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一十五章 好好利用-《大明:我!千古一帝,开局登基》

  石亨听了之后惊讶地“嗯”了一声,随即想到可能的原因,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吗?”

  “听说,大沽口那边要扩建造船厂,给船匠的待遇特别好。”

  陈安之把自己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石亨。

  石亨神色平静,叹了口气说:“我也正这么想,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反正范广那小子给我们留下了一帮会修福船的船匠,得好好利用。”

  停顿了一下,石亨露出笑容:“水兵怎么能不懂怎么保养战船呢?让船匠开课!咱们备倭城要专业起来,可不能输给范小子!”

  经验可以灵活运用。在京城的时候,石亨就知道工兵这种新兵种,现在叫私役或者徭役。

  但他知道,工兵比普通的徭役要专业得多,要求能拿刀打仗,也能拿锄头干活,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以前的水兵根本不需要懂得如何维护战船,那是船匠和水手的事,他们只负责跳船打仗。

  这事石亨不太擅长,但他有梁大业。

  “去把大业叫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比财力,咱是比不过皇上的。”

  石亨想了想,对陈安之说道。

  梁大业听完石亨的想法后,非常赞同。

  当兵不能当一辈子,能在军中学会一门手艺,退伍后也有饭吃,这是圣人的想法,也是神武卫的理念。

  不过,船匠这一行,梁大业和神武卫都不太懂。

  “军中也就几个船匠,带徒弟慢慢来就行。”

  梁大业认真分析着目前的情况。

  石亨舔了舔嘴唇,作为一位将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工匠。海军里的船匠至关重要,是战斗力的保障。

  为了将来能抢到更多海船,石亨也得确保战船的战斗力。

  “没错,不过这事得你我一起上奏。”

  石亨点头表示赞同梁大业的说法。

  “当然,卑职一切听从将军安排。”

  梁大业抱拳说道。

  陈安之站在一旁,没什么太多想法。他只是一个参将,无论是训练士兵还是谋划策略,都不如眼前这两个人厉害。

  方案确定后,石亨立刻写好书信,一边派人送到京城,一边去找范广留下的船匠,让他们带着徒弟一起干活。

  在军中收徒,船匠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石亨给的条件实在太优厚了。而且他们教的是如何保养战船,不是造船,活儿轻松多了。

  大明沿海的两个港口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这是个信号,预示着渤海即将开放海禁。最先察觉到这点的,自然是那些有利益牵连的权贵们。

  有眼光的人已经开始减少自己的私贩规模,因为他们知道,再过段时间,就不需要偷偷摸摸出海了。

  朝廷里对是否开海有不同的声音,但不多,因为局势已经定了。山东就算继续禁海,又能怎么样?

  孔家勾结海外的事情已经暴露,说明禁海政策对权贵来说根本就是摆设,与其堵不如疏,大家心里都清楚,再反对就不太合时宜了,还可能被扣上勾结外邦的帽子。

  既然蛋糕要分,很多守法的权贵自然乐于接受。

  一旦涉及利益的人多了,私贩势力也就不得不退让。

  大沽口静静停泊的福船,在船工们的操作下不断加固和改造。新式战船要能承受猛烈的火炮,所以围栏和甲板都要加强,可以说,这是全新的福船。

  通过这样的改造,积累打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但目前新式火炮还没装上船,船工们只能用旧船出海测试。

  西山厂,机器一开动,浓烟就冒了出来。

  靠着从王恭厂继承下来的技术,工厂开工后很快进入量产阶段。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大批大炮从厂里运出,由京营接收。为此,于谦上书建议,大量更换神机营的武器装备。

  神武卫是试验性质的亲卫部队,真正的主力还得靠神机营这种正规军。

  只是给神机营换装备,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大明对火器的管制比弓箭还要严格,所以像郭敬、王振这样的宠臣,也只能走私弓箭,火铳这类武器他们根本碰不到。

  但朱祁钰并没有答应于谦大规模更换神机营的火器。

  产量跟不上,如果大规模,光是训练用就是个大难题。

  而且这不只是钱的问题,熬硝营日夜不停地熬制硝石,面对大军的需求,根本撑不了多久。

  所以,于谦只能组建一个营,人数控制在两千到两千五百之间。

  这也算是正式部队开始装备火器的开端。

  京城已经完全从寒冬中苏醒过来,人来人往,街道上行人络绎不绝。

  城门外的商队排得老长。

  文华殿里,朱祁钰照例召开朝会。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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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

