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老槐树又落了层叶，把青石板铺的路盖得半隐半现。张大爷拄着拐杖往石凳上坐，藤椅被压得“咯吱”响，他眯着眼睛瞅了瞅凑过来的几个老伙计，声音透着晨露的凉：“昨儿听隔壁楼的小王说，公园里有几个老头聊天，说啥六十年代是‘吃人年代’，这话你们听过没？”
李大爷正往烟袋里装烟丝，手顿了顿，火星子在烟锅里明灭了两下：“咋没听过？前阵子买菜，还听见俩穿西装的年轻人瞎咧咧，说那时候饿死人，日子没法过。我当时就火了，拎着菜篮子跟他们吵，我说‘你们见过囤粮的地主被斗，见过荒年里邻居分你半块窝头不？没见过就别瞎叫唤’！”
王奶奶把织了一半的毛衣往腿上一搁，棒针在手里敲得“哒哒”响：“我那口子要是还在，听见这话能气得从坟里爬出来。1962年开春，他在公社当会计，自己勒着裤腰带，把省下的粮票偷偷塞给队里的五保户，临死前还念叨‘今年的麦子能多打两成’。这叫‘吃人’？良心被狗吃了差不多！”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张大爷往石凳上磕了磕拐杖，锈迹斑斑的铁头在石板上划出白痕：“这话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几年就有人在背地里嚼舌根，说那时候搞集体化是‘瞎折腾’，说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他们咋不说，正是那时候修的水库，现在还浇着咱这万亩田？咋不说那时候办的扫盲班，让多少睁眼瞎认得了字？”
李大爷猛吸了口烟，烟圈在他花白的胡子周围散开：“我看是有人故意搅浑水。就像当年的汉奸，嘴上喊着‘大东亚共荣’，背地里把粮食往日本人手里送。现在这些人，穿着体面衣裳，揣着黑心肝，专挑过去的坎儿说，把咱勒紧裤腰带干出来的家业说得一文不值，安的啥心？”
坐在最边上的赵大爷一直没说话，他年轻时在部队当炊事员，腿上还留着打仗的疤。这会儿他忽然解开棉袄扣子，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旧军衣，领口绣着的红星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1965年我在新疆兵团，冬天零下三十度，我们凿冰修水渠，手上的冻疮烂得流脓，没人喊过苦。有个上海来的知青，家里寄来的饼干，掰成八瓣分给班里的人，自己啃冻硬的窝头。这要是‘吃人年代’，他能把饼干给别人？”
王奶奶的眼圈红了，棒针戳在毛衣上，扎出个窟窿：“我闺女就是那时候生的，奶水不够，隔壁张婶把给她儿子留的米汤，每天匀半碗给我。现在张婶不在了，她儿子在国外当老板，前阵子回来，居然跟人说‘那时候穷得连口米汤都喝不上’。我指着他鼻子骂‘你妈当年把米汤给我时，你咋不记着？现在喝了几天洋墨水，就忘了本’！”
张大爷往远处望了望，几个穿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跑过，红领巾在风里飘得像团火。“这些孩子课本里写着‘三年自然灾害’，可没写那时候全国人咋互相帮衬的。”他的声音沉了些，“我孙子昨天问我，‘爷爷，书上说那时候饿死很多人，是真的吗？’我把他拉到祠堂，指着墙上的老照片——那是1963年全队人分口粮的样子，队长把最后半袋玉米，给了最穷的三家，自己家三天没开火。我说‘你看，这才是真的’。”
李大爷把烟袋往鞋底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地上：“要说饿，是真饿过。可那饿是天灾闹的，是蒋介石当年把能运的都运去台湾，留下个烂摊子。咱中国人没低头，自己开荒，自己修渠，硬生生把荒地种出粮食来。现在倒好，有人把这笔账算在自己人头上，说啥‘政策害的’，这不是帮着外人骂祖宗吗？”
赵大爷忽然站起来，腿上的旧伤让他踉跄了一下，他扶着老槐树，声音抖得像风中的叶：“我这腿，是打国民党时被流弹擦的。那时候他们抓壮丁，抢粮食，那才叫‘吃人’！现在有人把六十年代比成那样，安的就是让咱自己骂自己，让年轻人觉得‘还是外国好’的心思。他们忘了，当年要是没那股子抱团干的劲，哪有现在的化肥厂、拖拉机厂？哪有现在能吃饱穿暖的日子？”
巷口卖豆浆的刘婶推着车过来，听见他们说话，接了句嘴：“我爸在世时总说，1960年他去修铁路，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红薯面，可晚上躺在棚里，听着远处的火车响，心里亮堂得很——知道这路是为后人修的。现在倒好，有人把草棚说成‘集中营’，把红薯面说成‘虐待’，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张大爷接过刘婶递来的热豆浆，哈着白气说：“这些人里，有的是当年被斗过的地主后代，心里憋着恨，想翻案；有的是这些年钻空子发了财，怕被查，就想搅乱了好浑水摸鱼；还有的，是被外国人喂了点好处，帮着人家说中国坏话。他们穿一条裤子，就想让咱忘了自己是咋从泥里爬出来的，忘了谁才是真帮咱的人。”
