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济民，生于前朝大楚德礼五年，出生于武昌府。那时候的大楚，早已没了开国时的繁盛气象，帝王沉迷炼丹，朝堂被宦官和外戚把持，地方官绅巧取豪夺，民间早就民不聊生。
我家上数三代都是大夫，传到我爹王怀安这一代，在武昌府的名气早已传开。我家的医馆叫济世堂，隔着两条街就是长江码头。按理说，乱世之中，商铺最易遭兵匪劫掠，可我家医馆却从未出过事 —— 不是因为我们有靠山，而是靠祖辈传下的手艺和品德。
记得我七岁那年，武昌府来了一伙流寇，在街上抢了绸缎庄和米铺，眼看就要冲到医馆门口。
隔壁的张屠户吓得关紧了门，我却看见爹依旧坐在堂屋里给一位老婆婆诊脉，手指搭在她腕上，眉头都没皱一下。
流寇头目提着刀闯进来时，正好撞见爹在给一个受伤的流民包扎伤口，那流民腿上的血浸透了布条，爹正用嘴含着草药嚼烂了往伤口上敷。
头目粗着嗓子问：“你这大夫，不怕我们抢你？”
爹抬起头，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医者仁心匾额：“我这医馆，只有药和诊金，要抢便抢。只是这些流民刚躲过洪水，若是没了药，明天就得丢了性命。”
那头目盯着爹看了半晌，突然把刀插回鞘里，对身后的弟兄说：“这医馆的人是好人，咱们不碰。” 后来我才知道，那头目去年在码头得了急病，是爹免费给他治好了，还送了他两贴药。
乱世里，我家医馆的生意格外火爆。每天天不亮，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大多是面黄肌瘦的穷苦人。我跟着爹学医时，最常见的病症就是贫血和胃病 —— 老婆婆们坐在诊凳上，伸出的手枯瘦得像树皮，指甲盖泛着青白色；汉子们捂着肚子皱着眉，说吃了粗粮也不消化，夜里疼得直打滚。
我知道这些病的病根在哪里。有次我给一个叫狗蛋的孩子诊脉，他才八岁，却瘦得像五六岁的模样，眼睛却亮得吓人。我问他娘，孩子是不是很少吃米粮，他娘红着眼眶点头：“家里的田被地主收了，只能挖些野菜充饥，偶尔能喝上稀粥，就算是过年了。”
我心里发酸，偷偷从后院的粮缸里舀了半碗米，想给他们送去，却被爹撞见了。爹没骂我，只是把米倒回缸里，蹲下来看着我说：“济民，你以为送这半碗米能救他们吗？今天送了，明天他们还是会来，你有多少米能送？”
我不服气：“可看着他们饿肚子，我难受。”
爹叹了口气，指着医馆外排队的人：“这些人缺的不是一碗米，是能种米的田，是能安稳吃饭的日子。你现在送米，就像给快渴死的人滴一滴水，解不了根本。”
那时候我才十岁，满脑子都是医者救死扶伤的道理，根本听不懂爹的话。我看着他转身去给病人抓药，背影在昏暗的药柜前显得格外沉重，心里却满是不解。爹说，时间会告诉我答案，可那时候的我，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随着我长大，天下越来越乱。大楚崇德十年，武昌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长江水位降到了见底，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米价一天一个样，从最初的一文钱一斤，涨到了后来的三文钱一斤，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我家医馆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走着来医馆，诊完脉却连两文钱的药费都拿不出。
爹总是摆摆手说：“药先拿回去吃，等有了钱再给。” 可我知道，那些人大概率是永远也拿不出钱的。
有意思的是，那段时间来医馆的富人也多了起来。这些人的病和穷人正好相反 —— 不是贫血，而是积食；不是胃病，而是痛风。有次武昌府的盐商刘老爷来诊病，他挺着圆滚滚的肚子，一进门就喊着烧心，说前一天晚上吃了四只炖鸡、一碟红烧肉，还喝了半斤黄酒。
我给刘老爷诊完脉，说：“老爷这是吃多了，得清淡饮食，我开两贴消食的药，您按时吃。”
刘老爷掏出一锭银子，足有五两重，放在桌上叮当作响：“小王大夫，这点银子你拿着，药你随便开，只要能让我舒服就行。”
我看着那锭银子，突然想起了门口排队的穷人，于是对刘老爷说：“老爷，这银子我不能要。您要是真想治病，不如把这银子换成米，在府门口设个粥棚，施粥三天。您积了德，病自然就好了。”
刘老爷愣了一下，随即拍着手大笑：“小王大夫说得对！我这就让人去办，也算是为百姓做件好事。”