  宝源局的银币不断发行,基本满足了商业需求。

  京城的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银币也不能无休止地铸造,宝源局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加以限制。

  这次朝会讨论的重点,是目前还比较粗糙的商税制度。

  大明的商税,一般是通过各个关卡来收取,而在城里则由官府指定的牙商代为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官店。

  虽然这种模式有些粗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有的预见性还是得有。

  “商税不能只靠关卡和牙商,像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等等……”

  朱祁钰列举了一大堆现有的商税名目,种类繁多,一叠加就成了各种乱收费。

  总体来说,三十税一的税率在古代已经算是很低了,但项目一多,情况就不一样了。

  参加朝会的尚书们认真听着,随后陷入了思考。

  “豪门大户喜欢把银子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时间久了对国家没有好处。发展就要流通,收来的税必须用在民生和军备上,所以税必须收,商税也不例外。”

  朱祁钰环视众人,问道:“各位在京城也观察很久了,对此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循站了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京城的商户数不胜数,商税种类太多,应该统一归类,按不同的经营规模设定不同的税率,这样才合理。”

  “陈卿是户部尚书,这件事自然由你来负责,朕只看结果。”

  朱祁钰点头同意,并没有否定陈循的意见。毕竟这些都是新事物,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只要保持改革的决心,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就能比其他国家少犯些错,这就够了。

  陈循行礼后回到座位,现在已经有富商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必须有个界限,京城刚开放,就出现这种苗头,让陈循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事没在朝会上提,陈循想着私下问问皇上,要不要狠狠地压制一下这些豪商的气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出来的,但并不代表它真的能长出来。

  南方地区离天子很远,现象才真正出现,这正是豪商势力抬头的征兆。

  这种现象,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

  从“榜下捉婿”开始,富裕起来的平民想要进入上层社会,但因为身份低微,只能用钱来换权力。

  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旋转门”吗?

  重农抑商,原本是为了养民,是对商人的限制,但就算是以严格著称的大明,商籍也主要是针对盐商设立的。

  同样是商籍,待遇却不一样,比如朝廷对晋商优待,对徽商却冷眼看待。

  豪商懂得审时度势,找陈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正统年间盛行的那一套做法,终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朱祁钰安排了任务,尚书们便开始研究讨论,直到朝会结束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散朝之后,朱祁钰从侧门出来,回到王府时,发现陈循已经在等他了。

  进了正厅,陈循直接开口说:“最近很多有钱的商人通过关系来找我,想尽办法送礼,我都拒绝了。”

  这句话把陈循的顾虑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正统年间,这种事陈循收下也就收下了,不然光靠官员的俸禄,根本不够给王振送礼。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循担心这样的风气会像以前那样越来越严重。

  朱祁钰让仆人端来茶,然后看着陈循问:“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经商,是不是互相矛盾的?”

  陈循愣了一下,接着开始思考。

  从历史来看,抑制商人和允许商人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允许农民卖点东西赚点钱,却又对大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压,这是历代朝廷的常规做法。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受到朝廷的控制,一旦朝廷软弱,商人势力强大,那这个王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

  毕竟人一有钱,就会想要插手权力,有了权力又会更加积累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商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比那些世家还要危险。

  “不是这样的。”

  陈循说道,“陛下想要通商,臣明白,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由朝廷掌握,比如粮食、火器,甚至以后的食盐。不过臣觉得,那些豪商肯定也会去拜访别人,臣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

  “没关系。”

  朱祁钰抬起头,让陈循喝茶,然后说:“商税就是为此设立的,城墙要修、士兵要军饷、水利要维护,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国家安定也需要钱。商人是在咱们大明赚到钱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朝廷出力,朕也不介意杀鸡取卵,到时候再培养一批就是。”

  京城的商业氛围很浓厚,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起步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那些寄生者也不会来。

  被皇帝这么一点拨,陈循顿时明白了,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么简单。

  “税收才是国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