李大爷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前阵子社区请了个教授来讲课，说啥‘六十年代的集体化是历史倒退’。我当场就站起来问他，‘你家是不是有本家在国外？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他脸都白了，说不出话来。这些人看着文质彬彬，一肚子坏水，比当年的汉奸还阴——汉奸明着坏，他们暗着来，专挑软处戳，想让咱自己散了心。”
太阳慢慢升高，老槐树下的人越聚越多。有个刚买菜回来的大妈，把手里的萝卜往石桌上一放：“我儿子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子，说那时候连鸡蛋都吃不上，是‘人间地狱’。我把他小时候的相册翻出来，指着1968年的照片——他爸抱着他，手里举着个煮鸡蛋，笑得合不拢嘴。我说‘这鸡蛋是你爷爷凌晨去河里摸鱼，换回来的，你敢说没有？’”
赵大爷的手机响了，是在外地当老师的孙子打来的。他接起电话，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你在课堂上别听那些歪理！告诉你的学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全国人是咋敲锣打鼓的！告诉他们，那时候的人虽然穷，但腰杆直，心里装着国家，不像现在有些人，兜里有俩钱就忘了祖宗……”
挂了电话，他的手还在抖，眼里却亮得很：“孙子说，他们学校有个老师，总在课上说‘还是美国好’，说‘六十年代的中国是封闭落后的’。我让他把当年的报纸带去学校，让那老师看看，1965年咱就有了自己的万吨水压机，1966年就修通了成昆铁路！这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千万万人用手刨出来的，用汗泡出来的！”
王奶奶把织好的毛衣举起来看了看，针脚密得像鱼鳞：“我这毛衣是给灾区孩子织的。当年咱遭灾时，全国人给咱捐粮捐衣；现在别处遭灾，咱也得帮衬。那些说‘吃人年代’的，他们不会帮别人，只会嚼舌根，盼着别人过不好。这种人，就该让他们去尝尝当年的苦，看看自己能不能像咱那样，苦日子里还想着别人。”
张大爷看了看表，拄着拐杖往家走：“该回去给老婆子熬药了。她总说，人老了，记性差，但不能把良心也忘了。六十年代有苦，可那苦里长着志气，长着团结，长着咱中国人不服输的劲头。谁想抹黑那段日子，就是想挖咱的根，这咱不能答应。”
李大爷和赵大爷也跟着站起来，几个老人的身影在阳光下被拉得很长，像几棵倔强的老槐树，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里。他们没再多说，只是往家走时，脚步比来时更稳了些——他们知道，该给孩子们讲讲真事儿了，讲讲那时候的人是咋互相帮衬着走过难关的，讲讲那时候的苦里藏着多少甜，讲讲那些想抹黑历史的人，到底安的啥心。
老槐树叶还在落，却挡不住阳光往地上钻。就像那些想搅浑水的话，终究遮不住当年的真相——那是个勒紧裤腰带也要往前冲的年代，是个邻里相帮、家国同体的年代，是个把苦日子过出奔头的年代。谁想把它说成“吃人年代”，谁就是在跟这片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普通人作对，跟那段用血汗写就的历史作对，这样的人，终究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后人指着脊梁骨骂。老槐树下的人渐渐散了，李大爷却没走，他蹲在树根旁，用烟袋锅在地上划着圈，像是在算着什么账。阳光爬到他的脊梁上，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晒得暖烘烘的，补丁边缘的线头在风里轻轻晃。
“当年修水库，咱村去了七个壮劳力，回来时个个瘦得脱了形，可带回的图纸上，红铅笔标着‘可灌溉千亩’。”他忽然开口，声音像磨过的砂纸，“现在水库还在，每年夏天涨水，下游的村子都得靠它分流。可前两天听广播里说，有个专家说‘那时候的工程是瞎指挥，劳民伤财’，我当时就把收音机砸了——他知道个屁！那时候没机械，全靠人拉肩扛，夯土时喊的号子，能把山震得回声，那是瞎指挥吗？那是拼命！”
