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昭熙走上会议大厅中央的演讲台，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欢迎着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眼中充满了尊敬。
她没有和在大明联邦会议上那样，拿着秘书给她写的稿子，用着平稳的语气汇报虞国的状况，开场致辞之后，便直接抛出问题：“同志们，我们都在搞社会主义，但你们敢说，你们的政策完全是为了无产阶级，而不是为了‘你们的国家’吗？”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在现在，在会议大厅内，大家还是有着社会主义理想的，顿时陷入了沉默，他们没有朱昭熙的手腕，没有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妥协。
扛不住朱昭熙给大家带来的压力，朱征钊率先站起来狡辩：“我承认，我的革命态度并不坚决，但是这也是无奈的办法，韩国保留皇室持股，那是担心韩国贵族叛乱，韩国旧势力依旧强大。但城市和农村的利润分配，我们严格按劳动贡献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确实如此，不管是虞国，还是在此的各国，都还在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朱昭熙回应，“社会主义要消灭的是阶级，而不是某个阶级中的特定群体。你们保留皇室持股，本质是承认‘血统可以换取特权’，这与阶级平等的原则相悖。
但是我们所有国家都在大明联邦的规则之下，所有国家都必须是朱家子弟为国家元首，这很容易培养出特权阶级，很容易培养出贵族阶层，这也是无奈的事情。”
南武洲的楚吴国代表接着发言：“我们拒绝共享铁矿数据，是因为那些矿区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明国当年封锁我们的港口，是虞国帮了忙，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把家底都交出来。”
“这就是弱肉强食的思维。”朱昭熙的语气加重了几分，“你们把矿产当成‘国家的家底’，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资源’。今天可以因为‘用鲜血换来’拒绝共享，明天就可以因为‘国家需要’把铁矿卖给宁国，只要价格合适。
如果站在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上来说，你的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站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站在一个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这可就是绝对的路线错误。
或许我作为虞国的皇帝，指责你，你有点不服气，但是你仔细想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国内联合起来吗，是无产阶级在国内折腾，完全不考虑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针对吗？”
争论持续了整整两天。有人愤怒拍桌，有人低头沉默，有人拿出账本证明本国的公平分配，有人承认确实在技术合作中留了后手。
朱昭熙没有评判谁对谁错，只是不断追问：“如果虞国明天遭遇危机，你们愿意把最好的设备、最关键的资源优先支援我们吗？就像我们现在支援你们一样。”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应该是公正的，是无私的，是热情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各国之间都很难在短期内放下国与国之间的芥蒂，很难放弃各自的私心，建立社会主义，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有高潮有低谷，有成功有失败，但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中，才能推动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到来。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陷入沉思。朱征钊算过账，韩国的纺织机产量占联邦一成，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需要支援虞国，本国的出口份额会下降，乃至于国内的机器需求都有可能满足不了。
朱俊桑也在心里盘算过，代国现在的粮食储备仅够维持六个月，优先支援虞国意味着要冒饥荒风险。
南武洲六国更明白，他们的铁矿是制衡明国的筹码，岂能轻易交出？更不用说越系十国，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对抗越国的控制，让越系十国联盟成为大明联邦新的强国之一。
“看到了吗？”朱昭熙在会议最后一天总结道，“我们的矛盾，不在于制度细节，而在于‘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只要我们还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谈社会主义，就永远跳不出弱肉强食的循环。
这是几千年来，通过部族社会到国家演化，深深的刻印在大家心里的概念，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而国家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人，在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下，无论是人还是国家，都很难控制这种欲望。”
她拿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无产阶级国际协作公约》。里面没有“国家”“主权”“利益”等词汇，只有“阶级”“联合”“共享”：技术专利归全体无产者所有，资源按需求分配，军队接受跨国家的阶级指挥，官员由国际共产党考核任免。
“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协作。”朱昭熙将草案推到众人面前，“愿意签的，我们全面开放技术，共享所有资源，不分你我。不愿意签的，我们仍保持合作，但仅限于‘国家间’的互利往来，就像宁国和扬国那样，明码标价，各取所需。”
会场里再次安静下来，但这次的沉默中多了些别的东西。朱征钊的手指在“纺织技术共享”条款上徘徊，朱俊桑盯着“粮食统一调配”的字样出神，南武洲六国的代表凑在一起低声讨论，计算着放弃“国家主权”的成本与收益。
朱昭熙没有催促。她知道，这场讨论不会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但至少，问题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再也无法用“同志”的名义掩盖。
窗外的阳光透过文化宫的玻璃窗，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上投下光斑。朱昭熙望着那些光斑，忽然想起另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或许，真正的无产国际，就从这场不雅致、不从容的争论开始，朱昭熙多么想要通过发动战争，直接让整个世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那么简单，就像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度，而直到明朝，藩王依旧存在一样，矛盾始终需要一步步解决，而不是一蹴而就。
