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秀领命后，雷厉风行。
这支偏师的出动来之不易，既是孙可望对朝廷的交代，也是他个人践行抗清理念、维系西南与朝廷联系的重要机会。
他必须让这支军队“动”起来，而且要“快动”，才能真正起到牵制作用，不辜负朝廷的期望和自己的信念。
他从麾下及云南各部中，精心挑选了一万五千兵马。
虽非最顶尖的核心主力，但皆为能战敢战之卒，军官也多是他信得过的旧部或认同抗清大义之人。
同时，他亲自督促，从云南并不宽裕的存粮中，“挤”出了五千石粮米，又调拨了数百匹滇马和一批实用药材，力求在有限的额度内做到最好。
誓师大会上，刘文秀声音铿锵：
“朝廷危难，湖广危急！我等既受国恩，又食滇粟，岂能坐视？
此番东进，非为虚应故事，乃为实打实地策应朝廷，牵制清虏！诸将士当奋勇向前，扬我军威，让鞑子知道，大明在西南，仍有雄兵！”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誓师完毕，大军即刻开拔。
刘文秀一改往常稳重的行军风格，下令轻装疾进。
一万五千人马，押运着粮草物资，以每日六十里以上的速度，迅速向东穿过曲靖府，直扑滇黔交界。
他的目标明确。
尽快进入贵州，摆出向湖南西部进攻的态势。
他广派斥候，不仅侦查道路敌情，更刻意将大军东进的消息散播出去，尤其注意让消息传入湖南清军耳中。
他要的就是这个“势”，要用最快的速度，将云南出兵的信号，变成悬在湖广清军西侧的一把虽未落下却令人不安的利剑。
途中，他严格执行军纪，对沿途土司、关卡，以“奉诏援黔，共抗清虏”之名进行交涉。
态度坚决但不轻易启衅，力求快速通过。
对于小股土匪或不合作势力，则果断以武力扫清道路，绝不纠缠。
孙可望在昆明接到刘文秀部急速东进、已逼近贵州边境的报告时，眉头微蹙了一下，但并未下令阻止。
刘文秀的积极，虽略微超出了他“缓缓作态”的预期，但毕竟未动用他的核心家当。
且打着奉诏旗号，声势造得越足，对他在朝廷和天下人面前的“忠臣”形象越有利。
只要不真的把老本赔进去，就由他去吧。
而在贵州和湖广西部，随着刘文秀部迅速逼近的消息传来，的确引起了一阵骚动。
残存的明军、摇摆的土司为之振奋，而驻防的清军则开始紧张，飞马向长沙、乃至永州方向的上级报告“西线有明军大股部队东犯”的军情。
桂林朝廷接到刘文秀部快速行动的奏报时，气氛为之一振。
“刘文秀不愧为忠义之将！行动如此迅捷！”
兵部尚书吕大器有些兴奋，“如此，湖南清军西顾有忧，或能分永州之势！”
首辅瞿式耜也颔首：
“虽只一万五千偏师，粮草亦不丰，然其疾进之势，足可扰乱敌后。孙可望此次……倒也不算全然敷衍。”
秦良玉分析道：
“刘文秀用兵稳中有快，他快速插入贵州，即便不立刻与清军大战，也足以让孔有德担心其粮道后路，或从围攻永州的兵马中分出一部西防。
此正是围魏救赵之效！”
朱由榔看着地图上标注的刘文秀部迅速东进的箭头，心中稍感宽慰。
刘文秀的积极，是黑暗中的一抹亮色，证明了即使在孙可望的体系内，仍有坚决抗清的力量。
这支偏师的快速行动，无疑会给湖广战局带来新的变数，哪怕只是心理上的牵制。
“传旨嘉奖刘文秀及所部将士忠勇疾进！望其再接再厉，妥为筹谋，以竟全功。”
朱由榔下令，同时不忘提醒，“亦需密谕刘文秀，深入黔东，需注意粮草接应，稳扎稳打，不可过于冒进，以免为敌所乘。”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便来到十月九日。
今日是桂林恩科，正式开考之日。
天色未明，贡院外的街道已被火把和灯笼照得亮如白昼，却又弥漫着一种不同往年的肃杀与期盼。