赵大爷拄着拐杖回来，手里多了个布包，打开一看，是几本泛黄的日记本。“这是我那牺牲的战友留下的，”他手指抚过封面的弹孔，声音发哑，“1962年，他在日记里写：‘今天又挖了五米渠，手磨破了，用布缠上接着干。晚上跟老乡分了半块干粮，他说娃子快饿死了，我把剩下的都给了他。咱当兵的，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吃上饱饭吗？’”
他翻开一页，指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你看这句：‘队长说，等渠修通了，要种水稻，让娃娃们都能吃上白米饭。’现在渠还在，水稻也种上了，可有人却说这是‘无效劳动’，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卖豆浆的刘婶又推着车回来了，车斗里多了几个刚出锅的馒头。“给，趁热吃。”她把馒头塞给俩老人，“刚听我家那口子说，他厂里有个大学生，在网上写文章，说六十年代是‘黑暗时期’，还说他爷爷当年是‘被迫劳动’。我呸！他爷爷当年是生产队的模范，年年得奖状，现在躺在病床上，听见这话，气得直哆嗦，说要爬起来扇那小子两巴掌！”
李大爷咬了口馒头，面渣掉在胡子上：“这些年轻人，没吃过苦，听风就是雨。他们不知道，当年咱村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全村人凑钱盖教室，砖瓦是自己烧的，木料是上山砍的，老师是城里来的知青，一分钱工资不要，就为了让娃们认字。现在那教室还在，改成了村史馆，可有人却说‘那是形式主义’，这不是丧良心吗？”
“还有人说那时候‘没自由’，”赵大爷冷笑一声，“我那战友的日记里写，冬天冷，老乡把棉被让给我们盖，自己裹着草席；夏天热，妇女们给我们缝草帽，男人们帮我们修工具。晚上围着篝火唱歌，比现在的KTV热闹十倍。这种互相帮衬的日子，叫没自由？那他们说的‘自由’，怕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自私吧！”
巷口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背着书包，叽叽喳喳地跑过。其中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子停住脚，仰着脸问：“李爷爷，你们在说啥呀？老师说，以前有个年代很惨，大家都吃不饱。”
李大爷放下馒头，蹲下来，指着远处的水库：“那时候是吃不饱，但爷爷告诉你，吃不饱的时候，你奶奶把省下来的窝头，分给了邻居家的孤儿；你爷爷去修水库，是想着将来能多打粮食，让你爸这辈人能吃饱。惨是真的，但人没垮，心没散，大家攥着劲往前奔，这才是真的。”
小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为啥有人说那时候不好？”
赵大爷摸了摸他的头：“因为有人怕咱记着当年的劲——记着人要抱团，记着苦日子能熬过去，记着自己的事得自己扛。他们想让咱觉得‘现在的好都是别人给的’，忘了是祖宗用血汗拼出来的。”
刘婶笑着插话：“就像你考试，考了第一，有人偏说你是抄的，不想让你得意，也不想让别人学你努力。那些说当年不好的，就是见不得咱中国人能自己熬过来，自己站起来。”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跑开了，跑向远处的操场，红领巾在风里飘成一片红。老槐树下，李大爷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赵大爷把日记本小心地包好，刘婶收拾着豆浆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们身上织出一张温暖的网。
“走了，”李大爷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回家跟孙子说当年的事去。他要是敢信那些瞎话，我就把他爷爷当年得的‘劳动模范’奖状糊他脸上。”
赵大爷跟着起身，拐杖在地上敲出“笃笃”的响：“我也得给我那当老师的孙子打个电话，让他把战友的日记带去学校，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现在坐的教室、走的路，都是咋来的。”
刘婶推着车，回头望了眼老槐树：“明天我多蒸点馒头，给来晨练的老伙计们分一分，顺便问问他们，谁还记得当年村里分粮时，队长是咋把最后一把米分给五保户的。”
风吹过老槐树，叶子沙沙响，像是在应和他们的话。有些事，总得有人记着；有些理，总得有人说清。那些想抹黑过去的人，或许能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扎根在这片土地里的记忆——记忆里有汗水，有互助，有在苦日子里照样开花的希望。