喜欢穿越大明：本公主配享太庙
她没有和在大明联邦会议上那样，拿着秘书给她写的稿子，用着平稳的语气汇报虞国的状况，开场致辞之后，便直接抛出问题：“同志们，我们都在搞社会主义，但你们敢说，你们的政策完全是为了无产阶级，而不是为了‘你们的国家’吗？”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在现在，在会议大厅内，大家还是有着社会主义理想的，顿时陷入了沉默，他们没有朱昭熙的手腕，没有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妥协。
扛不住朱昭熙给大家带来的压力，朱征钊率先站起来狡辩：“我承认，我的革命态度并不坚决，但是这也是无奈的办法，韩国保留皇室持股，那是担心韩国贵族叛乱，韩国旧势力依旧强大。但城市和农村的利润分配，我们严格按劳动贡献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确实如此，不管是虞国，还是在此的各国，都还在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朱昭熙回应，“社会主义要消灭的是阶级，而不是某个阶级中的特定群体。你们保留皇室持股，本质是承认‘血统可以换取特权’，这与阶级平等的原则相悖。
但是我们所有国家都在大明联邦的规则之下，所有国家都必须是朱家子弟为国家元首，这很容易培养出特权阶级，很容易培养出贵族阶层，这也是无奈的事情。”
南武洲的楚吴国代表接着发言：“我们拒绝共享铁矿数据，是因为那些矿区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明国当年封锁我们的港口，是虞国帮了忙，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把家底都交出来。”
“这就是弱肉强食的思维。”朱昭熙的语气加重了几分，“你们把矿产当成‘国家的家底’，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资源’。今天可以因为‘用鲜血换来’拒绝共享，明天就可以因为‘国家需要’把铁矿卖给宁国，只要价格合适。
如果站在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上来说，你的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站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站在一个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这可就是绝对的路线错误。
或许我作为虞国的皇帝，指责你，你有点不服气，但是你仔细想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国内联合起来吗，是无产阶级在国内折腾，完全不考虑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针对吗？”
争论持续了整整两天。有人愤怒拍桌，有人低头沉默，有人拿出账本证明本国的公平分配，有人承认确实在技术合作中留了后手。
朱昭熙没有评判谁对谁错，只是不断追问：“如果虞国明天遭遇危机，你们愿意把最好的设备、最关键的资源优先支援我们吗？就像我们现在支援你们一样。”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应该是公正的，是无私的，是热情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各国之间都很难在短期内放下国与国之间的芥蒂，很难放弃各自的私心，建立社会主义，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有高潮有低谷，有成功有失败，但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中，才能推动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到来。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陷入沉思。朱征钊算过账，韩国的纺织机产量占联邦一成，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需要支援虞国，本国的出口份额会下降，乃至于国内的机器需求都有可能满足不了。
朱俊桑也在心里盘算过，代国现在的粮食储备仅够维持六个月，优先支援虞国意味着要冒饥荒风险。
南武洲六国更明白，他们的铁矿是制衡明国的筹码，岂能轻易交出？更不用说越系十国，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对抗越国的控制，让越系十国联盟成为大明联邦新的强国之一。
“看到了吗？”朱昭熙在会议最后一天总结道，“我们的矛盾，不在于制度细节，而在于‘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只要我们还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谈社会主义，就永远跳不出弱肉强食的循环。
这是几千年来，通过部族社会到国家演化，深深的刻印在大家心里的概念，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而国家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人，在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下，无论是人还是国家，都很难控制这种欲望。”
她拿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无产阶级国际协作公约》。里面没有“国家”“主权”“利益”等词汇，只有“阶级”“联合”“共享”：技术专利归全体无产者所有，资源按需求分配，军队接受跨国家的阶级指挥，官员由国际共产党考核任免。
“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协作。”朱昭熙将草案推到众人面前，“愿意签的，我们全面开放技术，共享所有资源，不分你我。不愿意签的，我们仍保持合作，但仅限于‘国家间’的互利往来，就像宁国和扬国那样，明码标价，各取所需。”
会场里再次安静下来，但这次的沉默中多了些别的东西。朱征钊的手指在“纺织技术共享”条款上徘徊，朱俊桑盯着“粮食统一调配”的字样出神，南武洲六国的代表凑在一起低声讨论，计算着放弃“国家主权”的成本与收益。
朱昭熙没有催促。她知道，这场讨论不会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但至少，问题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再也无法用“同志”的名义掩盖。
窗外的阳光透过文化宫的玻璃窗，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上投下光斑。朱昭熙望着那些光斑，忽然想起另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或许，真正的无产国际，就从这场不雅致、不从容的争论开始，朱昭熙多么想要通过发动战争，直接让整个世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那么简单，就像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度，而直到明朝，藩王依旧存在一样，矛盾始终需要一步步解决，而不是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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