没有往届科举时那种纯粹的书卷气与风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关乎家国命运的凝重。
士子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人数远超预期，不仅有广西本地的秀才、举人，还有从湖南、江南甚至更远地方辗转而来的流亡士子。
更有一些面色黝黑、举止干练，明显非纯粹读书人出身的“特殊考生”。
检查异常严格。
除了常规的搜检以防夹带，兵丁们还格外留意是否有可疑身份或武器。
贡院墙上新贴的告示墨迹犹新，重申此次“恩科”特旨：
“国家多难，求才若渴。凡有经世实学、救国良策者，不问出身，唯才是举。文章但求切实可行，不尚浮华虚言。”
许多士子默默念诵，神色复杂，有兴奋，有忐忑，也有茫然。
陈端生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衣衫，随着人流缓慢向前移动。
他原是西安府学的生员。
两月前，他的好友李默拿着那封不知经过多少人手、已经磨损不堪的“桂林恩科”抄件找到他。
两人躲在废弃的城隍庙偏殿里，就着破窗透进的月光，逐字逐句地读着上面“不问出身”、“共纾国难”的字句。
读到最后“朕与尔等共此艰难”时，两个早已被迫剃发、每日忍受屈辱的年轻人，紧紧攥着那张纸，肩挨着肩，压抑地痛哭失声。
眼泪混合着长久以来的憋屈、不甘和骤然看到的渺茫希望，濡湿了破旧的衣袖。
犹记得当时好友李默然眼睛红肿，但语气却极为坚定：“去桂林！”
他清楚的记得好友在城隍庙中说的那番话：“端生兄，朝廷还在！还在开科取士！要的是能做实事、能打仗、能筹粮的人！我们读的那些书，或许……或许真能有点用处！哪怕只是去考一场，告诉朝廷，秦地士子，心尚未死！”
他们没有犹豫。
告别藏匿起来的家人，两人扮作商贩，带着简单的行囊和藏在内衣夹层的那份抄件，踏上了九死一生的南奔之路。
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挑山林小径，风餐露宿，啃食野果，躲避清军关卡和巡骑。
就在进入湖广地界，以为希望在前时，灾难降临。
一队清军马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那一日黄昏，两人在一处溪谷边正准备歇脚，忽闻不远处传来马蹄声和人语，竟是撞上了一队正在搜山的清军游骑！
惊慌之下，两人拔腿便跑，清军立刻呼喝着追来。
进了林子后，两人分开，但最终却只有他一人活着逃出。
他的同窗好友李默永远的留在了那片林子里。
他孤身一人，带着两人共同的执念，像野鬼一样在山林间穿行，凭着模糊的方向感，终于在一个月后，踉跄着踏入桂林地界。
当他看到城墙上那面残破但依旧飘扬的大明旗帜时，浑身一软，几乎瘫倒在地。
此刻，站在贡院门外，陈端生摸了摸头顶——但触及头皮，那刺手的短发茬时刻提醒着他屈辱的过去和好友的鲜血。
搜检时，兵丁注意到他的头发和身上多处愈合不久的伤疤，盘问良久。
他出示了那份被血迹和汗水浸染得几乎难以辨认的恩科抄件，以及怀中李默然留下的一枚刻着“默然”二字的私印，声音嘶哑但坚定地说：
“学生陈端生，自陕西西安府来，历经生死，只为赴朝廷恩科，以报国仇，以慰亡友！”
或许是他的眼神太过炽烈悲怆，或许是他身上伤痕的惨烈，盘查的文官与军官对视一眼，低声商议几句，挥手放行，还低声说了句：
“好生考。”
踏入号舍。狭小的空间，简单的桌椅，唯一不同的是，除了笔墨砚台，号军还额外发下了一叠格外厚的试题纸和一张简易的湖广、两广舆图草图。
辰时初，三声鼓响，全场肃然。
题纸由号军一一分发到手。
陈端生展开题纸，首先映入眼帘的，果然只有寥寥两道经义题。