可第二天我路过府门口时，根本没看到粥棚。后来才从伙计嘴里听说，刘老爷回去后就把这事忘了，当晚还请了戏班子，在家唱了一整晚的戏，桌上依旧摆满了山珍海味。
我把这事告诉爹时，气得手都在抖：“这些富人怎么能这样？说好了施粥，转头就忘了！”
爹正在碾药，药碾子转得咯吱响：“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施粥？不过是为了让你安心给他们治病，说些场面话罢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忍不住问，“是天下的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吗？”
爹停下手里的活，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沉默了半晌才说：“不是粮食不够吃，是粮食都在少数人手里。你想想，武昌府有多少田地？大部分都在官绅和地主手里，他们占着几百亩、几千亩的田，却不用交多少税。朝廷收不到他们的钱，就只能把税加在百姓身上。百姓种着自已的田，却要交一半的税，到最后连自已都养不活。”
“那为什么没人管？”
“管？怎么管？” 爹苦笑一声，“朝堂上的官员，哪个不是官绅出身？他们怎么会断自已的财路？这是百年的积弊，人人都知道，却没人能解决。”
我还想再问，爹却摆了摆手：“别问了，你现在还不懂。好好学医，将来能多救几个人，就够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了狗蛋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想起了刘老爷圆滚滚的肚子，想起了爹说的百年积弊。
从那以后，我依旧每天跟着爹行医，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给穷人送粮食。那些士绅来医馆看病，给的诊金我一一收下，然后换成药材，免费给穷人治病。爹说：“能给穷人施药，但是不能施粥。”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直到崇德十六年的那天。
那年冬天，起义军打进了武昌府。领头的叫刘闯王，据说他们专门杀官绅和地主，把田地分给百姓。起义军进城的那天，我躲在医馆的后院，听见街上一片哭喊和厮杀声。
后来才知道，起义军进城后，第一个被灭门的是城南的张大户 ，张大户以前也做过施粥的事，还因此得了个善绅的名声，可起义军说他是假仁假义，不仅抢了他的家产，还杀了他全家。
我站在医馆门口，看着张大户家的房子被烧得浓烟滚滚，突然想起了爹说的话。原来爹早就知道，乱世之中，施粥不仅救不了人，还会给自已招来杀身之祸 —— 那些官绅会觉得你笼络民心，起义军会觉得你伪装善良，到头来只会引火烧身。
那天我在医馆门口站了很久，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可我却觉得心里透亮 —— 我终于懂了爹的睿智。
起义军进城后，朝廷的官员跑得跑、死的死，只剩下一些小官在维持秩序。没过多久，朝廷派兵收复武昌府，传下命令，要求武昌府所有的大夫都去充当军医，给受伤的士兵治病。我不愿意去 —— 我是给百姓治病的，不是给士兵治病的。
几天后，差役上门了，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进门就喊：“王济民在哪？朝廷有令，你要是不去当军医，就把你抓起来！”
我刚想说话，医馆门口突然涌来了一群人 —— 有我治好的流民，有我给看过病的小商贩，还有几个以前来医馆看过病的士绅。
一个叫陈老栓的流民挡在我面前，对着差役说：“王大夫是好人，不能抓他！我们还等着他治病呢！”
一个姓赵的秀才也说：“王大夫医术高明，要是去当了军医，武昌府的百姓怎么办？你们不能这么做！”
差役看着围上来的人，人数越来越多，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你们等着，我回去禀报大人！”
差役再也没来过 ，因为没过多久，武昌府的知州得了急病，上吐下泻，找了好几个大夫都没治好。有人推荐了我，知州派人来请我去府衙治病。
