敷衍了？我听说裕丰粮行的李建国，天天和日商打交道，你怎么没把他列进去？”
陈默早有准备，从容回应：“毛副局长，李建国虽与日商有粮食往来，但我们经过三天的跟踪核实，发现他不仅没有通敌行为，反而将利润捐给了抗日救亡团体，还多次为八路军输送药品——这种爱国商人，我们不仅不能列为可疑人员，还要保护他的安全，避免被日伪报复。”
他指着报告中的“排查说明”和李建国的“资金流水、捐赠记录”：“这些都是实锤证据，若仅凭‘与日商往来’就将他列为汉奸，不仅会寒了爱国人士的心，还会让真正的汉奸逍遥法外——我们排查汉奸，是为了清除内患，不是为了制造恐慌。”
戴笠拿起报告，仔细翻阅着，看到十五名汉奸的证据都详实充分，又看到“排查说明”中“避免误伤、维护抗战大局”的表述，满意地点头：“你做得对！汉奸排查就要精准，不能搞‘一刀切’。陈默，这次排查干得不错，既打击了汉奸，又保护了爱国人士，值得表扬！”
毛人凤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悻悻地闭上嘴。
走出戴笠的办公室，陈默松了一口气。这次“重庆汉奸排查”，他既完成了戴笠的任务，打击了真正的汉奸，又保护了20名无辜的爱国商人，避免了反共势力借机制造冤假错案。
他知道，在抗战的关键时期，每一个爱国人士都弥足珍贵，只有精准区分“汉奸”与“爱国人士”，才能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日力量，打赢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夕阳西下，陈默站在总部的窗前，看着重庆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
他想起李建国等爱国商人的事迹，心中满是感慨——正是因为有这些默默支持抗日的普通人，中国的抗战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而他，作为潜伏在军统的情报人员，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这些爱国人士撑起一把“安全伞”，为抗战胜利清除每一个障碍。
陈默坐在甄别处的办公桌前，手中捏着戴笠刚签发的“重庆汉奸排查令”，纸上“一周内提交可疑人员名单，重点排查与日商、日伪机关往来密切者”的字迹，像一道沉重的枷锁，压得他心头发紧。
“汉奸排查”——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暗藏凶险。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商贾云集，日商虽因战事减少，却仍有不少人与重庆本地商人保持着秘密往来，其中既有真正为日军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汉奸，也有因生意往来被牵连的爱国商人。
若排查过宽，会误伤无辜，寒了爱国人士的心；若排查过严，又会让戴笠觉得“办事不力”，甚至可能被反共势力借机栽赃。
“陈处长，戴老板这次下了死命令，一周内必须出结果，毛人凤他们肯定盯着呢，要是名单里没几个‘硬角色’，咱们不好交差。”
苏晴端着一杯凉茶进来，看着排查令，语气带着担忧，“而且现在军统内部反共暗流这么浓，有些人肯定想借着‘汉奸排查’，把进步人士也塞进名单里，咱们得小心应对。”
陈默接过凉茶，一口饮尽，压下心中的烦躁。
他清楚，这次排查既是戴笠对他的考验，也是一次“借势除奸”的机会——既能打击真正的汉奸，为抗战清除内患，又能借着排查的名义，掌握重庆日商、日伪机关的往来网络，为组织的地下工作减少阻碍。
“我们按‘三层筛选法’来做，确保精准排查。”
陈默沉思片刻，拿出一张空白的排查表，开始制定计划：
“第一层，梳理基础信息：收集所有与日商、日伪机关有往来的人员名单，包括姓名、职业、往来频率、接触对象——这一步由赵峰、孙茜负责，对接军统档案科和工商部门，三天内完成；
第二层，初步甄别：标记出‘往来频繁（每周三次以上）’‘接触日伪情报人员’‘有资金流向日占区’这三类重点可疑人员——这一步我亲自负责，结合日伪内线的情报，剔除‘单纯生意往来’的人员；
第三层，实地核实：对重点可疑人员，派行动科的人暗中跟踪，确认是否有‘传递情报’‘输送战略物资’等汉奸行为——这一步要秘密进行，避免打草惊蛇，更不能冤枉无辜。”
计划制定后，排查工作立刻启动。苏晴带着赵峰山、孙茜，泡在军统档案科和重庆工商总局，翻阅了近三年的“日商往来登记册”“商户资金流水账”，共梳理出230余名与日商、日伪机关有往来的人员，其中商人180人，职员30人，自由职业者20人。