就像这老槐树，不管有人说它碍眼，说它该砍，它还是年复一年地发新芽，把根往深里扎。因为它知道，自己站在这里，就是对那些风言风语最硬的反驳。
李大爷正往烟袋里装烟丝，手顿了顿，火星子在烟锅里明灭了两下：“咋没听过？前阵子买菜，还听见俩穿西装的年轻人瞎咧咧，说那时候饿死人，日子没法过。我当时就火了，拎着菜篮子跟他们吵，我说‘你们见过囤粮的地主被斗，见过荒年里邻居分你半块窝头不？没见过就别瞎叫唤’！”
王奶奶把织了一半的毛衣往腿上一搁，棒针在手里敲得“哒哒”响：“我那口子要是还在，听见这话能气得从坟里爬出来。1962年开春，他在公社当会计，自己勒着裤腰带，把省下的粮票偷偷塞给队里的五保户，临死前还念叨‘今年的麦子能多打两成’。这叫‘吃人’？良心被狗吃了差不多！”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张大爷往石凳上磕了磕拐杖，锈迹斑斑的铁头在石板上划出白痕：“这话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几年就有人在背地里嚼舌根，说那时候搞集体化是‘瞎折腾’，说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他们咋不说，正是那时候修的水库，现在还浇着咱这万亩田？咋不说那时候办的扫盲班，让多少睁眼瞎认得了字？”
李大爷猛吸了口烟，烟圈在他花白的胡子周围散开：“我看是有人故意搅浑水。就像当年的汉奸，嘴上喊着‘大东亚共荣’，背地里把粮食往日本人手里送。现在这些人，穿着体面衣裳，揣着黑心肝，专挑过去的坎儿说，把咱勒紧裤腰带干出来的家业说得一文不值，安的啥心？”
坐在最边上的赵大爷一直没说话，他年轻时在部队当炊事员，腿上还留着打仗的疤。这会儿他忽然解开棉袄扣子，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旧军衣，领口绣着的红星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1965年我在新疆兵团，冬天零下三十度，我们凿冰修水渠，手上的冻疮烂得流脓，没人喊过苦。有个上海来的知青，家里寄来的饼干，掰成八瓣分给班里的人，自己啃冻硬的窝头。这要是‘吃人年代’，他能把饼干给别人？”
王奶奶的眼圈红了，棒针戳在毛衣上，扎出个窟窿：“我闺女就是那时候生的，奶水不够，隔壁张婶把给她儿子留的米汤，每天匀半碗给我。现在张婶不在了，她儿子在国外当老板，前阵子回来，居然跟人说‘那时候穷得连口米汤都喝不上’。我指着他鼻子骂‘你妈当年把米汤给我时，你咋不记着？现在喝了几天洋墨水，就忘了本’！”
张大爷往远处望了望，几个穿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跑过，红领巾在风里飘得像团火。“这些孩子课本里写着‘三年自然灾害’，可没写那时候全国人咋互相帮衬的。”他的声音沉了些，“我孙子昨天问我，‘爷爷，书上说那时候饿死很多人，是真的吗？’我把他拉到祠堂，指着墙上的老照片——那是1963年全队人分口粮的样子，队长把最后半袋玉米，给了最穷的三家，自己家三天没开火。我说‘你看，这才是真的’。”
李大爷把烟袋往鞋底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地上：“要说饿，是真饿过。可那饿是天灾闹的，是蒋介石当年把能运的都运去台湾，留下个烂摊子。咱中国人没低头，自己开荒，自己修渠，硬生生把荒地种出粮食来。现在倒好，有人把这笔账算在自己人头上，说啥‘政策害的’，这不是帮着外人骂祖宗吗？”
赵大爷忽然站起来，腿上的旧伤让他踉跄了一下，他扶着老槐树，声音抖得像风中的叶：“我这腿，是打国民党时被流弹擦的。那时候他们抓壮丁，抢粮食，那才叫‘吃人’！现在有人把六十年代比成那样，安的就是让咱自己骂自己，让年轻人觉得‘还是外国好’的心思。他们忘了，当年要是没那股子抱团干的劲，哪有现在的化肥厂、拖拉机厂？哪有现在能吃饱穿暖的日子？”
巷口卖豆浆的刘婶推着车过来，听见他们说话，接了句嘴：“我爸在世时总说，1960年他去修铁路，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红薯面，可晚上躺在棚里，听着远处的火车响，心里亮堂得很——知道这路是为后人修的。现在倒好，有人把草棚说成‘集中营’，把红薯面说成‘虐待’，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张大爷接过刘婶递来的热豆浆，哈着白气说：“这些人里，有的是当年被斗过的地主后代，心里憋着恨，想翻案；有的是这些年钻空子发了财，怕被查，就想搅乱了好浑水摸鱼；还有的，是被外国人喂了点好处，帮着人家说中国坏话。他们穿一条裤子，就想让咱忘了自己是咋从泥里爬出来的，忘了谁才是真帮咱的人。”