我给知州诊完脉，知道他是得了痢疾，于是开了几贴药，又告诉他要清淡饮食。三天后，知州的病就好了。他很感激我，不仅免了我当军医的差使，还亲自写了一块神医的匾额，送到了我家医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打我的主意。那些生病的人，无论是百姓还是剩下的小官，治好后都会送些粮食来，有的送一袋米，有的送一筐红薯，还有的送几个鸡蛋。我家在这个乱世里，不仅没缺过粮食，反而存了不少。
就这样，我在武昌府度过了最混乱的几年。后来，起义军推翻了大楚，创建了新朝。新朝的皇帝很有远见，一上台就下令清查土地，把以前官绅和地主的田地分给百姓，每个百姓都能分到三十多亩田，根本种不完。
那时候的武昌府，到处都是欢笑声。百姓们忙着开垦田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再也不用为了粮食发愁。我家医馆的病人也越来越少，就算有人来，也不再是因为贫血和胃病，有的是得了风寒，有的是不小心摔断了腿，都是些小毛病。
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每次看到百姓们扛着粮食从医馆门口经过，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我就想起了爹说的话，原来真正能救百姓的，不是一碗米，不是一贴药，而是天下人共耕其田，共食其粮，才能根除穷病，但这何其不现实！最多维持几年，新的地主士绅就会出来，重新百年积弊。
新朝建立后的第二十二年，武昌府洪水后爆发了瘟疫。李通判亲自来医馆请我，邀请我登上高台，给百姓们诊治瘟疫。
我记得那天，武昌府的百姓都围在高台人，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爹行医的日子。我按照方子，给百姓们诊脉、开方，还教他们用艾草熏屋子，用开水煮衣服，预防瘟疫。
百姓们都很信任我，克服了对瘟疫的恐惧，不在隐瞒家属染疫，纷纷把病人送来。解决了病端，而后就是卫生环境问题。
在李通判的带领下，武昌府回复了秩序，首先是打扫全城，疏通排水系统，在给全城消毒，清理码头。没过多久，瘟疫就被控制住了。就凭这一点在我心里李通判就是一个好官。
而要走的那夜，我梦见父亲在后院碾药，碾槽里不是半夏而是的谷粒。他抓一把谷粒撒向天空，落下来变成漫野稻花。梦醒时月光满室，我笑着闭上眼，最后听见的是远处粮仓传来的丰年蛙鸣。
而武昌府记载：神医王济民，卒于新朝天宝二十七年春，无疾而终。是岁，武昌粮仓满溢，小儿不知饥为何物。
我家上数三代都是大夫，传到我爹王怀安这一代，在武昌府的名气早已传开。我家的医馆叫济世堂，隔着两条街就是长江码头。按理说，乱世之中，商铺最易遭兵匪劫掠，可我家医馆却从未出过事 —— 不是因为我们有靠山，而是靠祖辈传下的手艺和品德。
记得我七岁那年，武昌府来了一伙流寇，在街上抢了绸缎庄和米铺，眼看就要冲到医馆门口。
隔壁的张屠户吓得关紧了门，我却看见爹依旧坐在堂屋里给一位老婆婆诊脉，手指搭在她腕上，眉头都没皱一下。
流寇头目提着刀闯进来时，正好撞见爹在给一个受伤的流民包扎伤口，那流民腿上的血浸透了布条，爹正用嘴含着草药嚼烂了往伤口上敷。
头目粗着嗓子问：“你这大夫，不怕我们抢你？”
爹抬起头，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医者仁心匾额：“我这医馆，只有药和诊金，要抢便抢。只是这些流民刚躲过洪水，若是没了药，明天就得丢了性命。”
那头目盯着爹看了半晌，突然把刀插回鞘里，对身后的弟兄说：“这医馆的人是好人，咱们不碰。” 后来我才知道，那头目去年在码头得了急病，是爹免费给他治好了，还送了他两贴药。
乱世里，我家医馆的生意格外火爆。每天天不亮，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大多是面黄肌瘦的穷苦人。我跟着爹学医时，最常见的病症就是贫血和胃病 —— 老婆婆们坐在诊凳上，伸出的手枯瘦得像树皮，指甲盖泛着青白色；汉子们捂着肚子皱着眉，说吃了粗粮也不消化，夜里疼得直打滚。
我知道这些病的病根在哪里。有次我给一个叫狗蛋的孩子诊脉，他才八岁，却瘦得像五六岁的模样，眼睛却亮得吓人。我问他娘，孩子是不是很少吃米粮，他娘红着眼眶点头：“家里的田被地主收了，只能挖些野菜充饥，偶尔能喝上稀粥，就算是过年了。”
我心里发酸，偷偷从后院的粮缸里舀了半碗米，想给他们送去，却被爹撞见了。爹没骂我，只是把米倒回缸里，蹲下来看着我说：“济民，你以为送这半碗米能救他们吗？今天送了，明天他们还是会来，你有多少米能送？”
我不服气：“可看着他们饿肚子，我难受。”
