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8章 孝献皇帝癸-《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戊戌年)

  春天,正月,吉邈等人带着一千多手下,在夜里攻打王必,火烧他的营门,还射中了王必的肩膀,王必的帐下督扶着他逃到南城。天亮的时候,吉邈等人的队伍溃散,王必和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一起出兵讨伐,斩杀了吉邈等人。

  三月,东方出现了彗星。

  曹洪准备攻打吴兰,张飞驻军在固山,放话要截断曹军后路,这让曹洪这边众人的讨论产生了疑虑。骑都尉曹休说:“敌人要是真打算断咱们后路,就该悄悄设伏行军。现在却先大张声势,很明显他们做不到。咱们应该趁他们还没集结好,赶紧攻打吴兰。吴兰一破,张飞自然就会退兵。”曹洪听从了曹休的建议,进军攻打,打败了吴兰,并将其斩杀。三月,张飞和马超退兵。曹休是魏王曹操同族兄弟的儿子。

  夏天,四月,代郡、上谷的乌桓族首领无臣氐等人造反。在这之前,魏王曹操把代郡太守裴潜召回,任命为丞相理曹掾。曹操称赞裴潜治理代郡的功绩,裴潜却说:“我对百姓虽然宽厚,但对那些胡人比较严厉。现在接替我的人肯定觉得我治理太严,从而对胡人采取宽惠的政策。那些胡人向来骄横放纵,过于宽厚他们就会松懈;松懈之后,又要用法律去约束他们,这就会引发他们的怨恨和反叛。从形势上看,代郡肯定会再次叛乱。”曹操听后,很后悔这么快就把裴潜调回来了。果然,几十天后,三个单于反叛的消息就传来了。曹操让他的儿子鄢陵侯曹彰暂任骁骑将军,去讨伐叛军。曹彰年少时就擅长射箭驾车,体力过人。曹操告诫曹彰说:“在家我们是父子,接受任务后就是君臣,一举一动都要按王法行事,你一定要记住!”

  刘备驻军在阳平关,夏侯渊、张合、徐晃等人在这里和他对峙。刘备派将领陈式等人去截断马鸣阁道,被徐晃打败。张合驻军在广石,刘备攻打他但没能攻克,就赶紧写信回益州调兵。诸葛亮就这件事询问犍为从事杨洪,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关乎益州的存亡。要是没了汉中,也就没了蜀地,这是家门口的大祸啊,发兵救援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当时法正跟随刘备北征,诸葛亮于是上表让杨洪兼任蜀郡太守;杨洪把各项事务都处理得很好,之后就正式任命他为蜀郡太守。当初,犍为太守李严征召杨洪为功曹,李严还没离开犍为,杨洪就已经当上蜀郡太守了;杨洪又举荐门下书佐何祗,说他有才能谋略,杨洪还在蜀郡任职时,何祗就已经当上广汉太守了。因此,蜀地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

  秋天,七月,魏王曹操亲自率军攻打刘备;九月,曹操到达长安。

  曹彰攻打代郡的乌桓,亲自上阵拼杀,铠甲上中了好几箭,但他斗志更加昂扬。他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桑干河以北,把乌桓打得大败,斩杀和俘虏的敌人数以千计。当时鲜卑族首领轲比能带着几万骑兵在一旁观望双方强弱,看到曹彰奋力作战,所到之处敌人都被击破,就请求归降,北方就此全部平定。

  南阳的官吏和百姓被徭役折磨得苦不堪言。冬天,十月,宛城的守将侯音造反。南阳太守东里衮和功曹应余突围逃了出来;侯音派骑兵追击,箭如雨下,应余用身体护住东里衮,身上受了七处伤后死去,侯音的骑兵抓住东里衮带回城中。当时征南将军曹仁驻军在樊城,镇守荆州,魏王曹操命令曹仁回去讨伐侯音。功曹宗子卿劝说侯音:“您顺应民心,发动大事,远近的人无不响应。但抓住太守,有悖道义又没好处,为什么不把他放了呢?”侯音听从了他的建议。宗子卿趁夜越城而出,与太守召集剩余百姓包围侯音,恰好曹仁的军队赶到,一起发起攻击。

  评论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是三国纷争中波澜迭起的一年,这一年里,各方势力的交锋不仅展现了军事谋略的碰撞,更暗藏着治理智慧的较量。从朝堂到战场,从内政到边患,每一个事件都折射出乱世中生存与发展的残酷逻辑。

  年初的吉邈叛乱虽规模不大,却揭示了曹魏内部暗流涌动的政治危机。王必遇袭事件表明,即便在曹操势力看似稳固的区域,仍有反对力量伺机而动,这场短暂的叛乱虽被迅速平定,但也为曹魏的统治敲响了警钟 —— 权力的巩固需要持续的警惕与治理。

  三月的军事交锋中,曹休的决断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面对张飞 “声言断后” 的疑兵之计,曹休透过表象直击本质,指出敌军 “先张声势” 的破绽,主张速攻吴兰。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优秀将领对战场态势的敏锐洞察力,更印证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的军事哲理。曹洪采纳其建议后迅速击破吴兰,迫使张飞、马超撤退,充分说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果断的判断力往往比兵力优势更具决定性作用。

  代郡乌桓的叛乱则深刻反映了边疆治理的复杂性。裴潜离任前的预警精准预见了政策摇摆可能引发的危机,他提出的 “宽于百姓而峻于诸胡” 的治理理念,揭示了边疆民族治理中刚柔平衡的重要性。曹操因急于调回裴潜而导致叛乱再起,这一教训警示后世:边疆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远比短期的人事调整更为重要。曹彰平定叛乱的过程中,身先士卒、带伤奋战的勇猛表现,既展现了曹魏宗室子弟的军事素养,也体现了曹操 “动以王法从事” 的治军理念在实战中的落实。

  刘备与夏侯渊的阳平关对峙,成为检验蜀汉内政效率的试金石。杨洪 “若无汉中,则无蜀矣” 的论断,精准点出汉中对于益州的战略价值,这种清醒的战略认知为蜀汉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诸葛亮在紧急情况下的人事调配尤为值得称道,他破格提拔杨洪、何祗等人才,展现了 “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用人智慧。西土百姓对诸葛亮 “能尽时人之器用” 的信服,不仅源于其识人善任的能力,更体现了蜀汉政权在危机时刻高效的行政运转体系。

  曹操亲赴长安督战与曹仁征讨侯音叛乱,则从侧面反映了曹魏多线作战的战略压力。侯音叛乱因徭役繁重而起,说明长期的战争消耗已对曹魏统治区的民生造成影响,这也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伏笔。曹仁平叛过程中,功曹应余以身护主的忠义之举与宗子卿的临机应变,共同构成了乱世中人性的多面图景。

  纵观建安二十三年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军事交锋中的谋略比拼,还是内政治理中的经验教训,都凸显了三国时期人才、战略与治理能力对政权兴衰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历史片段不仅记录了具体的战争与政策,更蕴含着关于决策艺术、人才任用与边疆治理的深刻智慧,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