李大爷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前阵子社区请了个教授来讲课，说啥‘六十年代的集体化是历史倒退’。我当场就站起来问他，‘你家是不是有本家在国外？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他脸都白了，说不出话来。这些人看着文质彬彬，一肚子坏水，比当年的汉奸还阴——汉奸明着坏，他们暗着来，专挑软处戳，想让咱自己散了心。”
太阳慢慢升高，老槐树下的人越聚越多。有个刚买菜回来的大妈，把手里的萝卜往石桌上一放：“我儿子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子，说那时候连鸡蛋都吃不上，是‘人间地狱’。我把他小时候的相册翻出来，指着1968年的照片——他爸抱着他，手里举着个煮鸡蛋，笑得合不拢嘴。我说‘这鸡蛋是你爷爷凌晨去河里摸鱼，换回来的，你敢说没有？’”
赵大爷的手机响了，是在外地当老师的孙子打来的。他接起电话，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你在课堂上别听那些歪理！告诉你的学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全国人是咋敲锣打鼓的！告诉他们，那时候的人虽然穷，但腰杆直，心里装着国家，不像现在有些人，兜里有俩钱就忘了祖宗……”
挂了电话，他的手还在抖，眼里却亮得很：“孙子说，他们学校有个老师，总在课上说‘还是美国好’，说‘六十年代的中国是封闭落后的’。我让他把当年的报纸带去学校，让那老师看看，1965年咱就有了自己的万吨水压机，1966年就修通了成昆铁路！这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千万万人用手刨出来的，用汗泡出来的！”
王奶奶把织好的毛衣举起来看了看，针脚密得像鱼鳞：“我这毛衣是给灾区孩子织的。当年咱遭灾时，全国人给咱捐粮捐衣；现在别处遭灾，咱也得帮衬。那些说‘吃人年代’的，他们不会帮别人，只会嚼舌根，盼着别人过不好。这种人，就该让他们去尝尝当年的苦，看看自己能不能像咱那样，苦日子里还想着别人。”
张大爷看了看表，拄着拐杖往家走：“该回去给老婆子熬药了。她总说，人老了，记性差，但不能把良心也忘了。六十年代有苦，可那苦里长着志气，长着团结，长着咱中国人不服输的劲头。谁想抹黑那段日子，就是想挖咱的根，这咱不能答应。”
李大爷和赵大爷也跟着站起来，几个老人的身影在阳光下被拉得很长，像几棵倔强的老槐树，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里。他们没再多说，只是往家走时，脚步比来时更稳了些——他们知道，该给孩子们讲讲真事儿了，讲讲那时候的人是咋互相帮衬着走过难关的，讲讲那时候的苦里藏着多少甜，讲讲那些想抹黑历史的人，到底安的啥心。
老槐树叶还在落，却挡不住阳光往地上钻。就像那些想搅浑水的话，终究遮不住当年的真相——那是个勒紧裤腰带也要往前冲的年代，是个邻里相帮、家国同体的年代，是个把苦日子过出奔头的年代。谁想把它说成“吃人年代”，谁就是在跟这片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普通人作对，跟那段用血汗写就的历史作对，这样的人，终究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后人指着脊梁骨骂。老槐树下的人渐渐散了，李大爷却没走，他蹲在树根旁，用烟袋锅在地上划着圈，像是在算着什么账。阳光爬到他的脊梁上，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晒得暖烘烘的，补丁边缘的线头在风里轻轻晃。
“当年修水库，咱村去了七个壮劳力，回来时个个瘦得脱了形，可带回的图纸上，红铅笔标着‘可灌溉千亩’。”他忽然开口，声音像磨过的砂纸，“现在水库还在，每年夏天涨水，下游的村子都得靠它分流。可前两天听广播里说，有个专家说‘那时候的工程是瞎指挥，劳民伤财’，我当时就把收音机砸了——他知道个屁！那时候没机械，全靠人拉肩扛，夯土时喊的号子，能把山震得回声，那是瞎指挥吗？那是拼命！”
赵大爷拄着拐杖回来，手里多了个布包，打开一看，是几本泛黄的日记本。“这是我那牺牲的战友留下的，”他手指抚过封面的弹孔，声音发哑，“1962年，他在日记里写：‘今天又挖了五米渠，手磨破了，用布缠上接着干。晚上跟老乡分了半块干粮，他说娃子快饿死了，我把剩下的都给了他。咱当兵的，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吃上饱饭吗？’”