爹叹了口气，指着医馆外排队的人：“这些人缺的不是一碗米，是能种米的田，是能安稳吃饭的日子。你现在送米，就像给快渴死的人滴一滴水，解不了根本。”
那时候我才十岁，满脑子都是医者救死扶伤的道理，根本听不懂爹的话。我看着他转身去给病人抓药，背影在昏暗的药柜前显得格外沉重，心里却满是不解。爹说，时间会告诉我答案，可那时候的我，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随着我长大，天下越来越乱。大楚崇德十年，武昌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长江水位降到了见底，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米价一天一个样，从最初的一文钱一斤，涨到了后来的三文钱一斤，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我家医馆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走着来医馆，诊完脉却连两文钱的药费都拿不出。
爹总是摆摆手说：“药先拿回去吃，等有了钱再给。” 可我知道，那些人大概率是永远也拿不出钱的。
有意思的是，那段时间来医馆的富人也多了起来。这些人的病和穷人正好相反 —— 不是贫血，而是积食；不是胃病，而是痛风。有次武昌府的盐商刘老爷来诊病，他挺着圆滚滚的肚子，一进门就喊着烧心，说前一天晚上吃了四只炖鸡、一碟红烧肉，还喝了半斤黄酒。
我给刘老爷诊完脉，说：“老爷这是吃多了，得清淡饮食，我开两贴消食的药，您按时吃。”
刘老爷掏出一锭银子，足有五两重，放在桌上叮当作响：“小王大夫，这点银子你拿着，药你随便开，只要能让我舒服就行。”
我看着那锭银子，突然想起了门口排队的穷人，于是对刘老爷说：“老爷，这银子我不能要。您要是真想治病，不如把这银子换成米，在府门口设个粥棚，施粥三天。您积了德，病自然就好了。”
刘老爷愣了一下，随即拍着手大笑：“小王大夫说得对！我这就让人去办，也算是为百姓做件好事。”
可第二天我路过府门口时，根本没看到粥棚。后来才从伙计嘴里听说，刘老爷回去后就把这事忘了，当晚还请了戏班子，在家唱了一整晚的戏，桌上依旧摆满了山珍海味。
我把这事告诉爹时，气得手都在抖：“这些富人怎么能这样？说好了施粥，转头就忘了！”
爹正在碾药，药碾子转得咯吱响：“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施粥？不过是为了让你安心给他们治病，说些场面话罢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忍不住问，“是天下的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吗？”
爹停下手里的活，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沉默了半晌才说：“不是粮食不够吃，是粮食都在少数人手里。你想想，武昌府有多少田地？大部分都在官绅和地主手里，他们占着几百亩、几千亩的田，却不用交多少税。朝廷收不到他们的钱，就只能把税加在百姓身上。百姓种着自已的田，却要交一半的税，到最后连自已都养不活。”
“那为什么没人管？”
“管？怎么管？” 爹苦笑一声，“朝堂上的官员，哪个不是官绅出身？他们怎么会断自已的财路？这是百年的积弊，人人都知道，却没人能解决。”
我还想再问，爹却摆了摆手：“别问了，你现在还不懂。好好学医，将来能多救几个人，就够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了狗蛋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想起了刘老爷圆滚滚的肚子，想起了爹说的百年积弊。
从那以后，我依旧每天跟着爹行医，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给穷人送粮食。那些士绅来医馆看病，给的诊金我一一收下，然后换成药材，免费给穷人治病。爹说：“能给穷人施药，但是不能施粥。”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直到崇德十六年的那天。
那年冬天，起义军打进了武昌府。领头的叫刘闯王，据说他们专门杀官绅和地主，把田地分给百姓。起义军进城的那天，我躲在医馆的后院，听见街上一片哭喊和厮杀声。
