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的季风裹挟着灼热的水汽，拍打着“非洲之角”漫长的海岸线。在奥比亚苏丹国治下一个小型沿海定居点——霍比亚附近，意大利科斯塔东非特许开发公司的商站旗帜有气无力地垂在旗杆上。几年来的经营，让这片土地对意大利人而言已不再陌生，但距离“驯服”还相差甚远。公司的贸易点如同稀疏的钉子，勉强楔入这片由古老部落和苏丹国统治的土地，时常面临着走私者的竞争、部落间的摩擦，以及当地统治者若即若离的警惕。
公司派驻此地的经理，一个名叫安东尼奥·法布里的小个子意大利人，正焦躁地在闷热的办公室里踱步。他的桌上摊着一份损失报告：一支由公司雇佣的、驮载着布匹、枪支和廉价工业品的商队，在前往内陆的途中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货物被劫掠一空，两名意大利押运员和数名当地挑夫“不幸罹难”。这已是三个月内的第三起严重事件了。
法布里知道，有些风险是生意的一部分。但他更清楚罗马总部，尤其是那位掌控着科斯塔集团和整个王国走向的首相大人，对这片土地的期望绝不仅仅是蝇头小利。持续的损失和停滞不前的扩张，已经引来了热那亚总部不满的质询。他需要一场“突破”，而混乱往往是突破的最佳温床。
他召见了商站的保安队长，一个在突尼斯和厄立特里亚都待过的老兵卡尔洛。“卡尔洛，我们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让海军的大炮开口说话的理由。”法布里的眼神闪烁着精明的光芒。
卡尔洛心领神会：“经理先生，奥比亚苏丹的税收官最近越来越贪婪，而且有传言说，袭击我们商队的土匪，得到了苏丹宫廷里某些人的默许……”
“证据呢？”法布里问。
“证据可以找到，或者……制造。”卡尔洛压低声音，“我们可以安排一次‘挑衅’，比如让一队‘土匪’在靠近苏丹卫队巡逻路线的地方，‘袭击’我们的一个物资仓库。然后，我们的人‘英勇’击退他们，并‘恰好’俘获一两个活口，他们自然会指认是受了苏丹的指使。”
计划在隐秘中进行。几天后，一场精心编排的“冲突”如期上演。科斯塔东非特许开发公司位于霍比亚以南的一个小型货栈遭遇“袭击”，驻守的意大利保安和雇佣兵“奋起反击”，击毙数名“匪徒”，并“活捉”了一名头目。经过“紧急审讯”，这名头目“供认”是受了奥比亚苏丹一位亲信大臣的指使，目的是驱逐意大利商人，独占贸易利益。
消息被迅速夸大，通过公司的特殊渠道传到了在索马里沿海巡弋的意大利海军舰艇“雷霆”号上，并即刻转发至罗马的海军部和首相府。报告里充斥着“意侨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当地政府纵容甚至参与暴行”、“秩序已然崩溃”等字眼。
在罗马首相府，亚历山德罗·科斯塔接到报告时，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便对海军次长吩咐道：“时机到了，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动作要快，姿态要强硬，但范围要控制好，避免过度刺激伦敦和巴黎。”
命令下达。“雷霆”号巡洋舰和另一艘炮艇“箭矢”号立刻拔锚，气势汹汹地驶向奥比亚苏丹国的主要港口马尔卡。湛蓝的海面上，钢铁战舰的航迹如同利刃划破丝绸。
当意大利战舰出现在马尔卡港外时，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陷入了一片恐慌。苏丹的宫廷里乱作一团，派出的使者乘坐小船靠近意大利战舰，试图解释和安抚，但得到的只是冰冷的最后通牒：要求奥比亚苏丹在二十四小时内，严惩袭击意大利商队的元凶，赔偿所有损失，并保证今后意大利商人的绝对安全，允许意大利军队进驻关键地点以“保护侨民”。
这些条件无异于要求苏丹放弃主权。奥比亚苏丹既愤怒又恐惧，他试图拖延时间，指望部落武装能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能有其他外部干预（尽管这希望渺茫）。
二十四小时的期限一到，回应未能让意大利人满意。“雷霆”号巡洋舰侧舷的炮口喷吐出火焰和浓烟，沉重的炮弹呼啸着砸向港口简陋的防御工事和苏丹宫殿附近的空地。爆炸声震耳欲聋，土木结构的建筑在火光中坍塌，浓烟滚滚升起。这并不是毁灭性的炮击，而是一种精准的威慑，意在摧毁抵抗意志，而非屠城。
炮击持续了不到半小时。当硝烟稍稍散去，意大利海军陆战队的两艘小艇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冲滩登陆。他们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苏丹有限的卫队早已在炮击中溃散。陆战队士兵迅速控制了港口和通往苏丹宫殿的道路。
在刺刀的“护卫”下，惊魂未定的奥比亚苏丹被“请”到了谈判桌前。意方代表是“雷霆”号的舰长和一位从罗马紧急派来的殖民事务部官员。桌上摆着的是一份早已拟好的《保护条约》草案。