他翻开一页，指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你看这句：‘队长说，等渠修通了，要种水稻，让娃娃们都能吃上白米饭。’现在渠还在，水稻也种上了，可有人却说这是‘无效劳动’，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卖豆浆的刘婶又推着车回来了，车斗里多了几个刚出锅的馒头。“给，趁热吃。”她把馒头塞给俩老人，“刚听我家那口子说，他厂里有个大学生，在网上写文章，说六十年代是‘黑暗时期’，还说他爷爷当年是‘被迫劳动’。我呸！他爷爷当年是生产队的模范，年年得奖状，现在躺在病床上，听见这话，气得直哆嗦，说要爬起来扇那小子两巴掌！”
李大爷咬了口馒头，面渣掉在胡子上：“这些年轻人，没吃过苦，听风就是雨。他们不知道，当年咱村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全村人凑钱盖教室，砖瓦是自己烧的，木料是上山砍的，老师是城里来的知青，一分钱工资不要，就为了让娃们认字。现在那教室还在，改成了村史馆，可有人却说‘那是形式主义’，这不是丧良心吗？”
“还有人说那时候‘没自由’，”赵大爷冷笑一声，“我那战友的日记里写，冬天冷，老乡把棉被让给我们盖，自己裹着草席；夏天热，妇女们给我们缝草帽，男人们帮我们修工具。晚上围着篝火唱歌，比现在的KTV热闹十倍。这种互相帮衬的日子，叫没自由？那他们说的‘自由’，怕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自私吧！”
巷口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背着书包，叽叽喳喳地跑过。其中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子停住脚，仰着脸问：“李爷爷，你们在说啥呀？老师说，以前有个年代很惨，大家都吃不饱。”
李大爷放下馒头，蹲下来，指着远处的水库：“那时候是吃不饱，但爷爷告诉你，吃不饱的时候，你奶奶把省下来的窝头，分给了邻居家的孤儿；你爷爷去修水库，是想着将来能多打粮食，让你爸这辈人能吃饱。惨是真的，但人没垮，心没散，大家攥着劲往前奔，这才是真的。”
小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为啥有人说那时候不好？”
赵大爷摸了摸他的头：“因为有人怕咱记着当年的劲——记着人要抱团，记着苦日子能熬过去，记着自己的事得自己扛。他们想让咱觉得‘现在的好都是别人给的’，忘了是祖宗用血汗拼出来的。”
刘婶笑着插话：“就像你考试，考了第一，有人偏说你是抄的，不想让你得意，也不想让别人学你努力。那些说当年不好的，就是见不得咱中国人能自己熬过来，自己站起来。”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跑开了，跑向远处的操场，红领巾在风里飘成一片红。老槐树下，李大爷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赵大爷把日记本小心地包好，刘婶收拾着豆浆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们身上织出一张温暖的网。
“走了，”李大爷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回家跟孙子说当年的事去。他要是敢信那些瞎话，我就把他爷爷当年得的‘劳动模范’奖状糊他脸上。”
赵大爷跟着起身，拐杖在地上敲出“笃笃”的响：“我也得给我那当老师的孙子打个电话，让他把战友的日记带去学校，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现在坐的教室、走的路，都是咋来的。”
刘婶推着车，回头望了眼老槐树：“明天我多蒸点馒头，给来晨练的老伙计们分一分，顺便问问他们，谁还记得当年村里分粮时，队长是咋把最后一把米分给五保户的。”
风吹过老槐树，叶子沙沙响，像是在应和他们的话。有些事，总得有人记着；有些理，总得有人说清。那些想抹黑过去的人，或许能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扎根在这片土地里的记忆——记忆里有汗水，有互助，有在苦日子里照样开花的希望。
就像这老槐树，不管有人说它碍眼，说它该砍，它还是年复一年地发新芽，把根往深里扎。因为它知道，自己站在这里，就是对那些风言风语最硬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