这支偏师的出动来之不易，既是孙可望对朝廷的交代，也是他个人践行抗清理念、维系西南与朝廷联系的重要机会。
他必须让这支军队“动”起来，而且要“快动”，才能真正起到牵制作用，不辜负朝廷的期望和自己的信念。
他从麾下及云南各部中，精心挑选了一万五千兵马。
虽非最顶尖的核心主力，但皆为能战敢战之卒，军官也多是他信得过的旧部或认同抗清大义之人。
同时，他亲自督促，从云南并不宽裕的存粮中，“挤”出了五千石粮米，又调拨了数百匹滇马和一批实用药材，力求在有限的额度内做到最好。
誓师大会上，刘文秀声音铿锵：
“朝廷危难，湖广危急！我等既受国恩，又食滇粟，岂能坐视？
此番东进，非为虚应故事，乃为实打实地策应朝廷，牵制清虏！诸将士当奋勇向前，扬我军威，让鞑子知道，大明在西南，仍有雄兵！”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誓师完毕，大军即刻开拔。
刘文秀一改往常稳重的行军风格，下令轻装疾进。
一万五千人马，押运着粮草物资，以每日六十里以上的速度，迅速向东穿过曲靖府，直扑滇黔交界。
他的目标明确。
尽快进入贵州，摆出向湖南西部进攻的态势。
他广派斥候，不仅侦查道路敌情，更刻意将大军东进的消息散播出去，尤其注意让消息传入湖南清军耳中。
他要的就是这个“势”，要用最快的速度，将云南出兵的信号，变成悬在湖广清军西侧的一把虽未落下却令人不安的利剑。
途中，他严格执行军纪，对沿途土司、关卡，以“奉诏援黔，共抗清虏”之名进行交涉。
态度坚决但不轻易启衅，力求快速通过。
对于小股土匪或不合作势力，则果断以武力扫清道路，绝不纠缠。
孙可望在昆明接到刘文秀部急速东进、已逼近贵州边境的报告时，眉头微蹙了一下，但并未下令阻止。
刘文秀的积极，虽略微超出了他“缓缓作态”的预期，但毕竟未动用他的核心家当。
且打着奉诏旗号，声势造得越足，对他在朝廷和天下人面前的“忠臣”形象越有利。
只要不真的把老本赔进去，就由他去吧。
而在贵州和湖广西部，随着刘文秀部迅速逼近的消息传来，的确引起了一阵骚动。
残存的明军、摇摆的土司为之振奋，而驻防的清军则开始紧张，飞马向长沙、乃至永州方向的上级报告“西线有明军大股部队东犯”的军情。
桂林朝廷接到刘文秀部快速行动的奏报时，气氛为之一振。
“刘文秀不愧为忠义之将！行动如此迅捷！”
兵部尚书吕大器有些兴奋，“如此，湖南清军西顾有忧，或能分永州之势！”
首辅瞿式耜也颔首：
“虽只一万五千偏师，粮草亦不丰，然其疾进之势，足可扰乱敌后。孙可望此次……倒也不算全然敷衍。”
秦良玉分析道：
“刘文秀用兵稳中有快，他快速插入贵州，即便不立刻与清军大战，也足以让孔有德担心其粮道后路，或从围攻永州的兵马中分出一部西防。
此正是围魏救赵之效！”
朱由榔看着地图上标注的刘文秀部迅速东进的箭头，心中稍感宽慰。
刘文秀的积极，是黑暗中的一抹亮色，证明了即使在孙可望的体系内，仍有坚决抗清的力量。
这支偏师的快速行动，无疑会给湖广战局带来新的变数，哪怕只是心理上的牵制。
“传旨嘉奖刘文秀及所部将士忠勇疾进！望其再接再厉，妥为筹谋，以竟全功。”
朱由榔下令，同时不忘提醒，“亦需密谕刘文秀，深入黔东，需注意粮草接应，稳扎稳打，不可过于冒进，以免为敌所乘。”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便来到十月九日。
今日是桂林恩科，正式开考之日。
天色未明，贡院外的街道已被火把和灯笼照得亮如白昼，却又弥漫着一种不同往年的肃杀与期盼。
没有往届科举时那种纯粹的书卷气与风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关乎家国命运的凝重。