条约的条款苛刻而彻底：奥比亚苏丹国承认意大利王国的“保护”；意大利获得在奥比亚全境驻军、征税、控制外交和对外贸易的权力；苏丹保留名义上的统治地位和部分内部自治权，但一切重大决策需经意大利驻节官批准；将沿海包括霍比亚、马尔卡在内的大片战略要地“租借”给意大利99年。
谈判过程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通知。苏丹在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除了颤抖着在文件末尾用阿拉伯文签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上印玺，别无选择。仪式在一种屈辱和压抑的气氛中草草结束。
几乎在同一时间，类似的剧本在米朱提因苏丹和其他几个较小的酋长国上演。意大利的军舰和陆战队，以惊人的效率，沿着索马里海岸线快速推进，利用当地势力之间的矛盾和绝对的武力优势，迫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签订了城下之盟。
1879年9月下旬，意大利殖民事务部正式对外宣布：为保护意大利在东非的合法商业利益和侨民安全，经与索马里沿海各苏丹国和部落“友好协商”，意大利王国已在非洲之角建立“意属索马里兰保护国”。地图上，一片沿着亚丁湾南岸和印度洋沿岸的狭长地带，被染上了意大利的绿白红三色。
正如亚历山德罗所预料，英法两国的反应相对平淡。伦敦和巴黎的外交部均发表了措辞谨慎的声明，表示“关注”事态发展，呼吁“尊重当地居民权益”，但并未提出实质性的抗议或干预。在他们看来，这片贫瘠的、主要以游牧和少量香料贸易为主的土地，战略价值远不如埃及、印度或者阿尔及利亚，让急于扩张的意大利人在此获得一个落脚点，既能满足其虚荣心，又无碍大局，甚至可能在未来牵制其他势力。
在索马里沿海，意大利的三色旗在新设立的哨所和行政机构前升起。科斯塔公司的商船开始更频繁地往来，伴随着海军巡逻舰艇的引擎声。对当地的部落民而言，统治者的名字从苏丹变成了遥远的“意大利国王”，税收官换成了穿着陌生制服、态度更强硬的人，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在炮舰外交的轰鸣声中，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方向。
亚历山德罗站在办公室的巨幅地图前，用一支蓝色的铅笔，在索马里沿海画上了一个新的、属于意大利的标记。帝国的边界，又向前延伸了一小步，这一步，建立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冲突和一纸不平等条约之上，冷酷而有效。
公司派驻此地的经理，一个名叫安东尼奥·法布里的小个子意大利人，正焦躁地在闷热的办公室里踱步。他的桌上摊着一份损失报告：一支由公司雇佣的、驮载着布匹、枪支和廉价工业品的商队，在前往内陆的途中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货物被劫掠一空，两名意大利押运员和数名当地挑夫“不幸罹难”。这已是三个月内的第三起严重事件了。
法布里知道，有些风险是生意的一部分。但他更清楚罗马总部，尤其是那位掌控着科斯塔集团和整个王国走向的首相大人，对这片土地的期望绝不仅仅是蝇头小利。持续的损失和停滞不前的扩张，已经引来了热那亚总部不满的质询。他需要一场“突破”，而混乱往往是突破的最佳温床。
他召见了商站的保安队长，一个在突尼斯和厄立特里亚都待过的老兵卡尔洛。“卡尔洛，我们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让海军的大炮开口说话的理由。”法布里的眼神闪烁着精明的光芒。
卡尔洛心领神会：“经理先生，奥比亚苏丹的税收官最近越来越贪婪，而且有传言说，袭击我们商队的土匪，得到了苏丹宫廷里某些人的默许……”
“证据呢？”法布里问。
“证据可以找到，或者……制造。”卡尔洛压低声音，“我们可以安排一次‘挑衅’，比如让一队‘土匪’在靠近苏丹卫队巡逻路线的地方，‘袭击’我们的一个物资仓库。然后，我们的人‘英勇’击退他们，并‘恰好’俘获一两个活口，他们自然会指认是受了苏丹的指使。”
计划在隐秘中进行。几天后，一场精心编排的“冲突”如期上演。科斯塔东非特许开发公司位于霍比亚以南的一个小型货栈遭遇“袭击”，驻守的意大利保安和雇佣兵“奋起反击”，击毙数名“匪徒”，并“活捉”了一名头目。经过“紧急审讯”，这名头目“供认”是受了奥比亚苏丹一位亲信大臣的指使，目的是驱逐意大利商人，独占贸易利益。
消息被迅速夸大，通过公司的特殊渠道传到了在索马里沿海巡弋的意大利海军舰艇“雷霆”号上，并即刻转发至罗马的海军部和首相府。报告里充斥着“意侨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当地政府纵容甚至参与暴行”、“秩序已然崩溃”等字眼。