陈默拿着这份名单，结合日伪内线传递的“重庆日伪情报网络名单”，开始初步甄别。
他的目光停留在“王记商行老板王福生”的名字上——名单显示，王福生每周都要与日商三井洋行的经理见面，且近半年有三笔大额资金流向上海日占区。日伪内线的情报也提到“三井洋行是日军在重庆的情报中转站”，王福生的嫌疑瞬间上升。
但当看到“裕丰粮行老板李建国”的信息时，陈默却皱起了眉。
李建国与日商三菱商事有往来，每月交易一次粮食，但资金流水显示，他将大部分利润都捐给了重庆的抗日救亡团体，且内线情报证实“李建国曾多次借粮食运输的名义，为八路军输送紧缺的药品”——显然，他是被日商往来牵连的爱国商人，绝非汉奸。
“这些人必须从名单里剔除。”
陈默在李建国的名字旁画了个“○”，代表“排除嫌疑”，类似的标记，他在另外27名“单纯生意往来”“爱国商人”的姓名旁也逐一画下。经过初步甄别，230余人的名单，被筛选至35名重点可疑人员。
接下来的三天，陈默安排行动科的人对这35人进行秘密跟踪。
跟踪结果证实，其中15人存在明确的汉奸行为：王福生确实在为三井洋行传递重庆的军事情报，每次见面都会将写有“日军需要的物资清单”的纸条藏在茶叶罐里；日伪机关的翻译官姚小铭，利用职务之便，将军统的情报传递给日军宪兵队；还有八名商人，长期为日军输送钢铁、煤炭等战略物资。
而另外20人，虽与日商有往来，却无任何汉奸行为——有的是被迫与日商交易，有的是为了获取日军的商业情报，还有的是像李建国一样，借往来之名暗中支持抗日。
陈默毫不犹豫地将这20人从重点可疑名单中剔除，只保留了十五名有实锤证据的汉奸。
排查的最后一天，陈默将15名汉奸的“犯罪证据”整理成册，包括“往来记录”“资金流水”“跟踪照片”“日伪内线佐证”，每一份证据都清晰详实，足以定罪。
同时，他还在报告中附上了“排查说明”，详细解释了“为何剔除部分人员”，强调“此次排查以‘实锤证据’为标准，避免误伤爱国人士，影响抗战大局”。
当陈默将排查报告和可疑人员名单送到戴笠手中时，毛人凤正好也在办公室。
毛人凤拿起名单，看到只有15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陈默，重庆这么大，与日商往来的人这么多，你只查出15个汉奸？是不是太敷衍了？我听说裕丰粮行的李建国，天天和日商打交道，你怎么没把他列进去？”
陈默早有准备，从容回应：“毛副局长，李建国虽与日商有粮食往来，但我们经过三天的跟踪核实，发现他不仅没有通敌行为，反而将利润捐给了抗日救亡团体，还多次为八路军输送药品——这种爱国商人，我们不仅不能列为可疑人员，还要保护他的安全，避免被日伪报复。”
他指着报告中的“排查说明”和李建国的“资金流水、捐赠记录”：“这些都是实锤证据，若仅凭‘与日商往来’就将他列为汉奸，不仅会寒了爱国人士的心，还会让真正的汉奸逍遥法外——我们排查汉奸，是为了清除内患，不是为了制造恐慌。”
戴笠拿起报告，仔细翻阅着，看到十五名汉奸的证据都详实充分，又看到“排查说明”中“避免误伤、维护抗战大局”的表述，满意地点头：“你做得对！汉奸排查就要精准，不能搞‘一刀切’。陈默，这次排查干得不错，既打击了汉奸，又保护了爱国人士，值得表扬！”
毛人凤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悻悻地闭上嘴。
走出戴笠的办公室，陈默松了一口气。这次“重庆汉奸排查”，他既完成了戴笠的任务，打击了真正的汉奸，又保护了20名无辜的爱国商人，避免了反共势力借机制造冤假错案。
他知道，在抗战的关键时期，每一个爱国人士都弥足珍贵，只有精准区分“汉奸”与“爱国人士”，才能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日力量，打赢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夕阳西下，陈默站在总部的窗前，看着重庆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
他想起李建国等爱国商人的事迹，心中满是感慨——正是因为有这些默默支持抗日的普通人，中国的抗战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而他，作为潜伏在军统的情报人员，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这些爱国人士撑起一把“安全伞”，为抗战胜利清除每一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