士子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人数远超预期，不仅有广西本地的秀才、举人，还有从湖南、江南甚至更远地方辗转而来的流亡士子。
更有一些面色黝黑、举止干练，明显非纯粹读书人出身的“特殊考生”。
检查异常严格。
除了常规的搜检以防夹带，兵丁们还格外留意是否有可疑身份或武器。
贡院墙上新贴的告示墨迹犹新，重申此次“恩科”特旨：
“国家多难，求才若渴。凡有经世实学、救国良策者，不问出身，唯才是举。文章但求切实可行，不尚浮华虚言。”
许多士子默默念诵，神色复杂，有兴奋，有忐忑，也有茫然。
陈端生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衣衫，随着人流缓慢向前移动。
他原是西安府学的生员。
两月前，他的好友李默拿着那封不知经过多少人手、已经磨损不堪的“桂林恩科”抄件找到他。
两人躲在废弃的城隍庙偏殿里，就着破窗透进的月光，逐字逐句地读着上面“不问出身”、“共纾国难”的字句。
读到最后“朕与尔等共此艰难”时，两个早已被迫剃发、每日忍受屈辱的年轻人，紧紧攥着那张纸，肩挨着肩，压抑地痛哭失声。
眼泪混合着长久以来的憋屈、不甘和骤然看到的渺茫希望，濡湿了破旧的衣袖。
犹记得当时好友李默然眼睛红肿，但语气却极为坚定：“去桂林！”
他清楚的记得好友在城隍庙中说的那番话：“端生兄，朝廷还在！还在开科取士！要的是能做实事、能打仗、能筹粮的人！我们读的那些书，或许……或许真能有点用处！哪怕只是去考一场，告诉朝廷，秦地士子，心尚未死！”
他们没有犹豫。
告别藏匿起来的家人，两人扮作商贩，带着简单的行囊和藏在内衣夹层的那份抄件，踏上了九死一生的南奔之路。
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挑山林小径，风餐露宿，啃食野果，躲避清军关卡和巡骑。
就在进入湖广地界，以为希望在前时，灾难降临。
一队清军马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那一日黄昏，两人在一处溪谷边正准备歇脚，忽闻不远处传来马蹄声和人语，竟是撞上了一队正在搜山的清军游骑！
惊慌之下，两人拔腿便跑，清军立刻呼喝着追来。
进了林子后，两人分开，但最终却只有他一人活着逃出。
他的同窗好友李默永远的留在了那片林子里。
他孤身一人，带着两人共同的执念，像野鬼一样在山林间穿行，凭着模糊的方向感，终于在一个月后，踉跄着踏入桂林地界。
当他看到城墙上那面残破但依旧飘扬的大明旗帜时，浑身一软，几乎瘫倒在地。
此刻，站在贡院门外，陈端生摸了摸头顶——但触及头皮，那刺手的短发茬时刻提醒着他屈辱的过去和好友的鲜血。
搜检时，兵丁注意到他的头发和身上多处愈合不久的伤疤，盘问良久。
他出示了那份被血迹和汗水浸染得几乎难以辨认的恩科抄件，以及怀中李默然留下的一枚刻着“默然”二字的私印，声音嘶哑但坚定地说：
“学生陈端生，自陕西西安府来，历经生死，只为赴朝廷恩科，以报国仇，以慰亡友！”
或许是他的眼神太过炽烈悲怆，或许是他身上伤痕的惨烈，盘查的文官与军官对视一眼，低声商议几句，挥手放行，还低声说了句：
“好生考。”
踏入号舍。狭小的空间，简单的桌椅，唯一不同的是，除了笔墨砚台，号军还额外发下了一叠格外厚的试题纸和一张简易的湖广、两广舆图草图。
辰时初，三声鼓响，全场肃然。
题纸由号军一一分发到手。
陈端生展开题纸，首先映入眼帘的，果然只有寥寥两道经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