后来才知道，起义军进城后，第一个被灭门的是城南的张大户 ，张大户以前也做过施粥的事，还因此得了个善绅的名声，可起义军说他是假仁假义，不仅抢了他的家产，还杀了他全家。
我站在医馆门口，看着张大户家的房子被烧得浓烟滚滚，突然想起了爹说的话。原来爹早就知道，乱世之中，施粥不仅救不了人，还会给自已招来杀身之祸 —— 那些官绅会觉得你笼络民心，起义军会觉得你伪装善良，到头来只会引火烧身。
那天我在医馆门口站了很久，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可我却觉得心里透亮 —— 我终于懂了爹的睿智。
起义军进城后，朝廷的官员跑得跑、死的死，只剩下一些小官在维持秩序。没过多久，朝廷派兵收复武昌府，传下命令，要求武昌府所有的大夫都去充当军医，给受伤的士兵治病。我不愿意去 —— 我是给百姓治病的，不是给士兵治病的。
几天后，差役上门了，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进门就喊：“王济民在哪？朝廷有令，你要是不去当军医，就把你抓起来！”
我刚想说话，医馆门口突然涌来了一群人 —— 有我治好的流民，有我给看过病的小商贩，还有几个以前来医馆看过病的士绅。
一个叫陈老栓的流民挡在我面前，对着差役说：“王大夫是好人，不能抓他！我们还等着他治病呢！”
一个姓赵的秀才也说：“王大夫医术高明，要是去当了军医，武昌府的百姓怎么办？你们不能这么做！”
差役看着围上来的人，人数越来越多，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你们等着，我回去禀报大人！”
差役再也没来过 ，因为没过多久，武昌府的知州得了急病，上吐下泻，找了好几个大夫都没治好。有人推荐了我，知州派人来请我去府衙治病。
我给知州诊完脉，知道他是得了痢疾，于是开了几贴药，又告诉他要清淡饮食。三天后，知州的病就好了。他很感激我，不仅免了我当军医的差使，还亲自写了一块神医的匾额，送到了我家医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打我的主意。那些生病的人，无论是百姓还是剩下的小官，治好后都会送些粮食来，有的送一袋米，有的送一筐红薯，还有的送几个鸡蛋。我家在这个乱世里，不仅没缺过粮食，反而存了不少。
就这样，我在武昌府度过了最混乱的几年。后来，起义军推翻了大楚，创建了新朝。新朝的皇帝很有远见，一上台就下令清查土地，把以前官绅和地主的田地分给百姓，每个百姓都能分到三十多亩田，根本种不完。
那时候的武昌府，到处都是欢笑声。百姓们忙着开垦田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再也不用为了粮食发愁。我家医馆的病人也越来越少，就算有人来，也不再是因为贫血和胃病，有的是得了风寒，有的是不小心摔断了腿，都是些小毛病。
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每次看到百姓们扛着粮食从医馆门口经过，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我就想起了爹说的话，原来真正能救百姓的，不是一碗米，不是一贴药，而是天下人共耕其田，共食其粮，才能根除穷病，但这何其不现实！最多维持几年，新的地主士绅就会出来，重新百年积弊。
新朝建立后的第二十二年，武昌府洪水后爆发了瘟疫。李通判亲自来医馆请我，邀请我登上高台，给百姓们诊治瘟疫。
我记得那天，武昌府的百姓都围在高台人，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爹行医的日子。我按照方子，给百姓们诊脉、开方，还教他们用艾草熏屋子，用开水煮衣服，预防瘟疫。
百姓们都很信任我，克服了对瘟疫的恐惧，不在隐瞒家属染疫，纷纷把病人送来。解决了病端，而后就是卫生环境问题。
在李通判的带领下，武昌府回复了秩序，首先是打扫全城，疏通排水系统，在给全城消毒，清理码头。没过多久，瘟疫就被控制住了。就凭这一点在我心里李通判就是一个好官。
而要走的那夜，我梦见父亲在后院碾药，碾槽里不是半夏而是的谷粒。他抓一把谷粒撒向天空，落下来变成漫野稻花。梦醒时月光满室，我笑着闭上眼，最后听见的是远处粮仓传来的丰年蛙鸣。
而武昌府记载：神医王济民，卒于新朝天宝二十七年春，无疾而终。是岁，武昌粮仓满溢，小儿不知饥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