在罗马首相府，亚历山德罗·科斯塔接到报告时，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便对海军次长吩咐道：“时机到了，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动作要快，姿态要强硬，但范围要控制好，避免过度刺激伦敦和巴黎。”
命令下达。“雷霆”号巡洋舰和另一艘炮艇“箭矢”号立刻拔锚，气势汹汹地驶向奥比亚苏丹国的主要港口马尔卡。湛蓝的海面上，钢铁战舰的航迹如同利刃划破丝绸。
当意大利战舰出现在马尔卡港外时，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陷入了一片恐慌。苏丹的宫廷里乱作一团，派出的使者乘坐小船靠近意大利战舰，试图解释和安抚，但得到的只是冰冷的最后通牒：要求奥比亚苏丹在二十四小时内，严惩袭击意大利商队的元凶，赔偿所有损失，并保证今后意大利商人的绝对安全，允许意大利军队进驻关键地点以“保护侨民”。
这些条件无异于要求苏丹放弃主权。奥比亚苏丹既愤怒又恐惧，他试图拖延时间，指望部落武装能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能有其他外部干预（尽管这希望渺茫）。
二十四小时的期限一到，回应未能让意大利人满意。“雷霆”号巡洋舰侧舷的炮口喷吐出火焰和浓烟，沉重的炮弹呼啸着砸向港口简陋的防御工事和苏丹宫殿附近的空地。爆炸声震耳欲聋，土木结构的建筑在火光中坍塌，浓烟滚滚升起。这并不是毁灭性的炮击，而是一种精准的威慑，意在摧毁抵抗意志，而非屠城。
炮击持续了不到半小时。当硝烟稍稍散去，意大利海军陆战队的两艘小艇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冲滩登陆。他们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苏丹有限的卫队早已在炮击中溃散。陆战队士兵迅速控制了港口和通往苏丹宫殿的道路。
在刺刀的“护卫”下，惊魂未定的奥比亚苏丹被“请”到了谈判桌前。意方代表是“雷霆”号的舰长和一位从罗马紧急派来的殖民事务部官员。桌上摆着的是一份早已拟好的《保护条约》草案。
条约的条款苛刻而彻底：奥比亚苏丹国承认意大利王国的“保护”；意大利获得在奥比亚全境驻军、征税、控制外交和对外贸易的权力；苏丹保留名义上的统治地位和部分内部自治权，但一切重大决策需经意大利驻节官批准；将沿海包括霍比亚、马尔卡在内的大片战略要地“租借”给意大利99年。
谈判过程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通知。苏丹在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除了颤抖着在文件末尾用阿拉伯文签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上印玺，别无选择。仪式在一种屈辱和压抑的气氛中草草结束。
几乎在同一时间，类似的剧本在米朱提因苏丹和其他几个较小的酋长国上演。意大利的军舰和陆战队，以惊人的效率，沿着索马里海岸线快速推进，利用当地势力之间的矛盾和绝对的武力优势，迫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签订了城下之盟。
1879年9月下旬，意大利殖民事务部正式对外宣布：为保护意大利在东非的合法商业利益和侨民安全，经与索马里沿海各苏丹国和部落“友好协商”，意大利王国已在非洲之角建立“意属索马里兰保护国”。地图上，一片沿着亚丁湾南岸和印度洋沿岸的狭长地带，被染上了意大利的绿白红三色。
正如亚历山德罗所预料，英法两国的反应相对平淡。伦敦和巴黎的外交部均发表了措辞谨慎的声明，表示“关注”事态发展，呼吁“尊重当地居民权益”，但并未提出实质性的抗议或干预。在他们看来，这片贫瘠的、主要以游牧和少量香料贸易为主的土地，战略价值远不如埃及、印度或者阿尔及利亚，让急于扩张的意大利人在此获得一个落脚点，既能满足其虚荣心，又无碍大局，甚至可能在未来牵制其他势力。
在索马里沿海，意大利的三色旗在新设立的哨所和行政机构前升起。科斯塔公司的商船开始更频繁地往来，伴随着海军巡逻舰艇的引擎声。对当地的部落民而言，统治者的名字从苏丹变成了遥远的“意大利国王”，税收官换成了穿着陌生制服、态度更强硬的人，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在炮舰外交的轰鸣声中，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方向。
亚历山德罗站在办公室的巨幅地图前，用一支蓝色的铅笔，在索马里沿海画上了一个新的、属于意大利的标记。帝国的边界，又向前延伸了一小步，这一步，建立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冲突和一纸不平等条约之上，冷酷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